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必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那么湖边垂钓的确是一桩怡情养性的美事。

我也曾迫于生计勉为其难地写过一些“孩子们的诗歌”，它们被刊登在妇女杂志上，形如糟粕。

我们拥有好莱坞明星和著名作家没法拥有的财宝：闲暇时光。

如果你每周挣三千美元，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抽出两个礼拜的空闲时间，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得损失六千美元。

我告诉你写作的诀窍。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白纸上不停地写。

我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通勤列车上写成的，剩下的一小部分实在找不出整段时间，就尽量利用时间的碎片，这里抽个五分钟，那里再匀个十分钟，最后都能按时完稿。

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在读完我的《艾尔麦·甘特利》后恨不能立时三刻召集一帮乌合之众将我处以极刑；而另一位缅因州的神职人员则绞尽脑汁地想要编排一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把我直接送入大牢。

如果你不必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那么湖边垂钓的确是一桩怡情养性的美事。

在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只认同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优点一律称颂褒扬。

在文学界，事实上是在除建筑、电影之外的所有艺术领域中，我们却没有任何可供参照遵循的规范标准，也没有匡谬正俗的探讨交流；没有学习追随的榜样楷模，也没有可以痛下针砭的反面教材；没有坚定不移不断追寻的光明大道，也没有必须谨防行将踏错的穷途末路。

就我对新人文主义的了解，鼓吹者们不过是挑选了一个时髦的名词新瓶装陈酒，重申了人性的恶与善而已。他们给文学戴上了一副枷锁，把文学的主题死死地禁锢在一种对立关系中：人的思想不是与上帝发生冲突，就是和魔鬼纠缠格斗。

普利策小说奖尤其让人反感，因为其评审标准自始至终就是一派胡言。

如果我们接受了类似机构、协会所授予的暧昧不明的奖项，那么此举无疑就等同于我们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性，将其定于一尊，并向世人宣布他们就是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终极裁判，而究竟有没有一个奖项能实至名归，我深表疑虑。

正如恺撒所言，我来过，见到，而后征服。

当你正沉浸在温婉动人的诗词中，突然接到指令要立即去给一匹驽马套挽具，这是何等煞风景！

今天早上，我正在读《浮士德》，这时有人叫我去点排炉。无聊透顶，简直难以忍受！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为什么放着那么多有着大好前途的职业不选，比如医生、革命家、工程师、演员、飞行员（我早年曾有当马车夫的念头），偏偏喜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桌前埋头码字，不是胡编乱造着一些故事，就是对同行的作品或对其张扬出挑的行为举止大肆评论一番呢？

《耶鲁文学杂志》文风严肃、庄重，讲求文法的准确性，尊崇传统典范，因此就像文艺研讨会一样毫无实际意义；而《耶鲁新闻》则比较活泼，虽有轻佻之嫌，却极具实用价值。

耶鲁大学还设有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培训班，教授该课程的老师日后成为了一名作家，写了好几部不入流的小说。

评论家们提醒我不要忘乎所以，满口胡说八道，要有自知之明，要谨守本分。从此，类似的非议责难变成了我创作生涯中如影相随的忠实伙伴。

我也曾迫于生计勉为其难地写过一些“孩子们的诗歌”，它们被刊登在妇女杂志上，形如糟粕。我还记得那段纯属手指活动的打字经历，和我炮制的垃圾作品比起来，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笔下的恶作剧简直就像弥尔顿书写的诗行一般庄严肃穆。

每一代人都不愿意遵照上一代人的意志行事。

我乐意向每一个人推荐这样一份好工作，只要你不奢望这份工作能让你日进斗金，同时你又希望获得赞扬、奖杯，享受在餐厅用餐时被读者认出时那一刻的尴尬，或者你不渴望任何世俗的肯定或奖赏，只想一个人披着皱得不成样子的晨褛坐在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一个人静静地享受着灵感喷涌的狂喜，脑海里一个个影像、一幅幅画面（无关高雅还是粗俗）按捺不住似的纷纷转变成一行行黑色铅字跃然纸上，此时，你已经听不见电话铃声，也浑然不觉饥肠雷动。

玛丽·希顿·沃尔斯的一句玩笑。1911年她曾对着一群眼高手低、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说：“写作的艺术就是带着你的天赋踏踏实实地坐在椅子上。”

1899年那个光辉灿烂的年代，事实上，这一年之所以难忘还因为同年6月我成为了索克森特《先锋报》的一名职员，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这一年的7月，我被报馆炒了鱿鱼。我人生中共有四次被一脚踢出“栋梁之材”的行列，这便是第一次。

我不在乎乔治·萧伯纳、乔治·琼·内森、乔治七世说过什么，但六十年来我一直在乎我二哥克劳德对我的看法。

克劳德十分有心，他会把我放在岸上的衣服牢牢打成死结，临了还不忘把它们浸得透湿。

而我则兜着一颗破碎的心恍恍惚惚回到家，然后一头扎进了《希腊历史》中。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分成好多卷，印刷精良，内容浩瀚而且艰深难懂。我之所以坚持埋头苦读并不是因为我对希腊历史有多少兴趣，而是受虚荣心驱使，觉得此举没准能让克劳德、吉姆·亨德里克斯还有索克森特的年轻人对我另眼相看。

他最后雇了我，每个礼拜的工资是——一分钱也没有。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牧师送给我一支雪茄，我拿回家给克劳德看，然后我那二哥便说：“我可不想看到你和这些有害健康的玩意儿沾上边，哈利。来，给我吧。”

我觉得你确实不值得我付钱给你。好吧，你被解雇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你以后真干新闻这一行，解雇走人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

我的一日三餐基本都在一家面包房里解决，只要花上十五美分就能敞开吃卖剩下的面包卷，至于休闲娱乐就以散步为主。

周四早上，老板乐颠颠地对我说：“啊呀，这个人真是麻烦，我是说你的继任，他要半个小时后才上火车，所以今天上午你还得继续坚守岗位。不过你放心，”他极为大度地说，“工资我会算到周五晚上的！”

要是他真的在那里工作过，而且没有虐杀猫咪、盗用公物等前科，我们就会发放充足的救济，确保他不会当场饿死，至少还能再活个两三天。

我每个月可以从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联合申请署里领到七十五美元的薪水，外加虚报账目带来的外快。

我从来没有动过坐有轨电车的念头，这对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但我偶尔会在账上支个十美分车资，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乘车，而是坚持步行，哪怕要一直走到布鲁克林区。

我们却拥有好莱坞明星和著名作家没法拥有的财宝：闲暇时光。

如果你每周挣三千美元，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抽出两个礼拜的空闲时间，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得损失六千美元。

对于我们这些在卡梅尔以诗酒为伴，过着闲云野鹤般生活的人而言，两个礼拜啥也不干最多也不过损失百来元，这还是针对我们当中最能挣钱的人来说的，大部分青年才子一周的日常开支也就只有二十元不到的样子。

早先几年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百无一用、做事毫无章法、极不靠谱的年轻人，我漫无目的地地四处晃荡，不断地被人炒鱿鱼，挣不到钱却看清了世间百态。之后，我在纽约谋得一份编辑的差事，多少有了些担当，学会了在尔虞我诈的工业社会里安身立命，也总算适应了朝九晚五的作息。

如今，当我在资深记者哈利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马萨诸塞州农民，突然之间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监守自盗、行奸卖诈，以及其他许多社会道德准则无法容忍的勾当。我不禁对那些轨物范世的人物传记心生疑窦，它们所展现的人生履历简直白璧无瑕，完全看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犯规、出错的痕迹。

主编是个面无表情、不露声色的人，就像所有面无表情、不露声色的人一样容易受骗上当。因为他们忙着孤芳自赏，时不时被貌似强硬、雷厉风行的自己所折服，以至于没有心思去琢磨旁人。

记者哈利的职业生涯让我再度对所有出现在白纸黑字中的人物产生怀疑，尤其是自传。当我翻阅总理、首相、红衣主教、百货公司创始人的辉煌经历，读着他们年轻时废寝忘食的奋斗史和正直无私的高贵品格时心中不免会犯嘀咕，这些人肯定也有走下神坛的一刻，和芸芸众生一样，无法免俗地会有心理阴暗的一面和犯傻充愣的时候。

相较于“失踪男招待的传奇故事”和“知恩图报的驼背老太太”相比，大选什么的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我准备待会儿抛几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没准能把王子殿下耍得团团转。

我决定不再像众多经常被我指名道姓的虚构小说作家那样炮制假新闻，而是回归正途，专注于揭露真相，记录事实，这一原则秉持至今。

我去过郊外的花展，拜访过来自印度的哲人，观察过野天鹅的生活习性，并据此写下了许多风骨清隽的散文杂记，可是这些文章估计编辑主任都没有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就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里。然而，那则通篇挖人隐私、无中生有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极尽煽情催泪之能事的新闻报道，以及那个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的年轻人罗伯特却朝成暮遍、传诵不绝，就连旅馆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磕磕巴巴地开了口，一听就知道是在模仿英国小说里的行文腔调：“我亲爱的伙伴，我由衷希望不会为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同仁带来不便，但我不得不忍痛割断与大家共事的缘分。恕我不敬，贵刊的文学标准低得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我心里暗暗盼望他听完我的话后会大发雷霆，为报社即将失去我这样一个青年才俊恼怒不已，可是他只是和蔼地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说：“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给你透的风，说我想解雇你？”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工资从《旧金山晚报》每周的三十五美元变成美联社的三十美元，之后又从《伏尔特评论》的十五美元变成了一家稳健高端的出版社——弗雷德里克·A.斯托克斯出版公司的十二美元五十美分。

务请记住一点，小伙子们，切忌锋芒毕露，切忌！

如今一本书籍刚面世，营销广告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到最后书籍似乎变成了像吉列蓝刃剃须刀或号称有三重疗效的咳嗽糖浆那样唯利是图、俗不可耐的商品。

我们确实对市场营销一窍不通，所以还傻乎乎地出版过格调严肃的历史小说，相比之下，大众好像更爱看查尔斯王朝的风流艳史，

二十六岁时，我靠整天埋头读文稿赚十五美元的周薪，记得当时我可以清楚地分辨音位转换和韵脚休止，可是微薄的薪水却往往撑不到周六早上的那顿朝食。

故事的场景是影响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环境，故事究竟发生在天寒地冻的北方还是酷热难当的热带，是民风淳朴的乡野还是沸反盈天的城市，是骄奢淫逸的富豪之家还是一贫如洗的陋室空堂，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道富银行周边地区还是令人细思极恐的威尔特郡乡村农田，所有这些都和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三观养成息息相关。

一大批吵吵嚷嚷的业余作家认定场景即为一切。在他们看来，只要将一个关于人类欲望和勇气的经典故事的背景从佛罗伦萨搬到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县，只要把朱丽叶的名字改成“丽莎·简”，把罗密欧改成“罗比”，那么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他们的原创作品，有巧不巧地，小说顺带让戴德县出了名，他们的书自然也成了那儿的畅销读物，销量少说也有十几万本。

那片水泥森林里还隐没着一群靠追讨赡养费度日的猎手，这些人外表看上去尊贵体面，其实只是虚有其表，就连手握的酒杯里盛的也是假得不能再假的杜松子酒。

纽约有七百万人口，是爱尔兰的两倍之多，对于怀有关注之心的作家而言他们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当然，前提是作家们能心甘情愿地从文人墨客的派对、茶会中抽身而出，花上一天、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城市里好好走一走，用心看一看。

无论是在红十字会还是其他相关部门，黑人不断地受到白人同僚的排挤，除了在少数几个防区，黑人士兵有机会立下赫赫战功外，大部分黑人被当成了纯粹的劳动力而不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许多白人读者天真得近乎无知，他们对于黑人的生活境遇、喜好习性的认知等同于零，

就让我们尽可能避免这些令人心情沉重的话题，只想着花好月圆、歌舞升平吧。

问我问题的年轻人通常都是女性。大约每三个想要拓展业余爱好的女孩中就有一个会主动向你透露她“想写作”，没有什么特别想写的东西，就是想写。

我告诉你写作的诀窍。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白纸上不停地写。

“虽说只要愿意，职业作家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接连不断地埋头写作，但很少有作家能在一个月内写出一篇以上的短篇小说，一般而言都要花上更长时间。这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创作，厌倦了构思新的故事，他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放松、消遣，从而恢复精力，重新点燃创作激情。

即便一个人一天只写二十五个字，但如果他能持之以恒地写上十二年，那他依然可以完成一部相当篇幅的小说。

对于一个妄想一步登天的人而言，十二年写一本书实在慢得让人绝望，然而这世上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最后到达巅峰前都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艰难跋涉，而在一个真正的学者眼里，投入二十年的光阴专注于一项研究，最后专著只卖了一千册，这也不过是寻常之事。

如果你一没有出众的才华，二没有强烈的意愿，那么即便你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空闲，你都无法实现你的文学梦。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能成为律师或主管，模模糊糊地觉得应该为此做些什么，他们含糊其辞地谈论着这些远大志向，然后含糊其辞地为最后没能实现梦想寻找借口。

时光流逝，流逝得那样不露痕迹、迅速果断、冷酷决绝，不知不觉中曾经的白齿青眉已然鸡皮鹤发，所有的机会也像青春小鸟一样一去不回头。

他们没有搞明白一天一小时，一周六天就是六小时的道理。

我终于发现，如果我总是等待，等到有空时再写作，那我永远不可能动笔，我必须从眼下这一分、这一秒开始行动。

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出版社编辑。我每天忙着读稿件，和作家、艺术家们会面，和印刷厂沟通交涉，撰写广告文案，削尖了脑袋抛头露面，就这样从早上九点十五分一直忙到晚上五点、六点或七点，此外每天还要来回四十英里上下班。

我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通勤列车上写成的，剩下的一小部分实在找不出整段时间，就尽量利用时间的碎片，这里抽个五分钟，那里再匀个十分钟，最后都能按时完稿。

就算一周只能写一小时，累积起来一年也能有五十个小时。

忙完一天的活，在回家的列车上我通常已经累得拿不起笔了，

当我没有去做一件我原本想做的事，或者是在将来，我没有做成我今天立志要做的事，那我绝对不会找这样一个借口：“我抽不出时间。”我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你的也同样如此，迄今为止我发现所有人每天拥有的时间都一样，而据我所知就连米开朗琪罗、巴斯德、莎士比亚或泰·克布的每一天也都是二十四小时。

“我想写作。”没问题，那就坚持下去，不停地写！

像这样天天敲锣打鼓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实际上却像只无头苍蝇般毫无目的地乱闯乱撞，非但如此，还坚持宣称这么做是在为整个国家谋福利，但凡是一个神思清明的人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大多数人除了眼前的面包生计很少会去积极地思考其他事情，因为人都比较自我，很难从自我陶醉中抽离出来仔细观察一下眼下这一刻的自己与整个人生的关联。

这些男子汉们并不像他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么无忧无虑。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而对女人来说，他们似乎也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良配。

当我们的女始祖夏娃还生活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她成天都在和亚当以及所有愿意聆听她诉苦的动物们抱怨，说伊甸园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乏味无趣，说她渴望去往其他地方安居乐业。

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得偿所愿地来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等到这时她才幡然醒悟：原来之前她呆的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而她却一直未曾发现。

美国女性确实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享有更多种类的家用电器，比如电熨斗、吐司机、冰箱、洗碗机、煤气炉、吸尘器、加热油汀、垃圾处理机等等，但是对于美国的女主人们而言，家里的用人可是贵得离谱，以至于能雇得起仆役的家庭仅为其他国家的四分之一。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空闲时间，而是这些空闲时间你都做了些什么。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只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女性可以独自一人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们的身后既没有凶神恶煞般的老公、老爹、叔伯兄弟，也没有一串一表三千里的表兄堂弟组成的护卫军。

事实上在美国，家境平平的妇女们一样可以出国旅行，而且这个数字大得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像生活在小城镇、收入一般的医生或律师的太太们，每年至少要去海外旅行一次。

只要有一个美国本土妇女哀叹自己在这里活得不容易，那就一定有一个移民美国的外国妇女感叹自己何其幸运能够来到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