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悖论
升职加薪的关键就在于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因素了。
收入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企业的差异性越来越高所导致的。
之所以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越来越不平等。
虽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但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没怎么变过。平均来看，收入排在前1%的员工的收入是其余同事的20倍，这个比例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1980—2019年，美国的平均加价指数一直在急剧攀升，其数值从1.21一路涨到了1.54。这意味着1980年时，商品的售价只比成本高21%，而现在，商品的售价足足比成本高出了54%。
最容易令消费者上钩的诱饵就是信息。Instagram、脸书、TikTok、YouTube会不间断地向我们推送大量信息，并想办法让我们在它们的App上花费更多时间，从而提高它们的广告收入。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决定他运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几十年中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现象——服务外包。
尽管企业日益繁荣， 可员工的薪酬与待遇却停滞不前， 甚至每况愈下。
竞争的问题在于，只有少数人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乔治·奥威尔
劳动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一切财富，最初都由劳动购买，非由金银。 ——亚当·斯密
升职加薪的关键就在于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因素了。
社交技巧，比如同理心、换位思考等，很难在校园里学到，毕竟很少有老师去教授这些东西。
受教育年限绝不是衡量生产力的最佳标准。许多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华尔街混得风生水起，日进斗金，也有很多高学历的艺术生在餐厅里当服务员。
全美工资的中位数，也就是每周917美元（如果按一年工作52周算，全美年薪的中位数为47684美元）。
虽然埃琳是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顾问，但她的工资也只不过比全美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高出一点点。
在全部劳动力中，只有不到1/5的人从事着管理岗位的工作。
自1980年以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与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
他们虽然在努力提高自己的速度，却发现自己一直在不断倒退。
1980年以后，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和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出现了巨大分化，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学位溢价”（college premium）。
工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则是那些硕士、博士等学历更高的劳动力。
纳什维尔到底有多少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的音乐家正在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送菜？
超级巨星们的高额收入并不意味着今天最好的歌唱家就一定比一百年前最好的歌唱家更优秀，也不能说明赚钱较少的歌手和球员就一定技不如人。
哪怕能力上只存在细微差异，这一差异也能在科技的作用下放大，进而导致收入和名气上的巨大差别。
超级巨星的市场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
在过去，大多数公司都会同时雇用相当数量的低技能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而现在，很多公司几乎只会为那些高价值、高薪酬的劳动力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对于保洁、工作餐等琐碎的服务工作，他们会选择外包给其他专门的公司。
收入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企业的差异性越来越高所导致的。
之所以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越来越不平等。
虽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但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没怎么变过。平均来看，收入排在前1%的员工的收入是其余同事的20倍，这个比例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
不仅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就连资本份额也在下降。换句话说，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份额也越来越低。
广大劳动力薪酬降低，企业拥有者（包括所有用养老金购买这些企业股票的散户股东）的收益提高，这是经济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平均延长了一年多。
在30年前，美国各州之间每个月发生迁移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1.5%。
由于年轻时缺少良好的工作机会，欧洲有很多人直到30多岁仍旧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很多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干脆不婚不育。
与40年前相比，现在新成立公司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与40年前相比，包括零售业、制造业、运输业、能源业、银行业等行业在内，在所有经济领域当中，每年新增企业的数量大约只有之前的一半。即便在科技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由查理·卓别林主演的默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讲述了一个工厂工人的工作逐渐机械化的故事——虽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事实上他和机器中的那些齿轮、螺丝或线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他们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杂志取了一个和影片同样的名字（法语为Les Temps modernes，发行于1945—2019年）。
虽然20世纪那些大公司疯狂聚敛了巨额财富，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最终流入了最富有的几个基金会中，这些基金会通常会为各种慈善活动或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巴菲特总是督促手下的管理者去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断拓宽护城河，然后把鳄鱼和鲨鱼都扔进河里，从而抵挡竞争对手的入侵。
如果市场中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参与竞争，我们就把这种情形称为寡头垄断。此时，市场中的竞争行为十分有限，这些企业仍然可以让价格远高于成本，从而赚取超额利润。
让新来的竞争者可以轻松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是竞争性经济中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言，成功的企业家只会去猎寻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竞争的市场。
盈利企业之所以还会继续创新，其目的往往不是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也不是降低生产成本，而是确保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进入自己的领域，跟自己分一杯羹。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这一版大富翁，其原型来自1903年伊丽莎白·玛姬（Elizabeth Magie）设计的“大地主游戏”（The Landlord’s Game）。当初她设计这款游戏其实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大家展现垄断市场的危害。
乔治·奥威尔在评价《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哈耶克所描绘的“自由市场中企业全部处于良性竞争状态”这一画面实在太过于理想化了。奥威尔表示：“竞争的问题在于，只有少数人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竞争必须满足某些特定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获取完全的信息，市场不存在外部性、规模经济、经济摩擦），才能让亚当·斯密所描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
哈耶克认为竞争会产生多赢局面，奥威尔则认为竞争只会导致“一家独大”。
如果你想在去世之前就安排好自己的葬礼，那么你在挑选棺材时几乎只有两个品牌可以选择，因为这两家企业生产的棺材占据了82%的市场份额。
1980—2019年，美国的平均加价指数一直在急剧攀升，其数值从1.21一路涨到了1.54。这意味着1980年时，商品的售价只比成本高21%，而现在，商品的售价足足比成本高出了54%。
无论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还是在纺织行业中，市场支配力都在不断上升。
加价指数的中位数，也就是全部公司的加价指数按顺序排列之后的中间数，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这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加价指数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某些公司的加价指数却在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
处在前10%的公司的加价指数已经从1980年的1.5增长到了2016年的2.5。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中有10%的企业正在以比成本高出1.5倍的价格销售自家的产品！
我们的经济体系一边筛选着胜者，一边赋予它们越来越丰厚的奖励，而那些不幸失败的企业却只能苦苦挣扎、自舐伤口。
1980年，利润率只有1%～2%，到了2016年，利润率已经涨到了7%～8%。
利润悖论的内涵：企业的蓬勃发展并没有给员工带来什么好处。
在之前，跟员工工资相比，企业所有者拿到的报酬很少很少；如今，企业所有者拿到的报酬几乎是全体员工工资的一半多。
曾经，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啤酒品牌可以选择，现在这种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啤酒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并购，成千上万的品牌被整合到了一起，只有极少数品牌幸存了下来。
市面上只有那么几家大型啤酒厂商，消费者只能选择默默接受，在有限的选择中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品牌。
为自己创造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护城河之后，百威英博可以随意提价，获取超额利润。
百威英博的财务总部位于比利时，因为那里的税率较低，运营总部则位于纽约，而野心勃勃的收购理念则来自公司的大股东——巴西投资基金。
表面看来，我们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但实际上，这些品牌很可能来自同一家已经掌握了市场支配力的巨头企业，这种现象并非啤酒行业所独有。
在美国各城市中，汽车销售市场的份额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经济危机之后更是如此。
大多数消费者都觉得，自己既可以选择丰田、福特，也可以选择宝马、沃尔沃，最终买哪款车都是自己说了算，时间充裕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货比三家，看看哪家优惠力度最大，但真相并非如此。只要多逛几家销售中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汽车商店都来自同一家公司。
由巨头企业预先框定好范围的选择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价格，只有在“百花齐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真正的市场竞争行为，从而让消费者受益。
制药企业并不关心那些初创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尽管它们可能会试图留住某些骨干人才），它们真正的目的是在竞争对手有能力威胁到自己的话语权之前，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猎杀式收购（killer acquisitions）也会导致市场支配力的诞生。
企业规避竞争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较为隐蔽的方式被人们称为“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
企业通常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而是为了合谋抬价、提高利润而合作。
以那些小书店为例，它们的价格和服务都不占优势，根本竞争不过那些大企业，最后要么苦苦挣扎、勉强维持生计，要么被迫关门另谋出路。
如果某家私营企业率先建造了一条铁轨，那么它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威胁。因为新来的竞争者必须投入同样的巨资去修建一条平行轨道，而且建成之后双方会立刻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中，导致大家都赚不到太多利润。
Zara的生产周期非常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从服装设计到正式上架销售的整个流程。
易贝称霸整个市场，并不是因为技术领先，而是因为它率先培养起了自己的用户群。
雅虎也有属于自己的市场，比如在日本境内它就成了业内霸主，导致易贝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作为平台，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取更多的观众以及更多的广告，从而把大家对热门作家和奥斯卡电影的关注变现。
即便是相同的商品，经过营销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它们之间有所区别。
拥有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往往也会有更高的加价指数，这会进一步强化它们的市场支配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它让工业生产变得过于高效，制造成本变得过于低廉，以至于整个行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只占了8%的份额。
在可口可乐的总成本中，有一半以上都花费在了广告和营销等间接成本之上。
加价指数之所以在不断提升，要么是因为企业提高了售价，要么是因为它们削减了成本。
连锁店这种经营模式不仅优化了整条供应链，通常也会降低生产成本。
消费者并不总是理性的，某些公司会利用这一点去赚取更多利润。
以健身房会员卡为例，买卡的时候我们确信自己每周都可以抽出三天时间去参加动感单车课程，之后我们才意识到，网飞（Netf lix）的电视剧和家里的沙发似乎更为诱人。
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称，企业会给消费者制造出一种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假象。它们还会故意在产品之间做出一些细微区别，并向那些愿意为此买单的消费者标示更高的价格。
为了买到红色汽车，很多人都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
App为我提供了我喜欢的服务，而作为交换，我也为App提供了我的个人信息，并花费了很多时间观看上面的广告。
如果应用程序不收费用，那你就很有可能处于卖方地位，但你却从来没拿到过来自App供应商的补贴。
很多公司都会利用消费者的认知偏差，最明目张胆的行为，大概就是利用商品的成瘾性来诱导顾客消费了。
最容易令消费者上钩的诱饵就是信息。Instagram、脸书、TikTok、YouTube会不间断地向我们推送大量信息，并想办法让我们在它们的App上花费更多时间，从而提高它们的广告收入。
社交媒体的所作所为其实和20世纪50年代烟草公司的行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当时那些烟草公司十分清楚自己的产品会给尚未出生的婴儿带来极大危害，但为了赚钱，它们还是会将广告投放到孕妇群体中。
成瘾性商品会让消费者产生品牌依赖，导致很多人无法接受其他品牌的产品，哪怕自己中意的产品越来越贵，他们也不得不打开钱包乖乖付钱。
只有在经历过痛苦以后，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那些日益繁荣的企业利润越高，护城河也就越宽，劳动者的境遇反而会更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润悖论。
100年前，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今天这一比例还不到1%。
1980年之后，也就是在过去的40年当中，很多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持续大幅缩水，从20世纪70年代的65%，一直下降到了2017年的59%，而且这种下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当中。
企业巨头正做着相反的事情。由于竞争对手太少，这些企业正在疯狂地收割超额利润。
当今时代，市场支配力普遍存在于科技、纺织等各个行业当中，它不仅降低了商品产量，也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它们不但没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削减了工资水平，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润悖论。只有充满竞争的市场才能降低商品价格，从而为劳动力创造福利，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取较高的利润，只有那些掌控市场的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因为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在不断减少，二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在不断降低。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期，美国失业率曾一度飙升至15%。
在所有适龄劳动力当中，有80%～85%的劳动力处于活跃状态，有15%～20%的劳动力处于非活跃状态。9不活跃不等于失业，因为失业指的是愿意工作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换句话说，失业者也是活跃劳动力的一部分。
不活跃劳动力指的是那些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去找工作的人。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已经达到了工作年龄的学生，以及主动选择待在家里的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工资的中位数几乎就没怎么变过。以2019年的美元价值为基准，1980年工资中位数为812美元，1990年为807美元，2019年约为917美元。
过去40年当中出现了很多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全国连锁店这种经营模式便是其中之一。
买方垄断现象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来说要更为严重一些，因为他们很难更换自己的工作。
即便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市的工资比纽约市的工资低40%，很多劳动者也乐于接受这一事实，因为纽约的高房租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总体算下来拿到手的收入其实差不多。大城市的高工资来源于高生产力，而高生产力则来自集聚效应与密集的生产网络等因素。
在加州山景城为谷歌工作的程序员，他们在离职后的两年内无法去脸书任职。目前，美国有16%～18%的劳动力同公司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
沃尔玛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打压供货商，是因为它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供货商再也找不到第二家采购量如此之大的客户。
医生短缺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2016年的数据显示，每1000名美国人只能分配到2.5名医生，这远远低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每千人3.6名）。
医学会的这些人认为，美国医生之所以如此优秀，恰恰就是因为数量少；美国医生之所以经验丰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工作量大。
执业许可不仅存在于高学历职业当中。尽管各国的规定或美国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理发师、美甲师、插花师这类工作大都需要相应的执业许可证。在某些州，成为一名美甲师甚至需要参加比护理人员还要多的培训课程，成为一名美容师甚至需要花费比律师还要多的学习时间。29通过这些经典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各组织颁发执业许可证的目的十分简单，无非就是想要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减少市场竞争。
各组织颁发执业许可证的目的十分简单，无非就是想要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减少市场竞争。
许可证制度已经为某些组织带来了极为强大的垄断力，组织内的人拥有更高的工资以及更低的流动性，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却是更高的价格，以及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服务质量。
无论是什么样的游戏，按照规则行事的人所获取的收益都要远远低于违背规则行事的人所获取的收益。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大家并不是生而平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英国男性被派往战场、军营和军工厂，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因此，英国女性在求偶时很难找到一位身体健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加入战场。自1942年1月开始，直至战争结束，共计有300多万美国大兵越过大西洋，在英国驻扎。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到处都是饥荒的年代，这些美国大兵携带着香烟、丝袜、巧克力等。
不断增长的市场支配力也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平均规模，导致市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巨头。为了争夺顶尖人才，这些巨头在挖人时会不断地开出越来越夸张的价格，进而导致高管工资的持续走高。
CEO市场和约会市场其实很像——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求不同工作能力的CEO。
高管薪酬水平的上涨是两种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企业规模的扩大，二是企业对稀缺人才的激烈竞争。
科技变革不仅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也让市场资源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虽然那些超级明星收获了丰厚的利润，但他们的能力却不一定比那些紧随其后的人强多少。
超级明星现象已经从表演艺术和体育竞技等领域蔓延到了各行各业。
对于全世界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来说，其薪酬水平的增长主要来自排在前0.01%的人的收入的增长。
某些医生和人工智能专家的收入已经可以和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收入相媲美，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能否跻身前列，成为超级明星，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机会和运气。
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球员都来自中产家庭，每个种族的情况都是如此。
人们往往会刻板地认为，大多数篮球运动员都来自城市中的贫民区。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薪水骤然上涨、NBA变成一个遍地捞金的行业之前，很多球员的出身的确较为贫寒。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决定他运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贫穷会让人在追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家境贫寒不仅意味着你得分比别人困难得多，更意味着你可能一开始就处于三振出局的边缘。
随机因素对一个人能否成为超级明星会产生很大影响。
年初出生的孩子比年末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
出生于6、7月份的CEO人数，要比出生于其他月份的CEO人数少29%。
在美国，出生于6、7月份意味着你会是班级中最小的孩子——由于缺乏自信、领导力不足等，这一出生日期会导致你随时随刻处于不利地位。
成功人士更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能力、智力等内在因素，而失败人士更喜欢将自己的失败算在外在因素的头上，比如运气不好。
success has many fathers，while failure is an orphan。
超级明星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胜者满盘皆赢，输家一无所获。
人们很难相信马克·扎克伯格只比其他优秀大学生聪明一点点，尽管这的确是事实。
在某次赛后采访中，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表示，获胜时，球队的表现其实并没有那么惊艳，失利时，他们的表现也没有那么不堪。仅寥寥数语，这位教练就点明了影响胜负的关键因素——运气。
如果马修听从了父母的建议，把打游戏的时间放在学习上，如果他迷上的游戏是《古惑狼》而不是《使命召唤》，那么他现在可能仍旧在麦当劳为顾客做汉堡，晚上回到父母的房子里躲进卧室打游戏。
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挤进高收入阶层的过程会受到很多随机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受到运气的影响。
收入排在前1%的人，甚至是那些收入前0.1%的人，也只能在这一阶层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换句话说，大家的运气是有限的。
篮球场上每出现一个斯蒂芬·库里，都意味着有几十个打了很多赛季的球员的黯然退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么成功，赢取数不清的财富；要么失败，去街头开出租车。
罗恩·约翰逊的任期只持续了14个月，这位曾经的商界宠儿没能延续自己的神话，杰西潘尼的股东们也没有迎来新的春天。
就像大多数顶级运动员一样，大多数CEO也只有一次功成名就的机会，而能否把握住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的好坏。
在以股票期权作为业绩奖励的情况下，CEO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好坏。
只要油价上涨，石油公司的股票与利润就会跟着上涨，这和CEO的能力与思维没有什么关系。
高个父母的子女往往比父母矮一些，矮个父母的子女往往比父母高一些。为此，高尔顿提出了一个和随机性相关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理就是“均值回归”。
高尔顿最初并没有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均值回归”，而是将其命名为“趋向于平庸的回归”。
虽说挤进前1%的人运气很好，但实际上他们在工作时也没有丝毫懈怠。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无疑：这些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投资，而不是来源于个人能力或工作水平。
钱德勒认为，一个世纪前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企业的管理者从企业所有者过渡到非企业所有者（即专业经理人）的过程。
大学招聘教授时，教学水平绝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教授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聘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最顶尖的研究学者。
为了将带有超级明星光环的研究学者收到自己麾下，各大学之间已经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资金竞赛，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实验室的建设费用，还有一部分变成了主要研究人员的工资。
格罗斯曼所言：“我在学术界工作的时候，金融界的朋友总是问我，‘如果你真有那么聪明，那你为什么没发财呢？’如今我利用对冲基金赚了很多钱，结果学术界的朋友又开始问我，‘虽然你很有钱，可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没那么聪明了呢？’”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项目都很专业（由于天赋、爱好等原因，很多人一开始就选择了较为小众的研究领域），以至于他们在校园之外几乎找不到什么活干，更不用说那些高薪工作了。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保持住自己作为顶尖学府的声誉。
为了在学术排行榜上保持领先地位，高校唯一能做的就是雇用更多声名在外的研究学者。
正如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于1969年在畅销书《教父》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各种罪恶。”
美国的慈善行为真的很多，以至于慈善捐款已经占到了GDP的2%左右，除美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一水平。
在税收减免的激励之下，那些原本需要支付巨额税款的富豪更愿意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以慈善的形式捐赠出去。
很少有捐赠者会把钱捐给城市贫困地区那些毒品、暴力现象较为严重的学校。从捐赠的对象来看，这些捐赠者似乎并不希望自己闪着金光的名字出现在这些学校门口的金属探测器上。
在美国，政府每年因捐赠而损失的税收总额在500亿美元左右。
在1980年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要比那些没能读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高出46%。9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96%。
考虑到96%的大学溢价，我们可以将大学毕业生称为“迷你明星”。
1980年，美国大约有18%的成年人拥有大学文凭，无论这些文凭来自州立大学还是常春藤盟校；2019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39%。
如果说所有聪明的孩子都能从高中走向大学，并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薪酬较高的工作，那么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过滤器。
虽然大学学位并不能直接增加你的生产力，但它可以证明你的能力的确较为突出。
几十年中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现象——服务外包。
如今，大多数保洁工作都是由专业保洁公司旗下的清洁工完成的。早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的工业时代，劳动分工就已经成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主题。
企业之所以选择外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降低工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包工作的种类与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企业可以以较低的工资，从企业外部雇用到同质或类似的服务。即便这些人的工资没有下降，外包模式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因为这些员工的福利减少了，这种情况在那些提供各种慷慨福利的大型科技公司身上尤为明显。
大型科技公司会将所有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比如客户支持、软件实施、服务台等业务。
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通常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市场支配力。
使用外包服务的企业通常可以称霸市场，它们完全可以确立多家采购公司，然后让它们彼此竞争，压低外包服务的价格。
过去40年当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主要来源于企业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加重，企业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虽然CEO们都喜欢在自己的城堡周围修建一条宽广的护城河，但花钱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只会与那些没有护城河的城堡做交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增加。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它的工资水平就越高。
纽约都会区拥有2000多万居民，平均周薪为1284美元，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市的人口只有16.3万，平均周薪也只有908美元，
住房总支出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存在明显规律：住房支出大约占税前总收入的1/4，或税后总收入的1/3。
城市工资溢价会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抵消一部分，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宁愿在小城市挣着较低的薪水也不愿搬到大城市去。
大城市既多出了大量想要改变命运的、年纪较轻的低技能劳动力，又多出了很多事业有成、买房定居的成功人士。
高薪工作与低薪工作都变多了，只有中等收入的工作在变少。换句话说，中产阶级人数正在逐渐减少。
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大多数人的职业就已经无法转型了，很多老龄劳动力只能在自己原来的岗位上熬着，赚取微薄的薪水，过的日子甚至还不如刚参加工作那段时间舒服。
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药物中毒、慢性肝病以及自杀。
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研究表明，美国中年白人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药物中毒、慢性肝病以及自杀。
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表示，经济因素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这一代人成年以后，社会不平等程度刚好开始加剧，他们是第一批生活质量不及父母那一辈的人。
即便股市因某些突发状况出现了巨大跌幅——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或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大多数股票指数也能在几年之内恢复过来（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后，股市在几个月之内就涨回来了）。
2020年11月，道琼斯指数突破了30000点大关。虽然该指数一直在跌跌涨涨起起伏伏，但平均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在以平均每年6.2%的速度增长着（已经去掉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1981年的道琼斯指数水平完全等同于1946年二战后的水平。也就是说，这35年的时间里道琼斯指数的实际增长量为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中企业的发展一直顺风顺水。
最惨的是那些不曾持有股票的家庭，他们没能享受到市场支配力所带来的收益。
那些家境贫寒的人吞下了大部分由经济病态发展所导致的恶果。
由于股市会放大企业巨头的成功，我们不能因为股市持续走高就得出所有企业都在欣欣向荣的结论（包括私有公司）。
大多数企业的日子都过得格外艰苦，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业。由此可见，当前经济实际上正处于一种“亲巨头的”大环境中。
10人们之所以误以为当今时代创业公司变多了，或许是因为谷歌、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成绩实在太耀眼了，它们的光芒遮住了大量小型创业公司的失败，很多公司甚至还没走几步就
谷歌和脸书之所以会收购YouTube、Instagram，绝不是因为它们钱多得没处花，毕竟这些科技巨头自己也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与资源积累，它们完全可以仿照那些创业公司的技术自己成立一个分公司。它们收购创业公司，不仅是因为那些创业公司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优势，更是因为那些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若非如此，这些科技巨头完全没必要花钱买下那些核心技术很容易被他人复制的创业公司。
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司法独立的中央银行，不管政策怎么变动，不管谁在选举中获得成功，这些中央银行都不会受到直接影响。
为了营造政绩，很多政客都会利用额外开支来刺激经济，在保持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更亮眼的经济数据。增加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常见的办法。
有害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通货膨胀的急剧变化，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在未来取得的收入的价值就会忽高忽低，难以预测。
青年群体的失业率高得可怕，刚刚毕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形势要更为严峻。
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比童年时期要高，只是我们住的房子可能不如以前精致、宽敞了。
美国家庭如今在食物方面的开销还不到收入的13%，而在1901年，这一比例高达43%。
2015年10月，已经79岁的尤提奇奥斯成了一名优步司机。
优步向新手司机予以大量补贴的原因——公司希望这些司机能够永远和优步绑在一起。绑定之后，优步就会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再加上购车贷款和各种维修费用，优步专职司机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在网约车这个行业中，优步的薪资政策被人们称为“最低工资加2”，因为公司开出的薪资只比最低工资标准高2美元。
打零工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其实和低技能劳动力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是一样的——优步之所以能够将薪资压到“最低工资加2”的水平，是因为这些劳动力在其他地方也只能挣到这么多。
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必然会导致这种残酷的事实，低技能劳动力只能拿到较低的工资。
2014年，出租车执照勋章的价格还高达100万美元，而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跌到了14万美元以下。
出租车执照勋章制度不仅导致贷款能力较弱的司机难以从事这份工作，也导致行业的运营效率极其低下。最终大部分执照勋章都掌控在少数公司手里，整个市场变得高度垄断，
在规模经济效应下，只有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生存下来。
之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当优步司机或去Deliveroo当配送员，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工作机会了。
零工经济的收入之所以如此之低，是因为其他所有低技能工作的收入都很低。
尽管开网约车的收入可能比麦当劳的工资还低，但有不少人更中意前者，因为他们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从整体上来看，现在这个时代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好。
股市之所以反弹，并不是因为经济正在健康发展，而是因为上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这些救助既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也不需要企业偿还。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所有企业都有可能失败；而现在，只有那些没能掌握市场支配力的小公司才会失败。
资源一边倒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企业巨头如此强大的起因，也是利润悖论的核心问题。
市场支配力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力量赚取巨额利润，然后花费巨额资金影响政治的走向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不断破坏民主体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2017年出版的《不平等社会》（The Great Leveler）一书当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从石器时代开始讲起，用战争、革命、国家覆灭、瘟疫等真实案例论证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不平等现象近乎坚不可摧，只有大规模的灾难才能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
在市场支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交替作用下，科赫家族等利益团体可以肆无忌惮地反复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就像东印度公司一样，腐败正在变成一种合法行为。
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人要么选择民主，要么选择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