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

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是西方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确立的，也一直为西方世界所主导。

至少从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并没有任何意愿接受中国的领导；相反，西方诸国时刻警惕中国是否会取得国际领导权。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

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死亡。

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

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

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领域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

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领域。

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长3.8倍。

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

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异常都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

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

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那么多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不是很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外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

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如何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

“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

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的决策以中国为重心，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

这些年来，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巴黎气候协定》等。

实际上国际体系远比国内体系更难民主化。例如，尽管在联合国内部，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言权，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其他所有国际组织体系内部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近年来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也是基于此种现实情况。就是说，国际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国际公共产品不足或缺失，国际秩序就会遇到大麻烦。

说穿了，“国际公共产品”只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漂亮包装盒。究其实质，国际公共产品的背后就是国际领导权。

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是西方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秩序是西方世界确立的，也一直为西方世界所主导。

至少从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并没有任何意愿接受中国的领导；相反，西方诸国时刻警惕中国是否会取得国际领导权。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国，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

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统计，自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

一个帝国的灭亡往往并不是因为另一个帝国的挑战，而是因为其不能有效管理内部事务。

冷战期间，苏联的“霸道”并没有成功，因为苏联既不能为其东欧盟友提供公共服务，也没有形成共同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苏联往往依靠强制力甚至武力来控制其盟友。

较之苏联，美国表现为“王道”，因为美国在向其盟友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向它们开放市场，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对美国，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两国的合作是主流，冲突是非主流，并且是可以解决的。在贸易战之前，这几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识。

谁都知道冲突成本高，两国的贸易战对任何一方都会是巨大的伤害，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

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为此中国的抗议声不断。

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

中美之争归根结底就是体制之争。

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但从数以亿计的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看，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美苏冷战期间，尽管两国可以互相进行核威慑，但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最终为人类消灭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

诚如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等。

但是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政治环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发展，而非往缓解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所进行的只是谁比谁更狠的竞争。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公开要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援，这是美国崛起100年以来的首次。

中国的快速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国际行为，即从早先的“韬光养晦”到今天的“有所作为”。

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本身）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品。这必然促成中国的“有所作为”。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

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力，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力。

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

20世纪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其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其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其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

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的先进国家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

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是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

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倒的。

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的收益极其丰厚，中国通过资本积累和西方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价（尤其是环保方面）也是沉重的。

归根结底，像中国那样的巨型经济体最终需要依靠内需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否则就会死亡。

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

美国的中产阶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中产阶层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中国的基尼系数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奥巴马任上说了很多漂亮话，许下很多诺言，可是很多事情最终没有落实，他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

所谓确定性是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认为历史有一条清晰的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轨迹。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决定论最终会导致历史终结论。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就是《易经》所揭示的根本道理。

当年希特勒上台时，因为德国的制度化程度很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制度。但现在特朗普执政后，别说改变制度，就是想推行一个政策、做成一件事都很难，因为有媒体、国会和民众的制约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我们要解决民粹主义问题，首先要去除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大力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社会问题，才可能遏制民粹主义。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

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美国如果是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没有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当社会精英有了共识的时候，社会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精英没有共识了，那么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问题。

当下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壮大中产阶层，反而成为压制中产阶层的工具。

从总统选举开始到现在，特朗普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上成功了，一些事情上受挫了。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算是一个行动派

“中国制造2025”就像德国工业4.0版一样，其实就是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而提出的发展战略。

尽管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作了一个正确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人士错误地认为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中美两家之争。这个观点是错的，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

对美国来说，中国只是它互联网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没有中国它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市场。但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没有创新互联网，我们只是在应用领域有些创新。

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领域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

我们的大飞机基本上还是组装。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一样，我们保护汽车产业这么多年，但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没有。

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提倡新型大国关系。

这几年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有点过于膨胀。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

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简称《日本第一》）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

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与其说是经济稳定下来，不如说处于长期的“滞涨”阶段。

《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等。

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

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创。

总体上说中国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他经济体

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这就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危险在于，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即刻发生危机。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摩擦，反而会促成贸易摩擦，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

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着财富转。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

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到了少数人手中。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

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

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人们远去。

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领域。

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

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

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是政治的主体。

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

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

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

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即使在商业模式方面，中美的差异也已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标准化，而中国搞地方化。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差异性。

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

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

在政治上，美国这些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党派政治分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两党之间互相否决，大大影响了政府运作的效率。

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长3.8倍。

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

中国是世俗文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个体层面，大家都安于现状，很多人得过且过。

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

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有些远。甚至有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中国的企业缺少核心技术，鲜有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不存在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

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企业，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

“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绝对没有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

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在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没有使命感，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

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

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

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

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

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企业。

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异常都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

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的“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交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交利润，其比例也极小。）

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了，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

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没有任何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中间达到平衡的问题。

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

20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

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

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国有部门经济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尽管这一改革具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但归根结底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或企业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那么多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尤其是去制度杠杆，即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制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给企业更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并不全是这样。

在很多地方，一些用来帮助企业减低成本的政策，要么沦落为空头支票，要么到最后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

朱镕基总理的“拆庙赶和尚”改革方案最为激进和有效，大大减少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市场空间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府机构的调整空间变得极其有限。这个现象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已经开始出现，当时政府开始向服务型转型，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和功能，政府有了扩张的动力。

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不是很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外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面临着很强的扩张冲动。发达经济体在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后，政府规模大大扩张。

如果真的要去制度杠杆，就必须结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改革方案。前者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后者的核心则是建设法治国家，让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

在多数省份，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结果国有资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导致了“国弱民弱”。

如果容许国有资本扮演风投角色，悲剧将不可避免，不仅会减弱产业建设方面的角色，而且会与民争利，导致国有和民营失衡，最后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

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

在中国文化中，经济永远和政治分不开，因为经济本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或者说，政府永远把管理经济视为自己内在的责任。

“一带一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重政治理性，轻经济理性。

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就是被提拔的干部和原来工作的国企之间的关系。这些被提拔的干部往往和原来的企业（系统）有关联，这有利于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后培养和提拔自己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容易形成寡头政治，干预国家政治。

在国有资本运用方面。一些高级干部通过这种政商关系，把国有企业的资本以不同形式投向家族、亲族、朋友和支持者的企业，这是明显的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国有企业在做企业投资决策时，仅仅是为了政治考量，毫无理性，也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方面既表现在国内投资，也表现在海外投资。

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企业，也几乎每一个腐败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官员。

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

叶利钦时期，国企通过私有化转型成为寡头，对国家政治构成了威胁。今天的普京也只是通过打压“异己”的寡头，而支持“亲己”的寡头以维持局面。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挑战。

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政商关系基本上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

中国企业很喜欢和外国公司做生意，因为公司之间都是法律之上的契约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也就是“五险一金”实在太重。一般来说，社会负担为企业总体负担的20%，甚至更多。

过重的税赋和社会负担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中国现在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产成本几乎已经赶上发达经济体（包括人均国民所得5万多美元的美国），在一些产业甚至高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

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

这些年来，印度也希望步中国后尘，通过全球化来促成国内的发展，但印度人发现国际资本已经没有了后劲。尽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体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被大肆吹捧，但西方资本并没有大量进入印度。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如何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