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年代
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来自股东的、投资于资本收益率最高的地方的压力比任何技术突破所起到的作用都要大得多。
个人的正确行为导致集体不良结果的现象作为“合成谬误”为人所知。
所有问题皆缘起于希望快速致富。人们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加杠杆。
既然资产泡沫可以突然破灭，私人部门向债务最小化的转变也可以突然发生。
除了加拿大，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的运行都超出了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所分析的范围。
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措施，从泡沫时期最高点 8%降低到 1995 年时接近于 0。但是，不仅没有恢复资金需求,而且事实上当年星现出负的资金需求。
自2008 年以来,尽管利率很低，但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已经开始增加储蓄，或偿付债务。
2008 年11月,恰是雷曼兄弟公司进人清算程序两个月后,在华盛顿紧急会议上,20国集团同意实施财政刺激计划。这项决议避免了世界经济陷人通货紧缩螺旋。
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the two-pronged approach)的办法，试图阻止日本进口商品进人得过快，同时修复其国内产业竞争力。美国使用了每一种可行的手段阻止日本进口商品流人本国市场。这包括反倾销诉讼、动用 301 条款、各种“君子协定”以及借助 1985 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导致的货币贬值。斗争既不容易，也不愉快。
量化宽松与宜升机上撒钱所有版本的最大问题是,当经济恢复时,中央银行在解除这些政策时最终面对的困难。
绝大多数高价值的佳房交易也都是现金全款交易。
中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辜鸿铭曾经说过，不是不受教育或末受教育的人浩成问题，而是大量受半截教育的人（自认为知道，但实为不知的人）造成问题。
除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那时的特点是唾手可得的投资机会过剩,对于(其他阶段)经济增长来说，借款人缺乏一直是比货款人缺乏更大的问题。
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差以及生产力成长水平低根源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家庭继续储蓄，但是在国内,企业找不到资本收益率足够高的充足的投资机会去吸收这些储蓄。
几个世纪以来，得益于人类过步的仅是少数人。他们有吃有闲,可以思考世事。
如果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较高,来自股东的压力将迫使个业更多地在海外投资,降低在本国的借款和投资。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来自股东的、投资于资本收益率最高的地方的压力比任何技术突破所起到的作用都要大得多。
节俭悖论。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储蓄，其结果是无人能够储蓄。
个人的正确行为导致集体不良结果的现象作为“合成谬误”为人所知。
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重视借款人不足的情况，是因为当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理论在20 世纪40年代出现时，西方企业界拥有充分的投资机会。新型“必备”家用设施从洗衣机到电视机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研发出来。随着企业界努力开始或扩大这些新产品的生产,私人部门的借款人是充沛的,并且利率相当高。
1990 年日本和 2008 年西方大衰退的突然爆发表明，私人部门的借款人一起消失了,即使在零利率或负利率时期也是如此。债务融资泡沫破灭后，他们面对的是辣手的财务问题。无论是 1990 年后的日本,还是 2008 年后的西方经济体,由于出现类似的事件，借款人消失了。
所有问题皆缘起于希望快速致富。人们在资产价格泡沫中加杠杆。例如，如果一年内一套住房现金全款购买的价值从100 万美元上升到120万美元,购房人就享有了20%的收益。但是,如果同样这个购房人拿出 10%的首付款，其余则是借款，她会将首付款为 10 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增加到 30 万美元,从而实现了 200%的收益。
如果佳房价值出现 30%的跌幅，价值为70万美元，但是,购房人仍然承担抵押贷款 90万美元财产缩水20万美元。如果没有其他类型的资产,她实际上就将破产。资产负债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偿还债务或重建储蓄，以恢复财务健康。
既然资产泡沫可以突然破灭，私人部门向债务最小化的转变也可以突然发生。
经济学家忽视了整个金融健康问题以及重建金融健康问题，在建立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时,他们假设私人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但是,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必须拥有清洁的资产负债表;必须存在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数宇，因为在目前超低的利率条件下，企业和家庭应当大量借款。情况怡怡相反，为了重建妥损的资产负债表,他们所做的是大量储蓄。
除了加拿大，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的运行都超出了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所分析的范围。
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措施，从泡沫时期最高点 8%降低到 1995 年时接近于 0。但是，不仅没有恢复资金需求,而且事实上当年星现出负的资金需求。资金负需求意味着日本全部公司部门在零利率条件下同时清偿债务，没有任何一家大学的经济系或商学院想到这样的世界会出现。
自2008 年以来,尽管利率很低，但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已经开始增加储蓄，或偿付债务。
当借款人消失,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学家偏爱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几乎无能为力了。若货币政策有助于刺激 GDP,必须有人愿意向金融机构借钱，并且在实体经济中花钱或投资。
通过向金融机构买人资产,中央银行总是能够向银行体系注人流动性。但是,对于流动性注人实体经济来说,银行必须借出这些资金,银行不能送钱,因为这些资金根本上是储蓄者所有的。
2008年以来 27%的借贷增幅意味者，从金融部门流人实体经济的新增货币仅仅增长了 27%。换句话说，由于缺乏借款人，中央银行提供的绝大部分流动性(349%)份然溜留在金融部门。
债券收益率下降到不正常的低水平,从而债券市场鼓励政府借款。超低的收益率给了政府一个信号,如果将来需要任何社会基础设施，现在是时候去建设了,因为融资成本从来没有这样低。如果政府遵从债券市场的信号,承担了最后借款人角色,不仅将支撑经济和货币供给，而且将来的纳税人负担也将最小化,因为必要的基础设施融资成本降低了。
1990年后的日本最早出现了政府债券令人意想不到的低收益,尽管国家预算赤字和公债像火箭一样飙升。到2009年，日本公债已经超过了 GDP 的200%，但是，10年期债券的收益下降到1.34%。就在 2013 年日本银行量与质双宽松政策(QQE)掀开盖头之前，尽管国家公债己经上升到 GDP 的240%,10年期债券的收益仍下滑到 0.735%。
2008 年11月,恰是雷曼兄弟公司进人清算程序两个月后,在华盛顿紧急会议上,20国集团同意实施财政刺激计划。这项决议避免了世界经济陷人通货紧缩螺旋。
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也赞成提高消费税率，他相信量化宽松体系支持下的日本经济可以强大到足以应对财政紧缩的冲击。这样的作为无视下达事实：零利率时，日本私人部门的储蓄率达到 GDP 的 6.2%。加税于 2014年4月执行,将日本经济重新抛向衰退,于是,全球对安倍经济学的热情彻底消失了。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认识到,香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经济危机的头两年，经济将承受资产负债表衰退，财政刺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不断警告国会将有“财政悬崖”危险。
在西方国家,许多人惊讶地发现日本汽车不怎么需要维护，也很少需要维修。德国人发明了汽车，美国人建立了生产廉价汽车的工艺流程，但是，日本人更进一步，其生产的汽车不易损坏。
按照美联储斯坦利 。费雪(Stanley Fischer)整理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2~1973年，非农企业部门生产力增长平均为 3.0%;1974~2007年，下降到2.1%：2008~2015 年为 1.2%。。 这些数字不仅证明了上述趋势，而且表明，未来工人的生产力将越来越取决于个体工人提高技能的努力,而不再取决于公司在生产力提高设施方面的投资。
随着国内投资机会减少，被追赶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缓慢了下来。由于资本寻求海外高回报，进口商品涌人国内市场,现在,这个国家就进人了进口引导的全球化阶段。这就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今天面对的现实,而不断增加的新兴国家正在加人追赶者行列。
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the two-pronged approach)的办法，试图阻止日本进口商品进人得过快，同时修复其国内产业竞争力。美国使用了每一种可行的手段阻止日本进口商品流人本国市场。这包括反倾销诉讼、动用 301 条款、各种“君子协定”以及借助 1985 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导致的货币贬值。斗争既不容易，也不愉快。
在2016年6月21 日的演讲中，美联储主席加内特•耶伦指出，亚裔美国人的中等收人是85000 美元,白人中等收人为 67 000 美元,非裔美国人的中等收人为40 000 美元。
今天,出生在索马里的人不得不付出超凡的艰苦学习和工作，才能达到出生在美国或德国的不太勤奋的人的经济福利水平。在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即使技能很少的那些人也能买得起一幢漂亮的房子和一辆大汽车并享有舒适的生活，这对于生活在其他大陆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量化宽松与宜升机上撒钱所有版本的最大问题是,当经济恢复时,中央银行在解除这些政策时最终面对的困难。
尽管媒体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变动的反应,而美联储更关注商业不动产价格，现在，商业不动产价格已经高于 2007 年的泡沫峰值。
如果私人部门杠杆比率较高,泡沫破灭会导致较大的混乱，而若杠杆比率不高，造成的任何纠偏都是可控的。
绝大多数高价值的佳房交易也都是现金全款交易。
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参与者对货币宽松政策已经成瘾,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近向资产再平衡效应(等于负的财富效应)相当于痛苦的戒毒经历。
在关贸总协定（GATT)之前，进口关税是由双边贸易协定决定的。这就激起国家设定大量的贸易壁垒,甚至有些国家对不同的生产线采取多重汇率政策,目的在于签订贸易协议时占上风。在这个世界里，主导原则是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即国家势力范围的最大化对手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原则也是人类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战争的根源。
1945 年后美国将其大规模市场向世界开放，以及基于 GATT 的自由贸易体制被采纳,属于这个体系的国家发现,只要他们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不需要领土扩张，取得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
今天,经济学领域的许多人不认为那此不用数学表达的东西(比如本书)是严肃的经济学。但是，要是数学公式有用(即，可微）,模型必须假设普遍可替代性，这样,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保持平滑与连续。相应地,因为关注资产负债表或其他问题,当家庭和企业被迫做出突然变化甚或逆转他们的行为时，这些模型就亳无用处了。
中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辜鸿铭曾经说过，不是不受教育或末受教育的人浩成问题，而是大量受半截教育的人（自认为知道，但实为不知的人）造成问题。
在黄金时代里，私人部门投资机会充足,利举居高,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强化货币政策能力,控制通货膨胩，而不待见财政政策。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对手日本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 20 世纪 90年代。
一旦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且在利率非常低,私人部门就常常成为净储蓄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就反转了。尤其是一旦政府成为最后借款人，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决定于政府借款规模,因为政府是有能力并愿意向金融机构借款并将借款注人实体经济的仅有的主体。
除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那时的特点是唾手可得的投资机会过剩,对于(其他阶段)经济增长来说，借款人缺乏一直是比货款人缺乏更大的问题。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差以及生产力成长水平低根源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家庭继续储蓄，但是在国内,企业找不到资本收益率足够高的充足的投资机会去吸收这些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