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压力从一个人年幼之时就出现了，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变得尤其大。

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

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

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

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国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国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

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

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道德世界的法则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这与人们熟悉的当代观点相差不远，即财富标示着天分和勤劳，而贫穷意味着懒惰。

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在过去10年里，我在访问中国多所大学时遇到许多学生，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

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同。

被认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承认，他的训练伙伴约汉·布莱克也是很有天分的短跑运动员，比他训练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

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奥运会奖牌得主和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明星运动员与较差运动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很多篮球运动员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刻苦训练，但很少有人在球场上的表现超越他。

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

在过去一年里，每五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过治疗。

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

凯斯和迪顿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死亡率也在飞速增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绝望而死”，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这类死亡都是由死者自己造成的。

凯斯和迪顿发现：“新增的因绝望而死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那些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的人则大多平安无事。因此，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

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压力从一个人年幼之时就出现了，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变得尤其大。

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

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

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

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

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

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怨恨不断加深，这直接引发了民粹主义者在2016年的愤怒反抗，并最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

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充满愤怒和怨恨。

特朗普本人在他的孩子小唐纳德和伊万卡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期间，向该校捐赠了150万美元。

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尽管成绩平平，但仍被哈佛大学录取，因为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

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学生的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

除了少数几所富裕到可以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而录取学生的大学，与那些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相比，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更有可能被录取。

常春藤联盟高校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

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国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国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

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选择上哪所大学也是如此。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

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

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是对公民情感的腐蚀。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50%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

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

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道德世界的法则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这与人们熟悉的当代观点相差不远，即财富标示着天分和勤劳，而贫穷意味着懒惰。

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时代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1/3的美国基督徒同意，如果你把钱交给上帝，上帝就会保佑你获得更多的钱；61%的信徒相信“上帝想让人们成功”。

优绩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恩典，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取得的。

大多数人都坚信他们努力学习才有资格进入哈佛大学，因此他们在哈佛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至于他们被录取是因为运气或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的说法，都会遇到哈佛学生的强烈抵制。

在过去10年里，我在访问中国多所大学时遇到许多学生，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

在里根之后，“你值得拥有”成为总统演讲中所有党派的固定用语。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是里根的两倍，奥巴马的频率是里根的三倍，讲话场合包括从日常谈话到各种重要场合。

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

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

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过了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同。

在一本记录奥巴马总统任期第一年的书中，奥尔特注意到他任命的人中有1/4与哈佛大学有某种联系（作为校友或教师），最早任命的人中超过90%拥有高等学位。

奥巴马对高学历人士的喜爱，贯穿了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到他第二个任期中期，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2/3曾就读于常春藤联盟高校，21人中有13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只有3人没有高等学位（硕士或博士学位）。

被认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承认，他的训练伙伴约汉·布莱克也是很有天分的短跑运动员，比他训练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

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奥运会奖牌得主和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明星运动员与较差运动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很多篮球运动员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刻苦训练，但很少有人在球场上的表现超越他。

随着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充满焦虑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成了常见的痛苦。

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

在过去一年里，每五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过治疗。

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

2017年，在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美国人中，大约只有68%找到了工作。

凯斯和迪顿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死亡率也在飞速增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绝望而死”，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这类死亡都是由死者自己造成的。

凯斯和迪顿发现：“新增的因绝望而死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那些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的人则大多平安无事。因此，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死亡率下降了40%。然而，在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当中，死亡率却上升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