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喧闹庞杂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熟悉的文化所定义出的东西，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证实性偏见（confirm ationbias）”。人们倾向于寻找并关注那些可以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即使我们的面前还摆着完全相反的、似乎无懈可击的现实，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能够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更值得信赖，不容置疑。

如今，不管你相信怎样的想法，其实都可以找到大把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

21世纪，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特定的维度搜索网络资源，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找到更多和我们拥有相同观点的人。这种分离化的信息搜集会从我们的视角中自动抹除那些令我们不舒服、感到不协调的事实。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和支持那些符合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假新闻”。

即使是没有前科的黑人求职者，收到的联系数量也比不上有前科的白人求职者。

世界各国的边缘化群体通常都是因为被比作动物而失去社会地位。不受欢迎的移民群体，美国的墨西哥人、德国的犹太人、意大利的罗姆人等，经常被比作昆虫、啮齿动物和其他入侵空间、传播疾病或迅速繁殖的害虫。这是历史的普遍固定现象。

对于男性求职者，雇主会更看重他们的竞争力和对工作的承诺，而对于女性求职者，更多的则是衡量她们是否讨喜。

人们会更擅长识别自己种族的面孔，而在识别其他种族的面孔时则常常会有问题——这一发现被称为“异族效应（other-raceeffect）”。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世界上的经历渗透到我们的大脑中，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大脑。

在出租车司机的例子中，他们对于周边环境进行深入的结构性知识解读使他们的大脑发生惊人的结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需要几十万年的进化，而是在个人生命的几年内就迅速发生了。

当嫌疑人与受害者的种族不同时，误判的可能性会大大上升，很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

“分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同一张脸的时候，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它，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这个人和自己是同类。

分类是生而为人的特征，但是独特的文化在我们脑内分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的类别，如何给不同的类别贴上不同的标签。

偏见的影响实在是太强大了，它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不能放任偏见的存在而不去控制它们。偏见可能会以惊人的方式影响我们。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喧闹庞杂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熟悉的文化所定义出的东西，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证实性偏见（confirm ationbias）”。人们倾向于寻找并关注那些可以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即使我们的面前还摆着完全相反的、似乎无懈可击的现实，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能够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更值得信赖，不容置疑。

如今，不管你相信怎样的想法，其实都可以找到大把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

21世纪，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特定的维度搜索网络资源，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找到更多和我们拥有相同观点的人。这种分离化的信息搜集会从我们的视角中自动抹除那些令我们不舒服、感到不协调的事实。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和支持那些符合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假新闻”。

刻板印象有助于支撑现有的社会秩序，至少为我们提供“有序的，或多或少一致的世界图景”的幻觉。在幻觉中的可能不是现实世界，但我们在那里觉得很舒服。

只要我们不注意，刻板印象就会引导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这样做似乎更加印证了刻板印象的正确性，使它们更强大、更普遍、更能抵抗变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偏见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们所有人的身体。

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偏见，偏见也会造成一系列后果，而这些后果恰恰是我们需要理解和减轻的。我们头脑中的刻板关联可以影响我们的感知、思考方式以及采取的行动。

如果人们的脑子里已经联想到了和犯罪相关的信息，那么黑人面孔会更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好像黑人和犯罪之间现有的陈规定型关系使这些面孔在感知上更具相关性，因此也会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搜身，而且更有可能遭受身体上的暴力。然而，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拥有武器。

每年，在美国被警察击毙的大约一千人中，有11%的事件起因是司机正常开车的时候因为一些无伤大雅的原因被拦下，如汽车的消声器过于大声或是尾灯破损。

本来很正常的拦截检查可能会因为警察与司机交谈的方式而升级。

警察们对白人司机的尊重程度要高于对黑人司机：他们更有可能使用正式头衔称呼白人司机（如“先生”或“女士”），更有可能表达对白人司机安全的关注（如“晚上注意安全”或“好好开车”），也更有可能向白人司机提供保证（如“别担心”或“没问题”）。

在拦下黑人司机后仅仅过了五秒，甚至在司机还没有机会发言或是反驳的时候，警察就已经表现得不那么尊重了。

黑人警察与白人警察一样，对黑人司机的尊重程度较低。

那个在波士顿拦下我，推了我一把，最后还逮捕了我的警察正是黑人。

黑人男性被告需要支付的保释金比白人被告支付的保释金高出35%。

2018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取消现金保释金的州，并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参考计算化风险评估分数，允许审前不拘留。

许多被告都非常渴望获得自由，因此，他们会对检察官提出的任何较低指控表示认罪，这样就可以判得时间短一些，或者立即释放。

美国在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之中，监禁率是最高的。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4.4%，但囚犯的人数却占全世界的22%。2017年，超过210万美国人被监禁，其中95%的犯人会在刑期结束后重新进入社会。

每年，美国监狱都会释放70多万人。许多人在出狱的时候，全身上下就只带着一张公共汽车票和一些零用钱——从5美元到200美元不等，具体多少要取决于各州的不同政策。三分之二的犯人将在他们获释后的几年内再次被捕。

即使是没有前科的黑人求职者，收到的联系数量也比不上有前科的白人求职者。

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仅有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还保留了死刑。

截至2018年，在美国五十五个州中，有三十一个州的死刑是合法的。几乎在所有这些州，审判陪审团都掌握着犯人的生杀大权。

在受害者是白人的情况下，凶手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会更大。

死刑的判决可以说是一片“缺乏公正的荒漠”。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的著作中也反映了这一问题，他声称“对所有罪犯的外在惩罚应该与他们内心的邪恶相称”。

世界各国的边缘化群体通常都是因为被比作动物而失去社会地位。不受欢迎的移民群体，美国的墨西哥人、德国的犹太人、意大利的罗姆人等，经常被比作昆虫、啮齿动物和其他入侵空间、传播疾病或迅速繁殖的害虫。这是历史的普遍固定现象。

现实意义上的种族隔离并不是硅谷的独特现象（但在硅谷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随着城市地区的多样化，全国各地的多民族社区越来越多，但是黑人和白人仍然有可能在不同的社区中结伴而出。

尽管我们有意识层面的动机和渴望，但偏见仍然制约着我们看待世界和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即使这种制约会给我们带来危害。

中产阶级和富裕地区的综合学校往往资源更丰富。

美国黑人整体对他人的信任感要比其他族裔低，尤其是在和美国白人相处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们反对偏见的程度，尤其是当他们自己不是偏见攻击的目标时。

一名年轻的韩国女性直言不讳地向研究小组讲述了她的恐惧：“尽管我的英语很完美，但我认为他们的确将我视为‘异族’，尽管我在美国长大，我是美国公民……但因为我是亚裔，所以还是常常会被污名化。”

对于亚洲学生来说，目标是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外国人，在文化上更接近美国白人，“去适应更美国化或西方的友好人格”。

大一时，我用了我的正规名字，听起来很中国化。”一位职业顾问建议她改用她的英文名，因为“如果你的名字听起来更像美国人，就会让人力部门的人更有共鸣”。她说，写有中文名字的简历没有得到回应。而在她把名字改为英文名后，“我获得了面试资格”。

很多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鼓吹着“多样性”的口号。这本应反映他们对新观点的热情拥护，以及倾听和容纳以前被边缘化的声音的意愿，但现实与之相反，多样性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数字游戏。公司希望只是单纯地完成多样性的任务，但不改变其文化。

负责招聘的主管可能不是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是不会直接丢掉黑人或亚裔的简历的。但是，他们会更偏向于优先考虑更让他感到舒适的合适人选，而不是重视差异。他们现在做的是偏爱同类，而非排斥异类。这是一种思维定式，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悄悄滋长。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5%）的美国白人相信当今美国存在针对白人的歧视。

“对于男性求职者，雇主会更看重他们的竞争力和对工作的承诺，而对于女性求职者，更多的则是衡量她们是否讨喜。”

雇主们期望男性员工可以主导整个工作，而女性员工只需和大家和平相处就可以了。这些期望影响着人们关注的重点和感知的内容。

劳动力市场中对于女性的判断更有可能基于与职业能力无关的因素，如体重、外表、发型、着装风格、性格观念。男人的自信放在女人身上就会变成傲慢。人们会觉得强势的男人很有领导风范，而直言不讳的女人则会被认为很难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