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首先具有保护功能：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像母亲在我们儿时那样照顾自己。这就会让我们与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或是自我摧毁的倾向做抗争。

 自恋也是爱的条件：如果不爱自己，就不可能爱别人。

 自创超人（Self-madesuperman）的神话将其成功归结于自身力量、智力、美貌，这些让他得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神话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领域的一部分，这一领域会对自由与无法无天竞争间的结合做出虚假的呈现，却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便是现行的自由主义，也常常被形容成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激情关注的是完满，而爱的主旋律则是缺失。缺失是因为他/她身上的某种特质是无法被理解的，他/她是不完美的！也就是说，爱人接受对方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投射这一事实。

 性别差异会让我们接受差异性：在对方身上，总有一些我们想不到也理解不了的不同之处，这既让我们担忧，又吸引着我们。

 在一些企业和家庭中甚至如此对“韧性”进行滥用：我们怎么对待他人都可以，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自我恢复……就像民间智慧所说的那样：“他会好起来的！”

 有韧性的人通常都具有将创伤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能力，有时还会将其加工成艺术作品。

 怀孕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母亲和胎儿产生重要的影响。亲人的离世，分别，战争之类的政治事件，甚至自然灾害都会让母亲经历抑郁状态。母亲即使只经历了几星期的短暂抑郁，这也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孩子将母亲视作好的客体，而将坏的一面留给自己，孩子将自我投射为“坏乳房”。建立了这种结构之后，客体一旦缺失，孩子就会认为是自己的攻击性摧毁了客体。因此，母亲总是好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形，如果父母这边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孩子的错。这种信仰会让孩子维护了“有爱的好父母”的幻想，这也是他们活下去或成长所需要的。

 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孩子设定边界。

 孩子就像是父母自我想象的存在，像是父母期望实现的存在。

 每一次，孩子都被赋予一项任务，而他/她没有理由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她要实现别人对他/她的期待。如果父母有巨大的自恋创伤，如果他们的狂妄自大漫无边际，孩子就永远也无法满足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够……他/她会成为那类取得了许多成就却仍把自己视作失败者的人。

 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会避免这种高压氛围，我们会陪伴孩子，帮助孩子进步，而不是将他们置于一切取决于成绩的逻辑中。不要因为孩子的成功而爱他/她，请无条件地爱孩子本身。

 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周围人没有空或母亲因为焦虑无暇照顾孩子时，孩子自己寻找安全感，但并不总能实现。孩子会非常依恋于自己的玩偶，培养内在感觉，比如摇晃自己。在情况严重时，孩子甚至会自残，例如用头撞击物品以获得某种感觉。

 与母亲分别一个月后，一个三个月的婴儿在缺少照顾时会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哭叫。这个人似乎让孩子忘记了过去的“缺席”，关注到当时的“在场”。两个月后，婴儿对是否有人在场漠不关心，人们无法再同对方目光相遇。婴儿的生命进程减缓。

 成长就是改变爱的对象。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到了三十多岁还处于青春期……甚至一辈子都处于青春期！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属于青少年的；行为优先于思想，拒绝一切依恋，性与爱相分离，自恋欲……

 经历疾病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这个世界。

 哀悼的终极目的在于忘记死亡，不再倾注，渴望别处。

 传说火烈鸟是永恒的存在，在火中一次次轮回重生，穿越时间与空间，不死不灭。她是冲破羁绊的欲望之兽。无论多么狂暴，重生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爱即是“心灵之火烈鸟”，你的疯狂、羁绊、欲念，都是心中烈火，以渴望体会缺失，以无数次搏斗理解平静，爱，一直存在，等你重生。
 我们也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被爱，或者没有获得足够的爱。有人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
 事实上，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是自己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而这种感受的源头往往要追溯到童年时期。
 希腊人则把“爱”划分为三个层次：爱欲（eros），博爱（agape）和友爱（philia）。谈到爱时，我们一般指的就是希腊词，爱欲（eros）。
 友爱（philia）之爱的特点是互惠、分享和团结一致，它意味着关注对方的同时不忽视自我。
 自恋是心理良好运转的基本元素。要有强烈的恋己欲才能够抵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重建自我。没有坚实的恋己欲，就不会有韧性！而这就又要求我们在生命之初有个好的内化客体：一位足够好的母亲（一位履行母亲职责的人）。
 自恋首先具有保护功能：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像母亲在我们儿时那样照顾自己。这就会让我们与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或是自我摧毁的倾向做抗争。
 自恋也是爱的条件：如果不爱自己，就不可能爱别人。
 他人最让我们喜爱的地方，其实恰恰是我们想要让自己拥有的……
 正面的自恋是强烈而灵活的。如果一个人自我封闭，不再同外界交流，我们会认为这属于自恋病理。这也正是那喀索斯在拒绝了回声女神厄科的求爱后所获得的诅咒。
 有时，在情欲中，我们把爱的对象视作是奇妙的全能：通过投射机制，我们会把对自身的愿望赋予他/她，前者实现了我们假想的狂妄；我们赋予他/她所有的权力，也难怪最终总会有些失望……
 如果把标准定得太高，理想自我就会极为严酷。
 在世间遇见理想，这种不可能的构想却可以在恋爱的感觉中实现。我们会看到，这种冲击可以被理解为：将理想自我投射在恋爱对象上。恋爱对象由此被理想化，也被视为比我们自身更好，
 自创超人（Self-madesuperman）的神话将其成功归结于自身力量、智力、美貌，这些让他得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神话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领域的一部分，这一领域会对自由与无法无天竞争间的结合做出虚假的呈现，却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便是现行的自由主义，也常常被形容成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在对于情欲的崇拜之中，自由制度想要唤醒我们身上最原始的特性、愉悦及暴力，也就是所有直至今日的文明想要教化的那些特性——但所使用的当然是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愉悦的方式。由此而言，自由制度也有资格用“野蛮”形容。
 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承认：爱的对象并非如我们之前想象得那样完美，她/他并不能时时刻刻满足我们的期待。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内心深处，他/她其实可以是完美的，但他/她并不想承认，故意摧毁了一切！于是，爱与恨的更迭产生了，消耗着伴侣们。一会儿是世界末日，一会儿又重新回到了天堂……
 在日本导演大岛渚的影片《感官世界》中，女主角在情人的要求下将他勒死并将他阉割后，在他的胸口上写下：“定吉二人终于在一起了。”事实上，情欲中的恋爱者知道，完美且终极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只有靠死亡才能实现。
 大部分的恋人在看到危险后，更倾向于从正在行驶的火车上跳下来，些许受伤地离开，之后靠遗忘完成剩下的工作，最后感叹：“我们本该经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处于情欲之中恋人并不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享受就已经足够。
 区别爱与情欲有一个关键点：爱按照它自己的形式存在着，就像一个一直做自己而从不改变的人。无论如何亲密，他/她仍是一个谜，但在情欲之中，他/她则是我投射的对象，一旦有所背离就会引发灾难。
 激情关注的是完满，而爱的主旋律则是缺失。缺失是因为他/她身上的某种特质是无法被理解的，他/她是不完美的！也就是说，爱人接受对方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投射这一事实。
 爱人不会让自己的欲望变为主宰去侵犯对方，因为他/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她知道自己的欲望依赖于对方的欲望，他/她接受对方的法则。而情欲之中的人们则不能忍受恋爱对象的任何自主意图。更糟糕的是，他/她其实知道尝试对恋爱对象进行任何控制都会损害对方的完整性：他/她这样做了，虽然他/她知道自己做得不对，知道自己正在破坏自己爱的人。
 性别差异会让我们接受差异性：在对方身上，总有一些我们想不到也理解不了的不同之处，这既让我们担忧，又吸引着我们。
 想要克服爱缺失所带来的痛苦，就需要理解缺失的起源。人们会感受到痛苦的强度，而无价值感则并不仅仅源自于当前的事件。我们可以找到证据：面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人崩溃昏厥，有的人迎难直上。所以，是成长过程中构建的个人行为使我们做出应对。
 在一些企业和家庭中甚至如此对“韧性”进行滥用：我们怎么对待他人都可以，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自我恢复……就像民间智慧所说的那样：“他会好起来的！”
 他们中四分之一的孩子克服了自己的创伤，学会了读书写字，并且成家立业。对他们成长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获得过爱。或许，他们因此得以通过积极的内核重建自我。
 有韧性的人通常都具有将创伤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能力，有时还会将其加工成艺术作品。
 两个关键点有利于培养“韧性”：曾经经历过的幸福，以及将创伤表达出来。
 无意识地拒绝要孩子源于因人而异的个体创伤。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指出，如果没有流产，就说明母亲潜意识里想要这个孩子，想要让这个孩子存活下来。
 男方在让女方怀孕后消失……他离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无论男性是否承认其爱情行为，这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种爱的缺失。如果事件没有被解释说明，就会成为孩子心理上的空洞，即使在他成年后也是如此。
 父亲会因为去世而被孩子想象成是脆弱的，但又因为他是触不到的，所以同时也会被想象成不可战胜的。将父亲理想化，没有任何事实能够为此设限。父亲因此会成为某种神灵。
 怀孕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母亲和胎儿产生重要的影响。亲人的离世，分别，战争之类的政治事件，甚至自然灾害都会让母亲经历抑郁状态。母亲即使只经历了几星期的短暂抑郁，这也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孩子将母亲视作好的客体，而将坏的一面留给自己，孩子将自我投射为“坏乳房”。建立了这种结构之后，客体一旦缺失，孩子就会认为是自己的攻击性摧毁了客体。因此，母亲总是好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形，如果父母这边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孩子的错。这种信仰会让孩子维护了“有爱的好父母”的幻想，这也是他们活下去或成长所需要的。
 母亲在树下哭泣，哭，泣，我知道她就是如此。曾经，我伏在她的膝头，现在，我攀上这株死去的树，我学着让她微笑，修复她的罪恶感，治愈她内心的死亡，我的人生就是让她活过来。
 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孩子设定边界。
 提出禁止却不给予让冲动疏散的通道，这便是强权。孩子会因此抑制其暴虐，可以说他/她的控制欲、禁止欲会被阻隔在一个堤坝之后。只要情况产生变化，堤坝就会坍塌，而冲动则会显露其真身：战争中，士兵会重新找回自己三岁时的暴虐；成了首领之后，领袖终于可以满足自己的支配欲……
 设置限制不是为了约束冲动，而是为了促进转变，实现升华，给孩子提供新的满足途径使他们自我发展，实现社会化。例如，“好斗”可以有利于体育运动、做出努力、在学校取得成绩、自我肯定、冒险；在这些情况下，“好斗”变身为韧性、意志和勇气……
 在传统家庭中，人们常说孩子被迫背上了一笔还不清的债：父母使他/她获得了生命。要想还清这笔债，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生命还回去……我们能够想到，所有与自我牺牲处于同一层面的行为都源于这一意图，我们可以将之比作是一种象征性自杀：忘记自己的欲望去取悦对方，放弃自己的自主权与自己的计划，让自己为父母服务，这便是长久以来“子女之爱”的内容。
 我们的性别认同常常（并不总是或完全如此）会将我们困于传统的恋母情结中：男孩渴望母亲，女孩渴望父亲。
 如果母亲具有男权气质，也就是说她处于与男性竞争的关系中，在家里是她说了算，她就会把儿子视作自己的竞争者，她想要像对待配偶一样，将孩子阉割。儿子会变得温柔和善……像个小女孩一样。她会很轻易地接受儿子被动地做出同性恋的选择。
 如果父亲的自恋欲很强，他会想让儿子比自己做得好。如果父亲的自恋欲较弱，他则希望儿子处处成功，却又害怕孩子“超过”自己。
 如果母亲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过于自恋的母亲（或者说她的自恋欲很弱，必须不停地被外界认可），她就会把女儿视作是竞争者：母女间就会有仇恨。这种母亲甚至会对父权的典范进行拥护，认为女孩没有男孩有价值。
 在批判父母的同时，青少年其实打击的是自己：他/她抛弃了自己构建身份时的榜样、获得存在感的来源——父母。他/她的自恋性：爱自己的能力，对自己自信，都变弱了。
 孩子的变化会让父母感到这是他们失败和死亡的预兆：他们失去了典范的角色，他们明白自己很快就不是家长了，他们的孩子会成为国王和皇后，也会是下一代的创造者；这更让父母感觉自己接近死亡。因而，孩子的青春期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变动，父母有时会招架不住。
 第一次挚爱会成为置于童年结束与成年开端之间的界石。这份爱被青春期的纯理想化所沾染，常常会遭遇失败，而这一失败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显得具有毁灭性，因为这证明了其自恋不足。有时，因为对方年龄或社会地位差异等因素，青春期的第一个爱情对象会是个“无法接近”的人。
 在整个青春期，寻找挚爱其实是为了找到丢失的确定感：这会是一次新生，是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年轻的恋人们会是新的国王和皇后。
 不可能的爱是青少年之爱的主要类型。恋爱者寻找一个无法接近却具有各类优点的对象：这可能会是一个成年人，一位老师，已婚或恋爱中的人，一个同龄的青少年但并“不是为自己准备的”，原因可能很多（社会原因，地理距离……）。
 在爱之中，我们会投射给对方一个画面，把我们最好的优点献给对方。我们因而会在他/她身上找到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的理想自我。换句话说：在爱人的眼中，我是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说，要“战胜父母的权威”，“收回对他们的依恋”，这就是青少年要完成的任务。成了大人的孩子对父母怀有尊重、感激的情感——但这不是过度的依恋。
 孩子在面对母亲的客体时被剥夺了恨：我们不会去攻击一个死去的母亲，更不会幻想自己要对母亲的抑郁负责。在母亲的位置上，什么都没有了；用安德烈·格林的话说，这是一个“心理空洞”。会在孩子的心理构造上产生沉重的影响。
 抑郁的父亲会让孩子（男孩或女孩）任由母亲处置，而母亲则想要依靠孩子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孩子会试着做出响应，但不能完全让母亲满意！因此，母亲的要求会让孩子觉得不安甚至可怕，因为它是无止境的。
 如果母亲不支持自己的丈夫，不认同其价值，父亲就几乎不会成为女儿渴望的对象，女儿会继续认为母亲才是“拥有自己的人”——她至少在心理上这么认为。女儿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母亲的依恋，因为父亲没有能力爱她。这至少是她的想法。
 一个强大的父亲会为自己儿子的成功而高兴，但一个弱小的父亲则可能与儿子保持竞争关系。
 父亲抛弃孩子的经典形象就是父亲在出现时的不在状态。孩子在餐桌上、花园里遇到父亲，但他几乎不讲话！表面上看，有别的事情让他感兴趣，这用几个词就可以总结，那就是：他的工作。如果父亲不在状态，那是因为他要工作……
 权威泛滥其实是缺爱的征兆，因为这暗含着父母对孩子缺少同理心。在此种情况下，家长过于严苛，不考虑孩子的情感，当孩子不服从时就会大为吃惊！他们冷冰冰地实施严格的规定，宣称自己是秩序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会给孩子自主权，孩子则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这就会导致孩子无法学会自己思考，而是倾向于要依靠别人的意见才能知晓自己该做什么。
 专制型父母会对孩子施加权力，但这么做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愿，甚至是随性为止。这种家长就是独裁者：他们认为自己是造物主，是自己给了孩子生命，孩子因而亏欠自己。所以在他们眼中，向孩子施加绝对权力是正常的。
 处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长想着要做到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处罚就标志着爱——如果爱不是为了接受对方的所有要求（在后现代时代，我们对此不再确定！）除了感到被束缚之外，孩子会觉得自己被突然来临的冲动所保护，但他/她还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些冲动。
 处罚的行使也要适度。处罚对事不对人，我们要保持对当事人的信任。如果我们不相信孩子会变好、会成长，处罚就是没有用的。
 孩子就像是父母自我想象的存在，像是父母期望实现的存在。
 每一次，孩子都被赋予一项任务，而他/她没有理由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她要实现别人对他/她的期待。如果父母有巨大的自恋创伤，如果他们的狂妄自大漫无边际，孩子就永远也无法满足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够……他/她会成为那类取得了许多成就却仍把自己视作失败者的人。
 对于孩子来说，逃出这个陷阱很困难：表面上看来，他/她总是那个小皇帝。他/她被困在别人为其设定的诱人形象之中：若我们自年幼时起就被吹捧为世界上最美的奇迹，如何将这一信仰打破？虽然私下里我们都知道自己与此头衔并不相称……
 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会避免这种高压氛围，我们会陪伴孩子，帮助孩子进步，而不是将他们置于一切取决于成绩的逻辑中。不要因为孩子的成功而爱他/她，请无条件地爱孩子本身。
 自恋型母亲付出了爱！她对此高声疾呼，以至于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她不会暴露自己，而是喜欢游击战：她贬低，批评，诋毁；她会堆积所有的小细节，让孩子知道她对孩子并不重视。她的打击无法抵挡，通常是用抱怨的字眼展开：“养你太不容易了！”
 孩子是她的威胁，会损害她的全能性。她就是女皇！
 孩子明白了如果想获得父母的注意和钟爱，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孩子因而学会了一种错误的慷慨：他人为先，我是次要的……
 成年后，孩子就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从来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渴望，他/她已经将自己的欲望贬损了。他/她因而会常常优柔寡断，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再思考、行动。
 寻找机会遇到其他人，那些认可我们、赞赏我们的人。有时，恋爱可以具备这一功能，构成（冲击来临时的）缓冲。在更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解药正是这种正面的自恋，这也是心理医生可以带给我们的。
 长期以来，在西方或是如今的其他大陆，人们认为“打是亲骂是爱”。严厉父亲的形象似乎深入人心。而这一形象就像是封建领主对待他们的拥护者……前提是拥护者要为他服务。
 打屁股”是传授孩子暴力，还会摧毁孩子被无条件爱的信念。“打屁股”传授的是谎言和错误的推理，常见的理由便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打屁股”还会刺激愤怒和报复，引发自我和他人的苛刻。爱丽丝·米勒还补充道，被打屁股时，孩子意识到暴力也是爱的一部分，自己不值得被尊重，他/她还要忍受痛苦，控制自己的情绪。
 被打的孩子也会再次运用这些教训：嘲笑弱者（如：男孩嘲笑女孩），以攻击、羞辱弱者为乐。
 如果将肢体的暴力比作肉体的死亡，那么言语暴力就是恋己欲的消失，证明孩子没有任何价值，一无是处。先是从起外号开始，之后是对孩子行为想法的系统性批评，会用到轻蔑的语言，带有威胁性的强制命令……
 孩子会觉得受伤、被贬低，还会将这种轻视内化。
 要想放弃被父母爱，要做的就是接受不再爱他们。
 对于孩子来说，在他们依赖父母时，爱父母是有必要的。但随着孩子的成长，这份爱的义务便也减小了。
 与父母的分离可以是身体上的，但这还不够：人们会想象父母在自己的体内，他们的声音会介入行为与思想。所以，要实现的就是心理上的分离。一旦成功了，同父母见面就几乎不再痛苦。
 教育是不可能完美完成的任务。无论如何，我们都做不好。但这不是为所欲为的理由，而是作为我们会犯错误的理由。
 如果我不爱自己，我就会过于关注自己的缺点，甚至拒绝或质疑爱人在我身上看到的优点。
 缺乏自信也可能来自于童年时过于严苛的要求的内化。父母将标准定得太高了，可能是出于社会因素（不能掉队，要成功），也可能出于自恋原因——这些因素也常常混合在一起。
 孩子于是进入了没有终点也没有出口的航程之中：无论做什么，都不够好。即使在别人眼里是成功者，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也是徒劳，他们总是体验到失败感。他们把“做”和“存在”相混淆：他们想要因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被爱。这也是因为他们最初缺乏的，是父母无条件的爱。他们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被重视，只有在完成父母的要求时才被重视。任何失败都成了灾难，是存在的丧失。
 矛盾的是，这种自我贬值还可能是受表面上看起来“太有爱”的父母的影响；这些父母太想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将他们称为“自恋型父母”。
 在“审判的声音”和“自我防御的我”内部心理冲突中，主体将其理想自我和残酷相结合。换句话说，主体为了理想自我的愉悦而让自己受虐。
 不被好好爱的孩子也会在“情结”的发展上“优于”其他人。“情结”一词几乎不算是精神分析学词汇，除非是用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它很好地表达了想要表达的。通常而言，“有情结的人”会关注于一个缺点，而这个缺点会成为一切的缘由。
 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描述中关注的就是羞愧感。她说，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日本人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在童年时，我们为自己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负责。如果不被爱，那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坏事……儿童在想象中如此推理。孩子也从中获得好处，那就是保护了父母的良好形象，而这也是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所需要的。即便这个形象是虚假的也无所谓！依赖的需求也在于此：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支撑自己。这是童年必须的，甚至常常持续到成年后，但成年之后还这样就没有理由解释了。
 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做出保护时也会做出攻击：它会引发罪恶感，将错误归咎在自己身上，而不会在我们所需要的人身上辨别出这些错误。
 对于缺爱的人，我们会在他们身上观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他们不相信自己，认为获得成功根本不可能。
 缺爱的人更希望维持父母眼中那个被贬低的自己，成为他们所期盼的样子，因为没有了父母的注视，自己就会没有存在感。换句话说，即便存在的体验不好也比不存在要强！
 在心理上拒绝成功也可以被看作是制造失败综合征。当事人声称成功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只是偶然或运气使然。如果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成绩被认可，这些人反而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无能的骗子。这种不为自己的成绩而骄傲自恋的方式可以避免让自己产生罪恶感，也是维持“自爱缺乏”的方法。
 除了哀悼之中没有的东西，忧郁症患者还展示了某种别的东西——自我评价异乎寻常的低，自我大幅度地变得贫乏。在哀悼之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变得贫乏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
 缺爱的主体并不会满足于对一切失去兴趣，他还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就像别人认为的那样。如果他无法完成某件事，那就是它的原因，是他的错。他觉得自己被排斥是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轻易地服从，但却也会提出抱怨。他甚至会抱怨那些爱他的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父母让孩子失望，或者是从出生时起，或者是在童年经历了某件事之后。孩子没有按照正常路线将攻击投射向父母，而是将攻击留给了自己。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孩子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父母，从而为他们保留自己所需要的“好父母”形象。父母保持着他们的好，而他们的坏就成了孩子的问题……因此，外部矛盾变成了引发抑郁的内部矛盾。可以说，挖掘每天都在以自我攻击和自我批判的形式继续。超我摧毁了自我。
 成人常常是大孩子：他们不再对父母有实际的依赖，他们拒绝让自己面对限制自己自由的批判。他们坚持维护自己对父母保持的好形象。
 如果您想要避免创伤，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再生活！
 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周围人没有空或母亲因为焦虑无暇照顾孩子时，孩子自己寻找安全感，但并不总能实现。孩子会非常依恋于自己的玩偶，培养内在感觉，比如摇晃自己。在情况严重时，孩子甚至会自残，例如用头撞击物品以获得某种感觉。
 与母亲分别一个月后，一个三个月的婴儿在缺少照顾时会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哭叫。这个人似乎让孩子忘记了过去的“缺席”，关注到当时的“在场”。两个月后，婴儿对是否有人在场漠不关心，人们无法再同对方目光相遇。婴儿的生命进程减缓。
 如果孩子和母亲的分离没有超过三个月，母亲回来后，孩子在一两个星期后就能够恢复：孩子重新进入和母亲的关系中，恢复健康。但如果分离超过了五个月，造成的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害怕被抛弃的人会攻击、拒绝他者，从而造成了自己被抛弃！我们可以说他们首先惩罚和自己建立关系的那个人……而这个人一定会将自己抛弃，事情向来如此。他们常常像患了“住院病”的婴儿一样，对关系感到恐惧：任何接触都只会唤醒并加速接触的消失，爱的对象是好的，但同时也是个威胁。害怕被抛弃的人因而会趁着对方还能忍受时，考验爱的对象。焦虑过度时，害怕被抛弃的人还可能会攻击对方。
 另一种“害怕被抛弃主义”，表面上看这似乎更能被周围的人所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只期待从他者那里获得爱和认可，主体需要有人修补某个原初痛苦。他们于是变得极为和善、顺从却又坚决。我们可以说他们什么都想要……但结果却总不令他们满意。他们需要时刻被抚慰：是的啊，他/她爱你！如果被说服了，那么暂时就没什么问题了。但很快，疑惑、焦虑还会回来……
 孤独是创造的绝佳场所：孤独有利于思索，有助于新想法和新愿望的产生……
 成长就是改变爱的对象。
 当我们拥有存在感时，是因为我们首先为爱我们的人而存在。
 没有存在感在本质上是因为难以将他人与自己相区别。一切都被混淆在一起……所以要做的就是走出这一状态，找到属于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完全属于自己的……这就需要将母亲、家庭营造的空间与个人空间相分离。
 缺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容易遗尿，更加爱吵闹、爱破坏、贪吃……
 不适宜的回应（冷漠、不管不顾、压制）可能会让孩子困在这些行为之中，还会走上犯罪道路。（这里又要重复了）因为同法律和社会的关系在孩子两至三岁时学习，那时孩子还能够轻易地被家长的教育介入。再往后就会变得很难了！
 如果孩子无法获得爱，他们就至少会怀有恨。这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一个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有人关注他们。他们会用犯罪的方式实现关注。
 犯罪者同法律产生了另一种关系。他们在潜意识中牺牲自己。他们通过罪行让自己受惩罚。从这种意义上看，犯罪是一种反常的爱，与之相连的愉悦具有受虐性。
 我们常说父母的分离会造成孩子永远无法恢复的创伤。如果相信家庭保卫协会（家庭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构造）的说法，父母离异会对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从难以适应学校学习生活，再到犯罪，最后还可能会发疯……
 离异如果是由法律判决决定的，84%的情况将孩子判给母亲，11%的情况将孩子判给父亲，4%由父母双方轮流看护。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到了三十多岁还处于青春期……甚至一辈子都处于青春期！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属于青少年的；行为优先于思想，拒绝一切依恋，性与爱相分离，自恋欲……
 专注青春期痛苦的心理分析学家让-皮埃尔·卡提耶（Jean-Pierre Chartier）认为，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重大的缺失、畸形的父母之爱，他对此写下了下面这些话：我把这种内在灾难称为“心理黑洞”；就像吞噬光和恒星的宇宙黑洞一样，心理黑洞囚禁着主体的力比多，将周围的人、事物吸引过来，摧毁自己……
 青少年会有一种奇怪的悖论，这是一种菲利普·贾迈（Philippe Jeammet）所描述的双向联结。青少年越是感觉空虚，就越会转向爱的对象。他们会转向一个完美的可追随对象，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美学或道德偶像；一个令人快乐的渴望对象，青少年需要这些获得自恋构建。可惜的是这些爱的客体同时也构成很大的危险，因为在他们身边，青少年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如今，45%的伴侣会在结合后九年分开。法国2780万纳税家庭中，三分之一家庭只由一个人构成。这些数据表明，任何一对夫妇都有分开的可能和危险。
 夫妻间的不和有时会有其他原因，也是分手的根源。最常见的原因是双方发展的分歧。这也通常与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轨迹相联系。
 经历疾病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这个世界。
 哀悼的终极目的在于忘记死亡，不再倾注，渴望别处。
 我们将自己的罪恶感投射给了死者：死者想要报复我们的遗忘。夜晚时，死者的幽灵会回来拽我们的脚，叫喊，播撒厄运，以各种可能实现的折磨为乐。对此，我们的想象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喜欢充斥着幽灵的哥特式电影和小说。要想安抚那个亲爱的死者，重要的是用所有绝望的特征强烈表达，要表现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没有他我们就无法继续生活。
 记忆常常像是一个传说：死者被理想化了。我们可以发现哀悼工作难以实现。将死者形象传奇化，这可以满足其自恋欲（我们也随之增值），还可以平复潜意识的负罪感。
 抑郁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身体上的。就像是免疫系统减弱：这还有待于科学证明，我们只能发现，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男人常常在鳏居或离异两年后死亡。
 社会也扮演了传统的父亲角色：国家颁布法律并让人们遵守。如果国家过于严苛，就说明它不爱我们，如果国家过于宽容，就说明它放弃了我们，纵容我们为所欲为。
 我们会把自己的理想典范投射给社会、体制及其价值观。我们的个人身份也依附于它。以至于我们有时愿意为祖国付出生命。
 对于失业者来说，丢掉的不只是薪水、对公司的幻想，还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一个再平常不过简单的问题就会揭示一切：“您是做什么的？”“什么也不做……”这么回答难免会让当事人感到惭愧。
 如果失业者忘记了失业保险的连带性，忘记了自己之前交过保险金，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一样：吃与住都不用自己负责，无法依靠自己。
 自我评价不足的人比自我评价高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失业是自己的原因……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对于四分之一的人失业者来说，丢了工作反而为他们带来了心理健康的改善。
 通常而言，这些人完成了那些本该被他们放弃或被他们发现的项目。在没有进行付薪工作之前，他们也不是无所事事：他们看重自己从事的活动，并将其明确地与付薪工作相区别。
 有必要摆脱对工作和企业孩童般的倾注。这种倾注也是雇主既抱怨又支持的。要能够将自己爱的需求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讲述给合适的对话者。因为这一倾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所以实现起来更容易。
 就像是饮食过剩会带来身体超重，没有被“正确地爱”也会带来心理超重。所以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我是不是被爱？我是否付出爱？而是在于：如何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区别情欲和爱，尊重他者和尊重自己常常遗忘的渴望，这才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