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
毛泽东所宣称的“大同”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景，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重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涅槃。
对日战争结束后，解放了的朝鲜半岛分为美苏两个占领区，北朝鲜便是1948年9月根据美苏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苏占区成立的。
斯大林明白，除了美国陈兵中国边境之外，毛泽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朝鲜在满洲的临时政府与当地朝鲜族人建立联系，宣称一定程度的主权，并不断越境对朝鲜进行军事活动。
俄国经历了残酷的武力压迫和痛苦的磨难才从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下挣脱出来。它从未得到过别国的景仰，而且人口中一大部分都不是俄罗斯族。史上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来外国思想家和专家，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这在中国历代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国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它的盟国几乎无一没有它的驻军。因此，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毛泽东：我一直说，现在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说，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我们只是不同意批评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
民众的意见很快就从调整方针政策的建议转为对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北京的学生立起了“大字报墙”；批评者控诉地方干部滥用权力，并抗议苏联式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物资匮乏；还有人说共产党领导的头10年还不如此前的国民党时代。
毛泽东的一生都认为和平是斗出来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
由于毛泽东后来怀疑“四人帮”有野心，很可能也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大任，于是一手提拔华国锋。华国锋至今仍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任职时间不长，除了是毛泽东的继任之外并无特别建树。
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请邓小平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中国也担心朝鲜的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将导致边境地区重新出现60多年前用战争来防止出现的情况。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三国演义》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地方豪强混战不止。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至1000万，
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均因天气恶劣——日本人所谓的神风——无功而返。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
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
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够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
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大如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目标是让诸如朝鲜的藩属承认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换取通商权利等好处。至于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远方夷人，如欧洲人，中国虽以礼相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他们几乎没有兴趣让外夷皈依中国文化。
中国朝廷向外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使。
作为一个帝国，中国答应给予邻国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并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越南人最有韧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中国人高人一等，并声称能打败中国人。
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
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
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
清朝挟满蒙两族的军事实力，辅以汉族的文化和发达的官僚机构，开始向北部和西部扩张领土，在蒙古、西藏和今天的新疆腹地建立了中国的势力范围。
自由贸易、外国使馆、主权平等（欧洲人此时在几乎世界各地已享受的起码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均闻所未闻。中国只默许对俄国区别对待。俄国迅猛东扩，沙皇的领地已经与清朝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的疆土接壤，构成了对中国莫大的威胁。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设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日后，该团实际上成了一个变相的使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此类外国传教士团。
英国政府以平等的口吻致函中国朝廷。英国统治集团成员可能觉得，这样做给予了一个非西方国家不寻常的尊严，而中国却将其视为桀骜不驯、傲慢无礼之举。
马嘎尔尼吃惊地发现，欧洲的技术奇迹并没有给接待他的中国官员留下什么印象。他和随行人员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农炮时，“陪同我们的人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称这些玩意儿中国不稀罕”。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望远镜、四轮马车和热气球，中国人一概嗤之以鼻。
对西方列强的贪婪显然一无所知的皇帝是在玩火，但他本人并不知晓。
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施展的一切外交手腕和断然拒绝不过是推迟了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冲突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有史以来在社会、思想和道德上最难承受的深重苦难。
鸦片成了打入中国市场的极少数产品之一。英国闻名世界的制成品在中国被视为要么奇技异巧，要么质量低劣。
林则徐高估了中国的力量，对外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威胁切断中国产品的对外输出。他以为西方蛮夷没有中国的产品难以存活。
林则徐的这封书函，维多利亚女王似乎从未收到。与此同时，英国舆论大肆渲染林则徐围困英国在广州的商馆一事，声称这是对英国不可接受的公开侮辱。鼓吹“对华贸易”的游说集团吁请议会对华宣战。
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认识，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
耆英盛情款待璞鼎查及其家眷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战略目的，中国人的热忱其实是精明算计的结果，诚信被当作一种武器；至于中国人是否真心实意并不重要。
西方列强不是那么容易安抚的，中国的妥协让步只会招致西方提出更多的要求。
中国与英国缔约后，美国总统泰勒马上遣使来华，以求美国得到类似的好处。
在他们眼里，入侵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渴望分享中华文化，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因此，中国可以用耆英提出的手段逐渐将其驯化，最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俄国和昔日的征服者不同，它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俄国侵蚀的领土，中华帝国永远也拿不回来了。
然而无论西方列强还是俄国，均无意取代清廷，代行天命。它们最终认识到，清廷覆亡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而日本的意识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延续无关它的利益，因而日本不仅图谋侵占中国的大片国土，还想取代北京成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结果中国虽然身处帝国扩张的时代，却没有在全国创办近代军工业，因而未能从中受益，而只是零零星星地吸收了外国的部分金融和政治创新成果。
虽然西方的史书极少提及，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却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数千万人死于这场战祸。
据估计太平天国以及回民和捻军起义期间，中国的人口从1850年的4.1亿降至1873年的3.5亿。
俄国从清朝的衰落中看到了肢解中华帝国，重新吞并其“外疆”的机会。
19世纪的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做出这一抉择得益于一个有利条件：日本与西方初次相遇时，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显示了社会凝聚力。而李鸿章却无法选择这条路，他自己的国家因一场起义山河破碎。为了镇压这场起义，他需要外国的帮助。再者，李鸿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儒家传统，无论这样做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倘若清廷能够一致支持恭亲王对外交政策的构想和李鸿章将其付诸实施的努力，这本来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是，这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官员与顽固守旧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又以镇抚四海的帝国自居，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步履维艰。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语言和民族的国家，其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民族的祖先起源于神。
日本对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有一种近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日本社会及其世界秩序的顶峰是天皇。
如果说中国的例外主义是一个自诩驾驭万邦的帝国的体现，日本的例外主义则源于一个岛国的不安全感。它大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但又害怕受其控制。
日本拒绝假朝贡之名与中国通商，坚持至少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虽然中日两国之间一直有着贸易往来，17世纪关于双边贸易的讨论却陷入僵局，因为两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不肯遵从对方礼仪。
日本政治家的优越感不在中国朝廷之下，但认为日本犯错误的空间远比中国小。他们把谨慎的目光投向西边，一个由历代中国王朝控制的大陆，有的王朝政令直达日本的近邻——朝鲜。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船”抵达日本。然而，日本从这一挑战中得出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结论：它敞开国门接受外国的技术，革新政府机构，以求沿袭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日本得出这一结论也许是因为日本基本未受鸦片之害，故不排斥外国思潮）。1868年，明治天皇在其《五条誓约》中宣示了日本的决心：“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人眼看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日益外强中干，开始谋划取代中国，称雄亚洲。中日两国互不相让，终于在朝鲜——一个夹在两大雄心勃勃的邻国中间的国家——爆发了冲突。
19世纪末，桀骜不驯的朝鲜人与位于本国西北部的巨人中国达成妥协，两国相安无事。从狭义上讲，朝鲜仍然是一个进贡国，朝鲜历代的国王定期遣使至北京上贡。朝鲜吸收了儒家伦理学说，并在正式书函里使用汉字。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潜在通道，因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极为关注。
1894年，日中因朝鲜国内叛乱分别派兵赴朝。日本最终扣押了朝鲜国王，扶植一个亲日政府上台。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开战。然而只有日本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清政府拨给中国海军的款项则被挪用修缮颐和园。
战争爆发后仅几小时，日本即摧毁了经费拮据的中国海军，而这支海军貌似是中国几十年自强运动取得的成果。
战场上占据主动的一方往往故意拖延议和，尤其是每拖一天，对自己的谈判立场越有利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进一步羞辱中国，拒绝接待中国派出的一连串谈判代表，称他们官阶太低的原因。这是日本有意在侮辱中华帝国。此前，中国派出的使节是天朝特权的象征，无论官位高低，地位均在他人之上。
三国干涉后，俄国把李鸿章叫到莫斯科，签署了一个秘密条约，其中一个条款使其贪婪之心昭然若揭。条款规定，为了确保中国免遭日本新的攻击，俄国将修建一条贯穿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
铁路建成伊始，俄国即提出，铁路沿线地带需要俄军驻扎，以保护其投资。几年之内，不仅日本被迫放弃的地区悉数落入俄国之手，俄国还占据了更多的中国领土。
以夷制夷的战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一个列强能独霸中国。在有限的范围内，北京清朝政府得以维持其统治。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而告终。凭借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朝鲜，还有中国的满洲，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未能完全如愿以偿。
俄国在亚洲受挫后，再次把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西方大国被战争耗得精疲力竭，加之世界受到威尔逊的自决原则的影响，再也无力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仅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在华利益。俄国正在巩固国内的革命，无暇进一步扩张；德国的殖民地尽失。
在华角逐的诸列强中，只剩下了一个，然而却是对中国独立构成威胁最大的一个——日本。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保卫自己，而又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在军事上制衡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家陷入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执掌政权。200万日本军队滞留中国等待遣返。苏联选择了承认国民党政府，但又向共产党提供武器，脚踩两只船。与此同时，它不经中国邀请，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军队，旨在恢复昔日的部分殖民权益。中国对新疆的微弱控制进一步遭到侵蚀。西藏和蒙古逐渐走向半自治状态，分别被纳入英国和苏联的轨道。
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这样的动荡屡见不鲜，但没有一个新皇帝想过要把整个社会的价值制度推翻。
他们沿用过去的官僚制度，目的无非是治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庶的国家。正是这个传统推动了汉化的进程，并把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之本。
革命者一般都个性突出、坚韧不拔。鲜有例外，他们都是起初在政治环境中处于劣势，而最后取得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能够激起群众的昂奋情绪，并能利用对手因开始走下坡路而产生的惶恐心理。
毛泽东所宣称的“大同”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景，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重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涅槃。
一个永不安定的国家如何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如果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打折扣地完全实行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动荡不已，甚至可能陷入战乱之中。重视稳定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但如果它试图构建一个对别国开放的国际秩序，或加入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与献身于继续革命的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个难题困扰了毛泽东一生，最终也没能解决。
斯大林认为苏联理所当然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龙头老大，而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同样不甘居于人后；两者最终是无法调和的。
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即他表面上鄙视的中国传统中汲取灵感。
像苏联那样实现了工业化还不够，为确立中国的历史独特性，还需要不断改变党内秩序和社会秩序，以防像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一样沦为毛泽东经常批判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毛泽东就这样表现出一系列的自我矛盾：为实现大同，他在1956年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先是欢迎大鸣大放，然后又对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原本是为了在3年内赶上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不幸的是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饥荒，也引起了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教授、外交人员和专家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
列宁和托洛茨基把他们的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他们相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退出战争，把俄国三分之一的欧洲领土割让给德国。
中国在19世纪拒绝效仿西方，结果几近沦为殖民地，饱受列强凌辱。一个世纪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清除有可能把中国纳入一个普遍性文化的现代化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由此得名。然而事实证明，意识形态挂帅无法治国。
对日战争结束后，解放了的朝鲜半岛分为美苏两个占领区，北朝鲜便是1948年9月根据美苏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苏占区成立的。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
斯大林喜欢对人表现他的好客，他也很会做主人。但是在毛泽东来访期间，斯大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见，也不让别人去招待，结果没有人敢去见毛泽东……毛放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回国。斯大林听说了毛泽东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顿饭。
对斯大林来说，这个东方邻国有一天若成为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威胁。
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接触，斯大林一定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出一筹。
艾奇逊宣称，国民党政治上迂腐，军事上更是无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艾奇逊的分析，共产党“并未造成这种局面”，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的无能为他们创造的机会。“蒋介石和他的残余部队现在成了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
这是美国1949年12月30日通过的NSC-48/2号文件做出的判断，这份反映美国国家政策的文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并得到了总统的批准。文件的结论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并不足以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在北朝鲜攻入南朝鲜之前，各国似乎无法想象刚刚摆脱了内战的中国会对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互相怀疑，也是由于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怀疑，虽然他完全依靠这两个比他强大得多的盟友。
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很快就被用作日本入侵中国的跳板。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的北部被苏军占领，南部被美军占领。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三八线，是人为划定的，它只是反映了战争结束时美苏两国军队之间的界限。
1949年，作为占领国的美苏两国分别撤出，被占领区变成完全的主权国家，但南北朝鲜对边界都意有不甘。两国领导人，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一生为民族事业而斗争的人，自然不会就此罢手。两人都声称对面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边界上冲突不断。
尽管美国的各项表态模糊不清，但是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他征服南朝鲜的目标，以防华盛顿在中国占领台湾之后发生政策之变。
最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由他的间谍网或者叛变的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林窃取的NSC-48/2号文件。这份报告也明确地把朝鲜半岛置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苏联的分析人员一定对它深信不疑。
斯大林变卦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通过之前和毛泽东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得出的判断而对毛泽东不再抱幻想。
斯大林通过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他又故技重施，两边下注以保稳赢不输。
斯大林为了进一步减少风险，在他所鼓励的进攻开始不久前撤走了北朝鲜部队中所有的苏联顾问，以保万无一失。当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因此而受到影响时，他又把苏联顾问派了回去，但却以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记者身份为掩护。
美国国内就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南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
两天以后，杜鲁门总统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动进攻，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杜鲁门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国会和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最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想到过这是在扩大战争，而事实上，它已经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在杜鲁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毛泽东一直在计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即解放台湾，并为此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集结重兵。
毛泽东根本不相信美国能绝对公正，他认为杜鲁门的保证不过是一派虚言。
1950年6月28日，在杜鲁门宣布其决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把美国的行动称为“对亚洲的侵略”：
中国人本能地运用围棋思维，在他们看来，美国出兵朝鲜半岛，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等于在棋枰上下了两颗子，有意形成对中国的包围，这正是中国最担心的。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造成这种形势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朝鲜开战前事态发展的控制。双方的误会越来越深。
人们常说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是因为美国在1950年10月初决定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队直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另一种理论则说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固有的进攻性，正如10年前欧洲独裁者的所作所为。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两种理论都不对。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对朝鲜没有战略野心，无意侵犯它的主权；战争打响前他们注意的是和苏联争夺对朝鲜的影响。他们也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犹豫再三，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
像一切重大决策一样，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
事到临头斯大林却打了退堂鼓，不肯兑现他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保证——连任何与美国直接对抗的事都不肯做。他知道，双方的力量对比对他极为不利，他无力与美国摊牌，更遑论两线作战了。他要把美国的军力困在亚洲，并把中国卷进去，以加深它对苏联的依靠。
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共产党领袖都经历过权力政治的严酷洗礼，现在又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彼此。
斯大林明白，除了美国陈兵中国边境之外，毛泽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朝鲜在满洲的临时政府与当地朝鲜族人建立联系，宣称一定程度的主权，并不断越境对朝鲜进行军事活动。
参战者谁也没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的签署达到了它参战的目的——击败了北朝鲜，但同时它这个核超级大国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无力再向前推进。它不负期待，为盟国提供了保护，却也付出了代价：有些盟友开始露出反叛的苗头，美国国内也出现意见分歧，争论不已。
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整个朝鲜半岛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中国利用这场战争和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宣传和镇反运动达成了毛泽东的两个中心目标：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残余的反动势力、巩固人民政权，增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朝鲜战争刚结束，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斯大林瞒着中国怂恿金日成冒险，蛮横地逼迫中国出兵干预，尤其是苏联在提供支援时不情不愿，条件苛刻，所有的支援都是以借贷方式，以后都是要还的。10年内，苏联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对手。又过了不到10年，就将发生一场同盟关系的逆转。
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
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
毛泽东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原来只是说说而已。他指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放出口风，后退一步。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伸出了橄榄枝：“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战。
他对赫鲁晓夫说，他根本无意占领那些岛屿，他是要通过威胁那些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
一本毛泽东的传记甚至说，毛泽东挑起危机的真正意图是造成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使苏联被迫帮助中国发展刚起步的核武器计划，以减轻万一战争爆发苏联必须驰援的压力。
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赫鲁晓夫那代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上升时期正值20世纪30年代，其间一次次的大清洗消灭了整整一代领导人。他们飞黄腾达的代价是日夜惕厉，心不能安，因为他们目击并参加了对整个领导层的清洗，也知道自己可能遭到同样的下场；事实上，斯大林临终前正准备开始又一轮清洗。
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气势汹汹，但内心明白，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
历史上两国的关系积怨深重。中国领导人忘不了沙俄夺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忘不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做交易。
1955年，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议创立了一个新奇又自我矛盾的集团——不结盟国家的联盟。毛泽东寻求苏联支持，以作为抵制美国为在亚洲建立霸权而对中国施压的砝码。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把不结盟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
俄国经历了残酷的武力压迫和痛苦的磨难才从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下挣脱出来。它从未得到过别国的景仰，而且人口中一大部分都不是俄罗斯族。史上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来外国思想家和专家，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这在中国历代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国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它的盟国几乎无一没有它的驻军。因此，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
北京最初的反应是根据中国代表听别人转述赫鲁晓夫报告记下的不完整的笔记做出的；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靠《纽约时报》报道的中文译文来了解局势。
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在北京的大使建议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以便指挥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并建议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交换。苏联为中国这个正式盟友提供了大部分提升军力的技术，赫鲁晓夫凭此便以为毛泽东会接受他的建议，不料结果却大相径庭。毛泽东听了苏联的建议勃然大怒，坦率地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强烈不满，莫斯科大为惊讶，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去安抚盟友受伤的自尊。
毛泽东：我一直说，现在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说，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我们只是不同意批评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
三角关系中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赫鲁晓夫。他前一年在莫斯科，后来又在北京两次听毛泽东说过不怕核战争，因此左右为难，一方面害怕核战争，另一方面又害怕如果不支持中国会失去这个重要盟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弄不懂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怎么会变成了战略对手，但以他对核武器威力的了解，要他把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常用的外交手段又使他如芒在背。
毛泽东让人捉摸不定的举动使中美关系冻结在敌对状态长达10多年之久。华盛顿对中国铁了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确信不疑，结果是双方都不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手段。
毛泽东通过危机再次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一刻也不允许国家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这使邻国在中国后来陷于天下大乱之时，对是否趁机从中渔利踌躇再三。但是，中国也因此而日渐孤立，促使毛泽东10年后对他的外交政策重新考虑。
而在第二个10年，毛泽东则基本上都在努力加快国内继续革命的步伐。继续革命的动力源自他的一条理论：思想道德的力量能战胜物质困难。
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中国领导层不得不开始正视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秘密报告出台后的几个月中，他们似乎一直谨慎行事，加强自身领导工作的透明度，大概是为了避免通过一次次震撼人心的政治运动来拨乱反正。共产党党章中删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词。党中央还通过决议，告诫在经济领域中不得“冒进”，并暗示“阶级斗争”的主要阶段将告一段落。
然而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应主动发起鸣放，欢迎批评意见，开放中国的学术和艺术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民众的意见很快就从调整方针政策的建议转为对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北京的学生立起了“大字报墙”；批评者控诉地方干部滥用权力，并抗议苏联式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物资匮乏；还有人说共产党领导的头10年还不如此前的国民党时代。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如何，他从不容许别人长期挑战他的权威。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搬出了辩证法的另一面。百花齐放一转身变为了“反右运动”，以对付那些误解了争鸣范围的人。
在扫清了所有批评者之后，毛泽东又以无人挑战的领袖身份傲然挺立，并利用他的优势地位加快了继续革命的步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由于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经济将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便即席宣布中国的钢铁产量也将15年赶超英国。
这句话立即成为一道命令。一次次即兴讲话之后，15年的钢铁赶超目标缩到了3年。
自清朝起，北京便把西藏看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部分，并有权驱逐不怀好意的入侵者。可是遥远的路途和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全面汉化难以实现，因此，藏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
他预言说，这将是最后的总攻，在中华废墟上将崛起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新一代，他们能更好地捍卫革命事业，抵御国内外的敌人。他把中国推入了思想狂热、派系争斗、近乎内战的10年。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教育机构向来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支柱，此时其运转却戛然而止，无限期停课，让学生们全国大串联，贯彻毛主席指示，在革命中学习革命。
毛泽东认为这“四旧”是中国贫弱的罪魁祸首。《人民日报》又火上浇油，发表社论，明确代表政府支持推翻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和谐秩序与传统。
来自北京的革命师生冲击了孔夫子的家乡，发誓要一举铲除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们烧毁古书，砸碎石碑，铲平孔子及其后裔的坟墓。
在北京，红卫兵捣毁了首都6843个文化历史古迹中的4922处。紫禁城据说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后才保住的。
中国驻外外交官及其随从们向东道国的人民喊话，对他们宣讲毛泽东思想，呼吁他们起来革命。
一队队红卫兵还冲击了北京的外国使馆，冲进英国代办处打得工作人员狼狈逃走。此等场面与7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何其相似！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外长陈毅元帅去函说道，英中两国“虽仍保持外交关系，但宜暂时各自撤回外交使团人员”。可是当时陈毅本人正在挨斗，无法作答。
这段时间内，中国与几十个国家的政府争长论短，只与一个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是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那是1964年林彪主持编辑的。
1979~1991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说，“文革”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的体制，至少暂时破坏了共产党的信誉。
肯尼迪政府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中做出了人道主义姿态，以改善中国岌岌可危的农业局势。据称这是为了“以粮食换和平”，但美方要中方主动提出请求，承认“极需”援助。毛泽东则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承认需要依靠外援。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深信，与中国言和一定会引发美苏战争。
尼克松的前任把越战以及国内要求停战的压力留给了他；整个60年代中，刺杀事件、种族冲突接连不断。尼克松就是在这样一个10年的尾声入主白宫的。
1月2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挖苦道：“尼克松虽已黔驴技穷，却还厚颜无耻地大谈未来如何……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用天堂的美梦来自我安慰。这不过是一个没落阶级的幻觉和垂死挣扎。”
叶剑英提出中国三国时代的一个例子。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争夺天下。有趣的是，描述这段历史的14世纪小说《三国演义》在当时“文革”期间还是禁书。
尼克松比毛泽东更为务实，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事当前，不管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到底，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样大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它进行到底。”
他发起的运动震撼了全国，几乎摧毁了共产党，剩下唯一能凝聚人心的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了，
当年他宣布发动“文革”，从而可以不受任何思想上或官僚机构的限制而放手大干。“文革”得以维持也是因为他打碎了国家结构，而且用他当时的话说，他们是“靠边站、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
他把自己形容成既是一个云游四方的古圣人，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松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于众，则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我们商议，这样会影响我们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一贯把好客、礼节以及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作为治国手段。这样的外交风格非常适合用于对付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以保护非游牧民族的农耕文化。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可以超过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且总的来说占了上风，正是因为他们奖罚并用，分寸的把握也十分精准。他们不但深谙此道，还以灿烂的文化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
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
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
我们到达北京以后的头几次谈话中，周恩来竭力把美国历史说得比中国历史还悠久，以示对我们的欢迎。
周恩来解释说，毛泽东是希望保持党内纯洁，冲破官僚机构的障碍。为此目的，他在党政机关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其任务是让国家恢复正确的思想，恢复意识形态的纯洁。然而这项决定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很微妙，他说这番话一定有毛泽东的授意。很明显，他想把自己与“文革”拉开距离，但是又得忠于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会看到谈话记录。
那天晚上其实无法写完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后来达成了折中办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准，而毛主席已经睡了。最后他批准的措辞是这样的：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
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者却愿意被看作是一个哲学家。
中国人很善于用毛泽东的照片来表达一种气氛或政策动向——照片上的毛泽东要是怒容满面，就表示一场风暴在即；要是他用手指点来宾，则说明他这位老师被学生耍了个小花招，因此不甚满意。
外交官赴重大会议时，往往是带着已经大致完稿的会议公报去的。
几个星期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据说策划了一场阴谋，但官方从未透露过这阴谋究竟有多大范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主持编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林彪好像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与其跟美国搞在一起，还不如再次高高举起“文革”的大旗。也有人说，林彪的确反对毛泽东，但当时他的立场其实跟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务实立场颇为相近，他的极左狂热只是一种掩护。
我们出了机场以后，沿途处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口号，其中有一些还是用英文写的。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客房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传单。
毛泽东的一生都认为和平是斗出来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
北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搞垮这位愿意接纳中国的总统。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
当我们在1972年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已经病了，还说他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函”。他越来越依靠个人魅力和操纵反对派来治理国家，使大部分国家机构遭到了破坏或变得激进，甚至还包括共产党。如今他的执政已接近尾声，他对权力的掌握，以及他的操纵能力，都已力不从心。“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没有了公认接班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蓝图可循。
毛泽东并没有选一位新的接班人，他从对中国未来前景持不同看法的两派人中间提拔干部，让中国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争夺战。
一边是周恩来和后来的邓小平领导的务实的行政干部，另一边则是围绕在江青和她的上海帮（日后被毛泽东斥称为“四人帮”）激进分子四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们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
居于两派当中的就是毛泽东后来的接班人华国锋，他能娴熟掌握和处理毛泽东所珍视的各种“矛盾”。
在林彪身败名裂后，江青等“四人帮”未受波及。他们旗下的理论家基本上掌控了中国的媒体、大学和文化领域，而这些人利用这一影响乘机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所谓的中国“修正主义”倾向。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
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
周恩来是中国长期仕宦传统中的最佳代表——温文儒雅，学养深厚，个人生活作风正派，政治立场不偏不倚。
周恩来忍不住发火了，我见到他动火也就是这一次。他说儒家思想是阶级压迫学说，而共产主义则是解放哲学。而且他一反常态抓着这个话题不放，无疑这也是说给当时的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听的，为的是以正视听。唐闻生与江青走得比较近，而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经常在周恩来的团队中出现。
就在上述会见等活动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在政治局出席一场“批斗会”，解释他的外交政策。“批斗会”开完之后，政治局开会公开批判了周恩来：
我在1974年早些时候第一次与邓小平会面时，他一再提及毛泽东，但绝口不提周恩来。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
他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言辞谨慎地加以赞扬，称颂它们“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就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其后七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劳动改造”。他的家人也被认为有意识形态问题未能躲过红卫兵一劫。他的儿子邓朴方遭红卫兵凌虐，被人从北京大学的楼顶推下，背部摔伤却无法就医，自此瘫痪。
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让你有一种亲切感，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把我视为哲学同道（而且毛泽东觉得同道中配得上与他论事的也只有寥寥几位）。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周恩来有英文基础，偶尔也会说几句；而邓小平则自称是“土包子”，而且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在悼念周恩来的示威发生后，邓小平再次遭打压，被免除了所有的官职。
五个月以后，毛泽东逝世。他去世前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有的中国人认为地震就是毛泽东辞世的前兆。
由于毛泽东后来怀疑“四人帮”有野心，很可能也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大任，于是一手提拔华国锋。华国锋至今仍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任职时间不长，除了是毛泽东的继任之外并无特别建树。
华国锋所缺乏的是政治拥护者。他之所以获得权位，是因为他不属于两大竞争派系——“四人帮”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任何一方。
四人帮”信徒反对他，觉得他不够激进；邓小平与其支持者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他，认为他不够务实。他斗不过邓小平，虽仍居最高领导之职，但已逐渐无缘主宰国家命运。
邓小平强调，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的国家，权力下放十分重要。但他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还将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什么好怕的”），“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将永远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
与每一位进行权力角逐的中国人一样，邓小平也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
在毛泽东对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提供了解答长达十年之久以后，邓小平强调的则是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并主张“全面”解放思想。
有人在思想解放后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小平的远景需要“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但这一远景的前提是闯将只限探讨建立繁荣中国的具体道路，而不涉足对最终政治目标的探讨。
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
中国不顾越南和苏联不到一个月前刚刚签署了互助防御条约，出兵越南，要给它一个“教训”。尚未从“文革”破坏中完全恢复的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但这次出兵达到了根本目标：苏联未做回应，这显示了其战略涵盖面的局限性。
对中国的抗拒培育了越南对独立的强烈自豪感，也造成了它兵强将悍的传统。
中国似乎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使越南把反抗中国统治的千年历史放在一边，与自己一笑泯恩仇。
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中越两国不必再假装共产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于是很快成为公开的对头。
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一贯而又明确：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载的中国立场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
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
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请邓小平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我反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语。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和虚心好学表示赞扬，并借机表达了东南亚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被中国的官僚和外交滤网滤掉而从未到达过最高层：
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似乎为这种体验而着迷，模拟降落一次后又来第二次，最后离开模拟器时还恋恋不舍。
邓小平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
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进展缓慢，损失惨重。
最终，中国没能拯救红色高棉，也没能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越南撤出柬埔寨是10年后的事了。北京可能早知如此，所以才把战争目标定得非常有限。然而，中国确实使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大小的国家要保持100多万正规军，哪还有足够的劳动力？100万正规军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现在他们靠苏联。有的估计说苏联每天给他们200万美元，有的估计是250万美元……这会加大困难，苏联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情况会变得更加困难。总有一天越南人会认识到苏联满足不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出现新形势。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延续的一个障碍是政府定期换届带来的全面改变。由于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国务卿以上所有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就要大换班，人事变动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职位。
实际上，美国新政府上任头9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真空期，运作只能靠临时应对或按留任官员的建议行事，同时逐渐调整适应行使自己的权力。
新总统挟胜选之威，可能会高估实际情况允许的灵活余地，或对自己的说服力过于自信。这种情形每逢民主政权过渡就会出现，永远如此。因此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通常会两边下注，以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致影响自己的利益。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过经济学的规律，真正的代价总要有人承担。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和补贴物价带来的恶果是设施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下降。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当货品靠分配不靠购买的时候，真正的好处在于职位带来的特权。
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人借批评封建朝代的宫廷政治影射毛泽东和江青；而1989年悼念胡耀邦的示威者则指名道姓抨击他们的批评对象。
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
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趁虚而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对象。由此爆发的内战令中国尸横遍野，譬如太平天国运动。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宣告终结，国家利益将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他采取了很多措施结束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此前只有在位者死亡或丧失天命，权力才会易手。而这两条标准既模糊不清，又容易招致混乱。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安排让那些不肯放弃权力的人退休，然后去该委员会。邓小平告诉来访客人，包括我在内，他打算很快退下来，担任这一机构的主席。
自1990年初起，邓小平开始逐渐淡出高层。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
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是邓小平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与此同时，邓小平不再出席公众场合的活动。一直到1997年去世为止，邓小平深居简出。
24字指示如下：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江泽民所面对的是这个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危机之一。中国陷入孤立，外有贸易制裁，内有这场全国性动乱的余波。
1992年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走上前台，进行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他以视察中国南方的方式，敦促继续推进经济开放，为江泽民等改革派领导人积聚民众支持。
几十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个变化——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
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
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为了拉近关系，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放声大笑，讲些轶闻趣事，感染谈话对象。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时常为此兴高采烈。接见非华人来访者时，为了强调一个论点，他讲话中经常夹杂着英语、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词句，时而不经意间在大量中国古典成语与美国俗语间转换，如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场合允许，他可能会放声高歌来调节气氛，或者强调同志之间的友情。
1987年上海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件事，“他从贵宾席上站起来，激情四射地指挥交响乐团演奏国际歌，会场上满是闪光灯和舞台烟雾”。
1989年尼克松私下访问北京时，江泽民突然站起来，用英语背诵了《葛底斯堡演说》。
他的友好是用来划定界限的，划定之后，就不能改变。
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是一种严肃和精明，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戈尔巴乔夫承认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但缺乏打破内在僵化的想象力和技巧。
苏联共产党以前是革命的工具，但在其苦心经营的共产主义体制中，除了监管它不懂的东西，毫无其他作用。
苏联共产党精英成了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掌管着国家的正统，实际上却专注于维护其特权。
然而在北京看来，美国的压力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附和，是以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弱化中国的阴谋。
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双边贸易和投资限制后，许多台湾公司把生产转移至大陆。到1993年末，台湾地区超过日本，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1987年，台湾年迈的领导人蒋经国取消了戒严令。台湾岛内体制大幅度开放接踵而至：报禁被放开，竞争性政党被允许参与立法选举。
李登辉决定推进台湾的“国家认同”。1994年，他征得同意在去中美洲的途中经停夏威夷，为飞机加油，这是台湾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李登辉对在康奈尔大学的美好时光稍作回忆之后，便开始兴奋地谈起台湾人民对获得正式承认的渴望。李登辉不断提及他的“国家”和“民族”，说共产主义即将灭亡，这些狡猾的措辞和粗鲁的言论都让北京不能容忍。
我是个工程师。我算了算，从孔子到现在有78代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胡温二人都亲身经历过国家的虚弱，见识过复杂的国内挑战。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所有大学都被关闭，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在此之前最后一批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学生。
后来毛泽东决定制止红卫兵捣乱破坏，派这一代年轻人去农村劳动。胡锦涛也难逃这种命运，他被派往中国最荒凉的地区之一甘肃省，在一座水电站工作。温家宝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也接到了类似的分配，被派往甘肃参加采矿工程，一干就是十多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遥远的西北边陲，胡温二人在党内的职务一步步提升。胡锦涛升任甘肃省团委书记，温家宝则成为省地质局的副局长。在那个动荡和革命的年代，两人都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和出类拔萃的能力脱颖而出。
1982年，他受到了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胡锦涛1985年被提升为中国西南地区贵州省委书记，他当时43岁。
温家宝是1982年被调回北京工作的，在中共中央的岗位责任越来越重要，成为连续三任中国领导人值得信任的高级助手。
他们在严酷而不稳定的边陲得到了历练，在1989年事件时担任中层领导，深刻意识到中国国内挑战的复杂性。
胡锦涛得出结论，社会和谐应是他主政期间的指导方针。
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种货币操控手段，有利于中国公司，却伤害了在相同产业运作的美国公司。人民币被低估据说造成了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在美国经济开始紧缩的时期，这一论点具有严肃的政治和感情意义。
中国认为，追求有利于国内制造商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表明中国需要政治稳定。因此，2010年9月，在向美国听众解释为什么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时，温家宝阐述的是社会观点而不是金融观点：“你不知道多少中国公司会破产，这将会出大乱子的。只有中国的总理肩上有这种压力。这就是现实情况。”
中国也担心朝鲜的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将导致边境地区重新出现60多年前用战争来防止出现的情况。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理论唤醒了古代维系中国大国地位的原则：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有形的主动权（如资源或领土），又强调和谐世界的道义主张。
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决定介入辩论，表明这些书中的必胜主义论调并非领导人的倾向性看法。
戴秉国声称，和平发展既不是中国“韬光养晦”的阴谋诡计（一些外国人这么猜想），也不是浪费中国优势的天真幻想（一些中国人这么指责）。这是中国真诚而长久的政策，因为这最符合中国的利益，最符合国际战略形势：
中国“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本钱”，因为依然面对巨大的国内挑战。无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有多大，都要分摊到13亿人头上，而且其中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遇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难解的课题，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