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 ——弗吉尼亚·伍尔夫

“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

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

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

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

克里博士说，“剑桥大学指示过我，如果觉得存在严重的不公，可以写信。” 我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名额。”

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

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

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 ——弗吉尼亚·伍尔夫

相比其他任何事，最令我们家与众不同的是这个事实：我们不去上学。

你看不见周遭的世界，只能靠感知。

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父母罪行的恶果也祸及子女。

我很难相信照片上那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是我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是个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整日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忙于囤积粮食和弹药。

我不知道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何时变成我所认识的父亲的。也许没有特定时刻。

没有比现实生活更有意思的了。

“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

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要想离开废料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奥黛丽一样找份工作，这样爸爸召集全员干活时我就不在家了。

我看着他，但看不透他。

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

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

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骰子，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他摔下来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更深刻的含义。

盯着哥哥脸上的皱纹，每道皱纹都像一条血河。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意志呢？

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

在我看来，拿破仑并不比冉·阿让更真实。这两人我之前都从未听说过。

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在我看来，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干净，我还把这种哲学延伸到我个人身上。

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

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真正的麻烦来自西方文明课。对我来说，这门课一度是胡言乱语，可能是因为在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

砍鸡脑袋时，你不应该微笑，因为嘴里可能会溅上鲜血和羽毛。

群山依旧陌生而险恶，但我想留下来。

“你自己能拿，”肖恩说，“除非你那了不起的学校和了不起的男朋友让你觉得自己太优秀，干不了这个。”

有的人反对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须从某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

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对不起，小妹，但就是要趁你不注意，才不会那么痛。

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

我在校园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汉堡和舀冰激凌。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我靠忽视逾期未付的账单和向罗宾借钱度日，所以每月两次，当我的账户进账几百美元，几个小时内就花光了。

九月底我满十九岁时身无分文。我已经放弃了修补那颗牙齿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一千四百美元。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

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

圣诞节的几周后，剑桥大学写信给克里博士，拒绝了我的申请。“竞争非常激烈。”我去克里博士的办公室时，他这样告诉我。

克里博士说，“剑桥大学指示过我，如果觉得存在严重的不公，可以写信。” 我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名额。”

我的导师是著名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

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

我假装自己不属于剑桥还有其他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原因：因为我很穷，从小就很穷。

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一家公司看到母亲的精油如此成功，十分警惕，他们开出惊人的三百万美元的价格，想买下她的全部产品。

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我现在更强大了，她说，我不再因害怕而逃避了。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

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我获得了哈佛大学访学奖学金。从没有哪个消息像这样让我漠不关心。我知道，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竟被允许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已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它心生怨恨。

一个流浪汉穿过我们乘坐的地铁车厢，讨要一美元。爸爸给了他一张崭新的五十美元票子。 “在波士顿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会破产的。”我说。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

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懒惰比认为自己陷入困境要好。但那的确更好。不只更好：那至关重要。

到了十二月，我的学业已经落后太多。有天晚上，当我开始播放新一集《绝命毒师》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拿不到博士学位了。我为这个讽刺狂笑了十分钟：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家人，就为接受教育，而我可能连这个也保不住了。

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