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erican Trap
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
公司将合同金额的15%甚至20%作为佣金，支付给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司法部会认为该职员想要保住职位、想要晋升，抑或想要捞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该职员得到了好处。
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无论我的初衷怎样，最终都会迫于压力认罪（他们深信不疑）。
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
杰夫·伊梅尔特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道：“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
每一年，法国企业的高管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即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照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
正如我在22年职业生涯中了解的，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还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觉得向一位议员的儿子支付佣金是一种卑劣的手段。我当时料定，就这样中止此次审批流程，很可能会为自己树敌，但我没想到会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回绝阻止了几名利益相关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们使我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
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
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
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甚至濒临破产。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利润不高（1.18亿美元中只有6 000万属于阿尔斯通），但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座发电厂，虽说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能够提振公司的声望。
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而且我知道，阿尔斯通曾经求助于两个中间人。当然，他们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
培训会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
法务专家在会上叮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
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
请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请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吗？”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那年我31岁，在北京做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中国区商务经理已经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确，自从加入阿尔斯通以来，我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然而，我只有一个中游水准的工程师学院文凭（普瓦提埃的法国国立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我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板”。
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我已经被录取了。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
阿尔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阿尔斯通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
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萨科齐。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
竞争到最后一刻，中方客户决定在ABB和阿尔斯通的报价之间取舍，最终我方大获全胜。因为这次失败，我的这位在温莎的同事失去了晋升锅炉部门全球负责人的机会，所以他对我怀恨在心。
2000年9月，法国在批准并签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来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之举越是在法国领土上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每一年，法国企业的高管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即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照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
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
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则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签字人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签字人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签字人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
所有超过5 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 000万美元的交易。
集团内部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总部设在瑞士，负责起草、谈判和最终签订几乎所有与中间人之间的合同。
阿尔斯通在2002—2003年实施的这套流程，只不过是用来粉饰真相的。公司内部从未真正想开展一场“净手运动”。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根本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从表面上看，阿尔斯通确实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所有规章制度，所有的合同里都列上了两则条款：一则详细阐述了现行的反腐败法，另一则提醒中间人必须遵守不行贿的承诺。法律专家把这两则条款看作一旦被起诉时的保全之策。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
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了类似的障眼法。
饭菜——虽然不配称作“饭菜”——装在一个栗色的、分为4个小格子的塑料盘子里。第一个格子里放两片面包。第二个格子里放绿色蔬菜——但经常是空着的。第三个格子里放主菜——一种每天更换、颜色不同的糊糊。糊糊是用什么做的，这无法形容：不仅没有味道，而且没有气味。我们吃的是什么，无从知晓。最后一个格子里装的东西，理论上被称作甜点，但雷打不动的只有一种——糖煮苹果。怀亚特看守所是一座私营看守所，饭菜价格锱铢必较，总价不能超过1美元。所谓私营看守所，就是企业，就意味着它要赢利。这不仅不能让犯人花掉机构的一分钱，而且要让他们给管理看守所的人赚钱。看守所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看电视图像是免费的，但听电视声音就得付钱——需要在看守所商店购买收音机和耳机。花钱，永远都在花钱，在美国的看守所里，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法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尽管阿尔斯通这家跨国公司受到了包括瑞士、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的行贿指控，但法国政府仍未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终身监禁？我转过身去看我的律师。斯坦把头扭到一边，莉兹同样没有勇气正视我的目光——她宁可把头埋在笔录里。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而接下来的30 ~ 40年，我可能都要在牢狱中度过！我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才5天就受不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在这场噩梦里再坚持几个小时。
在看守所里，每个小时都漫长得没有尽头。
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岁小孩。我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厌恶。转眼之间，我就成了公司里的害群之马。进入看守所以后，再也没有人与我来往，我就像是一个鼠疫患者，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您将为洗钱罪面临100年的监禁，连同行贿罪的25年监禁。最终——而且是理论上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总监禁时间是125年。
时间是2002年2月。21世纪初，我还记得那时公司的员工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只有一项使命：将阿尔斯通从破产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被总部强力“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必须在所有的招标项目中全力以赴、拼搏到底！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
我们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中投标，准备建造两台100兆瓦的锅炉，总金额为1.18亿美元。从阿尔斯通的规模来看，这是一笔非常小的生意，但在那段困难时期，这是我们能够拿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笔生意之一。于是，这笔生意很快就具备了极高的战略意义，被总部划定为“最优先级”。
我们仍有许多担忧，其中一点便是，这个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当时当地的营商环境比较差，腐败问题严重。尽管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这一情况略有好转，但1998年之前在美国政府一手扶持的独裁者的“统治”下，公司将合同金额的15%甚至20%作为佣金，支付给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了。
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否处于苏哈托时代，不行贿就不可能在雅加达谈成生意。
实际上，在苏哈托统治时代，印度尼西亚境内的项目主要都发包给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就锅炉领域而言，两大美国巨头垄断了整个市场：一家是巴威公司，另一家是燃烧工程公司——阿尔斯通刚刚通过ABB收购的美国子公司。
2002年8月的一天，温莎的一位销售代表罗斯柴尔德联系我。他请求我批准雇用一位中间人，以帮助我们签下合同。
8月28日，我通过邮件回复了他。如今我发现，这封邮件被逐字逐句地誊抄在检察官撰写的起诉书上。
在写完这封邮件后我仍心存疑虑，便在办公室给罗斯柴尔德打电话，询问我们准备雇用的这位中间人的信息，希望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罗斯柴尔德以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口吻告诉我，这个中间人就是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能源委员会任职的埃米尔·穆伊斯议员的儿子。
当时尽管我对这些法律机制知之甚少，但我仍然觉得向一位议员的儿子支付佣金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因此，我立刻命令罗斯柴尔德中止雇用这位中间人。
我当时料定，就这样中止此次审批流程，很可能会为自己树敌，但我没想到会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回绝阻止了几名利益相关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们使我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谢拉菲的任务非常简单：组织同客户、政客、财政专家以及顾问工程师之间的会谈，向他们夸赞本公司标书的卓越之处。简而言之，就是一名说客的常规工作。他的酬劳定为总销售额的3%，这也是这类服务的常规报酬比例。
刚开始时，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极为顺利。据了解，我们的标书定价最低，技术评估最优。很明显，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形势突然倒向对美国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显，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或者只是承诺向其行贿，美方中间人“扭转”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评估团队的意见。我们面临着丢标的危险，日方合伙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2003年9月16日，我给威廉·彭波尼写道：“周五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您还对我说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可是现在我突然得知，我们公司变成了备选！明天发给我一份补救方案。我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项目！”
丸红株式会社向我们证实（正如我之前强烈怀疑的那样），我们的美国对手已经承诺向评估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支付贿金。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日本公司达成了协议，雇用一位新的中间人——一个叫阿兹曼的人。
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没有获得一分钱‘回扣’。
谢拉菲，也就是项目中的第一位中间人也说了很多，他肯定都交代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处理了一件逃税案之后，紧接着就审问了他。他为了躲避长达数年的监禁，与调查人员达成了合作。为了换取彻底的豁免权，他交代了塔拉罕一案的实情。因此，是他揭发了您和其他人。
有一个叫克里斯的犯人是一名真正的黑帮分子，他的“成绩单”令人震惊：持械抢劫银行20余次，定罪也是20余次。他57岁的人生中，有26年是在铁窗内生活！
“法国佬，”他不停地跟我强调，“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律师，大部分律师私底下都是为政府卖命的。尤其是永远不要向你的律师认罪，否则他就会强迫你和他做交易，如果你拒绝，他就会向检察官把你兜个底儿掉。还有，要当心其他犯人。犯人里有很多‘告密者’，他们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立马去报告，因为这能够减轻他们的刑罚。”
我再也无法忍受犯人之间那地狱般的吵骂声，再也不想听他们那些关于票子、车子、毒品和妓女的故事……
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从根本上就不对等。
检察官的权力超级强大，拥有一切能迫使被告人认罪的手段。检察官的战果如下：美国司法部的胜诉率高达98.5%。
因为承担的压力太大，自杀的犯人比比皆是。一切都要看犯人的忍耐极限在哪里。
美国的律师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他们当中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做副检察官或者助理检察官开始的，直至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判当中并不为人做辩护，因此算不上法国人理解的那种真正的辩护律师，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谈判专家，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委托人同意认罪。
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您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
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
为什么要把阿尔斯通获得的利润算到我的头上呢？钱又没进我兜里，而是进了企业，也就是股东们的腰包里。我从中连1美元都没得到，更没拿什么回扣。
“没错。美国司法部会认为该职员想要保住职位、想要晋升，抑或想要捞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该职员得到了好处。”
自您被逮捕以来，阿尔斯通似乎改变了策略。在此之前，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持保留态度。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向美国司法部呈递了一些文件。检方收到了成千上万件物证，其中有3 000件都提到了您。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阿尔斯通内部，可能有些人试图借此机会让您做除塔拉罕以外其他项目的替罪羊，以求自保。”
他们明白，现在该去付款了，而且要支付一大笔罚款。但更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接下来会有其他人被指控，特别是柏珂龙和其他高层。因此他们的动机就是止损，牺牲已经进监狱的人。
如果阿尔斯通完全配合调查且支付罚金，美国司法部就会对贵公司高层网开一面。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
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无论我的初衷怎样，最终都会迫于压力认罪（他们深信不疑）。
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
我在大脑中快速算了一笔账：我们每天在这个屋子里只能待一个小时，如果我要把检察官搜集到的150万件物证全部看完，就算一分钟能看一件，那么我需要68年才能看完全部文件
在这个司法体系里，人们最基本的权利遭到了嘲弄。美国司法部的公职人员心知肚明，拖延时间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故意用成吨的纸张将被告淹没。他们遵循着一个毫无人性的原则：剥夺待审犯人——除非是有钱人——一切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手段，以迫使他们最终认罪。
仅仅过了几周，看守所就摧垮了我的精神。没有手表，没有电脑，没有飞机，没有会议，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上的项目，什么都没有！从此，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基本可以概括为：我们是不是一个月能吃上三顿鸡腿，或者下周日看守所会不会给每个人发一小罐冰激凌！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布鲁诺·吉耶梅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
“您的认罪声明，”他写道，“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
克拉拉描述了最近几周我在看守所的艰难生活：“弗雷德的身体和心灵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他目睹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他生活里的事情：他隔壁牢房中的一名囚犯被强奸，有囚犯在食物中藏上锋利的玻璃碎片企图谋杀他人，有一名囚犯自杀，还有一名囚犯因为缺乏治疗而死亡，囚犯之间经常拿着刀具斗殴。”
柏珂龙写了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回复她。虽然他在信中说非常同情我家人的遭遇，亲热地称呼我为弗雷德，甚至承认这种局面和他个人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他又重复了一遍吉耶梅提出的论点：“你的丈夫已经承认违反了阿尔斯通内部流程的管理规定和道德标准。”
柏珂龙真的是要保护阿尔斯通的利益吗？
他只有约上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承认该机制的设立纯粹是为了塔拉罕这个项目，通过中间人合同等形式来掩盖其行贿行为，承认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向美国人提出辞职，才是他愿意合作的最好证明，而且毫无疑问会减少公司的罚款金额。这才是帮助阿尔斯通走出困境应该摆出的姿态。但牺牲无疑太大了！所以柏珂龙并没有选择结束他的职业生涯，而是把责任推卸给了他的一名无足轻重的下属。
有些囚犯十分蔑视女性，直接把她们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坏女人”；另一种是“伟大的妈妈”，也就是他们的母亲。
昨天，单腿壮汉肖恩终于向我透露，他为什么在我的化学课上如此刻苦：
“人人皆知，在街上贩卖毒品是非常危险的。我想重新学习，学会自己制作冰毒。”
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
正如我在22年职业生涯中了解的，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还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
杰夫·伊梅尔特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道：“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
伊梅尔特保证为法国创造1 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他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但是，承诺只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有用。
基德因参与一起毒品交易案，检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谈判时要关他15年，他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吊自杀了。他才24岁，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
我们是看守所中少数的“白领犯人”——700个犯人中不超过10个。
把法国的龙头产业拱手让人，在公司任期的十几年中放任腐败制度的泛滥，还要奖励他400万欧元！这样的奇闻会发生在哪个国家？但在我们这里，董事会内部的裙带关系让每个人都三缄其口。这与德国的情况截然相反：2008年，具有企业形象代表之称的西门子时任首席执行官因不正当行为被解雇，并因此被公司起诉，当时西门子公司不得不向美国司法部支付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在这里，在法国，柏珂龙得到了一笔奖金，而人们对此无动于衷：专业媒体没有反应，法国财政部和政府方面没有反应，多数控股基金没有反应，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没有反应，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也没有反应。发声的不过是几个小股东。
美国发起的诉讼必定是阿尔斯通解体的根源所在。
阿尔斯通的合规系统简直就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置的。按照科尔的说法，这个系统并非是疏忽大意或个别人员违规行事的结果，而是自始至终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谋算。
美国的司法制度极不公正，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它是相对透明的。
大型燃气汽轮机的相关市场上：本次收购前，通用电气就是这类设备的最大制造商，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排行第三。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通用电气就会在欧洲达到近乎垄断的地位，其重要竞争对手将只有西门子。
再度入狱后，我竟没有感到丝毫不适，这可真是不幸。
无论在哪个监狱，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这里度日如年，时长是外面的两倍甚至三倍。
为了挽救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而换一个新老板，“新官上任三把火”，宣布重大损失都是由前任的糟糕决策造成的，从而显示自己到来后的显著成效——这种情况简直太普遍。
自2000年9月以来，通用电气的股价已经缩水75%以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的影响，通用电气已经濒临破产。自那之后，通用电气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这个垂死挣扎的金融业务部门。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卡尔普宣布的200亿欧元亏损，就会发现，事实上他耍了个纯粹的会计把戏，这些亏损完全是由整个电力部门的资产折旧导致的，不会对现金流造成任何影响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