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生死录
爱要理性，没有爱的理性是冷漠，没有理性的爱是滥情。
我认为理性的爱应该包括三点：先救自己、拥抱时间、不放弃希望。
正如民用航空业有个安全规则：一旦在高空发生失压或者其他意外，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父母要先给自己戴好后再帮助未成年的孩子。
癌症治疗给患者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毒性，这个问题已经被列为恶性肿瘤治疗的潜在不良反应之一。
有时候，痛苦可以让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
我想起《权力的游戏》里布兰问他父亲：“一个人如果害怕，他还能勇敢吗？”
父亲回答：“人在害怕的时候，才会变得勇敢。”
“她怎么还没死？她太痛苦了，赶紧把她的气管插管拔了，让她有尊严地走。”这个男人冲我咆哮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口口声声地以“尊严”为借口，要拔了他妻子的气管插管，停止所有治疗，可他妻子自己还想治，她不想这么痛苦地离去……
我曾对话一位24岁的癌症晚期女孩。没想到，她竟平静地对我说：“我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因为我穷一辈子。”
有时候，痛苦可以让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
“你说对了，那孩子精神不好。”他说，“他是死者的儿子，死者带着这孩子来精神病医院看病的，兜里有挂号条，俩人在找旅馆的时候父亲死了。”
父亲的牺牲不仅没有救孩子，反而让孩子未来的命运更悲惨。所以，单纯凭借天性、靠自我牺牲的爱未必是最好的爱。
爱要理性，没有爱的理性是冷漠，没有理性的爱是滥情。
我认为理性的爱应该包括三点：先救自己、拥抱时间、不放弃希望。
对自己好点，只有自己健康和安全了，自己有能力了，才能更长久地照顾孩子，给孩子提供更有价值的帮助。
正如民用航空业有个安全规则：一旦在高空发生失压或者其他意外，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父母要先给自己戴好后再帮助未成年的孩子。
临床医学界也有规则，要求在优先保证施救者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救援。在进行心肺复苏的现场，施救者第一步要做的不是马上对心跳停止的人做胸外按压，而是评估环境是否安全。因为只有施救者安全，被救者才可能获救。
先救自己，然后才有能力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让爱更有价值。这看似是个常识，但做到并不容易，尤其是父母在遇到孩子生病甚至处于危难之时。先救自己是理性的爱中最难做到的一环。
有人说：“希望就像太阳，如果你只在看见的时候才相信，你就无法度过漫漫长夜。”
我们愿意努力，归根到底在于这个职业独有的被需要感。
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64%的人表示，如果自己得了癌症，他们希望可以自己选择治疗方式；但是真正得了癌症的人中只有12%希望由自己做决定。
在诊断时，一个医生可能会出错，而一群医生，尤其是不同领域的医生一起讨论，发生疏漏和误诊的概率则会大大降低。多学科会诊的目的正在于此。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凡属严重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没有克制感情的冲动。”
“一个月几万块钱的药能有几个人吃得起？很多人去买仿制药，仿制药也分很多种，黑盒版、白盒版和粉盒版，价格也不一样。你还别以为吃仿制药的都是穷人，癌症病人只要活着就得吃药，时间长了，几个家庭受得了？能吃得起仿制药的，那是有点钱的。再没钱的吃原料药，原料药按塑料小包卖，买回家自己用掏耳朵的那种小勺一点一点吃。”
原料药指的是药物还没有成为正规商品前的原料和有效成分，原料药只有加工成药物制剂才能成为可供临床应用的医药，原则上是不允许流通到患者手中的。
“有的病友私下卖药赚点钱，也不多赚，每个月赚的够自己吃药就行。没办法，都知道不合规，可也得活命啊。”
癌症治疗给患者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毒性，这个问题已经被列为恶性肿瘤治疗的潜在不良反应之一。患者收入减少，得病后不再有经济来源，昂贵花费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患者更高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经济毒性会让患者主观幸福感下降，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影响治疗的质量。
王大夫说，“另一方面，可能我有句话坚定了病人妻子的选择。 “我说：‘如果他能活着来，我一定让他活着走。’”
“还有，（病人）孕16周，三层楼跳下来的，截瘫了，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
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每4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自杀离开人世，全世界每年有70多万人自杀死亡。而在这个数字背后是更大数目的自杀未遂者。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每年急诊接诊自杀未遂者达到42万例次。
无论给她怎么治，她大概率要终生坐在轮椅上了。人生中有些错有机会挽回，但有些错一旦犯了，就再也没机会补救。
她老家在西北农村，来北京两年了，受伤前在北五环的一个小工厂里打零工，她男友是附近村里的一个青年，也没什么固定职业。她入院后，这个男人从未现过身，医院给他打通过一次电话，但他拒绝来探视，也不承担医疗费。医院后来再打这个电话，发现这个号码被注销了。
医院也不断地联系她的家人，她父母说：“早和她断绝关系了，以后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是死是活就由她吧。”
有极少数人对自杀未遂者的救治存有争议，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命都是由自己做主的，自杀者自己都不想活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选择，还要坚决地救？”
因为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等）而企图自杀的患者，经过积极治疗，且病情得到控制后，很多人的自杀倾向是有可能得到缓解的。
我曾经收治的自杀未遂者以年轻人为多，他们正处于最好的也最容易冲动的年龄，很多自杀未遂者就是当时一时冲动，在被救治回来后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我当时想，这个患者冲动之下犯了这么大的错，余生都要坐在轮椅上，她醒来后一定会后悔不已。但我错了，她接下来的表现让我感觉她一丝一毫的悔意都没有。
“怎么这么想不开啊，还有孩子呢？”护士说。 她冷冷地冒出了一句话：“我要让他后悔！”
人心中一旦形成了厚厚的冰层，是很难融化的。或许在当时，她对周围的世界就抱着一种怀疑、不信任和封闭的态度，即便她有了亲生的孩子，也很难冰释前嫌。
再来ICU看看，“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听听那些不舍离去的病例；再看看那些气管里插了管或者做了气管切开、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的患者，他们为什么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放弃；再看看那些明明已经无力回天，但依旧愿意坚持着再看一眼明天的太阳的患者，他们为什么要坚持？
“和解”这个词是善良的人们一厢情愿的祝愿，和解本是纷争之后的妥协，是经受命运重击之后的无奈接受。
“她怎么还没死？她太痛苦了，赶紧把她的气管插管拔了，让她有尊严地走。”这个坐在我对面，头发梳理得毫不马虎，穿着白色T恤、深色西裤，脚踩油光锃亮的尖头皮鞋的男人质问我，“不要再给她治了，赚这种钱你们也忍心？”
这个35岁的女患者的丈夫和婆婆对患者的恶意毫不掩饰：从患者住进ICU以来，他们每天都来找我：“她为什么还没死？我们不想让她再痛苦了，让她走得有尊严点。”
“我抽你信不信。”男人的母亲继续叫嚣着，但她显然只敢动动嘴。
ICU是最能见证人心的地方，疾病给患者家庭和家属带来的冲击不会改变人性，它只是撕下了人性的遮羞布。在生死离别面前，在患者结局不确定或者明知将不久于人世、需要大量花费的场景下，人心的复杂性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被压抑的、貌合神离的、有着利益纠葛的、深藏在和谐外表之下的很多东西就可能会浮现出来。
人类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奇迹，却很容易忘记我们的身体才是这个自然界中最伟大的奇迹。
2017年患病时，她40岁，当时她还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市场部任职，那年她女儿6岁。没有任何诱因，她逐渐出现了肌肉无力的感觉。很快，在几天内，她四肢的肌肉力量就减弱到了0级。
“第一个问题，这次得病，你感到最害怕的是什么？”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最让我害怕的应该是那种感觉。怎么描述呢？就像你一直往下掉，可抓不住任何东西。
我原以为她不肯闭上眼，是怕黑、怕孤独，或者是她要亲眼看到每一瓶药物输进她的血管，医生、护士给她顺利地做完了每项操作，她亲眼看到这些治疗后才会放心。而她说的是：“我怕闭上眼，我就再也睁不开了。”
我想起《权力的游戏》里布兰问他父亲：“一个人如果害怕，他还能勇敢吗？”
父亲回答：“人在害怕的时候，才会变得勇敢。”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家大的三甲医院，对负责临床工作的医生的最低学历要求，恐怕都是博士。要想拿博士学位，多数医学生要完成大学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的学习。
年轻医生除了见识惊心动魄的医疗场景，还会见识复杂的人性，以及各种道德的抑或不道德的，还有法律界限内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医生，我不想治了。”她声音嘶哑，为了让我听得更清楚，这个24岁女孩提高了音量，语气变得异常坚定。
我能想象到她的身体所承受的疼痛，乏力，剧烈的恶心、呕吐……而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她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这包括各地求医问药给家庭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病痛带来的苦闷、恐惧等，这些打击可能会让她彻夜难眠、焦虑不安。而不幸的是，即便承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她还是没逃过厄运，她的病情在持续恶化。
“我不想住了，你让我转出去吧。”她说。
“我再给你多做几天CRRT，或许肾功能还能恢复，肾恢复了就能自己排尿了，有了尿就不用再做CRRT，也不用住ICU，反而可以省下钱。”我说。
或许“省钱”这两个字打动了她，她愣了一下，说话的口气变得有点迟疑。
“你说你不怕死了，是不是因为信什么？”我想问她的信仰状况。
“没有，我什么都不信，我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只是不想治了，太痛苦了。”她继续说，“我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
“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从得病到现在几十万得有了吧？我爸妈赚钱不容易，还有我妹，她刚上初中，我不想让他们为了我穷一辈子。”
很多人问我：“你见过那么多生死，还看不透吗？”
说实话，我看不透。
她母亲说：“让她多在你那儿治几天吧，为了看病，我们把房子都卖了。”
没等她说完这句话，女孩的父亲立刻打断了她：“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干吗？孩子有病能不治吗？卖房子不应该吗？”
人在死亡面前最怕的不是疾病与治疗的痛苦，而是被抛弃的绝望，是被命运暴击、一次锁喉窒息的恐惧。
对一个24岁的女孩来说，爱美本是多么正常的需求，她爱美，她在去化疗、放疗时，依然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说明她感觉自己还有希望，说明她还想活着，所以她愿意接受疾病的苦、治疗的苦。而终于有一天，当她意识到病情已经进展到无法挽回时，她一天ICU也舍不得住了，懂得替家里省钱了，她说“我不想让他们穷一辈子”，此时的这种“懂事”竟让人心如刀割。希望已灭，她也不想再继续忍受人间的苦。
生命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往往是两件事：一是痛苦，一是希望。很多时候，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多数人愿意为了希望忍受痛苦。
他说：“我父亲没工作，在北京给人打打零工，我本来给他买过保险，可在这次生病前他偷偷退保了。你说退保能退多少钱？真气人。
有时候，疾病像无底洞般吞噬一切，包括金钱、亲情、爱情、耐性、人心……
最小的善行胜过最大的善念。关于善良，特蕾莎修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出伟大的事，但我们每个人都能心怀伟大的爱去做细微的事。（Few of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all of us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其实，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现的。人老了，身体就像台老机器，有时候看似是某个地方出故障了，其实内部很多零件已经老化。
在ICU，我见过太多的不应该坚持的坚持、出于各种原因的执着，这不仅延长了患者的痛苦，也给家属带来了痛苦。当患者无力回天，当告别不可避免时，适时转换，不执着于激进的有创治疗，让患者可以安详地走，这才是更好的治疗。
对经历过伤痛的人们而言，不打扰是我们最大的尊重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