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的，最低贱的事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

“那是损害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毒品。”

“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高雅艺术。”“可那些东西什么意思都没有。”“意思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意味着大量的感官享受。”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儿，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半小时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

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喜欢集邮的人。

“我的好孩子！”主任猛然转身对着他，“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连这也看不出来？”他庄严地举起一只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设置条件让他们能在炎热气候里健康茁壮，”福斯特先生下了结论，“我们楼上的同事会培养他们喜爱炎热。”

“而幸福与德行的诀窍，”主任像说格言一样说道，“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设置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

第三排架上是胚胎期的火箭飞机机械师。

福斯特先生解释道，“火箭进入太空之后，要到火箭外进行修理是很困难的活儿。他们直立时我们便减缓转速，让他们感到很饥饿；他们倒立时我们就加倍供应代血剂。这样，他们就把舒适跟倒立状态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他们只有倒立时才真正感到快活。”

在婴儿们心里，书本跟巨大的噪声的匹配、花朵跟电击的匹配已经熔融、结合到了一起。像这样的或类似的课程接连进行两百次之后，两者之间就建立了无法分离的关系。这种人造的联系不是自然所能够拆散的。

“他们会带着心理学家称之为‘本能’的对书本和鲜花的厌恶长大成人。反射的条件无可逆转地形成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爱书籍和爱植物的危险了。”主任转身对护士们说，“把孩子们带走。”

孵化及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耐心地做了解释。培养孩子们见了玫瑰花就尖叫是为了高度节约。不能算很久以前（大约才过去一个世纪），伽马们、德尔塔们甚至艾普西龙们都有喜欢花朵的条件设置——一般地说是喜欢野外的自然，具体地说是喜欢花朵。其目的是让他们一有机会就产生到田野里去的要求，逼得他们多花交通费。

主任指出，樱草花和风景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们是免费的。爱好大自然能使工人工作懈怠。

“多么奇怪，”主任转身走掉时思考着，“在我主福帝的年代里，大部分的游戏设备还只有一两个球、几根棍子，也许加上一张网子，真是奇怪。想想看，竟然会蠢到允许大家玩各种精心设计的游戏，却并不促进他们的消费。这简直是发疯。

“稳定，”总统说，“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文明。没有个人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安定。”他的声音像是一支喇叭吹出的，听见那声音使他们觉得自己更高大了，更热忱了。

“幸运的孩子们！”总统说，“为了减轻你们生活中的感情折磨，我们不辞一切辛劳——只要有可能，决不让你们产生感情冲动。”

这话重复了四年，每周三个晚上，每晚上一百遍。睡眠教育专家伯纳·马克思想道，六万二千四百次的重复便造就了一个真理。好一对白痴！

“而现在——这就是进步了——老年人照样工作，照样性交，寻欢作乐，没有空闲，没有丝毫的时间坐下来思考。或者，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在他们的娱乐消遣里出现了空当，也永远会有唆麻，美味的唆麻，半克就是半个假日，一克就是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次辉煌的东方旅游，三克唆麻就是一次月球上昏昏沉沉的永恒。从那儿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空当，每天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工作和娱乐，看完一部感官片又赶下一部感官片，从一个有灵气的姑娘到另一个有灵气的姑娘，从电磁高尔夫球场到……”

亨利得意扬扬地说，他为这种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仿佛那是自己的成绩，“想到我们死了之后还能继续对社会做贡献，帮助植物生长，那是很愉快的。”

唆麻不会开这种刻薄的玩笑，它所给予的假期是完美的，而且，如果随后的早上并不愉快的话，也并非是由于内在的感受，只是觉得不如唆麻假日那么快活而已。补救的办法是继续度假。她不断贪婪地吵着要求增加唆麻的剂量和次数。

”唆麻让你失去了几年寿命，”大夫说下去，“但是，想一想它在时间以外给你的悠久岁月吧，那是长得难以计量的。每一次唆麻假在我们祖先的眼里都是永恒呢。”

只要这个社会承认他是个重要人物，一切秩序都是好的。但是尽管他的成功使他与世界和解，他仍然拒绝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因为批判行为提高了他的重要性，让他觉得自己伟大多了。

“我们的图书馆，”嘉福尼博士说，“只有参考书。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消遣，可以到感官影院去。我们不鼓励他们耽溺于孤独的娱乐。”

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施加于朋友。

《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把珍珠扔给猪猡，它只会踩在脚下。”

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的，最低贱的事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

她们上半身虽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虽由天神占有，腰带以下全归一群魔鬼；那里是地狱，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磺火坑。灼热，恶臭，糜烂。

野蛮人急切地叫了起来。“请借给我你们的耳朵……”以前他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间说过话，觉得极难表达自己的意思，“那可怕的东西千万别要，那是毒品，是毒品。”

“那是损害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毒品。”

那书是被禁止的，你看。但这儿的法律既然是我制定的，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有豁免权，马克思先生，”他转身对着伯纳，加上一句，“而你，我怕是不能够不遵守。”

没有钢你就造不出汽车，没有社会的动荡你就造不出悲剧。现在的世界是稳定的，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要。他们富裕，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快快活活，不知道激情和衰老，没有什么爸爸妈妈来给他们添麻烦，也没有妻子儿女和情人叫他们产生激情，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实际上不能不按为他们设置的路子行动。万一出了事还有唆麻——那就是你以自由的名义扔到窗外去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哈哈大笑，“想叫德尔塔们懂得什么叫自由！而现在又希望他们懂得《奥赛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奥赛罗》总是好的，《奥赛罗》要比感官电影好。”

“当然要好，”总统表示同意，“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高雅艺术。”“可那些东西什么意思都没有。”“意思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意味着大量的感官享受。”

“人口最佳比例是，”穆斯塔法·蒙德说，“按照冰山模式——九分之八在水下，九分之一在水上。”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儿，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半小时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

每一次改变都威胁着稳定，那是我们很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又一个原因。纯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就连科学有时也得被看作可能的敌人。是的，就连科学也如此。

幸福是一个很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经过特别设置，可以接受幸福而不提出疑问，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

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

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绝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也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寻欢作乐而堕落。你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但是必须取消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直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能长期承受。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新世界的口号是“社会、本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