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20世纪90年代，按人均计算，美国每年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到的人均贷款和投资为371美元。而同期印度的这一人均值仅为4美分。向印度投资的激励实际上并不存在。

1990年，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92%的证券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1%的证券投资。

阿尔文·扬（Alwyn Young）对于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新加坡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与苏联没有太大差别。

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

东欧和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

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

在有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

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再有一次这样的成功，我们就将一败涂地。 ——皮洛斯王（Pyrrhus）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些在今天通过举债而寅吃卯粮的政府在将来同样如此。

在中国，国有银行以负实际利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

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

在菲律宾，据说有一家政府机构如此腐败以致连看门人都收取贿赂。

统治阶层发现维持高的文盲率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文盲的比例越高，统治者被取代的概率就越低。

北京居然有五条环路（而且六环路也已经动工），要知道，华盛顿仅有一条环路，还永远堵车。

寻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许多故事都与此有关：金羊毛、圣杯、仙丹。但是，在大多数故事中，法宝往往虚无缥缈或者即使得到也令人失望。

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植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

斯蒂芬·兰德斯伯格（Steven Landsburg）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摇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他对这一原理作了更简洁的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在印度存在“一种债务的恶性循环，债务人可能是债主的仆人或佃农……债务会很快累积，因为利息很高、债务人有时因病无法做工以及需要补偿债主的食宿开支”。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穷人变富：一是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二是让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一起上升。

一般来说，总体经济的增长比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有可能使穷人改善生活。

习惯是多么能够改变人的生活！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我当时居住在苏联国际旅店。空调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坏掉了，可一直都没有修理，所以我只好在窗户密封的小房间里挥汗如雨。一个又一个拦都拦不住的妓女试图破门而入（“您好，我是娜塔莎，我很孤独”）。

天底下的政治家都是一样的。即便没有河流，他们也会许诺建造大桥。 ——赫鲁晓夫

当我们谈到“增长”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使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每个人平均生产更多的产出。

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中估算美国资本收入只占GDP总量的大约1/3。现在，这一比例仍然为大约1/3。另外2/3的收入归工人所有。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

在长期内，所有的人均产出增长都必须来自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

20世纪90年代，按人均计算，美国每年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到的人均贷款和投资为371美元。而同期印度的这一人均值仅为4美分。向印度投资的激励实际上并不存在。

1990年，全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92%的证券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1%的证券投资。世界上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79%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0.7%的外国直接投资。

最富裕的20%的人口吸引了88%的私人资本流入，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吸引了1%的私人资本流入。

如果资本稀缺时投资收益率较高，那么就存在激励使得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个国家越穷，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应该越高。贫困也同时孕育着高经济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罗默运用1960—1981年的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于富裕国家。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20年还是贫困国家的黄金时期。在此前和此后的年份里，贫困国家的遭遇更加不幸。

拉美和非洲撒哈拉地区在1981年之后有大约20年经济增长停滞。

在过去50年中，富国比穷国经济增长更快。在这期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急剧上升。富国更加富裕，而穷国却陷入了停滞。

那些容易获得历史数据的国家恰恰是今天的富裕国家。只有在富国，经济学史家才能进行长期的收入数据统计。鲍莫尔选择了这些数据容易获得的富国，从而也就注定要得出经济增长速度趋同的结论。

经济学家主要关注那些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数据相对丰富（同样，富裕国家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谈论和拜访其他富裕国家）。胜利者书写了经济史。

芝加哥商学院的阿尔文·扬（Alwyn Young）对于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新加坡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与苏联没有太大差别。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产量很低，其原因与设备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工厂的经营环境。

莫洛戈罗鞋厂是国有企业，而自从独立以来坦桑尼亚政府就没有在任何一个政府项目上取得成功。

要确保打中目的，首先射击，然后把射中的东西称为你的目标。 ——布里连特（Ashleigh Brilliant）

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教育爆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答案是：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

许多研究都注意到在GDP增长和入学率提高之间缺乏联系。非洲虽然也经历了教育的大发展，但并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普里切特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教育到底有什么用”?

东欧和苏联国家在国民受教育年限上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他们的人均GDP却远远低于后者。

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只略高于乌克兰的92%，但前者的人均GDP却相当于后者的9倍。

普里切特的研究指出，贫困国家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教育是另一个人们寄予厚望但却又让人们失望的经济增长药方。

在印度，非技术工人充裕而技术工人匮乏。

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转移到美国的比重相当于未受过良好教育者的14.4倍。

对61个贫困国家的近期研究发现，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移民到美国。

贫困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最多相当于富裕国家的2倍，而且教育投资回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成本较低。

因果关系。如果考虑到随着收入的上升，中学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的消费也会增加。

在一个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收益率最高的行为可能莫过于寻租。

在有许多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有知识的人更倾向于重新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

只有当政府的行为产生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的激励时，教育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在巴基斯坦，教师职位是政府官员的恩赐。考试中作弊盛行，老师们或者根本不管或者虽然想管但受到威胁。如果让他们也参加考试，3/4的监考老师根本不能及格。

教育虽然可以产生技术工人，但不能创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正如14岁的男孩西蒙·马约克所说，“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我们这些生在苏丹的孩子”。

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 ——本特利（Bentley）的第二经济学原理

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存在负相关性。在发达国家，生育率通常要低于不发达国家。

最贫困的5个国家，每个女人平均要生育6.5个孩子，而在最富裕的5个国家，每个女人平均生育1.7个孩子。

富国的父母生育的孩子数量较少，但对孩子的教育、营养和艺术投资较多。

再有一次这样的成功，我们就将一败涂地。 ——皮洛斯王（Pyrrhus）

财政赤字实际上是寅吃卯粮。赤字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它使得政府可以在今天有更高的收入，代价是明天必须进行更多的偿付。

政府有很多方式可以节约今天的开支。例如，它可以削减道路维护开支，提供额外的资金用于保护和消费。但不幸的是，今天虽然节约了道路维护开支，明天可能需要花费高达数倍的资金来重新修建。世界银行的《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估计：“在过去10年中，如果非洲花费120亿美元进行及时的道路维护，可能会节省450亿美元的重建开支。”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些在今天通过举债而寅吃卯粮的政府在将来同样如此。

埃及在1991年便不再向国有企业提供预算支持，但允许亏损企业继续依靠银行票据和国外贷款苟延残喘。埃及政府则周期性地需要为这些企业的违约贷款买单。

在中国，国有银行以负实际利率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

一位圣人曾经说过：悲剧的定义是“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本来不应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无效地使用的优惠贷款导致债台高筑，这反过来又成了进一步要求优惠贷款的借口。 ——洛德·鲍尔（Lord　P.T.Bauer），1972

1998年，科特迪瓦货币仍然高估约35％，当年她还名列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列。由于前期的贷款被滥用，欧盟于1999年暂缓对科特迪瓦提供贷款。贷款的滥用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大量的医疗设备被高列开支，一个本来只值15美元的听诊器被列为318美元，一个只值40美元的婴儿秤被谎称为2 445美元。

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债务减免才有意义。第一，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转变为一个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第二，这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一次性行为。

为穷国开出的追求经济增长的药方全部失灵。援助、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都被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良药。这些药方之所以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原因是它们都忽视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真理。

要战胜厄运和贫困，往往要求政府创造恰当的激励。在有些时候，坏政府而非坏运气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技术投资的收益并不仅仅限于初始投资者。知识具有外溢效应。

新知识与旧知识是互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知识积累越多，新知识的价值也就越大。

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一旦变富以后，通常都会离开那里，而不是翻新自己的旧宅。

一名祖辈来自澳大利亚的美国人要比祖辈来自比利时的美国人收入低25％。

美国排名前160位的富豪中，有40％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

在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白人的收入比黑人高9.5倍。

贫困陷阱的另一个特征是预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张太太说，在朝鲜战争期间，每一个人都匆忙逃往南方，路上尸横遍野。

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甚至还发明了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用来出售庙里的圣水。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

中国的例子更引人注目，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并未产生相应的人均收入增长。

到了明代（1368—1644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火药、手推车、纺纱机、水车、印刷术、造纸（他们甚至可以制造高质量的卫生纸）、罗盘和三桅航海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

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失败。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接近于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在抛弃了计划经济之后，它们仍然难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是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仍然具有很强的势力。

女儿的手还是抬不起来，胳膊也伸不直，她还是回家治了，因为医院说我不交钱就不让她住。

尽管很多人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但实际上这往往是运气的功劳而非有意为之的结果。 ——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

发达国家一打喷嚏，发展中国家就要感冒。统计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要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

命运之轮将我们多次推入深渊，但是它又多次将我们送上巅峰，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应该了解命运的轮转。

对于穷人来说，命运带来的是悲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

在尼日利亚，灾荒季节的粮食价格很高，农民被迫以很高的利率借款，而在他们卖粮还钱的时候，粮食的价格又非常低。

政治是一门艺术，不断地寻找和发现麻烦，做出错误的诊断，然后进行错误的治疗。 ——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

19世纪俄国农民的故事。农民发现天花病人多的村庄去的医生也多，而天花病人少的村庄去的医生也少。他们认为是医生的到来导致了天花，于是便向医生们开枪。

在美国，并没有明显的犯罪群体，但国会除外。 ——马克·吐温

我曾经在墨西哥城住过一年，那段时间我不断地跟墨西哥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我是老鼠，腐败的墨西哥警察是猫。在墨西哥城，驾驶一辆挂着美国牌照的车无异于宣布“我是美国人，来向我索贿吧”。

有一次，我停车向一个警察问路，才理解墨西哥警察有多么腐败。当我告诉墨西哥朋友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们都大笑不止。正如他们所猜测的，那个警察大喊一声“停下”，然后就跑去叫其他警察来分享这头送上门的肥羊。

可恶的警察会定期地收取贿赂。每一个警察辖区每月都有一个罚款指标。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腐败现象，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墨西哥，从牙买加、乌干达、印度到摩尔多瓦，穷人们认为警察的残忍和腐败是他们主要的担忧之一。

心理学家唐苏科恩（Don Soeken）博士在1988年声称，当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某些公务员因腐败行为被人揭发后，主管人员请求唐苏科恩博士宣布这些腐败的公务员有精神问题，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

在日本，一个政府检控官发现一些商人向有关官员提供免费的昂贵娱乐设施从而获得好处。日本政府却在1998年8月将这名检控官派到一个遥远的海滨城市。

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兄弟卷入了毒品走私活动之中，这可以解释他在瑞士银行1.32亿美元的存款。

在菲律宾，据说有一家政府机构如此腐败以致连看门人都收取贿赂。

马科斯一开始许诺要清除腐败，但是他并投有成功，这一点可以从他本人窃取的无法估计的巨额财富上看出。

威斯丁豪斯公司被指控曾向马科斯行贿8 000万美元以获得建设一个新核工厂的合同。一个相关的委员会接受了通用公司更低的报价，但被马科斯总统否决了。他的王业部长抱怨说：“花了两倍的钱，而只得到了一个工厂。”

民主也并非治疗腐败的灵丹妙药，现在的民选总统也面临着腐败指控。

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Sani Abacha）被指控通过建筑合同回扣和将石油收入转入个人账户等方式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他还从国家炼油厂掠取了20亿美元的资金，导致炼油厂不能生产汽油。直到1998年6月突然死亡，他才停止了掠夺行为。

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会选择一个对经济增长不至于造成太大伤害的腐败水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掠夺所得依赖于经济规模。一个存在分散化腐败的弱政府则没有这一维持经济增长的激励。每一个掠夺者的力量都很小，不足以影响整体经济，因此他就会尽力去掠夺受害者。

在集中化腐败的情况下，在每一层级，对掠夺规模都有一个监督。任何想掠夺比领导者规定的数目更多的官员将受到惩罚。由于这一监督机制，恶性循环便不会发生。相对于分散化腐败，集中化腐败的破坏程度较低。

在扎伊尔，政府很弱，存在很多独立的腐败官僚；而在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力量很强，可以从上到下制定一个腐败“纪律”。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前就存在一些腐败，但在中央的集权统治下，腐败行为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化腐败。但在经济转轨之后，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力量中心，形成了分散化腐败。这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腐败程度要高于转轨前。

哈塔回避高阶层的人，真的回避不开时就要表现出格外的尊重。

人类具有太强的相互憎恶的倾向，即使一些细微的和想象中的差异就足以导致不友好的行为甚至暴力冲突。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

在存在多重利益主体的情况下，一项恶劣的政策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改革对大多数人的好处显而易见。

统治阶层发现维持高的文盲率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文盲的比例越高，统治者被取代的概率就越低。

亚里士多德曾经精辟地指出：“很显然，最好的政治集合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那些中产阶级很强大的国家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地方，最不容易产生纷争。”

法老拥有一切财富，而受压迫的穷人一无所有。富裕的精英阶层可以利用穷人的劳动力为自己修建纪念碑。正如在其他独裁统治国家一样，埃及的精英阶层试图保持下层民众的贫困和无知。

少数人的繁荣可以持续几千年，而大多数人的繁荣还是虚无缥缈。

我思念那个我从未到过的国家。 ——美丽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