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蔡说：“我们都笑了。”“为什么会笑呢？”“想笑着离开世界。”“死亡不可怕吗？”“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什么世界？”“没有烦恼的世界。”“谁告诉你的？”“自己想的。”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

 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

 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

 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文学的本质是人。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说两个字：“寻常。”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

 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为什么会笑呢？”“想笑着离开世界。”“死亡不可怕吗？”“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什么世界？”“没有烦恼的世界。”“谁告诉你的？”“自己想的。”
 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
 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
 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我问打架最狠的那个：“你不怕死？”“不怕。”他头一昂。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佛犹如此。
 《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默菲。他押了十美金，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我只是讨厌屈服。
 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我看马丁·路德·金传记才知道，领导民权运动时，他才二十六岁。
 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你还相信法律吗？”“不。”他说，“我信仰法律。”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他说：“为了稳定。”“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我们也有。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
 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
 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
 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
 应国务院新闻办的邀请，我去跟政府官员座谈。其中一位说到他为什么要封闭新闻，“因为不管我放不放开，他们（记者）都不会说我好。”底下人都点头。
 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管围观者对他的期待有多深，环境有多鼓噪，他说：“我没有战斗的情感，也不打算写战歌。”
 念起即觉，觉已不随。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文学的本质是人。
 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
 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
 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
 “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
 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说两个字：“寻常。”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德国国籍。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一位市委书记说：“九三年分税制改革，我现在一半以上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剩下的这一点，要发展，要建设，经济增长有指标，我这儿没有什么工业，种田也不交农业税了，你帮我算算，我怎么办？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这是周其仁说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资源禀赋在全世界来说非常独特。土地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规模非常快就会分化，这点土地只能维持温饱，刚过温饱，不能有任何风险，遭遇一点风险，就得卖地卖房子。
 最苦的总是农民，最无奈、最无助的也总是农民。
 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一定是农村经济出问题，中国未来一个大的坎就是几亿人进城，就看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
 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
 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西，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
 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