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增长的起落
在2014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全国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所占比重大约仅为7%。
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刺激大众文化的是视觉图像和电影巨星，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段经济低迷期，银幕上美好的愿景转移了所有人对经济崩溃这一残酷现实的注意力。
20世纪30年代收音机的中心地位受到了一个调查结果的支持，“美国人情愿卖掉他们的冰箱、浴缸、电话以及床来支付租金，也不愿意舍弃同世界相连接的收音机。”
1980年之后不平等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很大一部分生产率收益流向收入分配的顶层1%。
不论是在靠近食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地区，还是在食品沙漠，穷人都依靠糖类、脂类、加工食品等维持生活。
在1967年，一所新建住宅的价格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9倍，但到2011年时已增至4.5倍。
亨利·福特1923年版的T型车售价仅为265美元，只占当年家庭现价消费支出的11%。2012年同口径计算普通汽车的价格估算为24000美元，占家庭消费支出的21%。
计算机的价格比发明史上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得都要快。
到2010年，美国尽管有16%的民众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是全民保险——但美国个人医疗费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而健康结果却没有相应的优势。
近些年，仍有多达4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需要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作。
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从6％上升到80％，这是推动生产率提升的重大转变。
年轻企业（五年或以下）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从1978年的14.6％下降到2011年的8.3％。
30岁以下拥有私人公司股份的人口比例从1989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3.6％。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行业，即电脑设备支出占总资本设备支出的比例相对较高的行业，并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趋势。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其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朱恩·卡蓬和内奥米·卡恩（June Carbone and Naomi Cahn，2014）
首席执行官薪酬从1973年工人平均薪酬的20倍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257倍，此时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达到1050万美元。
顶层分为三个群体，即体育界和娱乐界明星、其他高收入和高技能工人，以及有争议的其他类别，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尽管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失业的风险也要小得多，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22岁群体的这种“不完全就业率”为56%，27岁群体下降到大约40%。
白人高中毕业生未婚先孕的比例从1982年的4%增至2008年的34%，同期白人高中辍学生的未婚先孕比例从21%增至42%。同期黑人高中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从48%上升到74%，黑人高中辍学生的这一比例从76%增至96%。
1970年之后美国增长之所以减速，原因并不在于发明者失去了灵感，缺少了新创意，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水平的诸多基本要素在当时已一应具备，从许多维度来看，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健康、工作环境，都是如此。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
在1300年到1700年的4个世纪里英国人均实际产出仅增加了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实际产出在20世纪每隔32年就增加1倍。
生产率增长在1920年到1970年之间非常迅速而后非常缓慢。
197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只是1920—1970年相应增速的1/3。
1970年之后最高收入阶层享有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不断扩大。
现代人类最先出现于大约10万年前。而在接下来的大约9980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并非绝对没有事情发生，其间有战争、政治阴谋以及农业发明等。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多大影响。几乎每个人都过着相当于现代年均收入400美元到600美元的生活，略高于温饱水平。
我们如此习惯于日常生活的舒适便利（包括洁净和温暖），以至于很轻易地就忘记了这些舒适便利是最近才实现的。在1870年，农场和市区的工薪阶层家庭成员在厨房（通常是家中唯一加热的房间）的大浴盆里洗澡。
在2014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全国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所占比重大约仅为7%。
微波炉是1970年以后唯一产生较大影响的家电产品。汽车在2015年的基本作用同1970年别无二致，即运输人和货物，尽管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便利和安全。如今航空旅行的舒适度甚至已经比不上1970年，因为座位设置越来越拥挤，同时长长的安全警戒线也使飞机离港过程耗时更长、压力更大。
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债务偿还，这些阻力减缓了美国经济增长，并使收入分配底端99%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降至接近于零。
你将发现，你能够从事的最好工作就在你父亲的农场或作坊之中。如果你没有家人或朋友的帮助，又看不到前景，那就将你的目光转向大西部，到那里成家立业。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46）
美国人口于1857年超过了英国（包括整个爱尔兰），并于1873年超过了重新统一的德国。
在1870年，美国在饮食方面也相对好于欧洲。根据1870年可得数据估算，美国的人均日摄入热量为3029卡路里，而同期英国的人均日摄入热量大约为2500卡路里。
1869年关于黄金道钉的庆祝仪式将一个庞大的国家连为一体。
在1867年的纽约，马匹每周要撞死4个行人。
对于1870年而言，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农业在美国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4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包括农场主和农场工人。非农部门以蓝领工人为主，其中工匠、技工和普通工人大约各占1/3。服务工作的比例还相对较低，且大多数服务人员是家政服务人员。剩余8%的职业是中上阶层中的核心，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经营业主。
如果将务农、蓝领工作和家政服务认为是不愉快的工作，那么在1870年有87%的工作是不愉快的。而在1940年，这一比例为60.4%，到2009年降低到仅仅21.6%。
在1870年城市工人阶层生活中，最典型的一个方面是男女角色的清晰分离。男主人负责赚钱养家。每个青少年男孩都被迫参与劳动，以补贴家用。家庭主妇和女儿则要待在家中，通过一系列重复性的家务劳动来维持家庭的运转，包括洗衣、熨烫、打水、打扫卫生以及做饭。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禁酒令不仅没有减少或消除酒精消费，反而导致酒精消费占GDP比重增加。
许多伟大发明只可能发生一次。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发明对人类的影响能与内燃机相提并论。
在19世纪末，内燃机和汽车的许多创造性发明都来自欧洲，特别是德国。
到1906年，威廉·迈巴赫开发出了六缸发动机，其动力与今天的本田思域等四缸发动机小型车很接近。
进入汽车时代后，随着停车场、汽车销售公司、修配站和加油站等占用空间的扩张，中央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明显界限开始慢慢变得模糊。
因为农民和小城镇的居民可以驾车去就近的大城镇或者小城市购物，所以城镇越小，汽车对当地商人的威胁就越大。旅行的可行范围扩大，削弱了人们之前对当地商人的忠诚。
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汽车为什么能够很快被人们接受。第一，农场主将汽车视为一种必需品，T型车结实又实用，价格也在农场主可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一经问世农场主就热情购买。第二，20世纪20年代消费信贷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汽车的普及。截至1926年，75%的新汽车都能“及时”获得资金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福特T型车推动汽车价格迅速下降。
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亨利·福特将坚固耐用的汽车价格降至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4或以下。
汽车的好处极为明显：整洁的城市、乡村隔离孤立的消失、改良的街道、更好的医疗护理、合并起来的学校、娱乐机会的增加、商业以及居住模式的分散化、郊区房地产的兴旺，以及建立了标准的中产阶层国民文化。
查理·卓别林8岁的时候，一晚上能在三个大音乐厅里演出。10年之后的1915年，每天晚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大厅里都能看见他的表演。正是因为有了电影，观看方式才发生了向非竞争性方式的显著转变，才能同时在许多地方观看到卓别林的表演。电影通过自动化、标准化以及可交易化实现了娱乐的工业化。 ——巴克（Bakker，2012）
在1870年，除了一些流浪乐手、马戏团演员或者在家玩的棋类和纸牌游戏外，普通家庭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留声机使专业演奏的听众群体大规模增加，1900年之后，数百万人可以听到卡鲁索的咏叹调或者格什温的歌曲。但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能比收音机引起的轰动更快地席卷全国。最贫苦的家庭不再需要买唱片来听音乐；在收音机里音乐都是免费的，而在1930年，买一台收音机都花不了20美元。
刺激大众文化的是视觉图像和电影巨星，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段经济低迷期，银幕上美好的愿景转移了所有人对经济崩溃这一残酷现实的注意力。
1880年图书的点提供的是1880—1889年的平均数据，也就是在那10年里，每千户家庭平均出版0.36本书。每千户家庭的图书出版量在20世纪头10年达到了顶峰，即0.50本；到20世纪40年代则下跌到了0.24本，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再次增长达到新高。
1950年后图书出版的激增与战后初期广为流传的预言相矛盾，这一预言认为电视的出现意味着阅读作为一种闲暇活动将寿终正寝。
1927年，西尔斯的台式收音机仅售24.95美元，并提供一个首付4美元月供4美元的分期付款方式（25美元还不到20世纪20年代一个典型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2%）。
20世纪30年代收音机的中心地位受到了一个调查结果的支持，“美国人情愿卖掉他们的冰箱、浴缸、电话以及床来支付租金，也不愿意舍弃同世界相连接的收音机。”
收音机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不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也能享受娱乐。表演者来到了他们的家中。
收音机根本的吸引力所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生活令人难以承受。当人们打开自己的收音机时，他们寻找的不是现实，而是逃避。带着赞助商的信息，收音机带来了一丝安慰。
1900年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死亡率更高，预期寿命更低。农村地区的食物更加新鲜，而当食物送达城市消费者的时候往往已经变质。人们在城市里住得更近，传染病传播得更快，城中的死水也比农村中的更容易繁殖携带疾病的昆虫，拥挤的城市旧式公寓中的房间常常没有窗户，通风条件差，这些都容易导致疾病和死亡。
1900年农村地区白人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为46岁，而城市地区白人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为39.1岁。
19世纪末期，购买药品的情形是这样的：在狂野的西部边疆，不需要医生的处方，顾客就能在柜台上自由地买到任何种类的药品。在1870年之前，药店实质上是不受规制的。“一般认为药品掺假非常普遍，药力大大减弱，医生通常开出过量的处方。”
19世纪末期，在医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营利性的“文凭工厂”，“它们除了热乎乎的文凭外一无所有”。此外，许多“冒牌者”提供无效的医学文凭。到19世纪末，可以用5~10美元的价格获得一份医学“文凭”，价格取决于印刷文凭纸张的质量。
工作场所发生的伤亡水平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以引用哈里森总统在1892年说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他指出：“美国工人面临的生命危险同士兵在战争时面临的危险一样大。”
由于搬运和挖掘等体力劳动被机动车和日益先进的机器所取代，“重体力劳动者”这一职业类别几乎消失了。
1970年后，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比重的绝对数增长最快，人们因此批评美国的商业公司已经变得过于臃肿和官僚化。专业人员比重的绝对数增长最快的时间发生在更早之前的1940—1970年，1970年后仍然以较低的速度保持增长。
上千年来，农业劳动都是重体力、长时间和依靠肌肉力量。在19世纪，农业逐渐发生了转变，主要动力从人力转向马和机械设备，后来内燃机最终替代了马匹。
金属熔液溅到工人身上。不稳定的铁坯堆得到处都是，热地面穿透木底鞋烧到了脚。模具和高炉发生爆炸。机器没有防护罩。站在热炉旁边一整天搅拌铁水，引导它通过轧辊，直接运走，把物料倒入高炉，浇成钢模具，工人汗流浃背，尤其是在夏天，钢厂就像是地狱。
那些选择逃离令人窒息的工厂和臭气熏天的屠宰场的人们，通常会选择从事建筑行业，尽管这份工作不稳定，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季节性变化。
美国制造业历史上最著名的灾难或许是1911年3月发生的纽约三角内衣厂大火，火灾导致148名员工死亡，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年轻女工。
火焰在八楼蔓延，许多工人跳楼致死。紧闭的大门上趴着大量烧焦的尸体。根据新闻报道，雇主为了防盗，工厂大门当时是锁死的。
1940年之前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时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后来增长速度很慢，尤其在1980年之后。
1980年之后不平等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很大一部分生产率收益流向收入分配的顶层1%。
在1870—1940年，美国经济开始了向大众消费社会的长期转变。在19世纪后期，大部分美国人属于工人阶层，大多从欧洲直接移民过来，绝大部分家庭生活贫困，家庭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购买食物。但到1940年，随着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人们已经可以购买50年前被认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商品，而且到1940年，城市住宅几乎都实现了网络化，连通了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
19世纪后期，消费信贷在美国农村已非常普遍。农民从邻近的乡村商店购买鞋子、衣服、咖啡和酒之类的商品，这些商店准予赊账，到下一个收获季节才支付。对于住在北部和西部的农民来说，购买马匹、手推车、马具、家具和种子，通常一半价款用现金支付，另一半价款则等到下个收获季节后才支付。
赊购商品但不还款的概率非常低，因为这将导致失信，也会让欠账农民及其家庭在一个紧密联系、大家彼此熟悉的社区中，得不到邻居的信任和尊重。在19世纪初，“还债是一种美德，无力还债则罪不可恕”。
分期付款往往被认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的繁荣。
尽管汽车金融的分期付款计划可以追溯到1910年，但直到1919年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建立后，现代意义上的汽车金融才开始出现。尽管亨利·福特坚决反对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但到了1919年，2/3的福特汽车销量还是基于分期付款，这并非由福特公司自己一家融资，而是由与福特经销商们合作的当地金融公司融资。
20年代汽车贷款的实际年利率通常是34%。
在20世纪20年代，耐用品市场转变成以信贷为基础的购买体系，在很多方面与“二战”后岁月具有可比性。到1929年，分期付款信贷融资占新车销售的61%，占二手车销售的65%。汽车不是唯一使用分期付款信贷的产品。据估计，在20年代后期，消费信贷融资还被用于“80%~90%的家具、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18%~25%的珠宝、75%的收音机和80%的留声机”。
贷款购买奢侈品，比如汽车和电器，被认为是从20年代开始的，改变了人们原来以借钱购买为耻的社会氛围。这使工人阶层有能力购买上一代时几乎不存在的新产品。
信贷的到来被视为著名大熔炉里的最大催化剂……它为大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单位成本，19世纪美国经济腾飞的活力正源于此。
在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纳州曼西市建造的房屋大部分用于出租，但是据林德夫妇估计，1923年出租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0%。人们将这一变化归功于1900年后建筑与贷款协会的发展，它使很多工人阶层会员有可能考虑自己拥有住房。
基于蒸汽机及其衍生物，具体包括铁路、汽轮以及从木材到钢铁的转变，1770—1820年的发明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的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末期各种发明——尤其是电和内燃机——的结果，它极大地影响了1920—1970年的人均产出与生产率。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自196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如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其辐射范围相对较窄。实际上，第二次工业革命覆盖了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信息、健康、医药以及工作环境等。相比较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给娱乐、通信和信息等其中几类需求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1970年之后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的增长开始减速。
相较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根本性改变，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活水平的其他许多维度产生的影响逐渐弱化。
通过观察1891—2007年这一较长时期，我们看到人均产出每年平均增长2.1%。任何产出量每年平均增长2.1%，每隔33年都会翻一番。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均产出每隔一代人就会翻一番。在世纪的长河里，孩子们会期盼，不管在任何年龄，他们通常都会比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时要富裕一倍。
1999年之后，浅灰线呈稳定下降趋势，并在2013年和2014年达到零。在这些年间，劳动生产率按每年0.6%正增长，正好与人均工时的负增长相抵消，因此产生了人均产出零增长趋势。最重要的是，正是1999—2014年人均产出增长趋势的急剧下跌定义了本书的标题，即《美国增长的起落》。
在2004—2014年的10年间，人均工时的负增长相对平稳，年增长率为-0.6%，因此美国增长的下跌同时伴随着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时均产出）的下降。
2014年，美国人均实际GDP为50600美元。如果1970—2014年和1920—1970年的生产率按照同样的速度快速增长，那么2014年人均实际GDP将达到97300美元，几乎是当前人均实际GDP的两倍。对每位美国男性、女性和儿童而言，这46700美元的差异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力量对比的显著象征。
服装在1940年之后几乎没有进步，唯一的例外就是出现了免熨烫的合成纤维。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之后服装已从国内生产完全转为进口，销售方式也转向沃尔玛之类的大卖场，这大大降低了服装的相对价格。
到1940年，至少在城市，居民住宅实现了网络化，连接上了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设施。1870—1940年的住宅网络化完全有资格成为人类历史上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在2014年，许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食不果腹。17%的美国人，相当于约5000万人，被美国农业部认为“食品得不到保障”。这种悲剧在南方诸州和大城市中心的女户主家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农业部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领食品券的妇女和孩子更容易偏胖。
水果、蔬菜、瘦肉和鱼类等健康食品的相对价格是最贫穷家庭无法承受的。有关“食品沙漠”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意指城市贫民窟周围的超市食品种类匮乏，但研究发现，不论是在靠近食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地区，还是在食品沙漠，穷人都依靠糖类、脂类、加工食品等维持生活。
当大家漂洋过海来到东方时，我们也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之后的情形是，不在亚洲就不能制造服装。现在永远不可能关上盒子再回到从前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木已成舟，一切都结束了。
1959年，尼克松和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参观了美国在莫斯科举办的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标准农场住宅展台，里面的厨房设施一应俱全，旨在让苏联人知道普通美国人优越的居住条件。苏联记者对此大加嘲讽，认为展出是骗局。因为像这种“泰姬陵”式的住房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
在美国，高效的大卖场就建在郊区州际公路岔口，通过实现规模经济，以及把卡车运输和顾客通道分开，提高了生产率。
欧洲土地利用规制限制了郊区蔓延，保护了城市中心的步行街区，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大大降低了规模经济和人均产出。
在1967年，一所新建住宅的价格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9倍，但到2011年时已增至4.5倍。
早期来郊区居住的移居者后代逐渐发现，他们在就业率高的中心区域已经买不起房，没有父辈那样幸运。
内燃机和电力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发明，可以共享金牌。非常巧合的是，它们都是在1879年秋发明出来的，相差不到10周。
但1970年之后的问题不仅仅是进步速度放缓，交通的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在“二战”很长一段时间里独霸汽车生产和销售，此后它们的霸主地位逐渐丧失。通用汽车公司传奇式的兴衰，再加上款式陈旧、安全问题和外来竞争压力，终于在2009年走向破产而由政府出手援助。
自50年代以来，无论是轿车还是轻型卡车，行驶速度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行驶速度都要受到限速和交通拥堵而不是发动机的限制。
亨利·福特1923年版的T型车售价仅为265美元，只占当年家庭现价消费支出的11%。2012年同口径计算普通汽车的价格估算为24000美元，占家庭消费支出的21%。
战争结束时，电视机用户只有寥寥几万，而且主要集中在纽约地区。到1950年时，仅9%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5年之后便激增至64.5%。这种每年增加13%的速率是任何其他家用电器无法比拟的。甚至比2003年后出现的智能手机和2010年的平板电脑增长还快。到1955年，电视机信号至少覆盖97%的美国家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电视机用户比例高达90%以上。
根据1949年针对纽约市区电视机用户的调查，18%的用户购买电视是因为孩子想要一台，还有15%的用户表示是因为朋友家有，就萌生了购买的念头。
2003—2012年，网络的广告收入增长了3倍，而总体的广告收入却减少了一半。因为报纸失去市场的速度太快，以至于网络新闻的广告收入难以弥补报纸失去的广告收入。
在2014年，包括互联网和电话的连接费用在内，企业与家庭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硬件及软件方面的总支出加起来只占经济总量的7%。即便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性价比每年增长20%，如果假设其余93%的经济总量增速为零，那么每年的整体经济增长也只有1.4%。
成立于1994年的亚马逊公司在过去20年间逐渐发展成电子商务巨头，将很多独立书店推向破产，并最终击垮了传统的实体企业巨头博德斯公司（Borders）。
中小学在信息通信技术上大量投资，而学生的测试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大学花巨资打造需要技术支持人员无微不至照料的智能教室，却对教育成果没有明显的益处。
克雷计算机所包含的运算能力的价格从1976年的880万美元跌落至2014年的0.6美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计算机行业技术进步独特性的经典描述是摩尔定律给出的，由英特尔（Intel）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他的长期预测是芯片的密度每两年就能提高一倍。“每24个月一片芯片中包含的晶体管数量就几乎增加一倍。”
计算机的价格比发明史上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得都要快。
著名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现任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解释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技术变革之所以停滞，“是因为人们无须在他们的台式计算机上有一块超高速的芯片”，研究转向尝试改进大型计算机的数据中心以及便携式设备的电池寿命。“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减速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现象。我认为是需求侧的”。
ENIAC，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计算数学问题比以往快1000倍。它没有单一的可移动机械零件，却重30短吨、占地1800平方英尺、消耗175千瓦的能量，并有好几英里长的电线。这台庞然大物的体积太令人印象深刻，有人开玩笑说当打开ENIAC时，费城的灯光都会黯淡下去。
如果有哪一年能被选定为互联网革命的开端，那就是1995年。Windows 95的引入是一场轰动，1995年8月24日，出售它的商店还没开门，急切的买家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了几小时。这个版本的Windows代表了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刻，起源于Mosaic的微软网页浏览器可以捆绑应用于Windows 95。一位激动的评论员写道：“互联网很慢、肤浅、混乱、怪僻、满怀敌意而且浪费大把时间。但你还是必须要尝试一下。”
在1994年，传统图书零售由两类书商组成：拥有数百家分店的大型全国连锁书店，例如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博德斯书店（Borders）和沃尔登书店（Waldenbooks）；与大型连锁书店互补的是小型专业书店。小型书店让顾客可以在逛书店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到一些专业书籍，比如烹饪书、悬疑小说，甚至漫画书。因为只有一些大城市才能支撑起这些专业书店，所以顾客经常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找到它们。
我们可能创建了太多数据。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很久以前曾提醒过，“只要你拷打数据的时间足够长，它什么都供认不讳”。
在2010年，心脏病和癌症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47.5%。位居第三位的是慢性呼吸疾病（如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死亡率为每10万人45人。其次是脑血管疾病（仅次于安全事故）和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氏病），死亡率分别为每10万人41.9人和27人。
跨国比较显示，美国在肥胖症方面是一个离群值。2000年，美国的肥胖病比例高达27%，而其他23个国家均未超过20%。有半数国家低于10%，意大利8%，法国6%，日本仅2%。
HIV作为一种反转录病毒，主要通过性爱或皮下注射传播。如果不及时治疗，HIV将转化为艾滋病或后天免疫缺乏，造成人体免疫系统严重受损。艾滋病患者如果得不到救治，只能活3年左右，如果发病，则只能活12个月。
现代医学的另一重要革命是ART疗法，即抗反转录病毒疗法（俗称鸡尾酒疗法）的发展。ART是几种药物的混合体，共同发挥作用抑制病毒的复制。尽管ART疗法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可以使HIV病毒处于休眠状态，使之不能扩散。
在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医院的性质愈发走向利润导向。尽管大家认为营利性私立医院比非营利性医院效率要高，但一份1981年的研究发现，日常成本也高出23%。“它们继续购买这些社区早已存在的设备，因为这类费用可以通过保险系统报销。尽管它们可以有效地把报销率做到最大化，但这种做法无益于病人，也无益于社会。”
到2010年，美国尽管有16%的民众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是全民保险——但美国个人医疗费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而健康结果却没有相应的优势。
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和废水垃圾处理改进带来了飞跃式进步，随后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的发明给许多传染性疾病致命一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治疗方式大部分也是在70年代形成的。以心脏疾病为例，到60年代初就有了各种预防性和缓解性的治疗方法，此后，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开始缓慢但稳定地下降。
对癌症的战斗没有如此成功，自70年代普遍使用现代成像技术、化疗和免疫治疗等疗法以来，鲜有重大突破。
1970年后，美国医疗界逐步走上了以科技含量高、价格昂贵的器械治疗为特色的专业化道路，医院成为“技术大商场”和冷漠的“器械治疗中心”。医疗保健支出占GDP比例自60年代初以来不断攀升，本来一些简单的预防性措施就可以限制费用上升，带来公共健康改善，却没有得到医院和医生的重视。与此同时，有实效的医疗创新越来越少，面对烦琐的规制和成本飞涨，新药的开发速度非常缓慢。
20世纪中期大规模地实施了每小时20美元工资制度，大量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得以上升为中产阶层。这个制度以前是成功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 ——路易斯·尤奇特（Louis Uchitelle，2008）
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教育完成率的国际排名从第1名掉到了第15名开外。尽管过去10年间拿到四年大学学位的比例不断攀升，增长了1/3，但在近些年，仍有多达4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需要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作。
在1960年，60%进入大学的女性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会辍学结婚。这种常见的做法体现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它认为美国妇女应当为了稳定而承担家庭责任。
没有比桑德拉·戴·奥康纳更好的例子了，她最后成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初她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去40家律师事务所面试都被拒绝了，最后她只获得一份法律秘书的工作。
1960年，白人男性在医生、律师和经理中的占比分别为94%、96%和86%，而到了2008年，这三个数值分别变为63%、61%和57%。
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马里兰州，女性“专业职员”人数第一次比男性多，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这个职业类别包括医生、律师、科学家、护士和图书管理员等一切专业工作类别。
除了美国最大的三个城市外，30岁或以下的女性平均而言比其男性同行收入高。
在经济衰退时，男性失业人数3倍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蓝领工作中男性居多，而白领工作中女性居多；男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87%和71%。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学生助学贷款在2014年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金额超过了未偿信用卡贷款或汽车贷款。
很多背负贷款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包括开出租车或在星巴克做咖啡师。也有很多学生被迫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延迟建立家庭、结婚和要小孩的正常时间。
尽管一些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但是这些大学生仍然比那些非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更好的结果。
经济各部门的总体数据显示，生产率增长自1970年之后明显下降，而在1996—2004年出现了短暂复苏。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复苏归因于网络、搜索引擎、电子商务以及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额投资。
1929—1950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一次飞跃，即便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实际GDP也增加了一倍多。
在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占美国人口1%的顶层收入群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快速增长根源在于“明星效应”，如娱乐界明星和体育明星；赢者通吃综合征（winner-take-all syndrome）导致高端专业人士收入大增，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比率急剧上升；中产阶层和底层阶层收入不断降低，原因包括工会的作用持续萎缩，最低工资不断缩水等；自动化和全球化导致待遇较高的白领和蓝领工作越来越少。
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剧意味着不论整体上人均收入增速如何，可以确定的是，99%的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将大大降低。
我不认为有不可能之事。我发现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世上的一切了如指掌，能够肯定地说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
“二战”本身也许是促成大跨越最重要的因素。
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从6％上升到80％，这是推动生产率提升的重大转变。
“二战”时期的高压经济。产出、工作小时数和生产率的各项指标在1942—1945年都猛增。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经济转换为最大化生产的体制，如果能找到足够工人三班倒，每一台机器和每一栋建筑每天都会24小时使用。
从1870年至1913年，大约3000万移民抵达美国海岸；他们涌入中心城市，但同时也进入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各州。他们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使美国人口以每年2.1％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且新移民创造了等量的需求和供给，因为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失业——事实上1913年的失业率只有4.3%。
反移民法案一直被视为大萧条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20年代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的过度建设都是基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预期，然而这并没有发生。
移民法和严厉的高关税制度（1922年《福特尼—迈坎伯关税法案》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在1930—1960年的30年间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在30年代，由于缺乏近期移民的工作竞争，工会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并推动工资上涨。
值得考虑的一种通用技术是1913年12月1日亨利·福特引进的汽车制造流水线。
流水线与电动工具一起，彻底改变了制造业。
“二战”将美国经济从长期停滞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战争，1939年后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惨淡的。
19世纪末期的伟大发明要比过去多得多，特别是电力和内燃机，不断推动生产方式推陈出新，这不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还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亚历克斯·菲尔德用他振聋发聩的论断振兴了美国经济史，他声称30年代是“最进步的10年”。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无法测算的生活质量提高，也不如前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那么深刻，那么明显。虽然自1970年以来出现了持续创新，但是其范围已经比以前要窄，主要集中在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而生活水平的几个维度，包括食品、服装、家电、住房、交通、卫生和工作环境都比1970年以前提升得更慢。
顺着对1994—2004年与近期无数的量化比较来看，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20世纪90年代末的创新浪潮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可以预见的25年里很难被复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可以分为两大类：通信和信息技术。
在世界各地，办公室工作使用的设备和办公室雇员的生产率都与10年前非常类似。
大卖场带来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生产率革命。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改造了供应链、批发分销、库存管理、定价和产品选择，但是从传统小规模零售转变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已经基本结束。零售生产率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成就中名列前茅，这一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未来几十年很难被超越。
年轻企业（五年或以下）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从1978年的14.6％下降到2011年的8.3％.
30岁以下拥有私人公司股份的人口比例从1989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3.6％。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信息和通信技术密集型”行业，即电脑设备支出占总资本设备支出的比例相对较高的行业，并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趋势。
迄今为止，机器人顾问主要吸引的是尚未积累太多财富的年轻人；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尚未对高净值个人的咨询服务产生多大影响。最近估计的结果是，由机器人顾问管理的总资产仍不到200亿美元，而传统的人力顾问管理了17万亿美元。
无人驾驶汽车。这一类未来发展之所以被放到最后，是因为相较于汽车本身的发明或者安全性能的提高——自1950年以来车辆行驶每英里的死亡人数减少了10倍，这一进步带来的好处很小。最重要的区别是轿车和卡车之间的区别。人们乘坐轿车从A点到B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例如通勤或购物。因此，人们必须待在无人驾驶汽车内从A点向B点行驶，才能到达目的地。乘坐无人驾驶汽车通勤所能增加的消费者剩余是相对较小的。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其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朱恩·卡蓬和内奥米·卡恩（June Carbone and Naomi Cahn，2014）
首席执行官薪酬从1973年工人平均薪酬的20倍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257倍，此时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达到1050万美元。
顶层分为三个群体，即体育界和娱乐界明星、其他高收入和高技能工人，以及有争议的其他类别，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1500家企业中的前五名高管的薪酬在1993—2003年增加了近两倍。两位作者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500家企业中的前五名高管薪酬占公司总利润的比例从1993—1995年的5%上升至2000—2002年的12.8%。高管薪酬上升主要是因为股票期权增加。
第一种解释是，股票期权的使用之所以如此显著增加，是因为公司董事会想将薪酬和业绩联系得更加紧密。他们的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互补，即董事会想增加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而期权是一个“不太显眼”的方法，招惹股东怒气的可能性小一些。
美联储的一份研究显示，2009—2010年股市低迷时有500多万个家庭在股市中卖出，只有收入分配顶层10%的群体增持了股票。
随着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供给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迫接受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正如保罗·博德里及其合著者所述，2000年以后大学毕业生从事非常规抽象工作的比例下降，从事体力工作的比例上升。
高中毕业率上升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尽管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失业的风险也要小得多，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22岁群体的这种“不完全就业率”为56%，27岁群体下降到大约40%，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与我们所引用的博德里等人的研究结果（Beaudry、Green and Sand，2013）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自2000年以来对非常规抽象认知能力的需求已经发生了逆转。
承担大量学费债务的风险与低收入家庭的高学历学生尤其相关，凯洛琳·霍克斯比的研究表明，他们很少能申请到那些可以全额资助无须贷款的名牌大学，所以会止步于不够格的高校，而且负债累累。
白人高中毕业生未婚先孕的比例从1982年的4%增至2008年的34%，同期白人高中辍学生的未婚先孕比例从21%增至42%。同期黑人高中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从48%上升到74%，黑人高中辍学生的这一比例从76%增至96%。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他们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并且这一结果源于成年人可获得的资源和投资于孩子的资源之间越来越没有关系。
1970年之后美国增长之所以减速，原因并不在于发明者失去了灵感，缺少了新创意，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水平的诸多基本要素在当时已一应具备，从许多维度来看，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健康、工作环境，都是如此。
近年来，来自四个方面的阻力对增长率产生了向下的压力，正在缓慢地抑制美国增长的动力。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将导致收入增长转向1%的顶层收入阶层，只给99%的底层收入阶层留下很少一部分。受教育程度不再像20世纪大部分时间那样提升得很快，从而减缓了生产率提高。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人均工时也在减少。退休人员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预期寿命延长，都将在2020年后共同推动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迈向不可持续的上行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