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决定论的历史观。它的信徒们相信历史必定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相信加速历史的这种进程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这样看待自己，所以就避开道德的一切考虑。

      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
      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也有另一些人物，他们虽是大国的大人物，但却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之中：例如周恩来，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的身上。

      温斯顿·丘吉尔说，“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他接着又补充说，“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丘吉尔不愿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睡上整整一夜，尽管这是件颇有历史意义的事。

而我倒认为，要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感情，根据常识，应当从其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中去寻找线索。

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这就是，讲演者或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具备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即为取得重大成就甘冒一切风险的品质的人却很少。

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戴高乐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这是他精心塑造使之成为难以捉摸的。
      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做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但是我同50年代曾去苏联访问过的任何人一样，注意到单凭苏联原始的交通运输网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赫鲁晓夫的话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周恩来的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后留下的永久标志。

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做。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
      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说法，周属于这样一类人，为人和顺，善于结交朋友，从不走极端，总是能使自己适应现状。

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毛把世界看成是充满矛盾和处在经常变化的状态，他把斗争看成高于一切。
      不过在毛的面前，他确实退居从属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清了觊觎毛的宝座的危险性。
      周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像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
      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毛不像周那样，他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

毛身上有种“巫师般的气质”，他是“心中有幻想存在，就为幻想所占有”的人。毛想象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类似大家庭的社会。

      一种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和一种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量也是必要的。毛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我在会见他时，有一种感觉，他的意志力不知怎的是一种体质的特征。
      蒋的性格多疑，不易亲近，但他完全被美龄争取过去了，变得离不开她
      蒋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他的服饰、办公室和官邸。他在各方面都很自律，井井有条。用“干净利索”来形容他的形象不为过分。毛正好相反，他的书房里到处是书和报纸。如果桌面的整洁是衡量一个经理好坏的标准的话，那毛肯定不够格。

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介石”，意思是“不可动摇的石头”。

      蒋从未真正控制全中国。他的军队疲于奔命，力图保持国家统一。
      在我同周和毛的谈话中，两个人几乎都宿命论地谈到还有大量工作要他们去做，而他们能用来做这些工作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转回到年龄的问题上来，我感到他们明白自己快与世长辞了。
      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加斯贝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在政治危机前面决不轻易表现出惊慌失措。有一天，他在靠近众议院会议厅的一间休息室里工作，一位惊慌失措的警官跑进来，告诉他议会厅里的辩论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位总理听了无动于衷，仍然埋头记他的笔记。最后，那警官说：“总理先生，他们扔墨水瓶子！……还有，总理先生，他们甚至把桌子的抽屉抽出来互相扔!”加斯贝利抬起头来，“哦?”他淡然地问道，“扔了多少?”
      加斯贝利使意大利人得到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建立在讲究实效而不是意识形态，自由而不是高压的基础上的稳健、始终如一的政府。

戴高乐曾写道，“非伟人成不了大业，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

有建树的领袖人物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而且懂得如何调动别人的意志。

领袖人物一定要能够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

      教授们可以想入非非，钻进荒唐可笑的学问堆。当权者们却必须牢牢盯着后果、影响和效益。领导人是跟具体事物打交道的。
      行政领导可不能跟着大家坐上容易头昏目眩而引起情绪紧张的滑行铁道车，在幻想的王国转圈。于是人们就把他们看成古板、迟钝、没有理性。他们不能认为自己似乎生活在一个虚构的抑或是理想的世界里，并以此来进行活动。
      作为理想主义者，在最紧急的危机时刻，他满怀激情地维护合众国。为达此目的，他不遵守法律，违反宪法，篡夺仲裁权，践踏个人自由。他的借口是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