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本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科技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它。日本人虽然咄咄逼人，来势凶猛，后来居上，但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实力之外，在军事、文化、资源等领域还是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政治民主，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是一党专政，南朝鲜是军人干政。

美国的环境消融了来到这里的不同种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差别。

在富裕社会中，真正的穷人不多，真正的富人也不多，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富有的或会是富有的。

对自由的热爱扎根于人的灵魂之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家族的力量在美国依然是重要的。没有家族背景，一个人可能出头露面，有家族背景，一个人更可能出人头地。

在社会上打工和工作，人际关系更为重要，与老板的关系如何，与工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前途。我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况且如此，何谈其他。

在大学中，拥有终身职的正教授掌握系里的大权，其他人没有什么权。正教授可以决定其他人员的晋升和留任，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决定了系里教授的基本关系。其他教员与正教授搞好关系的愿望十分明显。

在招待会上，许多美国人对日本代表毕恭毕敬，找话头。有一位当地政府的女官员，拉住一位日本人的手有几分钟之久，满脸堆笑，直说日本人的领带漂亮。我看了都觉得不自在。其实她是想为本地拉拢一些日本的投资。美国人大都看不起日本人，但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和他们内心所思是不同的。

美国的体制提供了一个条件：大不了走。在私有制下，人们离开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谋事很正常。但在有些社会中没有这一机制，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就更大。

集体主义的问题中，法规往往不明确。

要有门路，朝里有人好做官。

实际上，选民们也是根据得到的实际的好处来投票的，政治原则的作用不那么大。

在辩论中双方是动足了脑筋。布什称杜卡基斯为麻萨诸塞州州长，想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杜只是“地方官员”。而杜卡基斯则称布什为布什先生或乔治，避而不提副总统的头衔。

民主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充分了解下的选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难乎其难，美国也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

任何人想从政，均有求于选民，而非选民有求于他们。

联邦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五十国集团”派出人马进行协调和管理的一种机构。

在中国，光做预算就显然不行，还得协调人际关系和疏通物资渠道。

文官制度的基本特点在于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事务官不由选举产生，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由公开的考试选拔，有竞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官，而是普通职员。

有许多东西开始时是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建立起来的，后来往往成为达到另一目标的工具。

美国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美国人的管理是死板而严格的，中国传统讲究灵活而机动，这样才显得富有人情味。美国人认为前者是天经地义，中国人认为后者是天经地义的。

在不少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军队。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军人干政习以为常。

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官员或私人部门的高级人士，都愿意参加公众活动，发表演说。这成为一种风尚，也许与政治制度的特性有关，政治制度往往逼得政府官员亮相，不亮相做不长。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块地方被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所谓“人民公园”，原是伯克利分校的一块空地，但后来被无家可归的人占据。我在的时候，每天大约有上百名穿得破破烂烂始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过夜，他们有的用破布搭了小账篷，有的就在地上铺上报纸，席地而睡。

从日本民族的发展，人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民族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基本力量；二是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

美国在本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科技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它。日本人虽然咄咄逼人，来势凶猛，后来居上，但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实力之外，在军事、文化、资源等领域还是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政治民主，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是一党专政，南朝鲜是军人干政。

在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差不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从人的肉体、空气、抽象的观念到各类具体用物，无不商品化。

商品化具有惊人的力量，它推使人们走向每一块有利可图的地方。最典型的像肯塔鸡、汉堡包、可口可乐、百事可乐、Crest 牙膏、万宝路香烟、联合邮包递运公司等，到处可见，哪怕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可以说，只要哪个地方有铜板可图，人们就会把商品和服务送到哪里。

如果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拒绝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就难以侵入他们。这种现象在不同社会中都可看到。现代化真正的动力在人们的内心世界。

中国的土地开发了两千多年，大部分已成为贫地。

美国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四的农业人口，但他们生产的产品除了保证两亿多人口的消费外，还有大量出口。

我记得《战争风云》里曾经记载，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柏林，由于没有吃的，年轻姑娘可为一点点食物贡献肉体。

美国的环境消融了来到这里的不同种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差别。

“五月花号”船于 1620 年将最早的移民送到美洲大陆。这是近代美国的肇始。

正因为移民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便尤其珍惜自己的财富和生活方式。生来富有的人不会象他们那样有强烈的情感。所以，当英国要剥削他们时，他们便会奋起捍卫自己的生活。

任何社会想长治久安，都应当传播自己的价值体系，只不过传播的方法各有不同，而传播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方法。

一个社会接受一种信条不容易，接受了之后要真正实践它们更不容易。对一个社会发展来说，第一步是核心价值成为社会主流，然后是使其成为现实。

一个社会可以说它信仰什么，但不等于它实际上就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

在富裕社会中，真正的穷人不多，真正的富人也不多，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富有的或会是富有的。

对自由的热爱扎根于人的灵魂之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政权的交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难解决的事情。不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程序，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

这套仪式是古老的，宣誓词是二百年前第一任总统所用的宣誓词，《圣经》也是二百年前乔治·华盛顿用的《圣经》。

不少人谈起奎尔就摇头，说他在学校中成绩不好，服兵役只去国民警卫队，没有经验，是靠了其有钱的爸爸走红的。

日本人最近纷纷议论一种病，叫“过劳死”，即许多人在中年时就因长期过度劳累而死去了。

家族的力量在美国依然是重要的。没有家族背景，一个人可能出头露面，有家族背景，一个人更可能出人头地。

有一位研究非洲问题的教授告诉我，要做好研究必须到东非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要进行考察就不能在系里上课。他从系主任那里得到许可。其他教授们便十分妒忌，他们表面不说，但背后闲话很多，认为这位教授既不教学又出国，还能得到工资，实在太划算了。

我问他如何能得到系主任的同意。他说系主任与他关系很好。他正在努力实现一个计划，让系主任到非洲一个国家去风光一下，顺便讲学。这位教授是一位很正派的人，但他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社会上打工和工作，人际关系更为重要，与老板的关系如何，与工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前途。我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况且如此，何谈其他。

在大学中，拥有终身职的正教授掌握系里的大权，其他人没有什么权。正教授可以决定其他人员的晋升和留任，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决定了系里教授的基本关系。其他教员与正教授搞好关系的愿望十分明显。

在招待会上，许多美国人对日本代表毕恭毕敬，找话头。有一位当地政府的女官员，拉住一位日本人的手有几分钟之久，满脸堆笑，直说日本人的领带漂亮。我看了都觉得不自在。其实她是想为本地拉拢一些日本的投资。美国人大都看不起日本人，但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和他们内心所思是不同的。

美国的体制提供了一个条件：大不了走。在私有制下，人们离开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谋事很正常。但在有些社会中没有这一机制，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就更大。

美国是一个人人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主义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力量有权干预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的问题中，法规往往不明确。日本人往往很少上法庭，不象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要上法庭。

美国的政治由两党一手操纵，但两党其实都不象一个政党，只是一群“聚合之众”。与大多数西方和东方国家政党相比，甚至可以说是“乌合之众”。

两党都没有一套入党制度（有些登记的手续），其实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员，选民们可以自我认同哪个党。在选举中投了哪个党候选人的票，就成为哪个党的成员。也没有人承认他们为“党员”，他们也不需要别人承认，便会说：“我是共和党”或“我是民主党”。两党的党门大开，出入自由，像个庙会。

两党都没有严密的组织，平时很少听说哪个党召开支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美国政党是选举党，即在选举时才会活跃，平日里谁是党员自己也不清楚。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经理艾柯卡 1987 年的年薪为七百万。有个教授评论说:“没有人值这么多钱。”

要有门路，朝里有人好做官。

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舞台变成了一个大的商品市场，政治成了一种象经济市场一样的交易市场。可以在里面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购买别人的产品。政客们在里面讨价还价，你争我夺。

书摊上摆的书有《共产党宣言》，还有卡斯特罗的言论集，托洛茨基的言论集。不难看出，她属于一个左派激进组织。据说在美国这样的小型组织或者说微型组织有几百个。他们活动很积极，但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大部分民众不关心它们。

实际上，选民们也是根据得到的实际的好处来投票的，政治原则的作用不那么大。

许多政治家都不是职业政治家，这些人把他们长年累月的经营思维方式和社会技巧带进了政府，使政府特别善于处理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地方政府不是那么政治化的，反倒象个大公司处理各种社会事务。

在辩论中双方是动足了脑筋。布什称杜卡基斯为麻萨诸塞州州长，想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杜只是“地方官员”。而杜卡基斯则称布什为布什先生或乔治，避而不提副总统的头衔。

在美国做政客的第一条件是要会说。

杜卡基斯的竞选顾问弗兰克·格里尔说，为了保证形象优雅，杜卡基斯带了好几件衬衫和好几条领带，以便上镜头。

民主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充分了解下的选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难乎其难，美国也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

莱德弗先生的一项活动是与本县企业家共进皁餐。本县企业家为当地之精英，或称“乡绅”。他们有一个自己活动的俱乐部。每个周二早晨在一起吃早饭，一般是交流信息，谈谈生意，请人来做演讲。这是当地的权势集团。一个人想要在当地选举获胜，首先要争取这股力量。

任何人想从政，均有求于选民，而非选民有求于他们。

对要想当选的人来说，十分重要的就是怎样争取选民，怎样使选民相信你。

州长的职位一般被认为是通往总统或副总统的台阶，如里根曾是加利福尼亚的州长，1988 年竞选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因此州长职位成为政治家们必争之职，两党在州级选举上往往展开激烈的交锋。

美国政党组织的一大特点就是非中央集权。全国性的政党机构实际上没有大权，州级党组织往往决定自己的事务。在有的州内，县和市的党组织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州党委会负责组织选举州长，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县和市委员会负责组织选举县市官职和州立法机关成员。全国委员会其实只是每四年起一次作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本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政治历史告诉人们，州政府先于联邦政府，各州本就有较正常的运转机制，建立联邦政府只是为了维护各州的原有地位，使之不至被破坏和削弱。

联邦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五十国集团”派出人马进行协调和管理的一种机构。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也较为看重县政治或更下一层的政治，对于联邦政治，他们会觉得索然无味，因为那太遥远。美国民族是讲实用主义的民族，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就是盯住眼前的政治不放。这种态度，反过来也促进了包括县政治在内的地方政治的发展。

市政府的预算巨大。各级政府官员思考问题的方法很简单：钱。政府解决任何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做预算。在中国，光做预算就显然不行，还得协调人际关系和疏通物资渠道。美国经济的高度发达，使美国人产生那种思路，也能实现那种思路。

县和市的概念不同于中国。中国的县一般仅指乡村，不包括大中城市。美国的县既是行政概念，也是地理概念。大中城市一般均在县的地理范围内，而不在行政范围内。

在美国，拥有土地的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这些土地，须受政府有关法律的管制，有关土地的计划需得到政府的认可，否则不可破土动工。

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来通过他们想通过或不想让听众知道的事项。表决必须是公开的，但他们可以讲非常专门的语言，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表决。人们称为“Railroad”（铁路），意即“开快车”，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通过了。

文官制度的基本特点在于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事务官不由选举产生，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由公开的考试选拔，有竞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官，而是普通职员。

如果众多应试者觉得最后的选择不公平，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有所动作，一是去法院，法院将审理这类案件；二是投诉联邦机构——公平机会委员会。同时工会也起一定作用。通过这样的机制保证选人过程公正。

有许多东西开始时是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建立起来的，后来往往成为达到另一目标的工具。

在美国，公民没有特别颁发的身份证。美国人常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是驾驶执照。美国大部分成年人都有驾驶执照。如果没有驾驶执照，也可以去办驾驶执照的部门办一张与驾驶执照同样的证件，不能用来驾车，但可以用来证明身份。当需要证实自己的身份时（如开支票），就可以出示。所有的公私部门都约定俗成，认此物为准。

我与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讨论这个现象。他说这是传统。美国人不喜欢政府管他们，绝对不能接受政府给每个人一个号码。其实，每个申请工作的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都有一个联邦政府税务局给的社会保险号码。

“身份证”由运输部发不由警察局发是个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这说明美国人对警察局这样的强制部门的戒心。

美国思维不仅仅注重挣钱，还注重名望。花钱买名望在美国人中很流行，这种心态支配着美国人的许多行为。

不少中国人来美国许多年，还是不习惯吃西餐。这大概也算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吧。

只要工作，大部分都有份较好的工资。这样他就不愿意丢掉工作，但要不丢掉工作，就得兢兢业业。这样社会就有了强大的协调力量，而不需要政府来协调。只有在劳资冲突或社会矛盾超出一定界限之后，政府才会加以干预。

美国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美国人的管理是死板而严格的，中国传统讲究灵活而机动，这样才显得富有人情味。美国人认为前者是天经地义，中国人认为后者是天经地义的。

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坐落在亚特兰大市。这样知名的公司，其实总部的办公室并不大。一幢旧的楼十五层高，还有一幢新造的建筑。在摩天大厦林立的城市中，可口可乐公司可算不起眼了。可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人们指挥着遍及世界的可口可乐。

导游带我们参观前董事长的办公室，据说平时是不让人参观的。在这间办公室里，其他各类礼品且不论，仅墙上挂的美国好几位总统的签名照片就足以说明可口可乐公司的地位。美国人十分注重这种荣誉。名人照片挂在墙上是一种荣耀。

美国的宗教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名目繁多。

子女上名牌大学是美国梦的三大内容之一。

世界上许多国家，教育均是国家化的，如日本、法国、苏联、中国等。以前有人说，法国的教育部长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表告诉来访者，现在全国所有的小学哪一个年级的学生在上哪一篇课文，甚至教师讲到哪一部分。这里面含有讽刺的意味。

MIT的预算是惊人的。接待我们的教授说，学校每年的预算在十亿美元左右，差不多相当于可口可乐公司一年的纯收入。

欧洲人的传统观念是把政治当艺术。美国人的观念是，政治可以是技术。

在不少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军队。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军人干政习以为常。

在美国各地行走，常常可以碰到异国他乡来的人，在一起讨论如何取得绿卡，如何移民。这门活动而成了一门行当，而且是一门赚钱的行当。报纸上常常有这样的广告：“本律师事务所专办绿卡，得不到绿卡，全部退款。”

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官员或私人部门的高级人士，都愿意参加公众活动，发表演说。这成为一种风尚，也许与政治制度的特性有关，政治制度往往逼得政府官员亮相，不亮相做不长。

在政治生活中，信念重于制度，因为制度是抽象的，要由人来体现。

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社会，家长们深知要使孩子获得独立，必须强迫他们学会与金钱打交道。

教师们的答复是：教师的工资太低，待遇太差，高中留不住人，大家都见异思迁。家长的答复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管孩子，挣钱都来不及。

参院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主席伯奇·百恩（Birch Bayh）在 1976 年就说过：“我们的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社会固然能培养出大批精英。但对一个社会来说，需要精英，也需要大众。如果大众是“垮掉的一代”,社会何以进步？

我们傍晚 7 点从希尔顿出发，走到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上。有一位黑人拦住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零钱。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Homeless。这天晚上，在吃饭的来回路上，遇到的 Homeless 和向我们要钱的人不下十名。

1988 年 12 月，纽约。到一位朋友家里去，走到他住的那幢门口，看见台阶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吃东西。衣冠不整，旁边有一大堆破烂的行李。不由得提高警惕，迟疑要不要进去。结果那人先抬起头来，原来是一位老妇人。她说：“不要伤害我，我是无家可归的人，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东西，不会做别的事。”

黑人的问题已构成一种循环，这个环难以解开。黑人的整体文化较低，经济水平差，在生育方面不加控制，福利制度规定儿童可以领得政府救济。黑人的生育率高于白人。

现在美国大约有 50 万印第安人。他们的境况大都不能与平均水平相比。由于失望和悲观，酗酒严重。印第安人青年的自杀率高于平均数 10 倍，50%的人没有工作，80%的人要依靠政府救济。

印第安人至今仍不能说认同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或主流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印第安人的教育程度一般不高，很难到保留地以外去找工作，竞争。有少数印第安人来到城市，但他们会返回居住地，从心理上来说他们认同自己的文化。

日本男人工作，许多人要工作到半夜，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加班费之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日本男人在公司工作晚上不干到半夜，人们就会认为他没有戏唱，不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