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
刘邦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他至少还有三条流氓才有的看家本领：一是忍，二是赖，三是痞。
刘邦能克制欲望，也能控制情绪。
没有谁会有“忍”的性格，忍都是逼出来的。有两种忍。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
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拿刀子戳自己的心啊！一个对自己都能下手的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手软。所以，能忍的人都心狠。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
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称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
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
能装，说明心中有城府，而为人君者是不可能没有城府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项羽和刘邦，少年时都不是什么听话守规矩的乖孩子，只不过大约项羽是个纨绔而刘邦是个地痞而已。
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后来成了个人物，则他小时候的优点固然是优点，即便是缺点也无妨看作优点。
治学者学问再多，也只能为人臣。得道者学问再少，也可以为人君。
这是自信，也是自大。自信使他成功，自大使他失败。不难看出，项羽说这话时，是不动脑筋的，也是不计后果的。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项羽则是性情中人。
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退出人生时有一个精彩的谢幕，能最后再痛快一回。
他唯一的本事，就是问张良、韩信、陈平他们：“为之奈何（可怎么办呢）？”可以说，同项羽相比，刘邦一点能耐本钱也没有。难怪项羽会在骨子里看不起刘邦了：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天下？
萨孟武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
造反起义，争夺地位，说穿了，是一场豪赌，非有天大的胆子不可。这个胆子，又与本钱有关。本钱特大的敢赌，一无所有的也敢赌。
文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从来就成不了大气候。聪明人遇到事情，往往想法比较多，想得也比较细。等他前前后后都想妥帖了，没准机会也过去了。即便机会没过去，他们也多半不会干。因为文人也是有本钱的人。这本钱比豪族少，比流氓多，不多不少，很是尴尬。他们多半有些薄产，有些家小，妻温良，子懦弱。熬一熬，也许能混个士绅。
总之，文人总是要“仕”的。治世，则仕于朝；乱世，则仕于野。挑头造反，则不可能。
流氓什么都没有，却有胆量。而且，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只有胆量。你想吧，他们没有家财，不怕破产；没有职务，不怕罢官；没有地位，不怕丢人；没有知识，不怕说错话。那他们还怕什么？怕死？笑话！谁不会死？不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吗？自己本来就买不起棺材。
刘邦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他至少还有三条流氓才有的看家本领：一是忍，二是赖，三是痞。
刘邦之所以那样说，是看准了一条，打不赢仗就挖人祖坟，杀人父老，或以对方家人做人质相要挟，是很下作的。以项羽之高贵和高傲，断然做不出来。
项羽也是极其高傲的。在他看来，他是天下唯一的、无与伦比的盖世英雄和百胜将军。他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会失败。当真失败了，也只怪时运不好。
这其实也正是一切高贵者的通病。由于高贵，他们往往不能容人，而且还自诩为眼里容不得沙子，胸中容不得尘埃。然而他们不知道，海洋之所以博大，恰在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流入海洋的，难道都是纯净的矿泉水？自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正由于这种混杂，海洋才成其为海洋。
依照韩信的说法，项羽至少有两条致命的弱点，即“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但在我看来，根据这一谈话，还起码得再加两条，即“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
司马迁批评他“奋其私智”（只靠个人），“欲以力征”（只靠暴力），两条都说到了点子上。
项羽表面上看很强硬，其实内心很脆弱。项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爱面子的人内心都很脆弱。唯其脆弱，才那么爱面子。因为他受不了半点伤害，这才要拼命护住自己的面子。
同封土赐爵、升官发财相比，嘘寒问暖、送汤送饭又算什么呢？比起刘邦的大把送钱、大片赏地、大量封官来，项羽确实小家子气。
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在于高贵，而高贵者总是少数人。这样，贵族的圈子就很小。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心胸就不大容易开阔。即便以后到了广阔天地，由于那天生的高贵和高傲，也不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因为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那种高贵感，常常不经意地就会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派头。加上他们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因此即便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人，也给人装模作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关心不到点子上。比如项羽就想不到，将士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可是他该封的不封该赏的不赏，只知道流些鳄鱼眼泪送些汤汤水水，这算什么呢？
贵族的另一个毛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因为他们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常常对别人求全责备。
第二，他们一无所有，一旦有了，多半是不义之财，或白捡来的，反正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也就并不心疼，不妨“千金散尽”，博得“仗义疏财”的美名。第三，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何况他们是从最底层上来的，也最懂得世态炎凉和人间疾苦，知道人们追求什么惧怕什么，要收买人心，总是能够到位。
刘邦能克制欲望，也能控制情绪。
没有谁会有“忍”的性格，忍都是逼出来的。有两种忍。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
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
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拿刀子戳自己的心啊！一个对自己都能下手的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手软。所以，能忍的人都心狠。
刘邦是非常狠心的。有一次，楚军追击刘邦，刘邦为了逃命，居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推下车。
忍，不等于怕。
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不来。韩信这个人，身份虽然卑贱，内心却很高贵。这也是他和刘、项两个人都不太对劲的原因：项羽看不起他的出身，刘邦又不喜欢他身上的贵族气，这就使他和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
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
当初可杀之时尚且不杀，现在就更没道理也更没理由去杀了。如果当时不杀而现在杀，岂非恰好证明当时并不敢杀，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怯懦了，这才从那小子的裤裆下爬过去？无疑，只有此时不杀，才能证明当时不怯。韩信是聪明的。
这时来杀他，固然易如反掌，却半点意思都没有，反倒给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感觉，很是不上算。但是以德报怨，却显得宽宏大量，颇能得到舆论的好评。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
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
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也是靠不住的。
韩信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
韩信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两军
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
韩信的不足，是缺乏自知之明。
刘邦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所以刘邦胜利了。项羽既无知人之明，又无自知之明，所以项羽失败了。韩信有知人之明，无自知之明，所以虽有成功，终至失败。
缺乏自知之明，其实也不能真正知人。韩信以小人之心对待钟离眜，又以君子之腹度刘邦，简直就是颠倒荒唐。
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样大度的人，韩信自然不是对手。
韩信的错误，正在于狐疑，即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的狠毒程度和卑鄙程度都比不上刘邦，总是心存忠厚心存幻想，觉得以自己的功劳和双方的交情，刘邦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猝不及防，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黏糊。
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
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韩信是流氓却又有贵族气，结果在气度上反不如刘邦。
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
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长官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英雄，曾经让这些人闻风丧胆、不敢仰视的英雄，却在他们卑劣的争夺下竟不得全尸而终。
项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项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高贵感和英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
嫉妒别人的能，是官场的通病；怀疑臣下的忠，是帝王的通病。所以历史上的能臣，好下场的不多。不是生前被贬，便是死后挨骂，
事实上，除了“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外，刘禅对于中国历史半点贡献都没有。辅佐这么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
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最后要以宽容人。
曹操和贾诩都实在是太懂政治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
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
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
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
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毛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
历朝历代，做事的人总是被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攻击，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曌也就是照，是武则天发明的字，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没别的用。
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
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
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未必对你效忠。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远去。他如果立即上路，你将来可以重用他；他如果观望犹豫，不及时赴任，那就只有把他杀掉！
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称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
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
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
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
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
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
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
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
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
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
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
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
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地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
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善政朝中大臣都很欣赏，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说：臣不想知道。不知道还好些，这样可以和那人正常相处。
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
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
依照内阁和吏部的想法，对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一种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把他当作一个活化石供在庙堂之上。这样对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较合适。
一个开明的君主和时代应该允许人们说话，但这种开明只能是一种装饰，一种点缀，不能太动真格，而海瑞上书这种事也只可一二，不可再三。
儒家的学说却只看到道德的作用，完全忽视了法律的意义。
海瑞实在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孔子的主张原本只是一种理想，也不知道本朝开国已经两百年。洪武皇帝一些心血来潮的政令，即便是在当时，有的也只是一纸具文。
官场是没有是非只有亲疏的。
张居正不肯让海瑞复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觉得像海瑞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肯通融的人，留在官场是个祸害。
他就像一只天真无邪的小鹿，不经意撞入了豺狼和狐狸群中，却还以为自己是一头雄狮。
真心拥护海瑞的，大约只有贫苦的农民和百姓吧！但，在海瑞的时代，他们的拥护又顶什么用！
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本朝官吏的薪俸极低，正二品大员的年俸竟然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根本就入不敷出。他们要想维持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额外的“灰色收入”。
海瑞和张居正的失败，都在于他们试图让整个帝国纳入自己设计的政治规范之中。这就像强制或劝说一个以胖为美的人减肥一样，势必自讨没趣。
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
万历皇帝在愤怒之余倍感伤心，在伤心之余又极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连张先生这样的人，其道德品质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天下还有没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质都不可靠，那么，以礼仪道德为立国之本，还能不能成立？
更多的人则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从小饱读诗书，明德知礼，知道一个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后，应该廉洁奉公、自我牺牲，却又无法抵御那些“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他们多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随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数额不大的“好处”，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这在当时，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海瑞政敌的做法，便正是诬蔑海瑞“讪君卖直”。
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种种个人利益（金钱、美女），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惩处时，有多少人能抵御诱惑、洁身自好呢？这简直就像给了一个人大把的钞票，却又不准他购买任何东西一样困难。
根除腐败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权力。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一旦权力膨胀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腐败就会不期而至。
甚至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最大的罪恶。因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众利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强奸民意、践踏人权、任意杀戮等等都视为合法。君王一不高兴，动辄便可谋人性命，抄人家财，比任何一个谋财害命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无不及。相比之下，贪官污吏们那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
小人总是弄不清自己的斤两。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康熙只想到皇子们有才干有历练，可保大清王朝江山永固，却没想到，有能力的人也多半有野心，大家都有能力也就都不相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允禩的“八爷党”显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却不知道这天下如果是皇帝的，而且牢牢被皇帝掌握在手心里，那么，“得人心”就不如“得君心”。
任何独裁的君王都绝不会允许别人的威望和受到拥护的程度超过自己。
能装，说明心中有城府，而为人君者是不可能没有城府的。
皇帝的秘诀，就在于真真假假，这才显得“天威莫测”，也才能驭人。所以，康熙即便看出胤禛是假超脱、装潇洒，也不会反感，只会欣赏。
从西周到大清，传统中国是个礼治的国家，什么也大不过“礼”去。即便贵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违礼。
在权力斗争中，尤其是最高权力——君权的争夺中，是从来没有什么仁慈、客气可讲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
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
于是雍正便只能去体验孤独了。四年（公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诗云：“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
大清皇帝和汉族文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前者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后者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
文化的传播有一条规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势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化劣势文化。
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就数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懒，好一点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个想做事的，又气数已尽。
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奉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
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福建总督（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两千两，倍数也很不小。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从耗羡归公这件事看，独裁和人治也没什么不好。如果雍正不独裁，事情就做不成。但这种制度是极其靠不住的。试想，如果有此独裁之权的是个混蛋、草包或者暴徒，会怎么样呢？
雍正为了保证自己大权独揽，又不出任何差错，只好亲自听取各方意见，亲自过问大小政务。于是，他每天除完成各种礼仪，接见众多官僚外，还要亲自阅读大批奏章，并一一作出批复，平均每天撰写朱批七八千字。
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
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非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迫进入了近现代。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