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

拆迁是一种政府行为，并非开发商所能决定。恰好当时城市的某些管理者，心里本揣着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急于以改变城市现状显示政绩，在市中心区建造高楼大厦，又很容易形成城市的“新面貌”；新区开发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相对较高，在短时期内难以看出成效。于是“老城区改造”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选择，而历史文化名城的灾难便无可遏止了。

老城区内住宅开发项目的土地面积大都只有四千到八千平方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无意的结果，而是开发者有意为之，因为这种规模的开发，可以规避大面积开发时必须配建的公共建筑、绿化和停车设施等。

与历史是对已逝时间的记忆一样，城市实际上是对已逝空间的记忆。

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

人类在南京地区的早期建设行为，出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湖熟文化虽然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不但难与中原地区相比，就是与江南的吴、会稽等地区相比，都是较为落后的。

直到湖熟文化时期，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能够促使国家和城市的产生，也无法阻挡周边地域文化向这一地区的扩张。

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汉代末年的一千多年中，南京地区始终未能改变其边缘地位。

虽然南京地区被认为是吴国的属地，但吴国的首都在今天的苏州地区，今无锡、常州一带是其开发重心。吴国和楚国早期的争战地点，是江宁县东南的衡山（今通称横山）和镇江市的丹徒县，也说明当时的南京地区还没有引起双方的重视。

就是这样一个突出在越国前端的军事据点，被认定为南京地区建城的肇端。南京城约两千五百年的建城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

《建康实录》载：“越霸中国，与齐、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南京主城区最初的建设发展，都在滨江地区。也就是说，南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沿江发展的城市。

建安十七年（二一二），孙权修整石头山上的金陵邑旧址，称为石头城，用来贮存军粮器械；同时改秣陵为建业，明白宣示“建帝王之大业”的含义。

直到宋代以后，长江江岸西移，蔡洲、长命洲等洲渚连成大片陆地，即今天的河西地区；而低洼处便形成了莫愁湖、南湖等湖泊，原夹江水道则成为外秦淮河的河道，秦淮河的入江口也渐次北移到今三汊河一带。石头山遂从江畔之山，变成了傍河之山，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军事地位。

经过东吴五十年的经营，建业城已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或者可以说，建业城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都城建造的，这已经是当时城市的最高层次，当然不会允许附近再出现类似的城市。

建兴元年（三一三），为避晋愍帝司马邺讳，再改建邺为建康。南京自此得名建康，直沿用至南朝末年不变。

司马睿如愿以偿，在群臣的拥戴下先称晋王，改元建武，以建康为国都。建武二年（三一八）三月，晋愍帝的死讯传来，司马睿遂登基做了皇帝，史称晋元帝，改元太兴。

外来的政权与外来的宗教，在建康城中形成了一种巧妙的结合。换句话说，如果外来的宗教能够为民众所接受，那么他们接受外来政权也就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东晋南朝统治者之所以给予佛教寺庙很高的特权，就是因为佛教能够成为统治者整合文化、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晋成帝可说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第二个重要人物。与东吴建都不同，晋成帝时的建康城市建设有一个范本，那就是魏晋的旧都洛阳，是参照中原都城的规制实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建康城的建设存在着一个预定规划。

晋元帝时建康地区，北方移民的数量已经与本地居民相当，尤其是都城北面沿江地区和都城之内，北方移民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居民。再加上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又占据着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这就使得南京地区逐渐脱离吴文化区域，转而趋向于中原文化，语言、风俗等方面的改变尤为明显。

《世说新语》中就记录了江南土著欣羡北方文化的事实。

六朝建都，山林植被不断遭受野蛮砍伐，而完全没有意识到需要保护培植，仅仅三数百年，建康城周边的自然风貌已大大改变。

后主祯明三年（五八九），隋朝晋王杨广率军攻占建康，后主被俘，陈朝灭亡。建康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就此告一段落。

江乘县临江一线，主要是县治所在的栖霞山一带，也已成为居民区；但鼓楼至覆舟山一线以北的金川河流域，虽有侨县的安置，仍属人烟稀少的地区。

隋王朝还在行政建置上极力压低建康的地位。开皇九年（五八九）废除丹阳、建兴等郡，置蒋州，治所在石头城故址，统江宁、当涂二县，以后又增加溧水县。先将建康、秣陵、同夏三县并入江宁，后又将丹阳、湖熟、江乘等县及侨置临沂等县都并入江宁，当涂本是东晋所立侨县，隶属淮南郡，隋废淮南郡，将原淮南郡所辖于湖、繁昌、襄垣、西乡等县并入当涂，移县治于今当涂县城。开皇十一年（五九一），析溧阳县西北境及丹阳故地东部，置溧水县，后又将溧阳全县并入溧水县，县治设今溧水县在城镇。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建康都城的痕迹，在实地上与建置上，都被抹去了。

拆出的六朝墙砖，也还可以用来建造新城。再四百多年后，朱元璋营建明都城时，又将从南唐城墙中拆下的旧砖砌入新城。今天在明城墙考古中，不但发现有南唐砖，而且发现有六朝砖。

北宋年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建设项目，第一要数王安石任江宁知府时，在熙宁八年（一〇七五）将玄武湖废湖为田。王安石的奏章《湖田疏》中说，“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所以他建议在玄武湖中“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

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三月，朱元璋率红巾军攻占集庆路，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元朝虽尚未灭亡，但在南京的统治就此结束。

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派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元朝大都，正式摆出了与元王朝不共戴天的姿态。

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正月，在应天府苦心经营十二年的朱元璋，终于正式称帝，建立明王朝，改元洪武。这年七月，元惠帝退出大都，逃进沙漠。明王朝成为全国的统一政权。八月，明王朝决定，以应天府为南京，以大都（今北京）为北平府。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高政治中心。自此开始，直到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迁都北京，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首都共五十四年；

北迁之后，南京仍作为明王朝的南都，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明朝灭亡。作为明王朝的尾声，在清朝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又在南京建都，但仅维持一年就结束了。

此时的南京居民，多为明初移民（工匠和富户）的后代，而非唐宋商家的后人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南京本地人在商业经营上，始终不敌外地客商。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江宁属江苏省，省治在苏州，而安徽布政使司却仍设在江宁，成为一种怪现象。

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军南下江南，南明弘光帝逃走，官员开城门投降，南京算是“和平解放”，在改朝换代中没有受到大损失。

清廷改应天府为江宁府，隶属江南省；仍下辖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溧阳、六合、江浦八县（雍正八年后溧阳县改属镇江府）。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间，江宁府为太平天国占据，作为都城，改称天京。太平天国败亡后，仍复原建置。

清军入城后，首当其冲遭到改造的，是明故宫，被用作满族八旗武装的驻地，称八旗驻防城，也称满城。驻防八旗由江宁将军统辖，将军府就设在明皇城的西南角。旗人为了保持血统纯正，与汉人不混居，更不通婚，所以官兵家属也都住在驻防城内。

驻防城被太平军攻破后，城内满人约四万人，绝大多数为无抵抗能力的旗兵眷属，几乎全部被杀，仅逃出百余人。这是南京有史以来罕见的惨烈屠城。

到了天国溃灭、清军入城之际，与太平军展开激烈巷战，战火将全城烧成一片火海，“各王殿府馆自焚者十之三，被焚者十之七”。数日之后，南京城内火光方灭，全城几成一片瓦砾。第二年来南京代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慨叹：“一座空城，四周荒田”。

太平天国期间，南京城内居民生活秩序完全被破坏。太平军入城之初，城内居民大量逃亡，留在城内的多被抓去充做苦役，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五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更被征入军队，迫其参加作战。

相当一部分女性被强行配给太平军官兵，军官有一人强占数人至十数人的。

战乱期间的逃亡人口陆续回归故里，重建家园。据统计，战乱前南京人口曾达到九十万，战乱平息安定后，也仅有二十七万人。

西方列强迫使江宁开埠，中国官方民间积极应对，使城北下关江边迅速形成新的交通与商贸中心，大大拉开了城市发展的框架，已显现出当代南京的雏形。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李鸿章主持创办了南京第一座现代化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次年八月竣工。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四月，英、法官员前来南京勘察开埠地点，因见城内一片废墟，居民流失，以为在通商上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只大致指划“狮子山城河之间”为备用之地，没提出设立租界的要求。

下关地区成为最早进入现代城市的区域，促进了城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也使南京的有效空间成倍增长，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真正具有了一个大城市的规模。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中华民国定都南京才成为可能。所以，从同治初年到清末，这一时期虽然不到五十年，但应视为清朝南京城市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两千五百年南京建城史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

中华民国不但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京多次遭受劫难。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冯国璋等部北洋军先抢后烧，南京城被洗劫一空，下关商埠竟成焦土。一九二四年，直系军阀齐燮元纵兵掠城，大功坊被烧，城南商铺、民居被抢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南京三十万民众惨遭屠戮，城内大片繁华商区和稠密民居被焚毁，经济建设停滞，人口锐减。

据一九二五年调查，南京人口三十九万人，国民政府定都以后，数年之间迅速增长突破百万人。南京历史上，多次出现外来人口多于原住民的现象，而以这一次数量最多，速度最快，因而压力也最大。

《首都计划》规划部分可以分为五大项：第一，规划范围的拟定，含第二章《今后百年人口之推测》和第三章《首都界线》。规划预测百年后南京人口为二百万，但城区内居住人口以七十二万四千为限，其余人口应安置在城区外。

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先后拆除了原有的城墙。南京城墙既决定保留，为了解决交通便利问题，只有采取增开城门的措施。这一阶段中，新开了汉中门、新民门、中央门、雨花门、武定门、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等。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国民党是彻底失败了，与国民党有关的一切自然也就都失败了。尽管共产党人也承认对城市管理没有经验，但决不会有人去研究利用一个失败政权留下的规划建设方案，更不用说规划理念。

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建设水平的提高，甚至也不能证明对新形势的适应，只不过增加了破坏的范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拆城取砖的动议因社会公众反对未能实施；时隔二十年，在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热潮中，南京城墙砖再次成为“建设者”眼中经济实惠的现成建筑材料，为了取砖而拆城的悲剧，竟大规模地上演了。

三十年间，南京城市建设发展迟缓，也使南京古城格局、历史风貌得到较好的保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国务院批准《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指出：“南京是著名古都，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严格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市区人口近期应控制在一百四十万人以内，二〇〇〇年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人以内。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建设和改造，使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经济繁荣、文教科技事业发达、环境优美、有古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城市单一“核心区”的理念，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各种行业争相向“核心区”内挤，居民也以“核心区”为最佳居住选择，以致“核心区”内建筑、交通压力越来越大。

老城区内住宅开发项目的土地面积大都只有四千到八千平方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无意的结果，而是开发者有意为之，因为这种规模的开发，可以规避大面积开发时必须配建的公共建筑、绿化和停车设施等。

这些方面的实际需求增加是无法规避的，结果压力全部落到老城区内原有的公共服务设施上，导致其不堪重负，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对老城区内日益紧张的交通状况、环境状况、市政设施服务状况，不得不跟在后面不断加大投资予以化解。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巨额投资变相转化成了开发商的利润。

为了缓解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市领导竟决定以砍伐行道树的办法拓宽道路，结果是多条主干道旁种植六十年以上的合抱粗林荫树被大肆砍伐，而交通状况并没能因此得到改善。城区内小丘陵屡屡被推平供开发建房；有多条河流被填平，改建道路。同时，因多家商品房开发商在建房时拒不铺设排污系统，公然将城区内水道，包括内外秦淮河直接作为排污水道，导致全城无水不臭，夫子庙秦淮河被外地游客讥为“臭美”。城市环境生态水准更为下降。

由于老城区改造过程中公共设施的严重不到位，随着居民住房困难的缓解，交通困难又上升为城市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修筑道路所需大量资金问题，一九九五年四月，南京市政府批转实施《南京市市政建设项目复建补偿用地若干政策的意见》，也就是后来被简称为“以地补路”的政策。自此以后，南京的城市建设及房地产开发均按“以地补路”的形式进行。

拆迁是一种政府行为，并非开发商所能决定。恰好当时城市的某些管理者，心里本揣着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急于以改变城市现状显示政绩，在市中心区建造高楼大厦，又很容易形成城市的“新面貌”；新区开发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相对较高，在短时期内难以看出成效。于是“老城区改造”便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选择，而历史文化名城的灾难便无可遏止了。

为避免人口和产业过分集中于南京主城区的状况，应积极推进东山、仙西、江北三个新区的建设。

《局部调整》方案突出发展重点，将南京市域城镇等级结构调整为由五级组成，即：主城—新市区—新城—重点镇—一般镇，首次提出新城概念，确定了东山、仙西（现改称仙林）、江北（现改称浦口）三个新市区，及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州、永阳、淳溪七个新城，并增加玉带和桥林作为新城发展备用空间。对城镇职能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具弹性。

规划为一个市中心（原范围不变）、四个副中心（除河西外，新增仙林、东山、浦口）和十七个地区中心，即热河路、中央门、沙洲、孝陵卫、迈皋桥、晓庄、卡子门、大厂、雄州、珠江、板桥、新尧、龙潭、永阳、淳溪、桥林、瓜埠等。

其功能定位是：以商务、体育、文化等为主体的新城区中心功能，居住与就业相协调的中高档居住功能，以滨江风貌为特色的主城西部休闲游览功能。要通过五年至十年的建设，把河西新城区建设成为现代文明与滨江特色交相辉映的现代化新城区，成为现代化新南京的标志区。

南京城的每一次大规模发展，都是从开拓新区开始的。只有将发展需求合理地转向新区，减缓老城的压力，才能为老城的改善与更新赢得时间和空间。

紧邻奥体中心的中央商务区在近期作为新街口的功能补充区域，成为南京的第二个新街口这样的市级商务中心；远景将成为集商务、商业、金融、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南京新中心。

仙林地区在一九九五年国务院批准的《总体规划》中，已确定为新市区。

二〇〇一年《局部调整》方案中，明确规定仙林新市区的功能是：都市发展区的区域副中心，是以发展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市区。

为了弥补周边多山而缺水的不足，中心区建设的亮点，就是开辟出三个人工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