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利润来自稀缺，例如，拥有稀缺的土地（得到法定权力的保护）、稀缺的品牌（由商标来保护）。只有经济变革增加企业控制稀缺资源的程度时，股价才应该上涨。
只有新的供应者无法轻易进入市场时，卡特尔才拥有稀缺力量。
星巴克之所以将一杯卡布奇诺定价2.55美元，主要原因是隔壁没有卖2美元一杯的另一家咖啡屋。星巴克最显著的优势是它的位置。
伦敦地产昂贵的一个原因是绿化带。
“柠檬”的卖主也可以说“我所有的汽车都是‘桃子’”。买主不知道谁在说真话，所以这种说法本身无法传达任何信息。斯宾塞认识到，“柠檬”卖主发不出真正的好车信号，或者没有能力这么做。
有一个方法可以弥补原先内幕信息造成的市场中的信息差距，那就是让可信的供应商找出办法发出信号，展现他们的可靠性。高水平的求职者、银行、旧车推销员、软饮料供应商发现，他们（通过追求对个人资历增益不大的学位、花钱搞豪华装修、买楼房、做广告）支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以直接将他们自己区别于低水平的求职者、银行、旧车推销员和软饮料供应商。
在喀麦隆，不用太长时间你就会认识到人们多憎恨政府。政府的多数活动好像就是为了从喀麦隆人民那里偷钱。
比亚的控制力不像我们起初所想得那么强大。比亚总统需要使成千上万的军警官员、公务员以及其他支持者感到满意。
这座图书馆没必要存在，这一事实从某方面解释了为何它的设计那么糟糕。毕竟，如果一座建筑的功能是多余的，那么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功用。
对于喀麦隆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规则和制度扭曲的问题不是提供了一点解释，而是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答案。
对于令人震惊的全球贫困状况，血汗工厂只是症状，却不是病因。工人们自愿到那里工作，这就说明另外的出路更加糟糕。
星巴克之所以将一杯卡布奇诺定价2.55美元，主要原因是隔壁没有卖2美元一杯的另一家咖啡屋。
星巴克最显著的优势是它的位置，它所在的路线上有成千上万来回穿梭、有消费欲望的行人。
星巴克的卡布奇诺之所以有相当可观的利润空间，既不是因为咖啡的质量，也不是因为它的员工，最重要的因素是位置，位置，位置。
没人愿意为旁边有10家咖啡屋的地方支付高额费用，所以房东将一份排他性协议的价码抬到最高。
高学历的人反对其他高学历的人移民进来，而工人阶级则抱怨其他非熟练工人的移民。
伦敦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地方，但伦敦地产昂贵的另一原因就是绿化带。
通常，当工作者出现短缺时，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抬高工资水平。只有单个垄断的雇主才可能维持一种局面：使教师存在严重短缺的同时工资无法相应上涨。这时教师们拥有一些稀缺力量，但政府的稀缺力量更大。
医生、保险精算师、会计师、律师能够保持高工资，采取的方法不是组织工会，而是使用其他手段——建起虚拟的“绿化带”，使潜在竞争者开张的难度增高。常见的虚拟绿化带包括：获得从业资格的时间，专业机构每年只通过固定数量的候选人，等等。
最出色的价格定位者在增加利润时，总是将自己的努力与善行联系在一起……
逆向思考“大减价”的行为，即把商品平时的价格看作折扣价的溢价，而非根据平时价格来对照大减价时的折扣价。
餐馆生意的高成本之一是餐位，因此餐馆想对迟迟不走的顾客收取高价，但因为他们不能那么做，所以就把可能延长顾客用餐时间的产品卖得更贵：不只是酒，还有开胃饮料和饭后甜点。
有些公司之所以不为三等车厢加一个顶，不为木制座位装上软垫，原因不在于那区区几千法郎——公司要阻止有钱坐二等车厢的人去买三等车厢的票。
“超值”产品的包装之所以被设计得非常丑陋，就是为确保自大的顾客去主动购买高价产品。
IBM公司之前的低档激光打印机“LaserWriter E”系列其实与其高档的“LaserWriter”系列完全相同——只是在便宜产品里加入了一块芯片，让它的速度慢下来。
英特尔以不同价格销售两款非常相似的芯片。在这种情况下，低价芯片其实生产成本更高——就是将高级芯片拿过来，然后额外做些工作，使高级芯片的一些功能作废。
软件通常是先设计出来专业版，然后再废掉某些功能，推出大众市场版本。
任何价格体系都包含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商家和消费者不用必须按照某种特定价格购买或销售商品——他们总可以选择退出。
大学鼓励学生饮酒保持节制时，可以采用按杯收费的方法。同理，交通部要想鼓励司机有节制地出行，可以让他们每次出行都付费。
经济学大部分与GDP的关系不大。经济学研究的是谁得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伦敦莱斯特广场、曼哈顿时代广场、雅典普拉卡这类敲游客竹杠的地方，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头的”市场——无论一顿好饭指的是炸鸡还是出色的正餐，这种高质量的场所就是找不到。原因很简单：游客只会来一次，很难去挑选哪家餐馆好、哪家不好。
“柠檬”的卖主也可以说“我所有的汽车都是‘桃子’”。买主不知道谁在说真话，所以这种说法本身无法传达任何信息。斯宾塞认识到，“柠檬”卖主发不出真正的好车信号，或者没有能力这么做。
比如购买一个昂贵的汽车展示厅，只有计划长期经营的商家才会承担这种投入。“桃子”卖主希望满意的客户会回来。但“柠檬”卖主不会这么运作，相反，他会在卖出几个“柠檬”后赶紧换地方，以防不诚实的名声紧紧跟随。
银行在过去总是将办公楼建得很气派。在以前缺乏政府监管的时候，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将储户的钱卷跑？客户认识到，计划携款潜逃的骗子不会首先出钱将各个分支结构建得金碧辉煌。
斯宾塞证明，有一个方法可以弥补原先内幕信息造成的市场中的信息差距，那就是让可信的供应商找出办法发出信号，展现他们的可靠性。高水平的求职者、银行、旧车推销员、软饮料供应商发现，他们（通过追求对个人资历增益不大的学位、花钱搞豪华装修、买楼房、做广告）支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以直接将他们自己区别于低水平的求职者、银行、旧车推销员和软饮料供应商。
基金管理者面对的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激励机制：要是他们决定采纳与大众不同的观点，成功的话，他们将赢得几个客户；而如果失败，他们就会失去工作。似乎更保险的方式是随大流。
利润来自稀缺，例如，拥有稀缺的土地（得到法定权力的保护）、稀缺的品牌（由商标来保护）。只有经济变革增加企业控制稀缺资源的程度时，股价才应该上涨。
对所有东西的价格了如指掌、对其价值一无所知的人。—奥斯卡·王尔德
对一位博弈理论家来说，博弈可能是你参加的任何活动。
记住：力量来自稀缺
在中国、韩国等地方，每隔10年或更短时间，那里的收入就会翻番。但很多贫穷国家并不比富裕国家发展得快；实际上，它们发展得更慢，或像喀麦隆那样，正变得越来越穷……
在喀麦隆，不用太长时间你就会认识到人们多憎恨政府。政府的多数活动好像就是为了从喀麦隆人民那里偷钱。有人曾直接提醒我该政府的腐败情况，说机场的官员就有可能将我口袋里的钱掏走。
比亚的控制力不像我们起初所想得那么强大。比亚总统需要使成千上万的军警官员、公务员以及其他支持者感到满意。
贫穷的政府容忍的大规模腐败行为。
腐败不但带来不公平，而且造成巨大浪费。警官花时间骚扰乘客，只为换回适当收入，成本却是巨大的。
唐的规定对那些执行规定的官僚们来说是好事，因为每道手续都是一次索贿的机会。标准程序越慢，支付“疏通费”的诱惑力就越大。结果就是，比亚总统得到足够多官员的支持，牢牢把握着自己的权力。
这座图书馆没必要存在，这一事实从某方面解释了为何它的设计那么糟糕。毕竟，如果一座建筑的功能是多余的，那么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功用。
人们经常认为拿破仑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足以用无能来解释的问题，永远不要归咎为阴谋。”
资金的供给是因为社会关系而非现实需要；设计的工程是为了名声而非实际用途；监督机制与责任心缺乏；指定建筑师是为了炫耀，而对工程质量漠不关心。结果毫不奇怪：一项原本不该建的工程建起来了，而且建得糟糕透顶。
无论在大国还是小国，世界各地都有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在掌权。但在很多地方，法律、媒体、民主的反对派能够约束他们，而喀麦隆的悲剧在于，没有什么能够约束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如果社会无法提供恰当的激励机制、使人们产生正确行为，那么兴建多少技术性的基础设施都无法使人们脱贫。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负责人关心的往往不是项目的成功，而是受贿和职位升迁。
对于喀麦隆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规则和制度扭曲的问题不是提供了一点解释，而是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答案。
贸易和外国投资主要还是发生在富国之间，而非穷国和富国之间。
对于令人震惊的全球贫困状况，血汗工厂只是症状，却不是病因。工人们自愿到那里工作，这就说明另外的出路更加糟糕。
韩国现已成为世界技术的领导者之一，由于足够富裕，它能够像世界其他富国一样，对农业给予大力补贴。
咖啡豆种植者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稀缺力量。可以种咖啡豆的地方有很多。大规模种植咖啡豆只需艰苦劳动，无须多少专业技能。
咖啡生产大国曾尝试建立一个卡特尔组织——咖啡生产国协会（Association of Coffee Producing Countries），以控制世界上2/3的咖啡供应，但结果遭到失败，被迫解散。当这个卡特尔成功抬高市场价格后，协会之外其他国家的农民很快发现种植咖啡豆有利可图。
只有新的供应者无法轻易进入市场时，卡特尔才拥有稀缺力量。
国家仍坚持政策是成功的。就在粮食歉收的同时，1958—1961年，中国还将粮食出口量增加一倍，以显示农业政策的成功。与此同时，却有很多人在饥荒中饿死。
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激励机制最差的国家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每投入100元能为中国增加40元的年产出，这是相当不错的回报率。中国政府面对的任务足够清晰，尤其是战争和革命期间遭破坏的部分需要修补。一切需要的只是政府下达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