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
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我们会忽视显而易见的事，也会忽视自己屏蔽了这些事的事实。
我们经常在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还信心满满，此时，旁观者往往比我们自己更容易发现这些失误。
人们是根据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来估测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这往往也与媒体报道的广泛程度有关。
媒体选择报道的内容和人们脑中存在的信息不谋而合，所以专制政体对独立媒体施压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幸运在每个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总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个事例中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将伟大的成就变得平淡无奇。
一些常去赶集的人常常戴着墨镜，因为这样就能隐藏自己对商品的兴趣了。
球拍和球共花1.10美元。 球拍比球贵1美元。 问球多少钱？
上万名大学生都回答了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其结果令人吃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中50%以上的学生给出了这个直觉性的错误答案。在声誉稍差一点的大学里，则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验证答案就脱口而出。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到处挂着领袖的肖像不仅能向你传达“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感觉，还会使你逐渐丧失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能力。
上流社会的人身上很少有很大的文身。
对于贵重的产品他们还附赠一个便宜的小礼物，这样的话，整套产品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对良好表现的嘉奖比对错误的惩罚更有效。
她说经验教会她一个道理，批评比赞扬更有用。不过她不明白这是回归平均值在发挥效用。
公司成功和执行总裁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可能高达0.30。
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常会夸大领导风格和管理措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此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我们很容易相信公司的失败是因为其执行总裁僵化死板，而真实情况是其执行总裁之所以显得死板是因为这家公司正每况愈下。错觉就是这样产生的。
公司是非常成功还是不怎么成功，其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家公司是否幸运。
看到非常成功和不怎么成功的公司在对比过程中体现的高度一致的模式，你就尤其应该持怀疑态度。因为存在不可测性因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什么有规律的模式。
对于个人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冲个澡，然后什么事也不做也会比践行脑中出现的想法更好。
对冲基金收益的年度相关系数非常小，也就比零稍高那么一点点。
众多研究者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炒股的人，不管他们对股票是否了解（很少人了解股票），都在玩碰运气的游戏。
那些花时间以研究某一特别课题为生的人作出的预测还不如扔飞盘的猴子预测得准确，因为猴子能平均对待每种可能。即使在自己最了解的领域中，专家的预测也比非专业人士好不到哪儿去。
学到更多知识的人对自己的技能产生了一种无限放大的错觉，进而变得不切实际、过于自信。
高管们为了抢占资源很容易会提出过于乐观的计划，因此，各个组织面临着控制高管这种倾向的挑战。
乐观偏差是人们愿意承担风险的重要原因。
人们之所以经常（但不是总是）承担风险项目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率过于乐观。我将在本书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因为它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簿公堂、发起战争或者急于创业。
我们只关注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却忽视了他人的计划和技能。
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向一无所知，他们估测出的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接近零！
真正糟糕的消息是，这些财务总监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预测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情境中，否则我们会高估它的可能性。想想其他的选择吧。
聚焦错觉（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称之为过度聚焦）是产生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
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与决策有直接的联系：闲谈越多，所做的决策就可能更好。有时，决策制定者能听到大家当时传的闲言碎语和批评，这比听自己内心疑虑更容易。
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我们在审视自己时，往往更容易采用系统2，认为自己头脑清醒，富有逻辑，抱有信仰，善作抉择，能够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和该做些什么。
我们会忽视显而易见的事，也会忽视自己屏蔽了这些事的事实。
系统1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
如果看到屏幕上显示一个你认识的单词，你就能读出这个词—除非你的心思完全不在它上面。
瞳孔是衡量与思维活动形影不离的生理刺激的标尺，我们可以通过瞳孔了解大脑的运行状况。
在经济行为中，付出就是成本，学习技能是为了追求利益和成本的平衡。因为懒惰是人类的本性。
从一个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上需要付出努力，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我们经常在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还信心满满，此时，旁观者往往比我们自己更容易发现这些失误。
我们的主观判断是存在成见的：我们特别容易相信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果，而且研究中对观察样本的收集也不足。
我们发现那些专家同行也跟我们一样，总是夸大其词，他们认为一个实验的原创性结果可以被成功复制的概率很大，即使用一个小样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即使是统计学家，也算不上是出色的直觉型统计者。
人们把相似度当成一种简单的启发手段（简单地说就是经验法则）来作艰难的判断。对这种启发性手段的依赖必然会造成其预测带有成见（系统性失误）。
政客的过错只不过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医生和律师的过错却少有人报道。
我们记录下正常人思考时出现的系统性失误，认为这些失误是由认知机制的构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导致的。
人们是根据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来估测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这往往也与媒体报道的广泛程度有关。
媒体选择报道的内容和人们脑中存在的信息不谋而合，所以专制政体对独立媒体施压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幸运在每个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总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个事例中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将伟大的成就变得平淡无奇。
我们的大脑容易受系统性误差的影响。
直觉启发法的核心观点：当面对难题时，我们往往会对相对简单的问题进行回答，却忽略了自己已经置换了原始问题这个事实。
我用两个因素来描述人的思维活动，即系统1和系统 2。
系统 1和系统 2分别产生快思考和慢思考。
系统1的直觉性作用比我感觉到的还要大，它是做出的决策和判断的幕后主使。
我们思考时总是会把多种事情联系起来，会将一件事情比喻成另一件，会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但统计学要求同一时间把多件事情串联起来，而这一点系统 1是做不到的。
我们对自己认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我们显然无法了解自己的无知程度，无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
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回顾以往时，由于后见之明，对有些事会产生虚幻的确定感，因此我们变得过于自信。
所有运作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如若注意力分散，运作也会随之中断。
同时进行几项活动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注意力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会为此作出妥协。
当人们太过专注于某件事时，就会屏蔽掉其他事情，即使是平时很感兴趣的事也不例外。
《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计数任务——尤其是那个忽略黑衣球队的要求——造成了这种屏蔽。若没有那项任务，所有观看短片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只“猩猩”。
当我们醒着时，系统1和系统2都处于活跃状态。系统1是自主运行，而系统2则通常处于不费力的放松状态，运行时只有部分能力参与。
系统2会稍微调整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系统1的建议。因此，你一般会相信自己的最初印象，并依自己的想法行动。
如若事物违反了系统1所设定的关于世界的模式，系统2同样会被激活。
总的来说，你（或你的系统2）所想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由系统1引起的，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便会接手难题。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刻保持警觉性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这样做也并不实际。总是质疑自己的想法会使我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因为系统2在代替系统1进行日常抉择时总是耗时很长且非常低效。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妥协：学会区别常会出现重大错误的情境，在风险很高的时候，尽力避免这些错误。
发现别人的错误总比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容易。
尽管系统1和系统2是本书的主题，但我必须要澄清一个事实，即两个系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角色。系统1和系统2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实体，没有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大脑中某个固定的部位。
系统2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其各项活动都需要努力，但其自身却很懒惰，除了必需的努力外，它不愿多付出，哪怕是一点点。
虽然系统2认为是自己选择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可实际上，这些选择都是在系统1的引导下完成的，系统1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
一些常去赶集的人常常戴着墨镜，因为这样就能隐藏自己对商品的兴趣了。
在观赏美丽的风景图片时，瞳孔会扩大。
如果达成同一个目标的方法有多种，人们往往会选择最简单的那一种。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保持连贯的思维或时不时积极思考都需要自我控制力。
体验过心流的人将其描述为“一种将大脑注意力毫不费力地集中起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人忘却时间的概念，忘掉自己，也忘掉自身问题”，
认知负担不是自我控制减弱的唯一因素。喝几杯酒，或者一夜没睡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在积极进行复杂的认知推理或者忙于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时，人的血糖就会下降。
自我损耗的影响能通过注射葡萄糖得到缓解。
又累又饿的保释官容易否定保释申请。疲劳和饥饿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决定。
很多人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显然觉得认知努力没什么意思，会尽量避免费力思考。
上万名大学生都回答了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其结果令人吃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中50%以上的学生给出了这个直觉性的错误答案。在声誉稍差一点的大学里，则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验证答案就脱口而出。
球拍和球共花1.10美元。 球拍比球贵1美元。 问球多少钱？
聪明不仅是指推理的能力，也指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和在必要时调动注意力的能力。
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要想消除成见，还需具备另一种能力，他称其为理性。
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到处挂着领袖的肖像不仅能向你传达“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感觉，还会使你逐渐丧失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能力。
想让人们相信谬误有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断重复，因为人们很难对熟悉感和真相加以区别。
如果你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否值得信赖、是否聪明睿智，那么说话时就言简意赅吧，能用简单句的时候就别用复杂句。
用浮夸的语言来表达熟悉的概念是一种智商低下、可信度差的表现。
押韵的格言比没有韵脚的格言显得更加深刻。
上流社会的人身上很少有很大的文身。
她最得意的姿态是忘乎所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仓促下结论。
当我们对答案不确定时，系统1就根据过往经历去赌一个答案。
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作了一个确切的选择，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了。你的脑海中出现的只有一种解释，而且你从未意识到这些问题会有歧义。
当人们劳累或是精力耗尽时，更容易受那些空洞却有说服力的信息影响，例如广告。
只有在每个人的观察相互独立、每个人所犯错误之间不相关联的情况下，降低错误率的奇迹才能出现。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偏见，就算将他们的判断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
想要从大量证据来源中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你应设法使这些来源相互独立。
只掌握一方证据的受试者比掌握了双方证据的受试者更有自信。
一个好故事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前后一致性，而不是其完整性。
人们总会结合力量和可信度两方面因素来评估一个人的能力。刚毅的方下巴和自信的微笑便可告诉我们，这个人很有能力。
系统1非常擅长一种思维模式—自动且毫不费力地识别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使有时这种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它也会这样认定。
著名院校规模普遍较小。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对1 662所院校的调查中，排名前50的院校里有6所规模都较小，是普通院校的3倍多。
如果那些向盖茨基金会提交报告的统计学家们调查过最差学校的特点，他们会发现那些较差的学校也比水平一般的学校的规模小一些。
许多事实其实只是巧合，包括事件的采样。对偶发事件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必然是错误的。
专业人士和对房地产一无所知的商学院学生一样，都受到了锚定效应的影响。后者的锚定指数是48%。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学生承认他们受到了锚定效应的影响，而专业人士则否认这一点。
在协商中率先出击的一方往往会占有优势，例如，当价钱是买方和卖方唯一要协商的事时就会出现锚定效应。
我在教学生谈判时，给他们的建议是如果你认为是对方作出了无礼的提议，你就不应该提出同样无礼的提议，因为两者之间有距离的话会使此后的商谈难以进行。你应该大吵大闹，夺门而出，或者威胁对方说自己也会这样做，要让对方明白以这个数字为基准的话，谈判将难以继续。
“他低估了室内污染的风险，因为媒体对此报道极少。这是可得性的影响。”
中风致死的数量几乎是所有意外事故致死总数的2倍，但80%的受试者却判断意外事故致死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认为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不过，前者致死率却是后者的52倍。
得病致死是意外死亡的18倍，但两者却被认为概率相等。
意外死亡被认为是糖尿病致死率的300倍，但真正的比率却是1∶4。
报道往往偏向新鲜和尖锐的事。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的兴趣，也受到公众兴趣的影响。
即使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
你当然知道不值得信任的信息就相当于没有信息，但是眼见即为事实使你难以遵循那条原则。
对于贵重的产品他们还附赠一个便宜的小礼物，这样的话，整套产品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对良好表现的嘉奖比对错误的惩罚更有效。
能够成为《体育画报》封面人物的运动员在前一赛季一定表现极为出色，也许这种出色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运气—运气是善变的，接下来他就没那么走运了。
美国人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约为0.4。
事实上，那些能够为回归效应提供巧妙解释的人往往赚得盆满钵满。如果一个商业评论员声称“今年的生意比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太糟了”，尽管他说得没错，但也很有可能很快就被电台噤声。
新闻标题是我杜撰的，但这则新闻所报道的内容却是真实的：如果给一群抑郁儿童喝了某种功能饮料的话，一段时间后，他们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好转。如果抑郁儿童每天都花一段时间倒立，或是把一只猫抱在怀里20分钟，这些举动也可以使病情好转。
抑郁儿童是一个极端群体，他们比大多数其他儿童要压抑得多—这些极端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会回归平均水平。
回归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显而易见的。
“她说经验教会她一个道理，批评比赞扬更有用。不过她不明白这是回归平均值在发挥效用。”
一个风险资本家永远不会认为新创立的公司在起步阶段时成功的概率会“很高”。
若一位风险投资家只为寻找“下一件大事”，那么他错过下一个谷歌或脸谱网的风险就会远远大于对刚刚创立的公司（最终破产）进行适度投资带来的风险。
我们并不都是理性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需要歪曲判断作为保护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
小样本中更容易发现极端的结果。小样本的结果往往有更多的运气成分，
我们不断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产生“叙事谬误”。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那些说法往往很通俗易懂，那些说法具体而不抽象，它们认为天资、愚蠢和意图的作用都要超过运气的作用，它们关注的是少数几件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不是无数件并没有发生的事。
我们人类常会为过去的憾事编造牵强的解释，并信以为真，以此来蒙蔽自己。
引人入胜的故事会使人产生某种必然性错觉。
想知道一个解释是否行得通，可以对它作一个最终测试，看它能否使这个事件事先就能被预测到。
人类的大脑无法妥善处理没有发生的事情。
谷歌公司的案例也包含了大量的技能，但运气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个水平。运气的成分越多，从中能学到的就越少。
在自己所知甚少或是谜题的答案只是初露端倪时，我们却更容易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我们满心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这份信心建立在一个稳妥的基础之上：我们最大限度地忽略自己的无知。
我们认为自己了解过去，这也表明未来也应该是可知的，但事实上，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比我们自认为能够了解的要少。
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
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即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
你无法重构过去的想法，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低估自己受往事影响的程度。
如果一个事件果真发生了，人们就会夸大自己此前作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结果越糟糕，后见之明的偏见就越严重。
诸位执行总裁的确会影响公司业绩，但这种影响远比商业书籍中所宣称的小得多。
公司成功和执行总裁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可能高达0.30。
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常会夸大领导风格和管理措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此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我们很容易相信公司的失败是因为其执行总裁僵化死板，而真实情况是其执行总裁之所以显得死板是因为这家公司正每况愈下。错觉就是这样产生的。
公司是非常成功还是不怎么成功，其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家公司是否幸运。
看到非常成功和不怎么成功的公司在对比过程中体现的高度一致的模式，你就尤其应该持怀疑态度。因为存在不可测性因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什么有规律的模式。
对于一些最重要的信念，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怀有这些信念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所信任的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
事实表明，我们根本就无法对参与测试的士兵的表现进行准确的预测。
我对股票市场的问题就越来越迷惑：一个重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建立在“技能错觉”的基础上的。
大多数买方和卖方都知道他们享有相同的信息，之所以进行股票交易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买方觉得股价太低，很有可能会升值；而卖方认为股价过高，极有可能下跌。
为什么买卖双方都觉得当前的股价有问题，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比市场更了解股价？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想法其实是种错觉。
如果市场上所有资产的标价都是正确的，就没有人能通过交易来预测会赚还是赔了。
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一直在赔钱，连会扔飞镖的黑猩猩都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平均来说，个体交易者卖掉的股份比他们买进的走势要好，而且赢利空间相当大：每年约有3.2个百分点，
对于个人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冲个澡，然后什么事也不做也会比践行脑中出现的想法更好。
总体来看，最积极的交易者往往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而交易最少的投资者却赢得了最高的收益。
男性比女性更常按照自己无用的想法行事，而女性在投资中的收益比男性取得的收益更多。
几乎鲜有哪个炒股的人拥有可以年复一年地在股市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能力。专业投资者，包括基金经理，在一项基础能力测试中失败了，这项测试即为持久性成就。
对于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来说，选择股票更像是掷骰子，而不像是玩扑克。任何一年中，往往每3只对冲基金中至少有两只的表现要比整个市场的整体表现差。
对冲基金收益的年度相关系数非常小，也就比零稍高那么一点点。
众多研究者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炒股的人，不管他们对股票是否了解（很少人了解股票），都在玩碰运气的游戏。
高效率的市场中，明智的猜测比瞎猜也准不了多少。
交易者的主观自信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判断。
在任何情况下，当身边的人都跟自己持同样的想法时，不论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人们都能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重大历史事件是由运气决定的，
那些花时间以研究某一特别课题为生的人作出的预测还不如扔飞盘的猴子预测得准确，因为猴子能平均对待每种可能。即使在自己最了解的领域中，专家的预测也比非专业人士好不到哪儿去。
学到更多知识的人对自己的技能产生了一种无限放大的错觉，进而变得不切实际、过于自信。
在这个理论高度专门化的时代，没有理由假设顶级期刊的投稿人—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各领域研究专家以及经济学家—比记者或《纽约时报》的细心读者强多少。
预言者名气越大，他们的预言就越夸张，他写道“那些受欢迎的专家比他们那些远离聚光灯大肆评论的同事更自信”。
泰特罗克发现预言者名气越大，他们的预言就越夸张，他写道“那些受欢迎的专家比他们那些远离聚光灯大肆评论的同事更自信”。
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在一项长达20年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解释了所谓的专家预测现象，这项研究发表在他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有多好？我们如何得知？》（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泰特罗克还发现，这些专家不愿承认自己过去错了，非要他们承认错误时，他们就会有一大堆借口，比如我的失误在于时机不好，突发意外之事，或者就说“我错了，但我有正当理由”。
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对这个世界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它们在一个清晰的框架下说明某些特殊事件，对不按自己的方式看待事情的人往往没有耐心，而且对自己的预测很有信心，它们尤其不愿承认错误。
对大多数人来说，错误的原因最重要。
人们的主观自信普遍过高而且通常毫无根据。
人们对直觉的自信心不能作为他们判断的有效性的可靠指标。换句话说，当有人告诉你你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时，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相信自己。
任何计划失败的原因都有很多，尽管大多数原因人们可能无法预见，但一个大项目中“某件事”出差错的概率却是很高的。
对项目成果过于乐观的预测随处可见。
2005年的一项研究对1969~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铁路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超过90%的项目都高估了新线路的乘客数量。
2002年，针对改造厨房的美国有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预估的厨房改造费用平均为18658美元，但实际上他们最后的平均花费是38769美元。
厨房改造和武器系统的承包人都承认（尽管不是对他们的客户承认），他们都会通过扩充最初计划而获取最大利益。
最初预算的误差并不总是无知的。制订计划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得到上级和顾客的认可。通常也正是这种愿望的驱使，他们才制订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
高管们为了抢占资源很容易会提出过于乐观的计划，因此，各个组织面临着控制高管这种倾向的挑战。
乐观偏差是人们愿意承担风险的重要原因。
人们之所以经常（但不是总是）承担风险项目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率过于乐观。我将在本书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因为它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簿公堂、发起战争或者急于创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但世界却没有想象般美好；我们觉得自己的贡献很大，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大；我们认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但其实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
一项对小型企业创始人的调查总结道，企业家对待生活的态度普遍比中层主管乐观。
在美国，小型企业能够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创立此类企业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适用于自己。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家容易相信他们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他们对“任何类似你们企业”的成功概率的平均估值为60%—几乎是正确数值的一倍。当他们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偏见就更为明显了。有81%的小型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甚至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有偏见并不奇怪。如果最近某人开了家意大利餐厅，你在采访他时就不要期待她会低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或说自己缺乏经营餐馆的能力。
兼并大型企业的努力失败的概率往往大于成功的概率。“
我们只关注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却忽视了他人的计划和技能。
在解读过去和预测未来时，我们强调了技能的因果角色，却忽视了运气的影响。因此，我们产生了“控制错觉”。
我们只重视自己已知的，却忽视自己未知的，因此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过度自信。
竞争忽略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额外入口：众多竞争者进入市场，导致市场不能保证赢利，所以平均下来，其结果就是亏损。
”乐观主义烈士”，对经济有益，对投资者有害。
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向一无所知，他们估测出的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接近零！
真正糟糕的消息是，这些财务总监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预测是没有价值的。
对标准普尔指数最为自信和乐观的人也会对他们自己公司的前景过度自信和乐观，也就愿意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
我们从造成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中学到的是：总有一段时间，专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会造成大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视而不见。
乐观的主要益处是使人有了从受挫中复原的能力。
从本质上来说，乐观风格包括对成功进行嘉奖和对失败少加责备。
不爱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人在反复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会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也是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结局。
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
一旦你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一个思考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其错误。
效用是伴随财富的变化出现的，而不是伴随财富的各种状态出现的。
在没有理想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碰运气。
高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所得，低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损失。
穷人可以像商人那样思考，但其原动力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与商人不同，穷人对获得和放弃之间的区别很在意。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只能在不同的损失之间作出选择。
对于穷人来说，花钱就意味着损失。
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的大脑都包含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总会优先考虑不好的消息。
我们人类和动物都对交配或进食的信号反应很机敏，因此广告商才会设计许多广告牌。
一只蟑螂可使一碗樱桃不再诱人，而一个樱桃对一碗蟑螂却不会起任何作用。
长期健康的婚姻关系不仅仅依赖于寻求幸福，更在于避免负面的情况出现。
现有的条款确定了参照点，协议中任何方面拟定的变更都会被看成是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让步。损失厌恶会产生一种不对称，使得双方难以达成共识。
对越来越小的蛋糕进行商讨非常困难，因为即使损失，也要将其分配出去。人们在蛋糕越来越大时，显得更随和。
虽然“一切都会没事的”这样的希望很渺茫，但人们却总是将这种希望无限放大。
过于看重很小的概率，使得风险和保险政策更具诱惑力。
人们对于可能性较小的各种风险几乎完全是迟钝的。
人们在面临的抉择比较糟糕时会孤注一掷，尽管希望渺茫，他们也宁愿选择使事情更糟的较大可能性以换取避免损失的希望，这种做法常会使可控制的失误变成灾难。
失败总是难以让人接受，所以失败的一方常会保持战斗力，即使在知道对方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的情况下，输的这一方还是会作无谓的挣扎。
极其生动的死亡或爆炸画面的影响因媒体的关注以及人们的频繁交谈而不断加强，
人们高估了罕见事件的概率。
人们在做决策时过高权衡了罕见事件。
对将要遭受的电击的恐惧与遭到电击的概率从本质上说是毫不相关的。仅仅是电击的可能性便会让人心生恐惧。
每年死于严重精神病患者之手的美国人有1 000人，比自杀人数的1/30还少，是因喉癌而死亡的人数的1/4左右。”
如果一名优秀的律师想要引起法官对DNA证据的怀疑，他不会说，“DNA不匹配的概率是0.1%”，反而会说“1 000起死刑案件中就有一起案件的DNA会出现不匹配”，这样更有可能使法官产生怀疑。
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情境中，否则我们会高估它的可能性。想想其他的选择吧。
我们有限的大脑很难达到逻辑一致性的理想状态，因为我们易受眼见即为事实原则的影响，不愿动脑筋。
如果你不知道每只股票每天（每周甚至每月）的情况，也就不会对你的证券投资组合进行无效的变动。在几个周期内都不改变某个投资的承诺（“锁定”投资的相同说法）可以改善财务状况。
钱是衡量一个人自身利益与自我成就感的标尺。
人们对由于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的结果，会比因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
器官捐献率在奥地利接近100%，在德国有12%，在瑞典有86%，而在丹麦只有4%。
高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不捐献的表格，不想捐献的人一定要填上某一项，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了，则被认为是自愿的捐献者。低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捐献的表格，你必须填上某一项，才能成为捐献者。
对老鼠大脑内的特殊区域（老鼠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相似）进行电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很强烈，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老鼠（实验者可通过操纵杠杆刺激其大脑）会很兴奋，连停下来进食都不可能，最终被饿死。
贫穷使人悲惨，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这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会比家道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
穷人与其他人的重大区别还体现在离婚和孤独的影响方面。
即使在结婚当天，新娘和新郎都知道离婚率很高，对婚姻失望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自己也会这样。
年轻人最难以实现的目标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功成名就”。
年轻人的目标会影响他们将要经历的事、他们的未来，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事故一年后瘫痪者情绪的估测则大不相同：认识瘫痪者的人认为他们有41%的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现实生活中不认识半身瘫痪者的受试者的平均估测值则为68%。
聚焦错觉（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称之为过度聚焦）是产生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
错误想法会导致我们易于夸大购买大件商品或变换环境对我们未来幸福感的影响力。
“她认为买一辆豪车会使自己更为快乐，但这其实是个情感预测错误。”
比起细水长流的幸福来说，人们更偏好享受短暂却强烈的快乐。
使我们更为害怕短期、强烈的疼痛，而对于长时间但较轻微的疼痛却更容易接受。
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与决策有直接的联系：闲谈越多，所做的决策就可能更好。有时，决策制定者能听到大家当时传的闲言碎语和批评，这比听自己内心疑虑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