우리가 우리를 우리라고 부를 때
不管在哪里，想要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那类人都差不多。总有人像哥谭房的“Watch Man”那样，希望通过向他人提供情报，来享受大哥的待遇。
整个韩国社会中都隐藏着一种强奸文化，而且现实是，我们的社会对待这种强奸文化等闲视之。他们不认为这是痼疾，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微小的偶发事件”。
在韩国，人们一直对“性”讳莫如深，尤其是社会不允许女性表达性欲，于是在一些私密的领域，很多 事情发生了。一些人由于没有性自主决定权，选择了通过SNS表达性欲。
如果说爸爸的工作是“外面的事”，那妈妈的工作就是“外面的事”加上“家里的事”。如果按照社会规定的性别分工，妈妈的本业应该是做家务，副业才是做老师。
比起照顾我们，妈妈更应该照顾的是自己。
Watch Man目前25～30岁，是某数学学院的讲师，未婚。有人问他结婚了没有，当时 他回答：“补习班有很多孩子，为什么非要结婚？”
聊天室的主要管理者希望不断扩大聊天室的规模，最后卖掉聊天室，得到收益。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让赵周彬作恶的实际动力是博士房的付费会员们。
父母说的“女人如果穿裙子就会成为男人的目标，穿衣服一定要小心一些”这句话，最终等于把犯罪的责任推到了女人这边。姐姐从小就会说：“这样穿并不代表我有错！把我当作目标的那些家伙才有错！”
姐姐就是这样自以为是，让人扫兴。不过，她不被别人的话所左右，自己随心而活的样子还是让人觉得很酷。
因为我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父母的担忧达到了极点。妈妈不时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直接回家？我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
犯罪的加害者往往先选定受害者，然后慢慢积累好感，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等受害者的世界 里只有加害者一个人时，加害者会进一步孤立受害者，并与之形成性关系，再慢慢进入威胁阶段，最后进行性剥削。
在整个网络诱骗的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不知道自己被虐待的事实，有时还会觉得自己爱上了加害者。
一年前，我们还是怀揣记者梦想的大学生。为了积累对就业有帮助的经验，我们开始准备参加新闻通信振兴会的“深度报道”征集活动所需的材料，我们选定的主题是“非法拍摄”。
在共享各种非法拍摄的视频的同时，这 些人的言谈中充斥着对女性的侮辱，仿佛她们不是人类，而是供人随意消遣的商品。
Watch Man目前25～30岁，是某数学学院的讲师，未婚。有人问他结婚了没有，当时 他回答：“补习班有很多孩子，为什么非要结婚？”
在门户网站上搜索“T elegram”“数码性剥削犯罪”“N号房”，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与事件相关的报道。
我们决定向在《国民日报》做实习生时认识的记者朴前辈寻求建议。
《国民日报》的朴前辈告诉我们，如果警方合作的话，应该可以谨慎地 将该事件报道出来。
警察们了解了聊天室的情况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与文化商品券和加密货币相关的聊天记录上。
在追踪虚拟空间里发生的性剥削行为和践踏受害者人格的对话，并将此保存为 证据方面，比起学过的专业知识和取材要领，坚持更重要。
我们进行了超过一年的潜伏取证。
案件的进展非常缓慢，几乎每天都有无数个瞬间会产生想要放弃的冲动。而与此同时，加害者们仍然在持续榨取着受害者们。
rabbit 肆无忌惮地暴露着自己的身份，仿佛铁了心要以身试法，在聊天室公 开了很多自己的个人信息。
追踪“rabbit”的第三天，当时表现活跃的“Ikiya”（李元昊）、“Chester”（臂章房的管理者）等主要加害者开始逐渐信任“rabbit”，说他很诚实，而且懂规矩 。
聊天室的主要管理者希望不断扩大聊天室的规模，最后卖掉聊天室，得到收益。聊天室的成 员们积极传播非法拍摄的视频等活动的活跃程度会直接关系到聊天室的售价。
从哥谭房衍生出来的聊天室的管理者们可以通过上传性剥削视频获得收益。他们侮辱践踏女性的人格，目的只是捞钱。
“Kelly”说自己是公务员，还传授了考取九级公务员的“秘诀”。“公 务员考试也有暗箱操作哟”，他所谓的“秘诀”便是参加残疾人公务员考试。
“Kelly”被警察逮捕，原来他只是一个公务员考试准备生，也就是所谓的“公试生”，同时他也是 Telegram聊天室最积极的使用者。
“ Kelly”曾在聊天室中多次强调“假如有一天被警察抓到时的应对方法”，即“一开始要无条件不承认，一旦出现板上钉钉的证据，就积极配合警方以减少量刑”。现在他就是这样做的。
目睹了“Kelly”几个月以来的罪行的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竟然只判了一年！这种程度的处罚只能用不痛不痒来形容。
这些人非常清楚，在韩国，对数码性剥削犯罪的处罚极其轻微。N号房等Telegram聊天室便是这种荒唐的判决催生出的产物。
这些原本都是上传到她的Instagram的照片，但她的账号是非公开的，只有少数朋友才能看到。
基本就可以 断定，加害者就是A的熟人。我们建议A到附近的警察局报警，A立即照做了。但是果不其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由于Telegram方不配合调查，所以无法签发拘捕令。
A又重新设置了群组，只对特定组公开新照片，特定组里只有一名用户。然后A又上传了一张照片。结果，这张照片再次出现在熟人凌辱房。原来是你啊，加害者！
A不再信任附近的警察局。原因是在锁定加害者之前，报警时警方没有受理案件，而是予以退回。我们推荐A向江原地方警察厅网络搜查队报警，A听取了我们的意见。
此人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我小时候就喜欢A，只是采取了错误的表 达方式。”记得同龄的男孩子欺负女孩子的话，大人通常会说“他是因为喜欢你才欺负你的”。不！欺负绝对不是爱意的表达。这是错误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吗？不，这是无可辩驳的性剥削犯罪！
Telegram聊天室里，成员 们正在打听报道N号房事件的《韩民族日报》的记者的个人信息，还四处煽风点火，说如果有人打探到记者家人的信息，会获得“珍稀”视频或被免费邀请至收费聊天室。
暗网上的“Welcome to Video”（W2V）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性剥削网站，这里前后约有22万个儿童性剥削视频被发布和兜 售。网站上传视频的页面上有“请勿上传成人色情视频”的公告。
从发现Telegram N号房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了，整个韩国社会仍然没 有太大反应。虚脱感和无力感包围着我们。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和就业，调查取证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很多。虽然考虑过要不要从手机上删除Telegram应用程序，但最终我们没能这样做。
事实上，光是看到Telegram的图标就已经很痛苦。 在Telegram聊天室看到认识的人后更是如此。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让赵周彬作恶的实际动力是博士房的付费会员们。
那一夜我们几乎彻夜未眠，耳边似乎传来一个声音：“如果受害者做出极端 选择，那都是因为我们没能阻止他们。”我们从来没有那么自责过，除了收集证据，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某法司委国会议员 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都要被处罚吗？”“脑子里的想法不应该受到处罚吧？”“一次请愿就可以改写法律吗？”
我们当时正在忙着准备就业的事情，只能希望国家接过这个火种，解决好相关问题。
现实中的禁止线岂止一两条。职场性骚扰、经历中断、工资差别、丧偶式育儿，彭斯规则（Pence Rule）……随便列举一下，5个手指头都不够数。还没真正踏入社会，我们仿佛已经看到面前有无数个 巨大的空洞。
爸爸总是说没有儿子陪自己一起去澡堂好可惜，而妈妈一直对爸爸感到抱歉，虽然孩子的性别不是她能指定的。
发完传单回到面包车上，负责监督我们的管理人抚摸着我的大腿说这样可不行，要从打工费中扣2000韩元。那时，我只顾着为被扣的2000韩元伤心，都没想到向摸我大腿的他进行抗议。
生活中我虽然多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但从未想过这就是蛰伏在韩国社会的强奸文化。
父母说的“女人如果穿裙子就会成为男人的目标，穿衣服一定要小心一些”这句话，最终等于把犯罪的责任推到了女人这边。姐姐从小就会说：“这样穿并不代表我有错！把我当作目标的那些家伙才有错！”
姐姐就是这样自以为是，让人扫兴。不过，她不被别人的话所左右，自己随心而活的样子还是让人觉得很酷。
如果说爸爸的工作是“外面的事”，那妈妈的工作就是“外面的事”加上“家里的事”。如果按照社会规定的性别分工，妈妈的本业应该是做家务，副业才是做老师。
我的想法是，比起照顾我们，妈妈更应该照顾的是自己。
整个韩国社会中都隐藏着一种强奸文化，而且现实是，我们的社会对待这种强奸文化等闲视之。他们不认为这是痼疾，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微小的偶发事件”。
报案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约会暴力也是明显的“暴力”，还是约会暴力事件本身大幅增加？我 无从知晓。
男人经常对女人说“除了我，其他男人都不可以相信”，可是，他真的是值得信任的人吗？连身为男人的他都主张不要相信男人，这不奇怪吗？
在判断女性的价值时，外貌通常是最先被考虑的标准。
大家普遍认为，使用BB霜或唇釉化妆是“基本礼仪 ”，而不化妆就出门的话很容易被人问“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吗”。虽然有些人是真的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但还有一些人分明是在暗示：你没有化妆的脸就像生病了一样。
在韩 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男主角把女主角推到墙上强吻的场面，以及男主角粗暴地抓住女主角手腕的场景等，而有些人竟然将之吹捧为所谓的经典镜头。在韩国社会，约会暴力正作为让人心动的浪漫场面被消费。
对某些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最令人震惊的画面是怎样的？” 这是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回答说：“所有画面都令人震惊，所以没法给出具体回答。”
不管在哪里，想要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那类人都差不多。总有人像哥谭房的“Watch Man”那样，希望通过向他人提供情报，来享受大哥的待遇。
在韩国社会，把女性的性当作游戏来消费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对我而言，这既不新鲜，也不惊奇。
作为一个面临就业的大学生，我的生活像即将高考的高三生 一样紧张。
因为我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父母的担忧达到了极点。妈妈不时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直接回家？我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做。”
一次在地铁站，有个女人一直跟着我，吓得我每次坐地铁都提心吊胆。就算要多走一段路，我也会去离家远的车站坐地铁，如果目的地很近，就选择坐出 租车。
歌德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方向 。
“博士”赵周 彬不仅在Telegram中对数十名女性进行性剥削，并从数万名成员那里收取加密货币，还交易性剥削影像和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2019年12月的一天，K在Twitter上看到了一则“高收益兼职”的广告。好奇的K联系了广告中留下的Telegram ID，对方是一名男性，他给K看了成捆的现金和存折的照片，另一名男性则负责和K对接，然后开始要求K发送照片 。
“他们让我发10张露脸的照片。我想这也没什么，就发过去了。结果，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又让我‘拍一下手’，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的话越来越露骨，他们说‘发张裸照吧’，我说这个不行，结果对方就威胁我说要把我的照片传到Teleg ram上。”
除了用照片威胁K，该男子还说K敲诈自己。男子是通过一个聊天室给K打的钱，但当时该聊天室突然被解散，男子质问K是不是和聊天室的人串通好了，骗自己打钱。
‘你是共犯吧？’说着，他把我的照片重新发给了我，每 秒钟都不断发来‘你想完蛋吗？’之类的辱骂。如果我不看信息，他就会说‘赶紧给我回信息’‘不准开小差’。
后来这个男人还要求K把身份证照片也拍下来发过去。说假如K不是共犯，就要提供让人信服的证据。他还发出了具体的指示。
“（拍摄视频时）经常让我说到‘朴社长’。在一分钟之内要摆出特定的姿势，然后对着麦克风说‘朴社长我错了’等他们提 前写好的台词。”
“‘你坐出租车来首尔××，我会派人过去，然后见面商量吧。你不是共犯，这点诚意都拿不出来吗？’我说不行，对方说‘那我就把照片都传上去’，然后开始笑，最后他说‘你去死吧，疯× ×’，然后挂断了电话。”
单纯用“性剥削”一词是无法形容受害者受到的伤害的。
“不是性剥削的问题，而是……如果不照他们说的做的话，感觉他们会把我杀掉…… 就像他们马上就会找过来……可（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所以人们看到‘高收益兼职’这个词后，会说‘受害者也有问题吧’。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情况啊，我也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但实际情况是，来到兼职网站，能看到很 多‘寻找酒吧兼职’这样的广告，我还以为是做那些呢。”
网络诱骗（取得受害者信任后实施的性犯罪）经常以儿童和青 少年为对象发生。这类性犯罪往往先通过网络培养一定的亲密感，然后诱骗受害者到现实空间，最终实施强奸、性买卖等犯罪，因此更具危险性。加害者有时还会将聊天内容截屏，并以曝光聊天记录或告诉父母来威胁受害者。
警方似乎并不认为数 码性剥削犯罪是严重的犯罪，往往还没开始调查就断定“抓不到”，调查力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警方多次向记者表示“Telegram上的罪犯是抓不到的”。
上初中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男人的性器官接触到女人的性器官，女人就会怀孕。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性教育。
在韩国，人们一直对“性”讳莫如深，尤其是社会不允许女性表达性欲，于是在一些私密的领域，很多 事情发生了。一些人由于没有性自主决定权，选择了通过SNS表达性欲。
青少年时期喜欢表现自我、希望得到他人关注，这是正常现象。但利用青少年的这种心理赚钱是不对的，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
曾是社会服务要员的A某对自己曾经的班主任B某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他对受害者说：“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女儿和婆婆都杀掉。”“韩国的法律真好。哪怕你把亲家的远房亲戚 都杀了，只要被认定为心神微弱 [3] ，过3年就出来了。”现实中此人因主张自己心神微弱而被判处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有期徒刑。
出狱后，他继续以社会服务要员的身份工作，后来甚至打 听到了受害者女儿所在的幼儿园的地址，然后交给赵周彬400万韩元，请求对方杀死受害者的女儿。
网络诱骗的语源“grooming”意为“抚摸，驯服”，源于马夫（groom）给马梳理，洗澡，进行装扮。“gro oming性犯罪”是指加害者先从受害者那里获得好感或与之形成深厚的关系，在心理上支配受害者后施加性暴力的犯罪。
犯罪的加害者往往先选定受害者，然后慢慢积累好感，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等受害者的世界 里只有加害者一个人时，加害者会进一步孤立受害者，并与之形成性关系，再慢慢进入威胁阶段，最后进行性剥削。
受害者C平时经常转学，所以一 直没有机会交到朋友。一个偶然的机会，C通过聊天软件认识了一个“哥哥”，两人像朋友一样相处了几个月。渐渐地，“哥哥”说“想听听你的秘密”，开始慢慢向C靠近。几个月后，他开始向C索要身体的照片。C拒绝了他 ，于是他冷漠地说：“那我不会再跟你联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开始要求 C发送“性感的照片”，并威胁说，如果拒绝，就会告诉C身边的人。他利用的正是担心被父母或老师知道事实的受害者的心理。
“grooming性犯罪”的恶劣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取得对方信任的基础上肆意妄为。正因如此，处于经济 困难或情绪不稳定环境中的儿童或青少年很容易受到伤害。儿童阶段也好，青少年阶段也罢，都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和喜爱的年龄段。
在整个网络诱骗的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不知道自己被虐待 的事实，有时还会觉得自己爱上了加害者。
2019年女性家族部研究团队伪装成女性青少年，在聊天软件中与2230人进行了对话。对对话内 容的分析结果显示，明知对方是青少年时，仍然提出见面要求等出于性目的的对话达到了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