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欢爱
我们对人的肉体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可悲之处，这就是它将人类的体验割裂开来，尤其是将虚幻的或“精神的”爱置于实在的或“肉体的”爱之上。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和（或）射精。
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类的性生活（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爱的情感（仍是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是互相对立、毫不相干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人类对于联系的强烈渴求。
诚如弗朗西斯和约瑟夫‧吉斯在《中世纪的婚姻与家庭》中所说，“夫妇具有同等权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这是现代发明”
像《灰姑娘》这样“天真”的神话故事所传达的最终信息，竟是女子──而且应该──把自己的肉体卖给男人，最好是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子那样），不仅妓女是这样，而且全体妇女都是这样。
有句老话说：“爱和战争中没有公平不公平。”可见，人们认为亲密关系与公平不搭界。
佛陀为了得道竟抛妻弃子，四处游荡，尽管据说他后来又回到他们身边，向他们宣讲自己心灵的新发现。基督教关于耶稣出生和长大的故事问题更多，因为耶稣的圣父与耶稣的母亲从没有过家庭关系。不仅如此，《新约》中还说耶稣自己离家出走。这还不算，还让别人向他学习。
有科学依据证明，关心他人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密歇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于一九八八年对密歇根州特卡姆瑟的二千七百人进行的一项为期十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定期的志愿工作能够有效地延长寿命。在男子身上，效果尤为显著。男子在家里通常不太料理家务，然而研究表明，十年来不做任何志愿工作的男子，其死亡率比每周做一次志愿工作的男子高两倍半。
人们一贯认为，教养子女是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亲天生就会的，但米德齐安却发现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米德齐安指出：“大多数父母具有爱子女和哺育子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发育不良或受到扭曲，这全看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我们幼时父母是如何教养我们的。不幸的是，在传统的儿童教育中，爱常常要以无条件地服从长辈为前提，而且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我们对人的肉体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与这两者的关系中看待我们自身。
如果在早期的长幼关系、继而在性关系中，我们已经被培养得适应了统治和服从，这些关系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所有的关系。
在观念上将女性的肉体变成由体外某个人控制的对象，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它首先为男人找到了统治和剥削女人肉体的理由──不论是将女人的肉体变为繁殖或娱乐工具，还是利用它为男人服务或为男人的家庭干活，都是如此。它还使女人自己逐渐从统治关系制度所形成的男人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肉体。
当代朝向伙伴关系的运动日益高涨，来自统治关系制度的抵制也日益强烈。
对痛苦而不是快乐的神化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形象来自那些统治和摧毁的力量代表着最高权力的社会。它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快乐等于自私麻木，甚至将快乐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可悲之处，这就是它将人类的体验割裂开来，尤其是将虚幻的或“精神的”爱置于实在的或“肉体的”爱之上。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和（或）射精。
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类的性生活（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爱的情感（仍是朝著相通或合一的努力）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是互相对立、毫不相干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人类对于联系的强烈渴求。
生物学家享伯托‧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瓦雷拉指出，我们之所以成为他们所谓“合作以及通过语言协调行为的生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性交是面对面的，而且不受季节的限制（加之性交的产物需要长时期在肉体上依靠他人）。
人类对爱的需求显然是一种生物学事实：没有爱，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爱为联系或纽带，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
新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开始搞一些化学奖励的实验，当我们被爱或爱别人时，体内就产生巨大的快乐。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内吗啡（内生吗啡的简称）一类的化学物质最初主要是用于麻醉，减少伤痛并且（或）在逃避追捕时提供额外的能量。但是，在进化的某个点上，这些化学物质有了不同以往的新功能。现在，它们不仅能够帮助机体在搏斗和逃生时减少痛苦，还能诱发快乐，增进照料他人──甚至关爱的触摸──所需要的纽带，这是比较复杂的物种的生存需要。
倘若说进化中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变化。
诚如弗朗西斯和约瑟夫‧吉斯在《中世纪的婚姻与家庭》中所说，“夫妇具有同等权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这是现代发明”
直到近代（许多地方甚至至今），暴力仍是所谓“传统”的育儿方法的中心──通常还声称这是为了良好的教育。
大量资料表明，这种暴力不是偶然的个人病症，而是一种社会病症──确切些说，是维护统治关系制度所需要的病症。
有大量证据说明，在等级森严和经常有痛苦惩罚的家庭里长大的人，学会了压抑对父母的愤怒。也有大量证据说明，这种愤怒常常被导向历来无势的人群（譬如，少数人群、儿童和妇女）。
专制的家庭──包括使用暴力确立权威──对人是一种训练，能使他们适应于专制的社会制度。为了维护统治等级，在这种社会制度中，虐待和暴力已经被植入整个社会结构之中。
裹脚行为从小就训诫着中国妇女的思想和肉体──以及她们视为认同或自我的核心，使之符合权势的需要，不管这将给她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家庭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Carl Degler）认为，“现代”家庭是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那时，不论在习惯上还是法律上，男人在家里仍然高于女人。但是在那时的家庭里，夫妻间和亲子间相亲相爱的联系，已经越来越被看得高于权力的联系了。
上千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制度要求对性和妇女施行严格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它对变革的抵制有时并不明显，但同样具有欺骗性──有时，它们就像让人意识不到的催眠术一样，在心理上和性上对我们所有的人施加影响。
“性解放”常常导致更残酷的性掠夺，因为男人常常仅仅因为带女人出去吃了一顿饭或看了一次戏，就强迫女人为他提供性服务──有时（譬如，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约会强奸”中），女人被迫与男人性交。
在西方史前史中，对性的看法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性曾经是与神圣、宗教仪式、女神相关的行为，后来变成了男尊女卑的表现。接着，宗教当局说，肉体就像女人一样，属于低级层次。于是，控制女人（中世纪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女人是最低贱的，他们甚至说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以及所有与肉体有关的东西，使之服从，就成了男人的职责。
在黄色书籍、电影和录影带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幻想：妇女被捆绑，被加上索链，被刺伤，受到性折磨，等等。这些书籍、电影和录影带如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卖给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这些东西，甚至都不用到淫秽品商店或成人影院（这些地方和军队一样，只对男人开放）去，许多报摊上的黄色杂志里就有。
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淫秽品，是肮脏的大脑的产物。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对妇女的色情残酷和野蛮，对此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倘若一个人打了一个陌生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倘若他打了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么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说这是“家庭争吵”，最多也就是把那个男人带出门，拐个弯，让他“冷静冷静”。
民俗人类学家阿兰‧邓德斯（Alan Dundes）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小红帽》，也就是在三百年前才由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改写成的道德寓言，提醒女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免得被狼吃掉。
主动的男性营救被动的女性，这也是《灰姑娘》和《睡美人》的主题。只是在这两个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是性关系，因为女主人公最终嫁给了男主人公。但是，这里的婚姻与古代的圣婚不是一码事。在圣婚中，女性具有神力，男女的性结合是一切的中心。
在当今社会，食欲过盛和厌食症的流行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老式的统治关系神话故事所传达的信息被强化了上千倍。如今它不断地朝我们咆哮，通过上十亿美元的化妆品、食谱和时装工业告诉妇女，要想吸引一位白马王子，先得让自己的肉体符合这些工业制定的规格──身材要弱不禁风才符合理想，理想的脸蛋只有极少数女人才能有，至于她们要如何辛苦地节食，要买多少美容品，那就不在话下了。
要好看，喜欢某人的肉体，这些都是普遍的、健康的欲望。但是，广告和这些故事通过钱能买到的那些最好的作家和艺术家，用诱人的形象和词语组成迷魂阵，不断地向女孩和女人灌输，除非她们不断地重塑自己──除非她们以毕生的精力（和大把大把的钱）不断地“改进”她们的体型和脸蛋──否则，她们就别想让那些惟有他们的品味和愿望才重要的人──男人──接受，更别说被他们爱上了。
对妇女来说，最大的讽刺──而且对妇女和男子来说是最大的悲剧──就是充斥着妇女杂志的广告和文章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恰恰使男女关系变得更不美满。男人永远不可能达到对他们的期望，即为女人的生活带来一切意义、内容和目的。女人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她们自己和男人）对她们的期望，即永远保持美貌、年轻、温顺、可人。
像《灰姑娘》这样“天真”的神话故事所传达的最终信息，竟是女子──而且应该──把自己的肉体卖给男人，最好是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子那样），不仅妓女是这样，而且全体妇女都是这样。
一九八四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性革命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历史学家维恩‧布洛（Vern Bullough）的话，“二十世纪男子的性模式没有改变”。我以为这话太极端了。可那篇文章里说，“研究表明，自三○年代以来，男性婚前性行为变化不大”，而“女子婚前性行为自三○年代至一九七一年增加了一倍多，到一九七六年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有句老话说：“爱和战争中没有公平不公平。”可见，人们认为亲密关系与公平不搭界。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将达到一百万例，此外还将有二点四九亿其他性病患者，其中包括二千五百万淋病患者，三百五十万梅毒患者，二千万生殖器疱疹患者，以及一点二亿滴虫病患者──国际卫生组织主任弘熙中岛（Hiroshi Nakajima）博士说，这些疾病会大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机率（甚至能增加两倍）。但是，一九九二年人们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预测仍然是太保守了。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乔纳森‧曼（Jonathan Mann）博士率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艾滋病病毒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扩散。
非洲艾滋病迅速传播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健康素质低下造成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极度贫困和缺乏保健的结果──真正要对艾滋病在非洲大陆上愈演愈烈负责的，其实是那些当权者。
不对青年进行性教育，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呢。因为对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不会有人喜欢无知，而性显然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再说，人人都知道，一切压迫都是以无知为基础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权力不均，又都是靠压迫来维持的。
可笑的是，最反对性教育的人，也是最痛恨所谓“青少年私生流行病”的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性教育会导致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倒是有不少迹象说明，性教育使他们推迟性关系，至少也能让他们在发生性关系时更加小心。
佛陀为了得道竟抛妻弃子，四处游荡，尽管据说他后来又回到他们身边，向他们宣讲自己心灵的新发现。基督教关于耶稣出生和长大的故事问题更多，因为耶稣的圣父与耶稣的母亲从没有过家庭关系。不仅如此，《新约》中还说耶稣自己离家出走。这还不算，还让别人向他学习。
在许多宗教故事中，我们看到对性亲密的这种不信任和贬低，常伴随着对妇女的病态的不信任和贬低，二者的病态不相上下。常见的说法是，与女子产生亲密关系对男人来说是危险的──参孙和黛利拉的故事家喻户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圣经》中最有名的故事当然也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创世纪》中夏娃引诱亚当，结果导致了人类的堕落。
性激情没有错，而是人类持久、强烈的感知能力，因为全身心地──通过音乐、艺术、诗歌、舞蹈或做爱──体验一种感觉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性伦理不应该束缚或压制这种能力，而应该帮助我们顺从它，并与我们这个物种高度发达的另一种品质相结合，即我们感他人之所感的能力。
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故事里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的感觉和目标。故事教我们判断身边所有事物的是是非非──从我们自己的肉体到一切宗教的或世俗的、好的或坏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和故事里的人物比试，向他们学习，崇拜他们，或是鄙视他们。我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按着故事里的样子去塑造我们的生活。
有科学依据证明，关心他人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密歇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于一九八八年对密歇根州特卡姆瑟的二千七百人进行的一项为期十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定期的志愿工作能够有效地延长寿命。在男子身上，效果尤为显著。男子在家里通常不太料理家务，然而研究表明，十年来不做任何志愿工作的男子，其死亡率比每周做一次志愿工作的男子高两倍半。
人们一贯认为，教养子女是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亲天生就会的，但米德齐安却发现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米德齐安指出：“大多数父母具有爱子女和哺育子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发育不良或受到扭曲，这全看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我们幼时父母是如何教养我们的。不幸的是，在传统的儿童教育中，爱常常要以无条件地服从长辈为前提，而且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以非暴力的手段与不公正的权势抗争，比杀死所有毒龙和怪兽，需要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