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我们最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成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最危险的推进器。

国家是强制性权力在其中流动的系统。国家内的各个派别也许相互竞争以谋求支持，但这只是导致了一种民主的表象，而国家的基础是系统性地运用或规避暴力。

人们之间的加密通道能够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免受外在国家强制性力量干扰的区域，免于大规模拦截，免于国家控制。

技术的一般趋势是将控制权集中在控制了技术的物质资源的人们手中。

Google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

Facebook的数据库结构被曝光了，包括你每次登录所用的IP地址、存储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点击、每时每刻的所有活动，甚至还有你在一个页面停留的时间——所以他们能够猜测出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另外还曝光了这个数据库结构的主标识符，是“目标”（target）这个词。他们不把这些人叫作“订阅者”“用户”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管这些人叫“目标”，当然你可以说，“好吧，这是一个营销术语”。

我们原来常常说对Facebook而言，这些用户实际上并不是客户。Facebook的用户实际上是它的产品，广告商才是它真正的客户。

在英国，我们看到《卫报》和其他主流报刊在偷偷地从他们的互联网档案库中删掉某些文档，而对此不作任何说明。你现在再去访问这些网页，试着去查找这些文档，比如去找找关于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Nadhmi Auchi）欺诈案的故事，然后你会看到“页面未找到”，而且它们也从索引中被移除了。

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

密码朋克提倡通过使用密码术及其类似手段来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该运动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90年代的“密码战争”（cryptowars）和2011年的互联网之春时期最为活跃。“密码朋克”（cypherpunk）这个术语来自“cipher”（密码）和“punk”（朋克），在2006年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

简单地说，密码学（cryptography）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的“密写术”（secret writing），是一种通信编码措施。

互联网——我们最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成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最危险的推进器。

国家是强制性权力在其中流动的系统。国家内的各个派别也许相互竞争以谋求支持，但这只是导致了一种民主的表象，而国家的基础是系统性地运用或规避暴力。土地所有权、财产权、租金、股息、税收、法院罚款、审查、版权以及商标，这一切，都是由国家的暴力威胁来强制执行的。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会注意到暴力离我们有多近，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为了免遭暴力而让渡了权利。就像水手嗅到微风，我们很少思考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如何被表面之下的黑暗支撑起来的。

互联网的新世界，从粗暴的原子构成的旧世界脱胎而出，渴望着独立。但是，国家及其盟友行动起来，通过控制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夺取了对我们新世界的控制权。

加密容易，解密难。

人们之间的加密通道能够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免受外在国家强制性力量干扰的区域，免于大规模拦截，免于国家控制。

维基解密的使命是从告发者那里接收信息，向公众发布信息，同时抵抗不可避免的法律以及政治攻击。

在一项对新闻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审查行动中，美国政府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施压，要求其停止对WikiLeaks.org提供服务。2010年12月1日，亚马逊从其存储服务器中删除了维基解密网站的数据，12月2日，指向Wikileaks.org域名的DNS服务中断。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维基解密支持者复制了网站，托管了他们自己的版本，并通过社交网络分发IP地址，这种“大规模镜像”（mass-mirroring）的努力使维基解密一直保持在线。

现在的监控正在全面普及，因为人们把他们所有的政治观点，家庭关系，以及朋友圈都放在网上。

2011年，埃及革命中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这样写道：“不要使用Twitter或Facebook来散发本手册。”

在革命早期，总统穆巴拉克曾经切断了埃及的互联网。

技术的一般趋势是将控制权集中在控制了技术的物质资源的人们手中。

存储成本每年都在下降。实际上，我们在混沌计算机俱乐部做过一些估算：一年只花费大概3000万欧元，你就能得到一个存储系统，以良好的音质存储所有德国人的电话通话，而且还包括管理费用，至于纯粹的存储成本大概只要800万欧元。

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的Google用户，那Google就知道你在跟谁通信、你知道什么、你在研究什么，可能还有你的性取向，以及你的宗教和哲学信仰。

Google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

Facebook的数据库结构被曝光了，包括你每次登录所用的IP地址、存储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点击、每时每刻的所有活动，甚至还有你在一个页面停留的时间——所以他们能够猜测出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另外还曝光了这个数据库结构的主标识符，是“目标”（target）这个词。他们不把这些人叫作“订阅者”“用户”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管这些人叫“目标”，当然你可以说，“好吧，这是一个营销术语”。

我们原来常常说对Facebook而言，这些用户实际上并不是客户。Facebook的用户实际上是它的产品，广告商才是它真正的客户。

在创建安全系统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通过政策来保护隐私，一种是通过设计来保护隐私。

在美国，SOPA（《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PIPA（《知识产权保护法案》）这种粗暴的版权立法基本上就是在给好莱坞授权，让他们可以命令任何互联网公司限制访问和进行互联网审查。

Google有必要把它的服务器放置在大型内容提供商附近，或者反过来，内容提供商有必要把服务器放在Google附近，因为Google要对这些页面建立索引以供搜索。所以，在美国就存在这种巨型建筑，这些建筑被各家公司的服务器填满。这些地方也是国安局的大规模拦截搜集点。

全世界的大部分信用卡支付被两家信用卡公司掌控着，它们都使用位于美国的电子基础设施来处理清算，这意味着在美国的司法管辖权内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像PayPal这样的公司，也处于美国司法管辖之下，遵守美国的政策，却可以封锁德国网上零售商对古巴雪茄的销售，或是阻止来自美国司法管辖区之外的对维基解密的支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并有权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支付实施管制。

我听说在微博上，就是中国版的Twitter，政府有能力对某些标签进行筛选，以确保它们只能留在某个特定的省份。

假如我们回到1953年，看看当时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当时这书到处在发行，这套百科全书有时会根据苏联的政治变动做一些修订。1953年，苏联秘密警察的首脑、内务部长贝利亚被撤职并受到处决，于是关于他的那部分，那些正面表述他的条目，就被编纂百科全书的机构给删除了，然后他们在所有百科全书中的这些部分打上修订补丁。

在英国，我们看到《卫报》和其他主流报刊在偷偷地从他们的互联网档案库中删掉某些文档，而对此不作任何说明。你现在再去访问这些网页，试着去查找这些文档，比如去找找关于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Nadhmi Auchi）欺诈案的故事，然后你会看到“页面未找到”，而且它们也从索引中被移除了。

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

正如甘地所说，“你希望看到世界有所改变，必先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