结构性改革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我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
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 293个，2018年为33 009个，增长了2.55倍。在这40年GDP增长约240倍。
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 000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截至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 230万人，按照欧美发达国家卫生人员占人口总数5%左右的比例来看，我们国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我国M2与GDP倍率偏高，体现出我国的资金周转率低、资金利用效率低。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过去M2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较多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近些年M2增长较快还与金融深化有关”。
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10%~20%正好是优胜劣汰的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我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铁公鸡”现象，就是上市公司很少分红，有的公司甚至10多年、20年没分过红。只圈钱融资、不分红回报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
美国退市公司大致有三类：一是企业老化，营销收入无法满足投资者胃口，股价低于2美元而自动依规退市；二是重新私有化；三是财务造假、产品造假，以及企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触犯刑法的，由监管者勒令退市。三者比例大致为6∶3∶1。
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另一个是退市制度。
知识产权的70%给了发明人，但是发明人不一定能够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拜杜法案》。《拜杜法案》规定，凡是知识产权发明，1/3收益归投资者，这跟我们差不多；1/3归原创发明人；还有1/3收益属于那些把发明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人，转化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人类有免疫系统，有1/3的疾病其实不治疗也会自愈；有1/3的疾病即便治疗了也不能痊愈，医生没有能力治愈它；还有1/3的疾病不治疗就不会好，治疗了才能痊愈。
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的专利发明，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占GDP的1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左右。
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城市群中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是政府经济占18%左右，国有企业占3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占52%左右。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意图早就存在，早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
美国在2001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再加上“9·11”事件使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股市在年内暴跌了40%多，经济遭受重创，极度需要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开展更好的合作，需要依靠中国力量来支持本国发展，无暇再与中国展开新一轮冲突。在那一阶段，中美之间合作多于摩擦。
到了2006—2007年，美国互联网危机已经度过，经济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于是美国又站出来多次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问题。
直到2018年，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有所恢复，便再次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35%提升到现在的50%。
基础性研发，国家投入明显不足。从整个科研开发投入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18年，中国整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2%，大约有两万多亿元。然而在“0~1”的战略性、高科技、重大基础性研发方面，即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究开发（又称“核高基”研发）方面，投入量只有全部研发费用的5%。也就是说两万多亿元资金中只有1 000多亿元投入了“核高基”的研发中。
反观美国，研发费大概占据整个GDP的4%，2018年大约在8 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亿元，从绝对量上就是我们的2.5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核高基”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到整个研发费用的17%，差不多有1 500亿美元，相当于1万多亿元，是我们的十几倍。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我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回顾4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改革从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
改革的主线就是围绕企业供给、减税费成本供给、劳动力供给、资源要素供给以及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供给等供给侧问题，进行制度性、结构性改革，而这些供给侧问题，都是社会性、基础性的问题，都是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历史性地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
仅2007—2019年，全国土地出让价款合同累计就达43.6万亿元，若从城市土地批租制度开始实施算起，土地出让金加上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契税等相关税费，30多年来创造了60多万亿元财富。
2018年，在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金融，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约占10%。也就是说，中国2018年新增融资近20万亿元，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
美国，2018年70%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占比仅为30%。
美国的企业负债率只有GDP的60%多，而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加总数据是GDP的160%。
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尤其是股权融资这一环，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占比低，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很高。但全世界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并不算高，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重、杠杆率高，而企业债务这一块，解决方向就是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
近年来我们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但大量的互联网公司选择去美国、中国香港上市，A股上市公司仍然以传统企业为主，无法反映国民经济中创新的组成部分。
市场对于质量低劣、造假泛滥的企业缺乏市场清除淘汰机制，导致大量的僵尸上市公司存在。
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导致上市公司群体存在投资回报收益不理想。
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国际排名不仅远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近年来被诸多发展中国家超越。
在中国300余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只占1.8%。
美国股票市场中，约75%以上的成交量来自外国投资者的股票买卖。而根据日本交易所公布的数据，2018年外国人占日本所有股权投资者的比例达到30.2%，超过金融机构（28.6%）和商业公司（21.8%）。
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 293个，2018年为33 009个，增长了2.55倍。在这40年GDP增长约240倍。
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 000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截至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 230万人，按照欧美发达国家卫生人员占人口总数5%左右的比例来看，我们国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2017年底，我国M2余额达到170万亿元，当年GDP为82万亿元，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1∶1。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间经历了三轮QE（货币量化宽松），2017年底美国的M2大约是1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是0.9∶1。
我国M2与GDP倍率偏高，体现出我国的资金周转率低、资金利用效率低。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过去M2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较多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近些年M2增长较快还与金融深化有关”。
近些年我国较大规模的M2没有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比较多地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和表外金融机构。资金在这两个部门的过度循环尽管会带来问题，但是也把多余的M2消化吸收了。
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超过了250%，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处于前五位。其他较高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其中，2017年，日本的总体杠杆率为440%，日本政府的债务是世界上最高的。
日本企业有很多海外投资，相应的GDP计入了被投资国，而利润资金、企业实力、技术含量等计入了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海外的GNP几乎等于日本国内的GDP，如果算在一起，2017年日本真正的国民收入就变成了10万亿美元左右，440%的杠杆率也将变成220%。
我国总的经济杠杆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居民债务，如每个家庭买房、买汽车的贷款，以及信用卡和其他投资等。居民债务规模过去几年增长比较快，2017年占GDP比重接近50%，而2013年只有20%。
第二，政府债务，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0多个地/市，2 000多个县。2017年，我国政府负债共40多万亿元，也占GDP的50%左右。其中包括中央政府负债约13万亿元，地方政府总债务约18万亿元，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比如PPP项目，表面是股权投资，实际上可能是政府债务）约10万亿元。
第三，非银行的工商企业债务。2017年，这部分债务规模是130多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60%，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同期，美国的企业债务占比是60%。
我国地方政府还有一项美国地方政府没有的资源——土地。
截至2018年底，美国的政府债务是22.5万亿美元，占GDP的110%。但这只是联邦政府债务，并没有统计美国50个州政府及几百个市共6万多亿美元的债务。两者加在一起，全美国的政府债务接近30万亿美元左右，约占GDP的140%。
这几年，居民债务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贷款买房，抵押贷款规模增加较快。
中国几万家房地产开发商平均负债率为85%，是工商企业中最高的；资产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万达、恒大、万科等，负债率也达到80%以上。
资本主义社会解决高杠杆问题一般有四种方案：
一是完全依靠成熟的市场，政府基本不作为，只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二是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稀释债务，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同时相当于把坏账转嫁给了居民。
三是政府强行挤破泡沫，过度紧缩型去杠杆。
四是资本市场加杠杆，商业银行去杠杆，对大到不能倒的企业点对点地注资、放贷，使普遍性的结构性危机有所改善。
中国金融的乱象，不是银行、保险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而是从银行到保险、保险到证券跨界叠加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由于监管部门是垂直监管，跨界的不监管，导致整个几十倍的杠杆，在每个垂直系统孤立地看，往往表现为不违规的三、五倍杠杆，但一旦跨界来看就变成了很大的风险。
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信用、杠杆、风险三个环节，要把握好三个环节和度；三是一切金融活动的目的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非法集资：
一是高息揽储、乱集资，二是民间“老鼠会”、传销组织，三是民间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
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10%~20%正好是优胜劣汰的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发展了30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
起步的时候，哪些公司可以上市，最初是有额度限制的，像发粮票一样，每年上海有几个、浙江有几个、江苏有几个，地方政府往往不是让好企业上市，而是把最困难的企业放在前面，提供一个指标来解决其融资困难。
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铁公鸡”现象，就是上市公司很少分红，有的公司甚至10多年、20年没分过红。只圈钱融资、不分红回报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后盾，即使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货币霸权和最强大金融实力的国家，一样逃不掉金融危机的命运。
从发达国家股市的经验看，每年上市、退市的股票大体持平，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平衡。
美国退市公司大致有三类：一是企业老化，营销收入无法满足投资者胃口，股价低于2美元而自动依规退市；二是重新私有化；三是财务造假、产品造假，以及企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触犯刑法的，由监管者勒令退市。三者比例大致为6∶3∶1。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代表美国核心利益的金融机构和实业企业股价暴跌，但美国政府绝对禁止其他国家主权基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目前我国已有汇金、证金两家平准基金，总规模不足2万亿元，尤其是证金公司担子很重，而且资金来源多为商业借贷，每年偿还的银行贷款利息约达800亿元，成本很高，这使公司平准行为扭曲，不得不从事低吸高抛的操作，这就违反了平准基金“不与民争食”的基本运行规则。
市场预期管理是金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决定预期，预期决定价格，价格变化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结构。
我国股市周而复始大幅波动的实际说明，预期管理是我国金融管理的重大短板。
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另一个是退市制度。
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包括退市制度、注册制、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
从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平衡；二是每年的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数量大体相当。
知识产权的70%给了发明人，但是发明人不一定能够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法案是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拜杜法案》。《拜杜法案》规定，凡是知识产权发明，1/3收益归投资者，这跟我们差不多；1/3归原创发明人；还有1/3收益属于那些把发明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人，转化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SWIFT成立于1973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万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5万亿~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 000万亿美元。
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系统和CHIPS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
人类有免疫系统，有1/3的疾病其实不治疗也会自愈；有1/3的疾病即便治疗了也不能痊愈，医生没有能力治愈它；还有1/3的疾病不治疗就不会好，治疗了才能痊愈。
最近几年许多百货商店关门了，有一些大城市1/3的百货商店都关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网上购物分流了商店的业务量。而实体店无法与网店竞争的重要原因，除了房租、运营成本之外，就是税收。对百货商店征税是规范的、应收尽收的，而对电子商务系统的征税是看不见的，这就有违不同商业业态的公平竞争原则。
当前我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增速持续下降，互联网增量红利消退，市场出现互联网下半场的声音。
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的专利发明，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
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占GDP的1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左右。
国家每年的批准供地中约有1/3用于农村建设性用地，比如水利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等，真正用于城市的只占2/3，这部分又一分为三：55%左右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30%左右用于工业建设，实际给房地产开发的建设用地只有城市建设用地的15%，在全部建设用地中只占10%左右。
从区域层次上看，城市住房用地并不是向人多的城市多供应一点，人少的城市少供应一点，有时政府会逆向调控，对大城市有意控制得紧一些，中小城市反而容易得到支持，用地指标会多一些，这就造成了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中国房屋租赁市场有四个不足：第一，作为弱势群体的租赁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业主可以随意地调整租金；第二，稳定性不够，业主可以随时收回房屋，让租赁者居无定所；第三，租房者由于没有产权，无法享有与房产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教育、医疗、户籍等公共服务，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例如租房者的孩子不能就近入学，户籍在买房入住几年后才能办理；第四，在“有恒产才有恒心”的观念下，百姓认为租房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的、临时的办法。房屋租赁市场发育不足也是一种失衡。
近十年，我国开发的房产中90%以上是作为商品房、产权房进行买卖的，真正用于租赁的不到10%。
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希望刺激房地产；房地产泡沫积聚的时候，政府又想稳住或者压一下，如果相关政策经常变动，就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势必会对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稳定带来影响，也会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破坏，最后只能是南辕北辙。
中国房地产企业多，竞争很激烈，于是各种玩概念、吸引眼球的做法都有。一类是前期打着商业地产、工业地产、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医疗保健地产、智慧城市地产等旗号搞开发
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城市群中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
如浙江省、江苏省这几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比重也都达到了60%左右。近十几年，非公经济的比重也就达到70%左右。
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是政府经济占18%左右，国有企业占3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占52%左右。
淡马锡把4 000亿美元中的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我们要对美国友好一些、默契一些，两国之间多一些配合，当美国人提出各种要求时，我们稍微软弱一些、委曲求全一些，就可以避开贸易摩擦。但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政治上的附属国、经济上的附庸国。即便如此，当日本经济不断发展，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也是毫不留情的。
20世纪80年代，负责日美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副代表正是当前负责中美贸易谈判、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莱特希泽如今已是70多岁高龄，负责日美贸易谈判时年仅30多岁，因狠辣的表现而声名鹊起。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无论对美国的态度是否友好，只要两国之间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美国一定会果断出手实施制裁，此事根本不是“示好”就可以解决的。
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认为几年内可以“抢夺”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体量是值得一做的。
美国一些政客想钱想疯了，甚至想着拿清朝发行的铁路债务，例如当时武汉为修铁路发行的几十万两白银的铁路债券，向中国现任政府讨要100多年算下来的连本带利1万多亿美元。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意图早就存在，早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
美国在2001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再加上“9·11”事件使美国国内局势“雪上加霜”，股市在年内暴跌了40%多，经济遭受重创，极度需要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开展更好的合作，需要依靠中国力量来支持本国发展，无暇再与中国展开新一轮冲突。在那一阶段，中美之间合作多于摩擦。
到了2006—2007年，美国互联网危机已经度过，经济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于是美国又站出来多次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问题。
偏偏到了2007年美国又爆发了“次贷危机”，在2008年发展成一场全球性“金融海啸”，论影响力要比2000年的互联网危机大上十几倍，直接摧毁了全球十几万亿美元的资产。此时，美国已然无力再对中国实施打击，因此两国又度过了“平稳的十年”。
直到2018年，美国经济从危机中有所恢复，便再次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35%提升到现在的50%。
基础性研发，国家投入明显不足。从整个科研开发投入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18年，中国整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2%，大约有两万多亿元。然而在“0~1”的战略性、高科技、重大基础性研发方面，即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究开发（又称“核高基”研发）方面，投入量只有全部研发费用的5%。也就是说两万多亿元资金中只有1 000多亿元投入了“核高基”的研发中。
反观美国，研发费大概占据整个GDP的4%，2018年大约在8 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亿元，从绝对量上就是我们的2.5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核高基”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到整个研发费用的17%，差不多有1 500亿美元，相当于1万多亿元，是我们的十几倍。
目前，我国专利转化的激励机制是：科研成果出来以后，投资者（无论是企业投资、研究所投资、学校投资还是政府投资）只拥有知识产权的30%，而70%归于发明者。这个机制看起来很好，能够鼓励科学家发明创造，但问题在于，专利如果转化不成生产力，70%的知识产权依然是零收益。
专利转化者往往是高情商、能够掌握市场灵活信息的人。而专利发明者可能是高智商、可以承受孤苦寂寞的人。如果我们让大学老师、科学家跑到各个城市去孵化专利，实际上是把他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所谓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应该致力于将科研院所中专家发明的专利拿到市场上去转化，这才是真正的创业创新。
如果让专家学者出来创业，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他或许可以发明出“0~1”的专利，但就是转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