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

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

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

我们——扮演走狗、猎犬——只能看到这出戏的片段。——Chairil Anwar, Notes for 1946

现代东南亚的表里不一：一种面貌投射出惊人的社会与物质发展，即旅游宣传中“真实的亚洲风貌”，包含五星级的购物中心与添加当地香料的顶级美食，加上永远礼貌地面带微笑、英语流利且衣着时髦的人们；另一种内向的面貌则是冷酷无情的集权主义，不顾因争权夺利的乱局而被舍弃的人民。

尽管泰国军政府镇压反抗势力并阻拦选举，仍有数百万名观光客蜂拥而至；新加坡严格执行限制言论的法律并据此逮捕了少数博主，但大型国际银行仍纷纷进驻寸土寸金的商业重镇，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也依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日旅客人数高达20万；缅甸回归军政，部分地区暴力抗争不断，却丝毫浇熄不了大批欧美观光客在豪华邮轮上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欣赏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欲望。

殖民时期于1945年告终之际，从太平洋战争中崛起的新兴独立国家为人民带来高度希望。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全以羽翼已丰的民主政体之姿获国际认同为独立国家，然而，当中没有一个政体能长久维持自由与民主地位。

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

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近半个世纪以来，泰国已发生过两起军事政变；马来西亚重启严格的国家安全法；柬埔寨陷入政治暴力的恶性循环；菲律宾备受爱戴的强人总统自2016年5月当选后，便放任军队残杀数千名毒品嫌疑犯，还在联合国质疑此政策违反人权时表示，“我一点也不在乎”。

无论是马来西亚新立的安全与暴动法规、泰国的军事政变，或是菲律宾无视法律或司法自治权的民粹主义者，东南亚的民主之路似乎永远滞碍难行。

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在泰国文化中，“面子”代表一切，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

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

某天，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公开讲座中，我讲述了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

印尼的普拉博沃要囚犯们替我倒茶，骄傲吹嘘着他们受到多好的待遇。然而，茶洒得整桌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颤抖的双手。我永远记得那些囚犯用力眨着血丝满布的眼睛，无声地向我暗示自己的悲惨处境。

1990年代中期泰国人过着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赚钱很容易，还能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以宽松的条件向仰赖大量股市外汇的银行借贷更多资金；城市各处相继涌现资金匮乏与贱价出售的公寓群；大楼建筑规模雄伟，采用科林斯式的灰泥圆柱与要价不菲的大理石材。人们的习惯变了，抛弃泰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改为崇尚西方消费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

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Sarwono Kusumaatmadja）曾在一个月前告诉我：“总统脱离了现实，就像达利画里融化的时钟。”

2015年，有200家银行设立在面积狭小的新加坡，资产额高达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银行也将国际部门迁往当地。

胡志明（Ho Chi Minh）是越南地方官员之子，他利用当地法语中学的学历取得前往欧洲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法国工作的他，起初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宣示自主的高尚言论吸引，后来甚至试图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来巴黎签订《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时寻求见面机会。胡志明向西方求助遭到断然拒绝，失望之余，受到社会主义激励，加入苏联第三国际（Comintern）势力。

柬埔寨的洪森自1985年三十多岁上任后便不曾卸职，如今是东南亚在位期间最久的总理。

菲律宾人是东南亚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人才最多且技能最多元的族群。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正规英语教育，因而能在国内欠缺发展机会时出走外地，有近1200万人在海外工作。

君主政体之所以能熬过殖民时代，是因为它是强化殖民社会控制的有用手段。荷兰人取得爪哇王族与其他当地苏丹王的支持，以巩固劳役制度；英国人拔擢与姑息马来苏丹王，好让他们承认大英帝国的统治权。之后，殖民时期结束，君主政体再度被视为有用的工具——作为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

东南亚十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依然盛行君主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融合了传自前殖民时代的王权传统与现代的宪政形式。文莱、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均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君王；印度尼西亚则与众不同，地方层级的王国在共和体制下蓬勃发展。

泰王普密蓬在1946年登基，当时看来他不具有成为强大君主的潜力。这位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19岁国王，此前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瑞士的莱蒙湖（Lake Leman）畔度过，热爱水上运动与开快车。然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他基本上已将君主制改造为泰国政体的核心，并且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与发展基础架构。

皇室成员不只享有特权与职务协议，还受到《冒犯君主法》各种程度的保护——批评国王及其亲属者会被处以重刑，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泰国君主体制提出任何质疑。

当代的东南亚社会与那个年代极为类似，将权力视为一种绝对属性：不是有，就是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力，生命的价值就一落千丈。

从1950年代柬埔寨独立早期到2012年去世之前当权的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精明又迷人的人物；他利用王权巩固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强化服从的封建意识。

十多年来，洪森设立了四千所学校，校名不是包含他的名字，就是采用妻子文拉妮（Bun Rany）之名。

2016年5月，柬埔寨总理洪森下令，所有国民必须尊称他为“光荣至上总理与权威司令”。

2015年8月，一名泰国人因为疑似在脸书上污辱君王，而遭判三十年徒刑。

在东南亚，由于权力与赡徇来自社会顶端，君主即使再怎么看似正直，地位再怎么凌驾于政治之上，都无法阻止政府高层为所欲为、毫不顾忌地操纵职权。

也许没有人会为了大众利益而奋斗，只有少数不择手段以维持地位与保有权力的人在互相争夺。会议桌彼端冷酷且无情的政治演员，毫不在乎他们一路走来所践踏的生命。

那些受到践踏的，是百姓，是无名小卒，这些人大多为肤浅、空洞与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美好承诺所激励，因而投入抗议运动。

一家小型的英国在线新闻网成功揭露马来西亚史上最大宗的贪污丑闻，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有一笔近七亿美元的账款汇入，他宣称这些钱是来自一位匿名捐献者，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2015年，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Setya Novanto）遭到揭发，指称他向大型外资矿产企业要求20%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准营业权更新的条件，而他非但未引咎辞职，还对媒体说那只是在开玩笑。他的政治盟友表示，应该以诽谤罪起诉录音者（某位情报官员）。

布卢安市（Buluan）副市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Esmael Mangudadatu）认为，与拿督恩赛市（Datu Unsay）现任市长安达尔·安帕图安（Andal Ampatuan，该省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子）竞争省长宝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安帕图安威胁他，如果他申请参选，就将他大卸八块。因此，副市长请来媒体见证随行家人代他递交参选表的过程，以为这样可以吓阻对手。结果，参选车队还未抵达小镇，就遭到约百名武装分子拦下，所有人惨遭杀害。

最安全的关系往往是家族，这也是东南亚充斥着党派王朝与长期裙带关系的原因：当选的议员替配偶与子女安插职位，以便下台后有人接替；官员提携家族成员，而在商场上，除了家人，还有谁能信任？

菲律宾南部民选的苏禄省省长（Governor of Sulu）在两届任期将满时直接操纵选举，让儿子当选省长，并自任为副省长。

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

泰国一项严厉的计算机犯罪法案，允许警察以脸书或推特发文为罪名将人移送法办；马来西亚警察多次拘捕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意冒犯君主的信息与文章的人；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对同性恋情侣因为在脸书上发文互相示爱而遭逮捕。

有鉴于种种限制，民主的确很难有太多进展。东南亚人民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公开表达关切：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成千上万名广东人、福建人与客家人，搭上每月抵达的轮船逃离中国沿岸穷困地区，途经新加坡及曼谷港口，来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生命价值取决于加害者之权力的国家里，谋杀不值得严加惩罚。

无论是在东帝汶、巴布亚省及亚齐省等争议地区，印度尼西亚士兵以残酷手段先折磨、再杀害可疑的分离主义分子；人权激进分子在泰国遭暗杀；或是众多要求改革的平民在柬埔寨、老挝与缅甸凭空消失。

在泰国，涉嫌证据充足的违反人权罪行与擅自对平民动武行为的维安部队，至今没有一个人遭到起诉。一直以来都有调查展开，但大部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律师与公民社会激进分子，在维安部队不配合的情况下草率进行。如果发现任何有罪情节，究责通常也止于下级，不会向上追溯到指挥阶层。

前总统苏哈托的小儿子被控下令谋杀判他贪腐的法官，结果他只蹲了四年的牢狱。

1976年10月，泰国军队在校园内对学生开火，允许右翼激进分子以私刑处决学生领袖，将他们吊死在树上，然后焚烧尸体；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校园自由，并古怪地将此举解释为“正常化”的过程；在菲律宾，政府佣兵追捕共产主义支持者，一抓到人就立刻处决。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5年至1995年期间，泰国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平均一年增长8.4%（如今一年要达到2%都十分困难）。

从东南亚的繁荣崛起的故事：拥有裙带关系的人士与人脉广泛的官员，投资后来转型成庞大企业帝国的公司。

在马来西亚，安瓦尔被控贪腐而入狱，出狱后又在2013年几乎赢得大选后，因鸡奸罪名再度坐牢。

如今，当我走在曼谷与雅加达的壅塞街道上，依旧能够看到那股丰沛的财富与活力，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些资源仍旧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向下渗透到社会基层。精英分子开着有空调的豪华轿车，周围却是拼命要脱离债务与依赖困境的平民百姓。在泰国，约有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曼谷或其邻近地区。

虽然官方统计雅加达1000万人口当中只有4%属于贫困人群，但市长在不久前表示，他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接近40%。

新加坡是东南亚公认最进步的经济体：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佳医疗指标，以及全球最高的智能手机密度。然而，这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国家违背了所有关于长期发展的预测，并未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依然严格管控媒体言论与大众异议。

2015年李光耀逝世时，少年博主余澎杉（Amos Yee）决定不加入绝大多数同胞的哀悼行列，上网发布羞辱李光耀的影像与评论，结果被控淫秽与骚扰罪，遭判入狱四个星期。

原因在于移民。新加坡人民开始抗拒工作竞争、基本物价上涨与社会服务供不应求的压力。

在东南亚许多地区，政治更像是精英的权力游戏与买票活动。传统上，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选票都会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因此对参与选举过程不抱太多期望。

我们在小型港口路坤（Lukung）遇到的一群渔民坚持至少要拿到5万印度尼西亚盾，才会在选举当天去投票（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一天损失的收入）。

菲律宾国会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170个政治家族。

2012年，菲律宾25位首富的财产净值相当于国内7000万贫穷族群的收入总和。

不要觉得我偷了人民的财产，我是人民的总理。 ——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2015年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柬埔寨在168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泰国位居第76位，印度尼西亚第88位，越南则居第112位。新加坡排名第8位。

任何在马来西亚或泰国因为超速而被拦下，在印度尼西亚申请过驾照或建筑许可，或是生活在菲律宾的人，都知道就连基本的执法与公共部门服务也包含了贿赂：奉交不经解释的现金。

一名雅加达的警察曾经拦下我，坚称我超速。他说我可以选择到警局缴纳罚款，并滔滔不绝地详述这样会花多少时间、要填多少表格等等。接着，他又提供另一个选择：付给他一笔低于罚单金额的罚款。他收下贿赂之后，甚至还开了一张收据！我在马来西亚与泰国也有过类似经验。

贪腐根源于体制的薄弱：警察为了钱可以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监察机关收受贿赂后，对违法情事睁只眼闭只眼；行政官员与政府人员要收到额外献金才愿意行使义务。

从印度尼西亚说起，当地低阶公务员平均月薪约300美元，视情况会有额外的差旅津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2004年取得总统办公室的工作，超过一年没领到薪水，部分薪资甚至还以一袋米的形式抵付。

印度尼西亚的国防支出（为东南亚最低的国家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但原因是许多开销均由预算外的企业所负担。中央允许地方指挥官“搜索粮草”以支付自己的运作成本。

现代的泰国佛教团体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涉嫌贪污。2013年，有段视频揭露，一位备受尊崇的僧侣手拿LV包，慵懒地坐在私人飞机的座椅上。警方以欺诈与洗钱的罪名指控他，并对他展开追捕，但他最后逃往美国。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根深蒂固的精英生存机制，也就是贿赂（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准）的驱使。有钱贿赂的人能确保自己获得服务或资源。

等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国际透明组织宣布，苏哈托是现代史上最腐败的领袖，他在位32年间，据估侵吞了高达300亿美元的公款。

2010年，印度尼西亚只有40%的都市民众对司法有信心。同一份调查也指出，90%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政府内部的贪污无所不在。

一些资源较多的囚犯可在周末到购物中心逛街与回家休息，等到星期一再回监狱。

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

2009年，1MDB宣布与沙特石油国际有限公司（Petro Saudi International）合资15亿美元，一年后更与阿布扎比一家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1MDB与中国及卡塔尔的国有企业也签订了类似交易，而一连串的债券发行使其贷款累计达110亿美元。

马来西亚政府意图保护1MDB，并开除曾经批评贪污案处理方式的政治人物与官员。多人受到波及，包括一名部长、一名国家正部长，以及身兼执政党“巫统”副党魁的副总理。

伴随令人咋舌的贪污报道而来：美貌的蒙古女模特沙里布·阿丹杜雅（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与纳吉布的一名亲信有染（后来他获判无罪，但纳吉布的两名贴身侍卫因谋杀而被定罪），之后遭人掳走并以C4炸弹炸死。

参与1MDB贪腐案调查的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遭到谋杀，尸体被肢解并藏在灌满石灰的油桶里，共有七人被控与这起谋杀案有关，其中包含一名资深军医。

2016年初，中国国有企业正式为1MDB的能源生产资金注入2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能源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并大幅协助清偿1MDB累积约9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坚称，这项交易出于充分的商业理由。先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拿出17亿美元投资1MDB拥有的房地产发展公司。

截至2012年，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总额接近百亿美元。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只想要自由。 ——巴布亚领袖本尼·文达（Benny Wenda）

在容易出现急遽社会经济变动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人笃信宗教。宗教信仰是逃避贫穷与不确定性的避风港，若有经费可供逃离现实，便会助长信教风气。

地理条件注定，位居大国边缘的小国，随时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

在泰国，虽然政府强制实行军事统治，小型激进团体仍可成功防止不负责任的法人或国有企业强占土地与资源。

柬埔寨不再是东南亚最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如今拥有的却是区域中最腐败国家的头衔。

柬埔寨有句谚语，‘河水高涨时，鱼吃蚂蚁；低潮时，蚂蚁吃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