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公司开始混淆视听。他们的第一招是质疑现有的研究结果；第二招是呼吁进行更多的研究；第三招是转移注意视线，资助其他容易让媒体兴奋和大肆报道的研究项目，比如室内装修污染综合征或疯牛病的研究。

一份行业的秘密备忘录后来提醒业内人士，“让民众产生不信任感就是我们的目的”。

英国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是“凡事不可尽信”。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容易轻信，是让人担忧的，但如果人们除了自己的见地，拒绝相信任何事，这样的社会更成问题。

我们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都不太信。反之亦然，当某些证据契合我们的某个观点时，我们就偏听偏信，不太可能仔细辨别证据上的漏洞。

法国讽刺作家莫里哀曾写道：“博学的傻瓜比无知的傻瓜更愚蠢。”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道：“做一个所谓讲道理的人很容易，我们想做什么事，找个由头就好。”

当统计成为指标时，它们不是用来解读世界，而是用来控制世界的，这时统计就成了危害极大的数字。

在美国，大约60%的持枪死亡是自杀或罕见事故，而不是被杀。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

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将过度自信称为“认知偏差中最显著的一种”。

好消息来得慢，而坏消息往往很突然。

股票市场不断地公布数据，包括晚间新闻的每日收盘行情，但衡量衍生品市场规模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公布一次的数据。

特朗普的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直截了当地说：“我刚和总统谈过，他清楚表示，要引用他的原话告诉大家，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以前可能不对，但现在一定真实。”

在世界各地，篡改数据的压力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如果统计学家不照做，后果可不是高管骂几句就完事了。

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僚接到警告，如果他不能给出国家总统所要求的数字，他的孩子们就会被杀掉。

在印度，莫迪政府悄悄叫停了2019年失业数据的公布。

费雪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确信市场会反弹，多次点评说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无序中走出来”，这是股民的“恐慌踩踏事件”，经济会马上复苏。

耶鲁大学一向追踪杰出校友的情况，但那些混得不怎么样的毕业生可能就不在被追踪者之列了。

多尔和希尔发现，大量吸烟会使患肺癌的风险增大不止两倍，甚至是三到四倍，患肺癌的概率因此增加了16倍。

2020年3月下旬，一周内就有超过3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是之前人数的5倍。接下来的一周更糟，又有650万人申请救济。

烟草公司开始混淆视听。他们的第一招是质疑现有的研究结果；第二招是呼吁进行更多的研究；第三招是转移注意视线，资助其他容易让媒体兴奋和大肆报道的研究项目，比如室内装修污染综合征或疯牛病的研究。

一份行业的秘密备忘录后来提醒业内人士，“让民众产生不信任感就是我们的目的”。

有时候问题不是人们太急于相信某件事，而是相反，人们被培养出了不轻信的习惯。吸烟者喜欢吸烟，尼古丁上瘾，只要能吸，他们就会继续吸。对于吸烟致癌的警告，烟民耸耸肩，心想“反正我也搞不清那些说法是真是假，管它呢”。

烟草行业也是这么一副掩耳盗铃的德行。他们根本不用费劲地游说吸烟者吸烟是安全的，只要让人们对证明吸烟危险的统计数据产生怀疑就够了。

英国皇家学会是历史最悠久的科研机构之一，它的座右铭就是“凡事不可尽信”。

一个想要否认统计数据的游说团体总是能够指出目前统计学中尚未解决的某些问题，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呼吁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说法听起来很科学、很理性，但传达给人们的却是一种危险的假象，那就是：真相还没找到。

正如特朗普前得力助手史蒂夫·班农对作家迈克尔·刘易斯说的：“民主党人算什么，媒体才是真正要对付的。对付它们的办法就是把整个媒体搞臭。”

特朗普的金句则是“那个新闻是假的”。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容易轻信，是让人担忧的，但如果人们除了自己的见地，拒绝相信任何事，这样的社会更成问题。

范·米格伦供认，不仅戈林手上的那幅，还有《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和另外几幅所谓维米尔的画都是他画的。这起诈骗案最后被揭穿，不是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些赝品的破绽，而是因为造假者自己招供了。

范·米格伦不是一个绘画天才，但他参透了人性中的一些东西。

一旦数据反映的事实涉及人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吸烟者和癌症统计数据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就难免失之偏颇。

心理学家齐瓦·昆达让参加实验的人员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用种种证据证明咖啡或含咖啡因饮料可能会增加女性患上乳腺囊肿的风险。看过文章的大多数人觉得这篇文章说的是对的，但那些咖啡上瘾的女性却觉得说得不对。

我们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都不太信。反之亦然，当某些证据契合我们的某个观点时，我们就偏听偏信，不太可能仔细辨别证据上的漏洞。

不少学生，大约占20%，不仅不想知道自己是否患有疱疹，甚至愿意掏钱让人把他们的血样丢掉。他们告诉研究人员，这样的筛查太烦人了，何必多此一举。

梅拉兹发现，有了意外之财的预期的确影响了实验对象的预测。农民希望小麦价格上涨，这样他们就能多拿一份奖金，所以预测小麦价格会上涨。面包师正好相反，希望小麦价格下跌，这样他们也会多获得一笔奖金，所以给出了下跌的预测。

我们的推理常常为我们的愿望和企图所左右。

“动机性推理”。动机性推理是指当判断某个事情时，人们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得出某种特定的结论。

一项针对美国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调查发现，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认为艾滋病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规范治疗只会越治越糟。

一个助选某政客的选民希望他所支持的政客聪明机智、廉洁奉公，如果关于这个政客的报道与他的期望相反，他会自动屏蔽它们。

当一幅宣称是维米尔的作品的画摆在一辈子都在研究并热爱维米尔的艺术评论家面前时，他本能的愿望就是看到真迹，而不是赝品。

布雷迪乌斯太想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是专家，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找出种种证据来佐证他的结论。

一个最简单的鉴别真伪的测试——颜料是否软。这是造假画的一大难题，因为油画颜料要花50年才能彻底干透。只有几十年以上的老画，画漆才会硬到无法让酒精棉签染色。

范·米格伦将17世纪的油画颜料和一种叫酚醛树脂的全新化学材料混合，这种树脂在105℃的温度下加热两小时，就可以变成最早的塑料之一——胶木。难怪颜料坚硬还不掉色，它是混合了工业塑料啊。

法国讽刺作家莫里哀曾写道：“博学的傻瓜比无知的傻瓜更愚蠢。”

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说道：“做一个所谓讲道理的人很容易，我们想做什么事，找个由头就好。”

拥有较深专业知识的人比较容易识别骗局，但他们一旦陷入动机性推理的陷阱，也更容易偏执，执迷不悟。不是一个人聪明或受过教育就不会上当，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容易上当。

洛德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一些让他们更惊讶的事情：实验对象看到自己的反方学者所提供的图表、研究方法和评述越多，就越觉得这些证据是骗人的。

当法官提醒他，他是以高价出售假货时，他回答说：“如果我以低价出售假货，那别人一下子就知道那是假货了。”

如果一厢情愿的情绪能把一幅蹩脚的假画变成维米尔的真迹，或者把一个卑鄙的纳粹分子变成民族英雄，那么也能让数据真作假时假亦真。

第一步是当收到一条新的信息时，要少安毋躁，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的潜意识情绪，反省自己是否急切地想得到某个结论。

当我们遇到某个世界问题的统计数据，想着要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点赞转发，或者激烈驳斥时，停一下，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情绪为何如此激动？”

如果不给情绪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任由它带着我们时信时疑，我们终将会马失前蹄。

双盲实验，实验将最好的治疗方法和一种叫作安慰剂的假治疗方法进行了对比，判断到底是药奏效还是心理作用起效。

社会学家早就明白，当统计成为指标时，它们不是用来解读世界，而是用来控制世界的，这时统计就成了危害极大的数字。

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0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减少7.5亿多，远远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一半。

很多我们以为的文化差异其实都是收入差异的表现。

对于像美国这么一个富裕国家来说，它的新生儿死亡率过高：2010年，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就有6.1人死亡。相比之下，芬兰仅为2.3‰。事实证明，美国的医生，像英国中部地区的医生一样，更倾向于将22周后结束的妊娠记录为活产但随后早夭，而不是晚期流产。

人们交流的一大障碍就是所谓的“知识的魔咒”，即一旦你对某个话题相当了解，你就很难再将自己置于话题白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

在美国，大约60%的持枪死亡是自杀或罕见事故，而不是被杀。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

净资产是衡量财富的好方法，但不是判断贫富的好方法。

当你加的都是些零和负数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正数。我上次数了数我儿子存钱罐里的钱，是12.73英镑。这就是说我儿子的资产比世界上最穷的10亿人的资产加起来还多。

1990—2017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的英国家庭的税后收入有所上升，但贫困家庭的低收入情况也有所缓解，慢慢向中等收入家庭靠拢。

数据水很深，真相不易寻。文字远比数字复杂。

我们在弄清楚护士是否加薪之前，先要弄清楚“护士”包括哪些人；在哀叹年轻人流行自残之前，明确自己是否清楚“自残”的定义；在得出贫富不均加剧的结论之前，先探究“是什么不平等”“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吗”。

总的来说，人类显得乐观。心理学家塔利·沙罗特估计，我们中80%的人更倾向于“凡事往好处想”，比如人们整体高估自己的寿命、职业前景和才能，而对自己罹患疾病、平庸或离婚的高概率等事实视而不见。

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将过度自信称为“认知偏差中最显著的一种”。

2001年9月，美国死于吸烟的人数是死于恐怖主义的10倍，而这个月也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9·11”恐怖袭击。任何一本周刊都明白，在那可怕的一周，香烟造成的死亡人数仍旧高于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报纸没有报道吸烟死亡人数。

好消息来得慢，而坏消息往往很突然。

股票市场不断地公布数据，包括晚间新闻的每日收盘行情，但衡量衍生品市场规模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公布一次的数据。

每一个人都是奇迹。但是这个世界充满了人，也就充满了奇迹，也就平淡无奇了，而我们却忘记了。

人们在购物时，倾向于购买他们熟悉的商品，譬如去超市，往往习惯购买买过的品牌，而不一定会尝试新的品牌。

当世界给我们呈现的只是部分故事，而不是全部故事时，偏差就隐身其间了。

我们如果只看幸存的飞机，那注定会成为幸存者偏差的牺牲品。

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不发表论文就是死路一条，因为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是将发表论文或出专著作为晋升或获得项目资助的条件。

人们和朋友在一起，往往得听大家的，但和陌生人一起就会自己拿主意。

全男性实验组比全女性实验组从众性弱。

除非我们亲力亲为地收集数据，否则对统计漏失能做的有限。

人类有种族歧视的劣根性，但已经将其视为不道德也不合法的行为。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他面临一个难题。他的竞选团队想给外界造成美国经济在前任手上已经崩溃的印象，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的失业率非常低，不到5%，而且还在下降。

特朗普直接采取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他一再申明失业率数据是假的、全是虚构的，并声称真实失业率为35%。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13%的人选择信任政府提供的经济数据，这一比例在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中是86%。

特朗普的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直截了当地说：“我刚和总统谈过，他清楚表示，要引用他的原话告诉大家，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以前可能不对，但现在一定真实。”

在世界各地，篡改数据的压力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如果统计学家不照做，后果可不是高管骂几句就完事了。

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僚接到警告，如果他不能给出国家总统所要求的数字，他的孩子们就会被杀掉。

在印度，莫迪政府悄悄叫停了2019年失业数据的公布。莫迪曾在公众面前郑重承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那一年大选（他轻松赢得大选）前夕，就业数字还是令人难堪的，所以他的政府干脆就找了个借口停止公布，等到数据“好看”了再恢复。

郭伯伟解释道，他拒绝了政府提供此类数据的要求，因为他坚信，一旦数据公布，政府是管不住自己那喜欢指手画脚的手的。

有执念的人很难听劝。你说你和他的看法相左，他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直接不理你了。你用事实或数字证明他的错误，他马上质疑你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你跟他分析他观点的逻辑错误，他和你胡搅蛮缠。-《当预言失败时》

毁掉费雪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期间他使用了杠杆，还有他的偏执。费雪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确信市场会反弹，多次点评说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无序中走出来”，这是股民的“恐慌踩踏事件”，经济会马上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