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nowball
巴菲特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可买的东西。尽管这个市场是开放的，可是遍地都是“烟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巴菲特换上一张新幻灯片，显示出过去几年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巴菲特说，这意味着之后17年时间的市场状况不会比1964~1981年的情况好多少，在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完全没有增长。“如果我必须给出这段时间最有可能的收益率，那可能是6%。” 不过，最近潘恩韦伯–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显示，投资者们预期的股票收益率为13%~22%。(1999)
巴菲特继续他的发言。只有三种方式，股票可以保持一年10%或10%以上的增长。一是利率下降，保持在历史低位。二是投资者，而不是雇员、政府或其他主体，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高于历史已有水平。他说，还有就是经济的增速开始快于正常情况。诸如此类的乐观假设被巴菲特斥为“痴心妄想”。
“理想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在提问开始的时候，一位股东问道。巴菲特说： 理想的企业是有很高的资本收益的企业，可以利用大量资本实现高额收益，是可以成为复利机器的企业。因此，如果可以选择，就把1亿美元投资到可以实现20%的投资收益的企业中——实现2 000万美元的回报——是非常理想的，第二年这1.2亿美元投资继续产生20%的收益，第三年的投资就是1.44亿美元，依此类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按照同样的收益重新配置资产。但是，这样的企业非常非常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企业实现资金周转，并购更多企业。
巴菲特从来没有真正专门购买别人希望低价购买的东西。其实，他购买的是别人不想要的东西，别人认为没有这个东西会更好。事实是人们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几十年前的2 000多家汽车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活了下来。 而且，曾几何时，这3家公司的出售价格都低于其账面价值，即低于当初投入公司并留存下来的资金数额。
因为沃伦把每1美元都看成将来某一天的10美元，因此，除了必需的花费外，他是不会多拿出1美元的。每一分钱都是雪球的一片小雪花。
我学到一点，即与比你优秀的人待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因为你会得到提高。如果你周围都是不如你的人，很快，你就会顺着竿儿往下滑。事情就是这样。
事实上，他看到的机会太多了，因此他们第一次认为应该借钱投资。他愿意承担等于他资本净值的1/4的债务。因为我还不满21岁，所以我父亲不得不为这笔贷款联合署名。
我一页一页地查阅《穆迪手册》，内容涉及工业、运输、银行以及金融，总共10 000页，而我查阅了两遍。
沃伦曾经为削减开支而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服务员的房间，吃奶酪三明治，他那时的活动就是去听讲座或为他们弹夏威夷四弦琴，而不是去时髦的俱乐部。
他们买的是一家辛克莱加油站，离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很近，后者“生意总是比我们好，这简直让我们发疯”。
“它的主人很成功，很受人喜欢。每个月他都能击败我们。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顾客忠诚度的威力。那个家伙可以永远经营下去，他有老主顾。而我们却无力改变那种状况。”
除了生意，苏珊发现她的丈夫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对自己充满怀疑。他从未感觉被爱，她也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可爱。
他和当地的一个报摊做交易，以折扣价购买他们准备扔掉的过期一周的杂志。他没有轿车，而如果他从邻居那儿借车，他从来不会加满油箱。（当他最后有了车时，他也只在下雨的时候洗车，雨水可以减少冲洗的体力活儿。）
短缺的总是资金——他看起来总是没有足够的钱。他研究的这类公司市场价值动辄100万美元到1 000万美元，他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股票上投资10万美元，这样才能在公司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得到更多的钱就成为关键。
8岁的泰迪被诊断得了白血病。当情况越来越糟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也许这样显得实际甚至无情，不过他把这看成是让眼睛永远能看得见希望。“面对一些不可置信的不幸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增加成两个或三个。”他后来说。
查理设置低期望值的心理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因为他觉得高期望值会导致吹毛求疵，所以在寻求幸福的路上也习惯性地没抱太大期望。
“我对致富有相当大的热情，”查理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独立。我拼命地想得到它。我认为给其他人寄收据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不体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我确实这样想。”
在他父亲经受严峻考验期间，自始至终沃伦都是用生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埋首于《美国银行家》或者《石油和天然气杂志》，只有在他走进厨房，从只有他才可以碰的木板箱里取一些爆米花和百事可乐时，才会有短暂的中断。
让查理·芒格印象深刻的是，沃伦·巴菲特经常很有说服力地谈论投资以及合伙公司。他募集资金的速度和他说话一样快，但是还不及他投资的速度。
芒格觉得格雷厄姆的缺点在于，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是危险，而不是充满机会”。
巴菲特的孩子们从不期望变得富有，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 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被宠坏，事实上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需要打零工挣零用钱。
在霍克希尔德–科恩的前两年，巴菲特已经搞清楚，零售业必须具备的技能是销售规划，而不是财务。他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充分学习了有关零售业的知识，知道这个行业很像酒店业：一场让人疲倦的马拉松，每一英里都有可能有新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往前一跃跑到你前面去。
“在市场行为过度反应的模式里，我的分析方法价值有限，”
“零售业是非常棘手的生意，”查理·芒格说，“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实际上每一个经营很长时间的大的连锁店最终都会陷入麻烦并且很难调整。一个20年里占优势地位的零售商不一定在下一个20年里同样有优势。”
喜诗糖果公司已经公开了初步的交易方案，他们要价3 000万美元，而其资产仅价值500万美元。 关键在于喜诗糖果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商标——最为重要的是客户的忠诚。
在1970年以大概40美元一股买进伯克希尔股票的那些合伙人们，似乎在5年后并没有富裕起来。“对任何持有我们股票的人，”芒格说，“看起来好像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什么利好消息了。
尽管巴菲特几乎把债务看成是罪孽深重的，但是他认为伯克希尔40美元一股的价格真是太便宜了，因此他希望让他的姐妹们借钱，临时以95%的价格购买该股票。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让巴菲特暴跳如雷，但是如果他感觉有人在骗他的钱，他的双眼会闪现出痛苦和愤怒，并且会立即报复的。
芒格即使在护士的辅助下，他都无法站着洗澡，因为剧烈的疼痛会导致他眩晕。他告诉巴菲特他不想活了。他十分害怕再经受一次这样的折磨，同时也可能面临失明的威胁。
有一次在机场，格雷厄姆要打个电话，需要10美分，由于没有零钱，她向巴菲特借钱。当巴菲特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枚硬币时，发现是25美分。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去换零钱。
我是1930年出生的，当时我能出生在美国的概率只有2%，我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那一刻，就像中了彩票，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我的生命将完全不同！和孟加拉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
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件事，其实是央行发起的挽救一家私人性质的基金公司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套利基金公司来说，只要它的规模足够大，它就不会关门大吉。
他锁定了韩国，开始一宿接一宿地翻阅那本大部头的书，研究一列一列的数字，一页一页耐心地钻研。
那些数字和术语让人迷惑不解，他发现还是需要学习一套不同商业文化中的商业语言，所以又开始阅读另一本书，了解关于韩国会计领域的一切重要知识，这样就不会轻易被那些数字迷惑。
10年来，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增长率略高于12%——远远不及巴菲特早些年实现的投资增长率，那时候他的年均回报率高达27%。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他总是这样讲；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本增长也越来越难。
沃伦开始讲他的故事：“巴尔扎克说，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桩罪恶，但伯克希尔绝非如此。”
他有5套房子，但只在其中两处居住。
他说话爱引用家乡的俗语，眼里透着慈祥；他有一帮忠诚的朋友。但是，一路走来，他给人的却是强硬、冷酷的商人形象。巴菲特似乎想避开公众，但结果是，他所吸引的公众注意力几乎要多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人。
对巴菲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所有成员难得聚在一起时，他可以把自己的大家庭重聚到一起。他女儿苏茜·巴菲特说：“他喜欢我们所有人住在一栋房子里。”
短期内，市场是投票器；而在长期，市场是称重器。
重量最终才是有价值的，但是短期内，数量很重要。这是一种非民主的投票
当你们投资的时候，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延迟消费，现在把钱投出去，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获得更多的钱。关于投资，只存在两个真正的问题：一是你想得到多少回报，二是你想什么时间得到回报。
伊索称不上是一位金融家，但是他说过“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
巴菲特解释说，利率——借贷成本——是对“时间”的定价。金融领域的利率就如同物理学当中的重力。利率变化，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房子、股票、债券的价值都会发生变化，就如同鸟的价值会波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手里的鸟比林子里的鸟值钱，有时林子里的鸟比手里的鸟值钱。”
他将伊索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牛市联系到了一起，而他认为这个牛市纯属瞎闹。利润的增长远远低于前期，但林子里的鸟却变得昂贵，因为利率处于低水平。利率水平如此低，想持有现金的人数在减少。因此，投资者正在向林中鸟支付闻所未闻的价格。有时，巴菲特会将其称为“贪婪作祟”。
巴菲特继续他的发言。只有三种方式，股票可以保持一年10%或10%以上的增长。一是利率下降，保持在历史低位。二是投资者，而不是雇员、政府或其他主体，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高于历史已有水平。他说，还有就是经济的增速开始快于正常情况。诸如此类的乐观假设被巴菲特斥为“痴心妄想”。
巴菲特说，有些人并不认为整个市场会繁荣，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能够从中挑选出胜利者。巴菲特解释说，虽然创新可能让世界摆脱贫困，但是历史上创新的投资者后期都没有以高兴收场。
汽车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发明。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你在第一批汽车诞生的时代目睹了国家是如何因为汽车而发展起来的，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是我必须要投资的领域。”但是，在几十年前的2 000多家汽车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活了下来。 而且，曾几何时，这3家公司的出售价格都低于其账面价值，即低于当初投入公司并留存下来的资金数额。因此，虽然汽车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但却对投资者产生了相反的冲击。
历史上，对航空企业的所有股票投资都赚不到钱。
我真的宁愿这么想——当我回到小鹰号时代，我会有足够的远见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把奥维尔·莱特给打下来。但我没做到，我有愧于未来的资本投资人。
巴菲特正在谈论他们的公司业务。“推广、宣传新行业是好事，因为新行业很容易推销出去。而要推销现存的产品则非常艰难。相比之下，推销没什么人懂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即使是亏损的产品，因为不存在量化的要求。”
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新模式。股票市场的最终价格只反映经济的产出。
巴菲特换上一张新幻灯片，显示出过去几年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巴菲特说，这意味着之后17年时间的市场状况不会比1964~1981年的情况好多少，在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完全没有增长。“如果我必须给出这段时间最有可能的收益率，那可能是6%。” 不过，最近潘恩韦伯–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显示，投资者们预期的股票收益率为13%~22%。
从1978年到现在，巴菲特和阿斯特丽德一直生活在一段三角关系之中。
巴菲特的300亿美元财产几乎全部（99%）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花的比挣的少”实际上可能是巴菲特家的座右铭，再加上这句话的必然结论，“不借债”。
巴菲特家的人都是零售店店主，但不是那种商人或者职业人士，他们只是很早就定居在奥马哈，且非常在意自己的地盘。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沃伦后来如是说。
沃伦很早就懂得与人相处的诀窍，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强和早熟的孩子，智力很不错，但体育方面欠佳。
尽管沃伦总是很快乐，但他的朋友还是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孤独。
沃伦·巴菲特首次挣得的几美分来自销售口香糖。从6岁第一次卖口香糖的那刻开始，他就表现出对顾客毫不让步的态度，这大大反映了他后期的风格。
沃伦喜欢和大人待在一起，喜欢被他的长辈们争来争去。实际上，他喜欢被任何人这样争抢。他渴望吸引家里亲戚和父母朋友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父亲的关注。
“不过，”这本书警告说，“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成功。要赚钱就要开始行动……美国有成千上万想要发大财的人都无法如愿，因为他们都在等待。”行动！这本书如此劝诫，并说明了如何展开行动。《赚1 000美元的1 000招》
坐在朋友斯图·埃里克森家的门阶上，沃伦宣布自己在35岁的时候将会是一名百万富翁。 10 一个孩子在大萧条的1941年说出这种话，真是大胆放肆，而且听上去近乎是在犯傻。
到1942年的春天，沃伦已经有120美元了。
沃伦是“没了贼胆，尚存贼心”。他之后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女孩克洛–安·考尔，一个迷人的金发姑娘。但是，这女孩对他没兴趣。沃伦似乎根本无法使自己和女孩子的关系取得任何进展。沃伦又一次选择用赚钱来转移自己的失望。
我离开了我的朋友，又交不到新朋友。我对新班级毫不熟悉。我根本没有自信。我在运动方面并不差劲，但也不出色，因此就拿不到入场券。多丽丝和伯蒂都是漂亮女孩，引人注目，她们做得很棒。长相漂亮的女孩不存在麻烦，因为全世界都会来适应她。因此，她们适应得都比我好，而且好得多了。
他的成绩一开始是C和B，之后提高到A，除了英文。“我的大部分成绩和我对老师的态度有关。我讨厌我的英文老师奥尔文小姐。 音乐课成绩一直以来就是C。”
我喜欢一个人干活儿，这样我可以把时间用来想那些我想要思考的事情。华盛顿一开始让我觉得心烦意乱，但我一直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可以坐在房间里想事，或者可以骑着车到处走，一边送报纸一边思考。
沃伦找到了最有效率的送报路线，把本属无聊的重复性工作——每天递送几百份报纸——变成自己和自己的竞赛。
嗯，当我搬到华盛顿之后，上八九年级的时候，我很抵触社会，不喜欢社交。我遇到行为不良的人，和他们一起聊天，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只是一味地做叛逆之事。我很不开心。
他们不让我从艾丽斯·迪尔毕业，因为我太捣蛋，而且不愿得体着装。这种行为问题很严重，也让人讨厌。我真的是很叛逆。有些老师都认为我将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祸害。我为行为不良所作的检查刷新了学校纪录。就是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我的父亲没有放弃我，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没有。他们都没有。有信任你的父母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一贯支持我的父亲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我不是要求你做到百分之百，但是，你要么继续这么我行我素，要么，你就做一些和你的潜能有关的事。不过，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你就必须放弃送报的活儿。”
他和高中同学相处很不好。他长年累月地穿着同一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在松松垮垮的裤子下面可以看到往下缩的袜子；细细的脖子和窄窄的肩膀缩在衬衫里面。如果被迫要穿皮鞋，他就会穿着扎眼的黄色或白色袜子，在那双被磨损的皮鞋外面露出一截。
沃伦面无表情和自以为是的做派掩盖了自己无能为力的内在感受，自离开奥马哈之后，这种感受就让他非常难过。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融入大家，但仍然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
同班同学诺尔玛·瑟斯顿（沃伦朋友唐· 丹利的女朋友）说，“他仔细谨慎地遣词造句，从来不许下任何承诺。如果他认为有一天他会食言，无论多小的事都不会给出承诺。”
很多同学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青春期的生活，参加各种联谊会，与异性花前月下，参加彼此在家里地下室举行的聚会——他们享受汽水、热狗和冰激凌；然后，当所有人搂着脖子亲吻的时候，把灯光调暗。沃伦没和人搂着亲吻，相反，他伸长了脖子好奇地观看。
当沃伦的老师告诉他，他们大部分的退休储蓄都买了AT&T的股票时，沃伦就跑去抛空了这只股票，然后把交易单给他们看，让他们心急火燎。“我就是那么让人讨厌。”
沃伦出色的推理能力和自作聪明的倾向形成一种倔强而乖张的立场。
当他很喜欢某个观点的时候，他机智的反驳、快速的抗辩以及总体表现出的执拗，让他很难得到同龄人的喜爱。
除了老师之外，他很讨大人的喜欢。他和同龄人的相处不自在，但却总能设法交到几个知心朋友。他竭尽全力地想要人们喜欢他，尤其是尽力避免对他进行个人的人身攻击。
卡内基说，批评让人们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会使他们竭力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批评很危险，因为这会伤害到人们宝贵的自尊，以及他们觉得自己重要的情感，而且还会引起怨怼。卡内基提倡避免正面冲突。“人们不喜欢被批评。他们希望得到诚实和真诚的赞扬。”卡内基说，我并不是在提倡阿谀奉承。奉承是不真诚的，而且带有自私心理。赞扬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人性最渴望的事就是“拥有重要性”。
卡内基一共提了30条原则。
每个人都想受到关注和被人欣赏。没人想要被批评。
英语中最甜美的声音就是说出一个人名字的声音
说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争论。
发问，而不要直接发号施令。
让他人获得符合其预期的赞扬。
间接让他人注意到他们的错误，为他人保留脸面。
到现在为止，沃伦已经发了一笔小财：5 000美元，闪闪发光的一堆钱，投递了50多万份报纸挣到的钱。报纸形成的雪片占了雪球的一半以上。
沃伦·巴菲特以350名学生中的第16名从高中毕业，在他的毕业年鉴中，他描述了“未来的证券经纪人”这一角色。
虽然快17岁了，但沃伦仍然只是个孩子，如果他早出生几年，可能会参军上战场。
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也留下了很多名言，如“借钱味难尝，使人心悲伤”、“时间就是金钱”、“省一分钱即挣一分钱”等等。
华盛顿是当时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黑人不能做有轨电车的司机，不能做任何高尚的职业，他们不能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不能在大多数餐馆吃饭，不能住酒店，也不能买歌剧院的票。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像华盛顿一样让深色人种感到紧张。一个外国游人说过：“我宁愿做一个印度贱民，也不愿意在华盛顿做一个黑人。”
他又和丹利在一起，打算买一辆消防车，但最后还是花350美元买了一辆1928年的劳斯莱斯小轿车。
当他们开始给车子刷漆时，丹利和他的女朋友诺尔玛·瑟斯顿买了一种带海绵的工具，把车刷成了深蓝色，看上去真的很棒。 23 消息自然而然地传开，于是他们把车出租，35美元一天。
沃伦写信给鲍比，让她来过周末，并说他实际已经爱上了她。鲍比喜欢他，也被他的信打动，但却没有回应他的感情。
杜鲁门赢得了1948年的总统竞选。霍华德输了，选民们把霍华德·巴菲特赶出了国会。
“我的样子看起来在16岁左右，而情绪的表现大概是9岁。我和进行面试的哈佛校友待了10分钟，他评估了我的能力，把我拒之门外。”
哈佛的这位先生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在几年后，他会有更好的机会。沃伦很天真，这番话并未令他十分消沉和低落。当哈佛来信拒绝他的申请时，他惊呆了。他说，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跟我父亲交代呢？”
虽然霍华德很吃惊，表情也不太好看，不过他对他的孩子并不苛刻。哈佛是沃伦的梦想，并不是他父亲的梦想。
沃伦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太晚了，无法住进学校的学生宿舍。因此，他找了最便宜的住宿地：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一天一角钱。住在青年会位于西34街——离宾州火车站很近的斯隆楼，则是每个房间一天一美元。
因为沃伦把每1美元都看成将来某一天的10美元，因此，除了必需的花费外，他是不会多拿出1美元的。每一分钱都是雪球的一片小雪花。
在课堂上，多德会提问，而沃伦会先于他人举手。每一次，他都知道问题的答案，都想回答，生怕失去了关注，毫不介意自己看起来会显得很傻。不过，有同学回想说，他看上去也不是在卖弄，他只是年纪很小、富有热情和不太成熟。
吃午饭的时候，格林开始聊起被女人追求的感受，而这些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格林已经人过中年了，因此，他的处理技巧就是直接面对这些女人：“你喜欢这些假牙？还是我的秃头？或者是我的大肚子？”
当沃伦查看《穆迪手册》的时候，他发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拥有GEICO55%的股份
这个GEICO公司是做什么的？沃伦很好奇。因此，几周后，在一个寒冷的周六清晨，沃伦跳上了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第一班火车，来到了GEICO公司的大门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不过一个警卫给他开了门。这名警卫后来回忆，沃伦以最谦卑的态度问他是否有人可以向他解释一下GEICO的业务，他确实提到自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一名学生。
戴维森说：“在他提问有大概10~12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正在和一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谈话。他问我的问题是经验老到的保险股票分析师才会问的问题，非常专业。他年纪不大，长相很年轻。他称自己是学生，但是他的言语却像一个阅历颇深的人。他的知识很渊博。当我对沃伦的看法改变后，我开始向他提问。然后我发现，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报自己的所得税，而且从此以后每年都会填报，他做着很多小生意。”
戴维森的故事让沃伦听得入了迷。“我只是不停地问关于GEICO的问题，他那天都没有去吃午饭，就坐在那里，和我谈了4个小时，仿佛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他打开那扇见我的大门时，他也为我打开了通往保险世界的大门。”
周一，离沃伦回到纽约还不到48小时，他抛售了正在增长的资产组合中价值75%的股票，用现金买了350股GEICO。
按照GEICO当时的价格，这是一笔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会同意的投资，即便格雷厄姆–纽曼就在最近成了GEICO的最大股东。格雷厄姆的想法是购买价格低于资产价值的股票，他并不信奉只专注于几只股票。
他们告诉沃伦他疯了。 他们说，GEICO不能胜过那些规模更大、更有建树的公司，那些公司通过经纪代理人销售保险。
在回忆录中，本杰明·格雷厄姆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离群索居者，一个在高中之后就再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我适合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但却无法成为他们的密友或老朋友。” “没人能打开他的壳，人们都很敬佩他，也都很喜欢他，全都想成为他的朋友，甚于他希望旁人成为自己朋友的意愿。你接触他以后会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但你无法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巴菲特后来将这种“壳”称为格雷厄姆的“保护衣”。即使是他的合伙人戴维·多德，和他的关系也从未非常亲密。
格雷厄姆在纽约公立学校读书期间，表现非常优异。在学校里，他用法语读维克多·雨果，用德语读歌德，用希腊语看荷马，用拉丁文读维吉尔。
1914年，格雷厄姆从华尔街的最底层做起，周薪12美元，跑腿送消息。之后，他当上了助理信息员，在客户室里急速来回走动，改写黑板上的股票报价。
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20年的经营期里，它的年收益率比股市的业绩表现高出2.5%——在华尔街的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打破这个纪录。2.5%这个数字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经过20年的复利，这就意味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者，最后能比那些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的人多赚65%。
格雷厄姆首创了一套精密的系统方法来分析股票的价值，他喜欢只分析公开信息——通常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而即便是公司管理层的公开会议，他也很少去参加。
在课堂之外，沃伦和格雷厄姆鲜有共同兴趣。格雷厄姆涉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他写诗，是个众所周知的失败的百老汇剧作家；他还在好几本笔记本上写满了笨拙的发明想法；他还全身心地去舞厅跳舞，在亚瑟·默里的工作室里，他脚步笨重地舞动了数年，跳起舞来仍像肢体僵硬的士兵，还高声数出舞步；在晚餐宴会上，他经常中途消失，跑去演算他的数学公式、读普鲁斯特（法文），或者独自一人去听歌剧。
最复杂的问题在于“最终”这个问题。股票交易价格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与其内在价值不一致。一名分析师可以对所有问题做出正确的计算，但从市场的角度，终其一生的投资生涯，他仍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扮演侦探的同时，你还得拥有格雷厄姆和多德所称的安全边际——也就是可供出错的足够空间。
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购买便宜的股票。这一投资方法不折不扣地源于对心理学的了解，这种方式的使用者可以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决策。
巴菲特把自己的所有资金都投到一只股票上：“本杰明总是告诉我，GEICO的价格太高了。以他的标准，GEICO并不是应该购买的股票。不过，到了1951年年底，我还是把自己75%左右的资产都投资到了GEICO。”
虽然沃伦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自信，但在股票这个专业领域，他总是很有底气。他向格雷厄姆毛遂自荐，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提出可以无薪工作。
格雷厄姆拒绝了他。
他人很好，只是说：“看，沃伦，在华尔街，‘白鞋’公司，即大型投资银行，不雇用犹太人。我们这里只有能力聘用为数不多的员工。因此，我们只用犹太人。”办公室里的两位女性雇员的确是犹太人，公司所有人都是犹太人。
在和女孩交往方面，沃伦一直是个失败者。他很渴望有一位女朋友，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阻碍了他在这方面的诉求。“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害羞的一个，”他说，“不过，我对此的应对可能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台说话机器。”一旦他把股票或政治话题都说完了，他就只能开始咕咕哝哝。他很害怕邀请女孩出来约会，当有女孩偶尔做了一些事，让他觉得自己不会被拒绝的时候，他就能鼓起勇气，但是一般而言，他的态度是，“为什么她们不来约我呢？”因此，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他并没有太多约会。而当他有约会的时候，总有些事似乎不太对劲儿。
1950年，在沃伦回哥伦比亚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沃伦的妹妹伯蒂为他和她在西北大学的室友安排了一次约会。对方是一个脸形圆圆、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一头浅黑色的头发，名字叫苏珊·汤普森。
“一开始，我认为她是装出来的。我被她迷住了，并打算追求她，我决心找到一个突破口。我只是不相信有人真的像她这样。”不过，苏珊对沃伦并不感兴趣，她爱着别人。
我去听戴尔·卡内基的课，因为我的社交适应能力让我痛苦万分。我到那儿，付了钱，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我失去了勇气。
就沃伦对苏珊·汤普森的追求而言，他的社交缺陷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整个秋天都在给苏珊写信。苏珊的反应并不令沃伦感到乐观，不过她也没让沃伦别去骚扰她。沃伦很快就想到一条策略，通过成为苏珊父母的朋友来接近他们的女儿。感恩节的时候，沃伦和他们一起去埃文斯顿市，看西北大学的橄榄球比赛。之后，他们三人和苏珊一起吃晚餐，不过，苏珊很早就甩下他们，出门约会去了。
对巴菲特一家而言，苏珊·汤普森家并不陌生，实际上，正是苏珊的父亲，汤普森博士，一手策划了霍华德唯一一次失败的再竞选活动。
沃伦已经决定要正式地追求苏珊，因为苏珊具备他一直找寻的女性特质。苏珊认为自己是“少有的幸运儿之一，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自己在无条件享受他人的关爱”。
我学到一点，即与比你优秀的人待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因为你会得到提高。如果你周围都是不如你的人，很快，你就会顺着竿儿往下滑。事情就是这样。
虽然苏珊一开始对沃伦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她不想了解这个人的全部，她从来不会在他身上花一分钟时间。苏珊很快就意识到她的第一印象错了，沃伦并不是她所认为的享有特权、傲慢而自信的人。沃伦回忆说，“我过得很糟糕”。他战战兢兢地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我觉得自己形单影只，是个社交低能儿。但实质上，我是把不准生活的脉搏。”苏珊的朋友也注意到了沃伦自信的外表下的弱点，苏珊逐渐认识到沃伦内心的自卑。 35 谈论股票时的自信、天才的光环，以及能弹奏夏威夷四弦琴，所有这一切都包藏着脆弱和需要他人的内在：一个男孩整日笼罩在忧伤之下，踌躇困惑，不知所措。“我一片混乱，”沃伦说，“苏珊看穿了我的部分内心，她如何做到这点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沃伦对自己毫不怀疑，可他能理解汤普森博士对他如何养活一个家庭的担心。
差不多21岁时，沃伦已经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超级自信。到1951年年底，他已经将他的资产从9 804美元增值到19 738美元，也就是说，他在一年之内挣了75%的投资利润。
事实上，他看到的机会太多了，因此他们第一次认为应该借钱投资。他愿意承担等于他资本净值的1/4的债务。
我缺少钱，如果我对一只股票很上心，那我就不得不卖掉一些其他的股票。我厌恶借钱，不过我还是从奥马哈国民银行贷了大约5 000美元。因为我还不满21岁，所以我父亲不得不为这笔贷款联合署名。
我一页一页地查阅《穆迪手册》，内容涉及工业、运输、银行以及金融，总共10 000页，而我查阅了两遍。我确实每个行业都看——虽然有些看得不太仔细。
即使是如此沉浸于寻找股票的游戏里，沃伦也不愿意仅仅是个投资者，或者仅仅是个推销员。他还想效仿本杰明·格雷厄姆，做一名教师。于是他和奥马哈大学签约，教授夜校课程。
尽管沃伦具备扎实的知识，他从不向学生保证他们会变得富有，或者听他的课就能获得特别的业绩，他也没有自我吹嘘在投资方面的成功。
沃伦曾经为削减开支而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服务员的房间，吃奶酪三明治，他那时的活动就是去听讲座或为他们弹夏威夷四弦琴，而不是去时髦的俱乐部。现在他又回到了内布拉斯加，他可以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进一步减少开支。
他买过一个叫克利夫兰毛料厂的纺织公司的股票。它每股流动资产为146美元，而股票的售价低于这个数。他认为这个数字不能反映“一家装备良好的工厂”的价值。
沃伦为这只股票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他很高兴这家公司正在将挣来的钱分发给股东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在报告中注明：8美元分红为大约115美元的现价提供了有充分保证的7%的收益。” 他使用“有充分保证的”这个词，是因为他认为克利夫兰毛料厂有足够的收入支付分红。而后来证明沃伦并没有先见之明。
在他们取消分红后，沃伦就叫它“克利夫兰最差的厂”。
再没有比卖给别人会让他们亏钱的投资产品更让沃伦痛恨的事情了，他无法忍受让别人失望。
他一直都很喜欢做生意，于是和国民警卫队的朋友吉姆·谢弗合伙买了一个加油站。他们买的是一家辛克莱加油站，离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很近，后者“生意总是比我们好，这简直让我们发疯”。
“它的主人很成功，很受人喜欢。每个月他都能击败我们。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顾客忠诚度的威力。那个家伙可以永远经营下去，他有老主顾。而我们却无力改变那种状况。”
我买加油站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损失了2 000美元，那时对我而言，这是一大笔钱。我还从来没有遭受过真正的损失，这很令人痛苦。
他回到奥马哈的第一年里，能让他感觉舒适的主要是他的未婚妻。他开始依赖苏珊，她也一直在努力理解他。她开始体会到利拉·巴菲特的易怒情绪对她儿子的自我价值感造成的伤害，并且开始去修复它。她知道他需要的主要是被爱的感觉，以及从不被批评，而且他还需要感觉到自己在社交方面也会成功。
上大学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母亲相处，这削弱了他对与母亲相处的忍受能力。当她和霍华德从华盛顿回来参加沃伦和苏珊的婚礼时，苏珊注意到她的未婚夫尽可能地回避他的母亲。不得不和她待在一起时，他总是将脸扭向另一边，牙齿咬得紧紧的。
事实上，只要她们不企图总是驱使他，沃伦总是渴望被女人照顾。苏珊能够看出他非常需要她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于是她总是围绕在丈夫周围，努力“修理”他，似乎他是一堆残骸、一团糟。“哦，天啊，”她说，“他确实是个问题。” 她回忆，他们会面的时候，“我从没见过有人这么痛苦”。
苏珊像我的父亲一样对我影响很大，甚至大过我父亲的影响，用不同的方式。我身上有很多自我保护的东西，她能解释，而我却不能。她也许看到了我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她知道需要时间和肥料，它们才能萌发出来。她让我感觉自己身边有一个拎着小喷水壶的人，而这个人将保证花儿的成长。
苏珊认识到沃伦的脆弱，认识到他多么需要有人安抚、慰藉，消除他的疑虑。她越来越多地看出他的母亲对子女们造成的影响。
除了生意，苏珊发现她的丈夫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对自己充满怀疑。他从未感觉被爱，她也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可爱。
我疯狂地需要她，我工作起来很高兴，可是我对我自己不高兴。她的确拯救了我的生活，她让我重获新生，这是和从父母那儿得到的一样的、无条件的爱。
被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聘用，沃伦激动万分。1954年8月1日，他抵达纽约，第二天就出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的开始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沃伦到处寻找便宜的公寓，不考虑客观位置以及路途漫长。最后他定了一套有三间卧室的公寓。那一栋白色砖瓦建筑，坐落在中产阶级居住的怀特普莱恩斯郊区，属于离纽约大约30英里的威彻斯特县。
“我们会查找数据，并且阅读《标准普尔手册》以及《穆迪手册》，发现那些以低于营运资本的价格出售的公司，那时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施洛斯回忆。
这些公司就是格雷厄姆所称的“烟蒂”：便宜又不受宠的股票，就像人行道上可以找到的那种细长雪茄烟被碾碎的烟蒂一样，被弃置一边。格雷厄姆擅长找到这些其他人会忽略的令人不屑的残留物，他能点燃它们，然后再满满地吸上最后一口。
格雷厄姆知道相当数量的“烟蒂”将会是肮脏的，并且认为花时间检验每一个“烟蒂”的质量是白费力气。平均率法则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还能吸上一口，而他总是根据公司清算时的价值考虑——如果被清算，那它们的资产能值多少，以怎样的折扣购买才符合“安全边际”。
他想积聚很多钱，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个竞赛。如果要他放弃一部分钱，沃伦会像狗保护骨头一样，甚至更甚，好像自己已经被攻击一样。他不愿损失一分钱，这让人觉得钱完全占有了他。
他和当地的一个报摊做交易，以折扣价购买他们准备扔掉的过期一周的杂志。他没有轿车，而如果他从邻居那儿借车，他从来不会加满油箱。（当他最后有了车时，他也只在下雨的时候洗车，雨水可以减少冲洗的体力活儿。）
拜访管理层是沃伦做生意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这些会面尽可能地去了解公司。和管理层的私人接触中，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迷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感觉通过和公司的管理层变得友好，他也许能够影响这家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
他们的钱越来越多。沃伦也对苏珊稍稍慷慨了一些，尽管他自己很节约，但由于他完全被苏珊迷住了，所以还是一一满足了她的要求。
沃伦已经答应苏珊找个人帮忙做家务。
还不到18个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杰里·纽曼都开始把沃伦当作一个潜在的合伙人对待。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终点。他62岁，而市场已经超越了1929年的高峰。 28 现在的价格让他感到紧张，而他的回报率已经比市场高出2.5%。他想退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享受生活。
当他主导联合电车和可可豆一战时，他总在想，“我不喜欢住在纽约，因为我总是在火车上来来回回。”更重要的是，他不适合和合伙人共同工作——尤其是作为某个人的下一级合伙人。
我大约有174 000美元，准备退休了。我在奥马哈安德伍德大街5202号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付175美元。我们每年的生活费是12 000美元，而我的资产还在增长。
沃伦在26岁的年纪就开始使用“退休”这个词。
他的想法只面临一个问题：他无法忍受合伙人因股票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批评。但是，沃伦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打算只邀请自己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他确信会信任他的人——加入合伙公司。1956年5月1日，以纽曼–格雷厄姆模式为基础，共有7位合伙人的巴菲特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了。
汤普森博士投资了25 000美元。“汤普森博士基本上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了，我就是他的孩子。”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杜鲁门·伍德投了10 000美元，他的姑姑艾丽斯·巴菲特投了35 000美元。
他的沃顿室友查克·彼得森成为他的第四位合伙人，投了5 000美元。
沃伦的第五个合伙人是彼得森的母亲伊丽莎白，她投入了25 000美元，是上一年去世的丈夫留给她的。
第六个合伙人丹·莫奈是一个安静、健壮、黑头发的年轻人，是沃伦儿时的玩伴，他们曾一起在欧内斯特·巴菲特家的后院挖蒲公英。他现在是沃伦的律师，没有多少钱，不过也尽其所能，投资了5 000美元。
沃伦是第七个合伙人，只投资了100美元。他的股份的其余部分将来自通过经营基金获得的利润中收取的费用。
他的思维就像是一只不安分的猴子；为了放松，他需要一种能集中注意力的活动让这只猴子闲下来。乒乓、桥牌、扑克、高尔夫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使他能短暂地不用去想钱的事。
短缺的总是资金——他看起来总是没有足够的钱。他研究的这类公司市场价值动辄100万美元到1 000万美元，他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股票上投资10万美元，这样才能在公司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得到更多的钱就成为关键。
沃伦支付了31 500美元给当地的一名商人和市议员萨姆·雷诺兹，并且立刻给房子命名为“巴菲特的蠢事”。在他的思维里，31 500美元经过12年左右的复利增长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因为他有能力以如此惊人的回报率投资这笔钱，所以他觉得在这栋房子上，似乎是花了惊人的100万美元。
沃伦总是没有足够的现金，他总是在努力筹集资金。格雷厄姆的关系又要开始起作用了。
沃伦投资课上的一些学生也加入了合伙公司，他在戴尔·卡内基课程的指导老师沃利·基能也加入了。事实上，到1959年，沃伦在周边已经小有名气，部分可以归因于他的教学。他的品质——好和坏——不再是被隐藏的，在奥马哈已经开始为人所知。
现在他的才华通过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来，也为他带来了更为重量级的合伙人。1959年2月，卡斯珀·奥福特和他的儿子小凯珀，来自奥马哈最显赫家族之一的成员，就他们自己的合伙公司和沃伦接触。
在这些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阶段，沃伦没有偏离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原则。他买的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股票，完全是“烟蒂”，湿湿的还可以免费吸上一大口的“烟蒂”。不过，这些都是在遇到查理·芒格之前的事情。
芒格的主要风险是财务上的：他通过打扑克牌增加了津贴。他发现他很擅长这个，这变成了他的赛马场。他说，他学会了胜算不大时下注很少，而胜算很大时狠狠下注，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
“二战”结束后，通过良好的家族关系，他在没有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即使是在哈佛，他也经常这样——没有学到什么，他说。
8岁的泰迪被诊断得了白血病。芒格和他的前妻问遍了整个医学界，很快发现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他们和其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们，一起坐在白血病病房里，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日渐衰弱。
当情况越来越糟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也许这样显得实际甚至无情，不过他把这看成是让眼睛永远能看得见希望。“面对一些不可置信的不幸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增加成两个或三个。”他后来说。
查理设置低期望值的心理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因为他觉得高期望值会导致吹毛求疵，所以在寻求幸福的路上也习惯性地没抱太大期望。
他继续在缪吉克–皮乐–加勒特律师事务所追寻他的财富，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法律并不能让他致富。他开始搞一些挣钱的副业。
“我对致富有相当大的热情，”查理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独立。我拼命地想得到它。我认为给其他人寄收据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不体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我确实这样想。”
桑伯恩地图这门生意没有赢家，因为随着保险业的并购，顾客群正在慢慢萎缩。不过45美元一股的价格很便宜，因为单单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投资组合每股就值65美元。但是为了能掌握这些投资组合，沃伦需要的不仅仅是合伙公司的资金，还有其他人的帮助。
最终，他掌控了足够多的股份，进入了董事会。
会上，沃伦建议将公司的投资产品分给股东们。
大萧条和“二战”以来，美国企业对待钱就像是稀有商品一样要珍藏和保管。即使经济调整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想法还会自动产生
董事会对这个主意做出的回应是，将证券投资组合从地图主业中剥离是很荒谬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董事们打开雪茄盒开始分发雪茄，他们吞云吐雾，沃伦坐在一旁却气得快冒烟了。“那是用我的钱买的雪茄。”他想。在返回机场的路上，他从钱包里拿出孩子们的照片，看着他们，他的血压才降下去。
下一个董事会议召开时，除了又有一些投资人的钱随着雪茄的烟雾而消失之外，其他什么也没干成。在巴菲特返回机场的路上，他不得不再次看孩子们的照片，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天以后，他威胁董事会，如果董事们在10月31日之前不采取行动，他将召集一个特别会议以控制公司。他已经失去耐心了！
我记得那时又分发雪茄了。我为每一根雪茄支付30%的钱，而我是唯一不抽雪茄的人。他们应该为我的泡泡糖支付1/3的钱。
董事会终于屈服了。于是，在精力、组织以及意愿的压力下，1960年年初沃伦赢得了战斗。
在这个故事里，巴菲特不断地往返于纽约和奥马哈之间，一直在为桑伯恩公司这个项目努力，他要搞清楚到哪儿去弄到他需要的股票，如何让董事会合拍，以及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吞下那笔税金，还同时在寻找其他的投资妙计，成千上万个主意整天在他的脑子里盘旋飞舞，滴答作响。在家里，他总是消失到楼上去看书和思考。
在他父亲经受严峻考验期间，自始至终沃伦都是用生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埋首于《美国银行家》或者《石油和天然气杂志》，只有在他走进厨房，从只有他才可以碰的木板箱里取一些爆米花和百事可乐时，才会有短暂的中断。
让查理·芒格印象深刻的是，沃伦·巴菲特经常很有说服力地谈论投资以及合伙公司。他募集资金的速度和他说话一样快，但是还不及他投资的速度。
沃伦忙忙碌碌、风风火火，往返纽约的频率堪称疯狂。他开始遭受和紧张相关的背痛之苦，当他坐飞机的时候病情就会加重，他用了各种办法和东西来减轻疼痛——除了待在家里。
至此，他的名字已经像一个秘密一样传播。“和沃伦·巴菲特一起投资会让你变富有。”
“当他人贪婪的时候你要胆怯，而当他人胆怯的时候你要贪婪”。
和桑伯恩公司一样，巴菲特负担不起他想要的丹普斯特股票。于是，他打电话给沃尔特·施洛斯和汤姆·纳普：“我希望你们跟着我干这第三次。” 经过几年，这个三人组控制了11%的公司股票，仅次于丹普斯特家族，而且沃伦还进入了董事会。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巴菲特就鼓励芒格认真考虑把投资当作职业。他对芒格说，当个律师同时兼做房地产不错，不过如果你想真正赚钱，你应该成立像我这样的合伙公司。
在新律师事务所里，芒格和希尔斯用淘汰制吸引最聪明、最有野心的精英，所有合伙人就收入相互进行循环投票，以便每个人都能了解。
当他41岁的时候，他完全放弃法律，全心进行投资。
芒格觉得这样做太丢脸。“我真的不喜欢去募集资金，”他说，“我总是认为一个绅士应该拥有他自己的钱。”但是现在，他通过自己在洛杉矶强大的生意网募集资金，努力将自己在法律业务上的积累转化为合伙投资公司的储备资源。虽然他的合伙公司规模比巴菲特的小，不过钱已经足够了。
芒格比巴菲特更加——远远超过巴菲特——愿意承担债务，如果他觉得胜算比较大的话。
巴菲特总是对自己的交易保密，除非对方是他的合伙人。
芒格的态度却是，除非你已经富有了，否则你可以承担一些风险——如果胜算不错——以使自己变得富有，他的大胆使他成为巴菲特结交的朋友中的异类。因为他的自负，所以他对巴菲特的顺从很有限。
芒格觉得格雷厄姆的缺点在于，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是危险，而不是充满机会”。
18万美元，是留给沃伦和苏珊的那一部分；不过霍华德认为留给沃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沃伦可以很容易地挣到钱。
沃伦觉得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他要对他的父亲说实话，在沃伦的内心里，他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共和党人了。
只要霍华德还活着，巴菲特就不敢更改自己投票人登记表上的身份。
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这么做。事实上，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会约束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公开在政治上反对我的父亲。
在霍华德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沃伦开始以亢奋的冲刺速度投资美国运通公司，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保证在不推动股价的情况下，买到尽可能多的股票。
葬礼这一天，有500多个人来悼念霍华德，但沃伦一直沉默地坐着。
巴菲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
我有个习惯，喜欢顺便走访别人，和不同的人谈话。
丹尼尔·科文带来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正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待售。巴菲特的想法是买下这家公司，清算后分成一块一块出售，最后关闭。这家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
西伯里·斯坦顿，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很不情愿地关闭了十几个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剩余的工厂则沿着新英格兰日渐没落的城镇的河边蔓延，就像一座座长期无人供奉的红砖寺院，空空如也。
到他的儿子、哈佛毕业生——西伯里·斯坦顿1934年接管公司时，这个破旧的哈撒韦工厂每天还能嘎吱嘎吱地织出几匹布，西伯里开始被一种自认为是拯救纺织工厂的英雄的想法占据。他说：“一家拥有最先进的机械、管理高明的纺织公司在新英格兰肯定会有一席之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廉价的国外劳动力始终能把价格压低到客户们愿意接受的水平。为了竞争，西伯里不得不在他的新工厂里挤压工人们的报酬。但是年复一年，浪潮拍打着他的海岸——更便宜的外国布料，更好的自由竞争以及南方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威胁着他的工厂。
如果有人知道巴菲特在买哪只股票，就很有可能会推动股价上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巴菲特通过特雷迪–布朗公司的霍华德·布朗购买股票。这家公司是巴菲特最喜欢的经纪商，因为那儿的每个人，尤其是布朗，守口如瓶。
巴菲特第一次下单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是在1962年12月12日，2 000股，每股7.5美元，另付经纪人佣金20美元。
似乎收购的威胁即将到来，西伯里·斯坦顿立刻对巴菲特的购买做出反应，进行了几次要约收购。而这正是巴菲特所希望的，因为他的购买是建立在最终西伯里会收购股票的预期之上的。他要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保留，而是要出售。
我说如果他们要约收购，我会以11.5美元出售。他又说：“好，那你能保证如果我们收购，你会卖给我们吗？” 我回答：“如果是很快，而不是20年以后，我会的。”
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下属的老殖民信托公司的来信，信中的要约收购价格为11.375美元。这比之前达成一致的价钱要少12.5美分。
巴菲特火冒三丈。“这真的把我惹火了。要知道，这个家伙正在企图骗走1/8个点，而事实上那时他已经和我握手表示成交了。”
在巴菲特的支持者们于1965年4月14日为提名巴菲特加入董事会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他凭借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很快被选为执行董事。
如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可能我的情况会更好。
霍华德死后，沃伦和苏珊自然而然成为这个家的领导——部分是由于他们的钱，另外，这也是由于他们的个性使然。
巴菲特的孩子们从不期望变得富有，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 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被宠坏，事实上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需要打零工挣零用钱。
他们的父亲总是对哪怕很少的钱也斤斤计较，常因拒绝小小的要求而令他们诧异不已。如果他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也许连爆米花都不会为他们买。
无论他和苏珊想给孩子们传递什么样的有关钱的信息，但总有一个经久不变的主题：钱是重要的。他们成长在一个经常将钱用作控制武器的家庭里，沃伦会在苏珊生日那天带她去百货商店，给她90分钟的时间去买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
巴菲特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可买的东西。尽管这个市场是开放的，可是遍地都是“烟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一次宴会上，当查克·彼得森想把他介绍给一个有潜力的投资者时，那人的反应是：“你简直是在开玩笑！”纯粹因为巴菲特的衣着，他甚至都不想和沃伦交谈。
“我们认为，我们以三流的价格购买了二流的百货公司。”巴菲特这样描述这个又小又旧的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
他还从没有为买一家公司借过这么多钱。但是，他们计算出安全边际将会降低风险，而且当时的利率便宜。百货公司的利润很薄，不过如果这些利润经年增长，而贷款利息不变，那么增加出来的利润就会跑到他们的口袋里（如果利润能够经年增长的话）。
“买霍克希尔德–科恩就像一个人买游艇的故事一样，”芒格说，“有两天高兴的日子，一个是买的那天，还有一个是卖的那一天。”
在霍克希尔德–科恩的前两年，巴菲特已经搞清楚，零售业必须具备的技能是销售规划，而不是财务。他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充分学习了有关零售业的知识，知道这个行业很像酒店业：一场让人疲倦的马拉松，每一英里都有可能有新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往前一跃跑到你前面去。
直到1967年，苏珊似乎还认为，如果沃伦放弃工作，他就会对她和家庭更加关心一些。在她看来，他们俩已经达成了共识，只要他挣够800万或者1 000万美元，他就减少工作，好好过日子。1966年他收取的佣金为150万美元，再加上资本收益，巴菲特家的净资产已经超过900万美元。
巴菲特在寻找让资金保持运转的方式时并没有放宽标准，他规定了两个新的限制条件，这让他的投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些个人的偏好现在变成了正式的标准：
我们不会接手对我而言技术太难的生意，这是投资决策的关键。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就和对金龟子求偶习惯的了解一样少。
即使赢利预期可观，而如果主要的人的问题不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将不会在投资运作中采取行动。
他所说的“主要的人的问题”是指裁员、工厂关闭——以及不能容易罢工的工会。这也意味着他在每吸一个“烟蒂”之前，会思考一次、两次，甚至三次。
巴菲特还是关注着国民赔偿公司。作为一个永不停歇的学习机器，他希望了解所有应该了解的有关保险业务的内容。他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籍，开始了解林沃尔特的策略——为那些最难投保的客户们承保。
马丁·路德·金曾经这样描述非暴力的力量：
有些事物是如此珍贵，有些事物是如此值得珍视，有些事物是如此有价值，它们值得我们为之牺牲。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现他可以为之牺牲的事物，他就是苟且活着。当一个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了力量。”
“法律不会改变人的心灵，”他说，“但能阻止人的无情。”
“在市场行为过度反应的模式里，我的分析方法价值有限，”
“金融天才是一个上涨的市场。”正如肯尼思·加布尔雷思后来说的那样。
到了1968年的中期，巴菲特决定抛弃棘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既不简单、安全、有利润，也不令人愉悦的公司——以及不幸的纺织工人。
因为服装部和梭箱织机部不能自给自足，需要花不少钱才能继续经营下去。巴菲特被迫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在没有任何回报希望的前提下配置资本是很大的罪过。他告诉肯·蔡斯该怎么办。蔡斯失望了，不过他还是听从指示，关闭了这两个部门。
随着1968年一天天过去，市场中的边缘股票开始下跌；投资者们集中追逐最大、最安全的公司股票。事实上，巴菲特自己也开始购买最平淡无奇、最受欢迎但尚属合理定价的股票：1 800万美元的AT&T公司，960万美元的古德里奇公司，840万美元的AMK集团（后来的“联合商标”），870万美元的琼斯与拉夫林钢铁公司。但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积累更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尽管他自己有不购买业绩糟糕股票的原则,尽管这个纺织生意已经深陷泥沼。
如果管理合伙公司，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竞争。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被要超越一个投资野兔的想法完全占据，能够慢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 然后他扔出了他的炸弹：他宣布他将在年底发布正式退休通知，并在1970年年初关闭合伙公司。“我不适应这个市场环境，我不想因为费力去玩儿一个我不理解的游戏而破坏相当好的记录。”
总是希望保持感情联系的苏珊后来说，她的丈夫不缺少感情，他只是割断了他自己的感情。而且看起来肯定的是，他最强烈的感情纽带连接的是他的朋友以及合伙人。对于他们，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和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实际上的家庭。其他的巴菲特们帮不上忙，但他因有那些人的陪伴而神采奕奕，相反他在参加自己的家庭事务时，会表现出尽职但却心事重重。
尽管他准备关闭在过去的13年里花掉了他大多数清醒时间的合伙公司，他还是完全保持着和合伙人的联系。
然而当巴菲特为关闭合伙公司作安排时，市场火花将要冷却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到1969年7月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兵为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9%。
巴菲特发起了荒岛挑战的讨论。“如果你被迫搁浅滞留在一个荒岛上10年，”他问，“你会投资什么股票？”这个游戏是要找到最强大的特许经营企业，这样的企业受竞争和时间的影响最小。这就是芒格的大生意想法。
“零售业是非常棘手的生意，”查理·芒格说，“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实际上每一个经营很长时间的大的连锁店最终都会陷入麻烦并且很难调整。一个20年里占优势地位的零售商不一定在下一个20年里同样有优势。”
时间是好生意的朋友，是普通生意的敌人。你也许认为这个道理很明显，不过我却艰难地领会了这一点……结束了和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联姻之后，我的记忆就和乡村歌曲中的丈夫一样：“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跑了，而我依然很想念她……”以合理的价格买一个好公司要远远胜过以一个好价钱买一个合理的公司。查理早就理解了这点，而我是一个迟钝的学习者。不过现在，我们买公司或者普通股票的时候，寻找的是有一流管理的一流生意。
经营合伙公司时，这个拥有简单品位的不简单的巴菲特一直坚持股票交易的保密性，而且从来不在采访中透露消息。
巴菲特接到蓝筹印花公司总裁比尔·拉姆齐的电话，告诉他一家洛杉矶的公司，喜诗糖果公司正在寻找买主。
“二战”期间，喜诗糖果公司没有采用偷工减料的方式应对原料不足问题，而是在商店摆放独具特色的白纸黑字的广告：“糖果售罄，请购买战争债券欢庆圣诞。”
“喜诗糖果公司在加州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芒格告诉他，“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它，如果谁要同这个品牌竞争的话，肯定要耗费巨资。”
喜诗糖果公司已经公开了初步的交易方案，他们要价3 000万美元，而其资产仅价值500万美元。 关键在于喜诗糖果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商标——最为重要的是客户的忠诚。
“糖果哈里”确实不想经营喜诗糖果公司，他只对酒和女孩感兴趣，他只想去追女孩。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点儿变卦了。里克和查理去见他，查理还发表了一通空前绝后的伟大演说，谈及葡萄和女孩，以及“糖果哈里”应该如何高效地利用时间去追女孩。
一个多年的下属这样描述巴菲特那类似戴尔·卡内基的管理方式：“当他想给你增加工作时，他总是先夸奖你。”
沃伦尤其不喜欢购买房产。他认为把钱花在这上面等于是浪费，不能有所增值。
1971年3月，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纽约时报》突然刊载了一份五角大楼的秘密档案——这是份绝密档案，是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撰写的越南政策报告。它揭示了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欺骗公众，并将残忍地把国家引入无底深渊。
6月15日，大约是巴菲特和芒格在华盛顿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和她会面之后的两个星期，联邦地区法院下达了一道禁令，禁止进一步刊登该文件。
“如果我们不刊登，那我就辞职，”本·布拉德利说，“很多人都会辞职。”
随着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开始蜕变，从一家只刊登地方新闻的地方报纸，一跃而成为一家重要的全国性大报。
最完美的事业就是能够使他同时集三者为一身：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员一样收钱。而这个完美的事业就是报纸。
“在我妈妈的一生中，她最为幸福和苦恼的，”她的儿子唐说，“就是她对品位的高标准。她习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认为衣着和吃饭都有恰当的方式，所有人都会对此十分注意的。然而到了沃伦这里，她所有的标准都乱了套，而他还一点儿也不在乎。” 他穿得很不得体，衣服好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长长的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理过；走路也不稳当。
巴菲特没有再多买进《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他总是相信专注——寻找新的机会，以更快的速度填满他的篮子，然后寻找更多其他的股票：他购买了美国普利斯托公司（压力锅和爆米花锅的制造商）的股票； 他也购买了大量沃纳多房产信托公司的股票，并且一举把自己送进了董事会。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有一群坚定不移的股东，他们理解他的投资方式，并且从来不质疑他的判断。因此，他可以大胆地忽视市场的存在，也不用担心他的投资组合在市场萧条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股票价值的大量缩水。
他现在的确非常富有，但却是“现金穷人”。
从新贝德福德归来的维恩·麦肯齐成了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他认为对巴菲特来说，“这看起来像一场很有意思的游戏，他所想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控制权”。
从总体来看，伯克希尔、多元零售公司和蓝筹印花公司真正的价值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自我平衡的经营模式——将浮存金转移到控股公司，以便它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内部反应和调整；第二点就是组合的力量，因为浮存金和投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翻番。
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来自保险公司的资金不断注入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同时，市场正在崩溃，这种环境正是巴菲特最喜欢的。
沃伦是不可能退休的。他坚信自己的眼光——现在的5 000万美元将来有一天能够升值到5亿美元。
在1970年以大概40美元一股买进伯克希尔股票的那些合伙人们，似乎在5年后并没有富裕起来。“对任何持有我们股票的人，”芒格说，“看起来好像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什么利好消息了。
尽管巴菲特几乎把债务看成是罪孽深重的，但是他认为伯克希尔40美元一股的价格真是太便宜了，因此他希望让他的姐妹们借钱，临时以95%的价格购买该股票。他很明显地认为股票的价格将会增长，并且按这个条件购买会让他的姐妹们变得富有，同时也可以避免缴纳大量的遗产税。
现在巴菲特已经具有明确洞察人们动机的能力，因此他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人们围在格雷厄姆的身边。
苏茜的婚礼。婚礼的每一方面都和凯瑟琳的宴会背道而驰——在加州纽波特海滩举行，这是一个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地方，一群像巴菲特一样的嘉宾来庆祝一个人人都知道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婚姻。
尽管她的父母很明智地没有干涉，但是他们知道苏茜和丹尼斯·韦斯特高的婚姻不会有好结果。他是一位英俊潇洒、金发蓝眼的冲浪运动员。在某种程度上，苏茜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她陷入了幻想之中而不能自拔。
许多长期的股东已经十分恐慌，都在吵着卖掉股票，这也是股价会跌到两美元的原因之一。任何接手他们股票的人，都是在拿GEICO的命运作赌注。
GEICO创始人的儿子小里奥·古德温把自己的股份卖掉了，最后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久之后，他的儿子——里奥·古德温三世，死于用药过量，可能是自杀吧。
47岁时，沃伦已经实现了他的一切梦想，他的身家高达7 2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公司市价已经达到了1.35亿美元。
他最初的合伙人大多成了超级富翁。
他的生活依然和以前一样，挣钱是他最为激动和兴奋的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继续挣钱。
沃伦只能通过金钱来控制她的生活。她还持有许多伯克希尔的股票，但是按照他们的约定，她一股都不能卖掉。
苏珊也是通过沃伦才借给了朋友查尔斯·华盛顿24 900美元。
巴菲特认为借钱是最为糟糕的想法，如果他不是十分渴望取悦他的妻子，他可能不会同意。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让巴菲特暴跳如雷，但是如果他感觉有人在骗他的钱，他的双眼会闪现出痛苦和愤怒，并且会立即报复的。转瞬之间，最多也就几秒后，他的情绪平静下来，同时他也开始考虑有条不紊地做出反应。这一次，他立即到法院起诉华盛顿，并且赢得了24 450美元的判决。
“华盛顿事件”象征了沃伦和苏珊的新关系：如果苏珊保留着她所有的股票，他对支票簿的控制就会松一些。除了替她支付账单外，沃伦还给她额外的零用钱
到1979年年底，股票市场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巴菲特说，股票订单“就像挤眼药水”。道琼斯指数萎靡不振已经近10年了，它好像一辆破车，冒着黑烟，喘着粗气，吃力地颠簸前行
《商业周刊》宣称这是“股市之死”，好像没有人再会购买股票了。极度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国家。
投资者们蜂拥着积蓄黄金、钻石、铂金、艺术品、房产、稀有金币、矿业股票、饲养场的家畜和石油；“现金是垃圾”是当时的流行口号。
巴菲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在《福布斯》发表文章：这是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最佳时机。“未来的事永远没有人知道，”他写道，“但是当大家都看好股市的时候你再入市，就不得不出高价了。那些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者一直要学着如何与不确定性周旋。”
芒格即使在护士的辅助下，他都无法站着洗澡，因为剧烈的疼痛会导致他眩晕。他告诉巴菲特他不想活了。他十分害怕再经受一次这样的折磨，同时也可能面临失明的威胁。
巴菲特的方法仍然没变：评估投资价值，规避风险，保留安全边际，专注，做自己能够胜任的事，让复利发挥实际功效。任何人都可以理解这些简单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去实施。尽管巴菲特使这一过程看起来毫不费力，但是实际上，在这些背后隐含着大量的工作，需要他和他的员工一起去努力。
巴菲特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青年；他似乎记得每一个读过的事实和数据；他能激发人们自愿接受困难的工作，并坚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巴菲特极能容忍别人的嘲讽和缺点，却不能容忍别人浪费他的钱财。
70年代末期，巴菲特大部分的投资资金都来源于一个流动的金库，即保险和赠品券（印花）的浮存金。
巴菲特很容易为一些交易而陶醉，并且立即敲定协议，而芒格有时则会否决这些交易。
“我们不搞财务游戏，”巴菲特和芒格说，“我们不喜欢大量举债。我们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长期的最佳收益。”
纺织行业每年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是赚钱的，全美一半男西装的衬布是由我们生产的，但是没有人会走进裁缝店说：“我要一件灰色条纹西装，请用伯克希尔的衬布。”
虽然巴菲特竭力通过金钱来控制自己的孩子，但他却从来没有花时间教他们如何理财，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他对手下人也是这样做的：他感觉聪明的人自然会弄明白这件事。
到1980年年初时，罗斯和路易斯·布鲁姆金已经打造了北美最大的家具城。在这块3英亩的地方，他们每年可以销售1亿美元的家具，是同等规模商场的10倍。
巴菲特还有其他的优势，他不是德国人。虽然德国公司的报价高达9 000万美元，但是B夫人横跨亚洲，穿越9 000英里，就是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卖给德国公司是会受到诅咒并被逐出教门的。
巴菲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板，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反复无常地改变主意，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脏话，从来不责骂或者批评他的员工，对他们的工作也从来不猜疑，总是充分放权，从不干涉。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很聪明的话，他会做好一切的。查理·芒格说：“沃伦不给人压力，他只是激发别人。”
物质消费对于苏珊来说只是一方面，苏珊的资金更多的还是流向了她的朋友那里，她更多的时候还是为朋友们花钱。虽然苏珊的这些朋友肤色不同，都不富裕，但是朋友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而且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位巴菲特夫人。
拥有巨额财富的苏珊开始了自己的“魔幻”之旅，手中的金钱就像是魔法学徒手中的扫帚一样无所不能。圣诞节前，巴菲特问苏珊：“今年的圣诞节你需要多少钱？”苏珊的回答是7.5万美元。 听到这样一个答案，巴菲特很快就在支票簿上签了字。
不管工人们得到的补偿金有多少，巴菲特认为那些都是工人们应得的。“市场并不完善，你绝不能指望这个社会能给你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巴菲特先生，我已经厌倦了平淡的人生，我被富人的生活所吸引，对于财富的向往已经灼热了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你很有钱，能给我点吗？” 这些只是若干信件中的一封，更多的信件还是人们抱怨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现在我的脑海里除了信用卡和账单之外没有别的！”
虽然被这些信件包围着，但巴菲特并没有把这些来信当作垃圾扔掉，相反他把这些信件收藏了起来，并分门别类加以保存。其中有很多信证实了他对自己的定位——比如行为榜样或老师。
巴菲特和芒格认为风险不是指股票套牢亏了钱，而是指“为了保住一份资产而把自己完全陷入其中，而且没有一点解决的方法”。
有一次在机场，格雷厄姆要打个电话，需要10美分，由于没有零钱，她向巴菲特借钱。当巴菲特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枚硬币时，发现是25美分。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去换零钱。
华尔街是世界上唯一一处能够看到开着劳斯莱斯的富人向那些挤地铁的人们讨教成功秘籍的地方！”
在巴菲特看来，可口可乐并不是“烟蒂”型公司，而且它的现金正大量地流出，只将少部分的钱用于公司运作。
过去几年里，巴菲特始终没有放弃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研究，他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在过去挣了多少钱，也可以判断出在未来的几年里可口可乐公司将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再考虑到可口可乐公司年复一年的资金流动，巴菲特能给出一个最终的价值。
截至1988年年底，巴菲特已经斥资6亿美元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超过1 400万的股份。
因为巴菲特的每个举动都会对股市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巴菲特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一项特别恩准——他可以一年内不披露自己的某项交易。
巴菲特从来不吃日本菜，但是他知道那样看起来会有点儿怪，所以他应邀接受了盛田昭夫的邀请，只是除了菜单他什么也没碰过。
巴菲特曾经这样教导他的子女：维护一个好名声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但毁掉它却只需要几分钟。
“谈到食物，我总是遵循一条很简单的原则。”巴菲特说道，“3岁小孩不吃的东西，我也不吃。”
巴菲特日复一日地继续努力着，但对华尔街认为理所当然的奢侈生活方式大为震惊。那些高管的专用厨房简直和纽约的餐馆一样大。厨房中不仅有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的厨师担当主厨，还有专门的糕点师、副主厨以及众多厨师。高管们可以点“地球上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当作午餐。
在薪水上的争论却泾渭分明。初秋的时候，巴菲特告诉员工，年底的奖金将减少1.1亿美元。“那些贡献平庸的员工将被减薪。”他说道。 51 巴菲特认为一切都简单明了。贡献越多的人得到的也越多，没有贡献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柯达怎么样？”比尔·鲁安在向盖茨征求意见，他想看看微软老板会怎么说。 “柯达？柯达就是烤面包！”盖茨给出了答案。
盖茨说：“摄影胶卷业就完全不同了，当摄影不再需要依靠胶卷的时候，胶卷生产技术就再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苏珊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乱了，这次打扰她的是疾病。1987年和1993年，苏珊两次经历了脓肿切除手术，她还在1993年切除了子宫。
现在，巴菲特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比尔·盖茨。 其实最开始是盖茨先说的，“我和沃伦在一起，他就是大人，我就是孩子。”
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成就，用芒格的话说是因为巴菲特就是一部“学习的机器”。
我是1930年出生的，当时我能出生在美国的概率只有2%，我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那一刻，就像中了彩票，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其他国家，我的生命将完全不同！
和孟加拉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
我不想让那些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投股票的人误以为他们能很快地赚到大钱，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想法根本不现实!
巴菲特在1996年致股东的信中这样说道：“事实上，所有的股票价格现在都被高估了！”
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件事，其实是央行发起的挽救一家私人性质的基金公司的活动，
对于任何一个套利基金公司来说，只要它的规模足够大，它就不会关门大吉。
在接受采访时，巴菲特总是保持一贯的口吻——安全边际、能力范围、市场的作用——这些让巴菲特成名的词汇被他多次提及。巴菲特依然坚信股市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是依靠某些人在计算机面前监控、测算就能轻松搞定的事物。
我16岁的时候，心里只有两件事情——女孩子和车子
此时此刻你的所作所为将决定10年、20年和30年后你的大脑及身体的健康状况。
在巴菲特心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可以替代自己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一切都没有自己对公司的责任重要。
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规模不大的德克斯特鞋业公司，它简直就是问题不断的纺织工厂的再现。
“我错误估计了那个行业的经济发展趋势。在缅因州德克斯特镇工作的人们确实技艺精湛，但就算他们干的活儿比中国工人干的强两倍，在工资上也毫无竞争力——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他们的1/10。”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出名的孩子，有时对于自己这一英雄人物的角色有些不知所措，有时候让人觉得木讷而可爱。信徒们的来信总是让巴菲特激动不已。每一次有人写信来说他是他们的偶像，对他来讲，都像是第一次听到时那么兴奋。色情明星阿西娅·卡雷拉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帖称巴菲特是她的偶像时，他非常高兴。
他最喜欢接到大学生的来信。当监狱的犯人来信说他是他们的偶像时，他也一样为自己的名声影响着努力转变自己人生的囚犯而骄傲。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成为大学生、色情明星和囚犯崇拜的对象，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富有的商人们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在2002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把金融衍生产品称为“异类”，说它们是未经检查、正在扩散的“定时炸弹”，可能引起一系列金融灾难。
在2003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把衍生产品叫作“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理想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在提问开始的时候，一位股东问道。巴菲特说： 理想的企业是有很高的资本收益的企业，可以利用大量资本实现高额收益，是可以成为复利机器的企业。因此，如果可以选择，就把1亿美元投资到可以实现20%的投资收益的企业中——实现2 000万美元的回报——是非常理想的，第二年这1.2亿美元投资继续产生20%的收益，第三年的投资就是1.44亿美元，依此类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按照同样的收益重新配置资产。但是，这样的企业非常非常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企业实现资金周转，并购更多企业。
然而，巴菲特从来没有真正专门购买别人希望低价购买的东西。其实，他购买的是别人不想要的东西，别人认为没有这个东西会更好。事实是人们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
他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他讲了他的偶像本杰明·格雷厄姆，还说选择自己的偶像一定要慎重，偶像是影响我们一生的人物。他告诉大家要为自己崇拜的人工作。
其实，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们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你，你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关心。
我认识一些非常有钱的人，他们举办庆功宴会，修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医院辅楼，但事实上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关心他们。如果你们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却发现没有人对自己有好感，不管你的银行账户上有多大数目的存款，你的生活依然是不幸的。
这是对生活的极限测验。关爱是用钱买不来的。钱可以买来性、可以买来庆功宴会、可以买来宣传自己活得精彩的小册子。得到关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如果你有钱，你可能对此非常愤怒，你可能会想自己可以写一张支票：我要买价值百万美元的关爱，但是关爱是买不来的。你付出的爱越多，得到的爱才会越多。
压力之下，沃伦的体重增加不少。他觉得自己得减掉20磅，就决定和苏珊一起选择流食养生。“那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他说，“所以我也没有得到一点乐趣。”
巴菲特的节食方式和他的饮食习惯一样偏执古怪，而且不利于健康。他决定坚持自己的一贯策略，那就是每天只摄入1 000卡路里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说他可以吃甘草什锦糖、花生糖、汉堡或者其他任何他想吃的东西，只要不超过他自己限定的1 000卡路里。
任何人连续6个小时不拿稿子不停地讲话都会精疲力竭，但是大会结束后，巴菲特和芒格却来到楼上的一个大厅，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开始了签名活动，为的是让国外来的股东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们。
2004年的一天，他从经纪人手里接过一本厚厚的书，有几本电话号码簿订起来那么厚，内容是韩国股票的详细列表。他一直在研究全球经济，寻找一个被忽略、被低估的国家和市场。最后，他锁定了韩国，开始一宿接一宿地翻阅那本大部头的书，研究一列一列的数字，一页一页耐心地钻研。
那些数字和术语让人迷惑不解，他发现还是需要学习一套不同商业文化中的商业语言，所以又开始阅读另一本书，了解关于韩国会计领域的一切重要知识，这样就不会轻易被那些数字迷惑。
精简出来的列表非常简练，一页标准打印纸就可以全部列出。和一位客人坐下后，他拿出了那张最多列着二三十家公司的纸，上面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属于全球大公司——但多数都是很小的公司。
这些公司都非常不错，而股票价格依然很低。股票比5年前低，但是业务却更有价值了。这些公司中的一半都有一个听起来像色情电影一样诱惑人的名字。他们生产基础产品，如钢铁、水泥、面粉和电力，都是人们10年后依然要购买的东西。这些公司在韩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其中的一些公司向中国和日本出口产品。
看，这家面粉公司拥有的现金超过其市场份额，销售额是收益的3倍。我不会买许多，只是持有少数股票。
主要风险，也是股票之所以便宜的原因就是朝鲜。朝鲜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如果朝鲜入侵韩国，全世界就会陷入灾难之中。中国、日本、整个亚洲都将陷入战争，结果简直不堪设想。朝鲜很有可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朝鲜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但是我可以保证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都不会在短期内让局势恶化到朝鲜利用核武器攻击韩国的地步。
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公司的股东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眷恋之情胜过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对巴菲特的眷恋之情。
资产回报可能长期低于标准水平——查理·芒格称之为“4%回报的环境”。芒格说要当心各类骗子，他们可能风行于市，因为将4%的回报提高到16%，最轻松的办法就是谎言。
2008年春天一片混乱
我很早就开始滚雪球了，如果起步晚了10年，就完全没有现在这样站在山顶看风景的优势。所以，我建议学生们要蓄势待发——这样做其实非常简单，但结果完全胜过起步晚拼命追赶的情形。
早在2002年，强烈的紧迫感驱使之下，他就开始频繁地为大学生演讲。所到大学包括西北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艾奥瓦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威斯里安分校、芝加哥大学、韦恩州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圣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休斯敦大学、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密苏里大学、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犹他大学、得州农工大学。他的多数发言表示，致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沃伦77岁生日的时候，思忖着自己走过的岁月已经长达美国建国时日的1/3。毕竟年龄不饶人，像过去那样整天阅读已经越来越困难，一只眼睛视力有些下降，所以他开始保持高效阅读。
他希望自己在未来10年依然可以像现在这样阅读每天送来的报纸。
10年来，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增长率略高于12%——远远不及巴菲特早些年实现的投资增长率，那时候他的年均回报率高达27%。参天大树只是一个比喻，他总是这样讲；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本增长也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