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

 从昨天开始，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的工作人员如果对流动人口使用“小姐”等歧视性或容易产生歧义的称呼，“劣迹”会被纳入年度工作考核中。这是该街道外管站更名后首次做出的一项新规定。 - 这是从2004年6月8日《京华时报》上摘取的一段新闻。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小姐”一词忽然从大众接受的普通称谓变成了一个敏感词语。
 根据估算，中国国内色情行业从业女性累计达到了600万以上。
 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地，它们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地位与人员构成使之成为孕育欲望之地。
 据中山大学发布的《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梁庆寅、陈广汉，2013），该年度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愈5000万。
 “努力工作，取得成功”话语是片面的，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宏观话语，使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和经验沦为“低下的”（subterranean）和隐藏的（Yan，2005）。
 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群体依然是一群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
 研究发现，娱乐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工厂的5倍左右或更多，取决于不同的娱乐场所和工作性质。
 工厂宿舍制度下女工被“囚禁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中国发展之间的狭窄空间里，既不想回到传统农村价值观中去，又无法充分体验消费浪漫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女性进入休闲娱乐行业的选择反映的是她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也表达了她们尽快融入城市、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欲望，这是她们在困难生活中获取生活意义的一种方式。
 “二奶”是指小姐中的“自由职业者”，她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站街，在家中为较为固定的对象提供较为长期、稳定的服务，收取费用。
 她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或打算，也没有什么资源，但有一种耐性和毅力去为自己在贫困的农村生活和艰辛的城市打拼之外创造一种生存的空间。作为女性流动人口和小姐，她们在过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中都面临许多困难和滋扰，经济条件不好，受教育程度低，上升空间狭小，但她们已经跨出了克服限制的第一步。
 奥康奈尔·戴维森（O’Connell Davidson，2002）认为性是不能从个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因此被交换的并非只是性或性劳动本身，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权——因此客人花钱购买的是进入妓女意愿的权力或权利，使他在这段时间内能支配她，让她做任何他想要的事情（1998，2002）。
 佩特曼认为，性别差异是由支配关系构成的，“由男权思想构建而成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自由和从属之间的政治差异”（1988：207）。
 现实中，性工作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也在逐步结盟，如其他工会或专业行业组织一样，以寻求团体的力量，为自己争取权益（Gall，2007：76）。
 人们总是认为卖淫女性“淫贱卑劣”，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日为娼，一世为娼”，女性总是难以逃脱卖淫的污名，而男人嫖娼顶多也就是对家庭不负责任，逢场作戏，一时的糊涂而已。
 这些女性在与她们的亲密性伴侣，如男朋友或丈夫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通常是不使用安全套的，她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有可能和她们与嫖客发生的性行为一样充满危险。但对于亲吻，她们却认为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传播HIV病毒的途径（潘绥铭，2006：190）。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广州婚前性行为比例高达86%，上海也有69%，“有半数的中国人都有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性”。
 潘绥铭字里行间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小姐其实和我们一样，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女人，是会为情所困、为家事烦恼、为孩子高兴、为父母挂念的人。
 潘绥铭指出，“娼妓”活动只是这群女性生活中的一面，跟我们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她们还“扮演”着众多的角色，小姐的身份并不妨碍她们做一个“孝顺的女儿、温柔的情人、贤惠的妻子、负责任的母亲”（2005a：215）。
 恩格斯早就指出，通奸和卖淫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补充，它们满足了未婚男性或婚内无法得到性满足的男性的性需求。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男权社会中实质上就是一种合法化了的卖淫行为。
 与娼妓有关的各种关系与现象都关乎权力。比如，在男权当道的现在，性道德的标杆使小姐无法承认她们在性交易中也可能有快感的事实，同时放大了男性在性交易中的统治欲（王洁，2005，载于潘绥铭等，2005a：266-267）。
 潘绥铭在著作中曾明确指出禁娼有可能带来的五大“罪恶”：与此相关联的“创收”活动和腐败行为；小姐更易堕入对老板、妈咪和鸡头的人身依附中；小姐或客人受到不法侵害后不敢报案会滋生一系列犯罪；无法正常营业反而有可能使性产业转向黑社会甚至黑社会化；“非法”性质使艾滋防控更为困难（2005c：308-309）。
 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由此可获得的资源如何影响她们的个人选择和经历，忽视了女性自身的主动性——驱使她们前行的欲望，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权力的运用，个人经验，经历对社会的形塑等。她们对未来的想象、计划，对想要的事物的渴求都会影响主体性的发挥。
 小姐们常说，因为要多赚钱才出来做这行，但她们中的大部分积攒不了多少钱；她们也常说，等赚到几万时就不做了，实际上她们很可能经过许多年都无法达到目标。
 她们往往很容易满足于一些微小的事物，例如用上一个好牌子的卷纸、买到好看的衣服、住进要交管理费的小区、去超市购物等，这些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表面化的东西，却能带给她们很大的快乐。
 打工妹们可以依靠消费改换衣装，可以进修不同的培训课程对抗社会不公，甚至洗涤“内里”，却依然无法逃离打工者这一劳动阶层，无法进入真正的城市化生活（Pun，2003：485，486）。因此，打工妹的形象是一种悲情形象——无论怎么消费，她们只能是低下阶层，横亘在她们和城市消费者之间的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罗丽莎在《欲望中国》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精神情感欲望是“超越地域的界限，拥抱时尚，做国际化的人”（同上：121），而从农村移往城市的女性则有着一种“微妙的情感动力”：通过消费等手段超越社会分层，实现时尚化、都市化，同时淡化作为保姆、打工妹的污名（同上：121，132-33）。
 每个人成为欲望主体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也是没有定式的、多元的，有时候人对欲望和渴求的表达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可能性，但有时可能是令人窒息的绝望（同上：6）。
 对于很多人来说微不足道、细碎、表面、不重要的东西，小姐们却常常能从中感到满足，她们选择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又常常为我们所诟病。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她们要背负污名，要比城市女性忍受更多的困难。
 即便同样是流动人口，如能有好一点的教育背景，可能就会有更好的工作选择，那么面对的生活可能也会不一样。
 教育只是改变贫困生活的其中一种途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非最好的选择——家中负担过重，教育的性别歧视，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等，都使她们受教育困难重重
 她说：“我来广东15年没有打过工，一开始过来就是做这个。”对于一个当时只有26岁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然而生活教她要把握一切机会。
 相信老公是爱她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玩性和本质，“无所事事，又不成熟，没有家庭观念，也没有什么计划性”，这是王娜对他的评价。
 王文也尝试在客人中寻找可能的“那个”，她谈过几个男朋友，把他们互相比较，希望能遇到有礼貌、能尊重她的好人。如果真能进一步发展，就有希望留在城市，那么要离婚还是继续就比较容易作决定。
 她们俩找男友的想法道出了她们内心的希望——改善经济状况、被尊重、城市化、能有更多选择，以及生活更稳定。
 她说自己也很痛苦，染上了毒瘾就是一切烦恼的开始，发作的时候要死要活的，所以吃完这一顿就要赶紧想办法弄下一顿，需要钱就只能上街，每日的生活都很不安定。
 我想就这样算了，除非什么时候我能想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也不想去想那么多。深圳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又没什么人认识我，我做什么都可以。有时我都忘了自己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唉，生活就是这样的啦，一下就过了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总之呢就是自自由由就好了。
 Bobo在访谈中说道：现代女人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我不觉得一定要永远都是那个人，有多点选择不是更好吗？这不是背叛啊，人有时候是需要依靠别人的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可以了，那就可以控制自己了。有他的话很多东西可以跟他说啊，我老公又不在，反正现在我觉得自己挺开心的。
 如果有一天我实在是没办法啊，很惨很惨的一天，我也许会找一个男的嫁了，就是为了吃饭，为了过日子嫁一个男的。
 她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看见街上一对对的情侣，会觉得有一点羡慕，想有个伴，说说话、聊聊天，有什么事情有人一起分享或是承担。她总说她这辈子不会结婚了，但有一次她也说，其实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因为我已经没有家了，我也想有一个家，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她说如果她以后结了婚，老公“出去勾女”的话她“应该会看得很淡”，但会“努力维护（她）的这段婚姻”，“如果没有真正危及（她）的地位的话，（她）应该不会干预”。
 做小姐能让她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男人，由于这种交易关系大部分是简单直接的肉体关系，往往两性之间的虚伪、浮躁就暴露无遗。迷茫和抗拒常常使小姐们产生单身的想法，为的就是不让自己痛苦，不受到感情的伤害，这在小姐中也是很典型的。
 她们考虑最多的是各种关系带来的实际的利弊而非单纯的情感上的享受
 我所接触的个案中，大部分人都提到过因为“没钱”而入行。这其实也是在“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下一种挪用正当论述为自己正名的方式（何春蕤，2001）。
 由于消费习惯偏于大手大脚，她们的积蓄大多也只有几千元，有些甚至常常要为下几顿发愁，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攒足了5 万块我就收手不干”的愿望。
 她们在叙述贫困的时候讲到了读书，但都没把贫困归结为辍学的原因，而是采取“主动”的方式，说放弃上学是自主选择。莹莹则不这么看。她认为自己之所以没念书就是因为家里穷。这个说法虽然在文献中很常见（Jacka，2006：121-122；Guo，2006），但在我的田野访谈中相当少见。
 你读书多，就有品位，就有人喜欢。我现在觉得当初出来的决定很正确哦，既然不能上学了，就没必要待在家里。我读过了书，又出来了，在这里我就肯定比别的小姐机会多。
 对于很多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户籍制度下几乎是唯一一条向上流动的可能路径（Jacka，2006）。
 事实上，自古至今，读书对贫寒人家都是这么重要，以至于寒门学子不远万里赴京赶考，岁岁年年，直到高中。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针对特困生的调查，2005年时贫困生占在校大学生的20%，特困生有5%～10%，他们要交的学杂费相当于贫困县里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张剑锋、刘英才、张太凌，2005）。
 与老一辈不同的是，年轻一辈并不认为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它当然是一条路，但仅仅是其中一条，而且既花时间又不好走，还不保证回报。
 强调是她们自己决定不继续读书而不是被迫放弃，表达的是一种渴望摆脱繁重劳动、寻求新生活的意愿，以摆脱贫穷、被动、文化水平低、无技术的弱势形象。
 钱来得太容易了，那一下子转不过来，钱花完了，就又出来了。反正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吃不了什么苦，也不知该做什么，反过来做其他的事也很难。
 对于老一辈来说，储蓄是最重要的，工作赚钱的终极目标就在于盖房子、嫁娶和养儿育女，其他都要为这些重要计划让步，因此生活中任何一切花销都要有计划。但对于年青一代，消费是凸显自我情感与个人风格的方式，他们重视的是当下的满足感和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不会想得那么长远。
 对于小姐来说，青春是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性产业是典型的“吃青春饭”的行业（Wang，2003）。王政指出，“青春是一种有时效性的资本”。
 她们觉得年轻人拥有健康的肌肤、苗条的身材，能衬得起时尚的妆容和饰物，年纪大了皮肤都皱了，生完孩子身材走样了，穿什么都不好看了。
 从2005年开始到2014年的10次调查均显示，服装服饰消费是女性消费中永恒的主题，一直是女性消费的头号支出项，化妆品、护肤品、美容美发等美丽、健康消费成为女性生活中的经常性支出，“呈现出消费普及化、品质化、高档化和品牌化的趋势”。
 我初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她误以为我是个办公室白领，很是羡慕地对我说，“你们这些白领真是好，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对着电脑干活，写写画画，见见客户，真好啊！”她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白领，她觉得那是“地位”、“气质”和“充实生活”的象征。
 我想我现在家里面房子，买的新房，贷款还差一点，还差几万块钱，要把钱付了，还有小孩，还有父母，至少给自己留点做生意的本钱，然后小孩学费，一定要准备够。
 小红则强调了她理解的现实——在消费很高的大城市里没钱是件痛苦的事情，贫穷的污名在她心目中有时要大于小姐的污名。
 随着她到沿海和更大的夜总会，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为人也越来越圆滑，她说自己“很能讨好客人，人家要怎么样，就算（自己）心里不喜欢也从来不直接拒绝，话都说得很好听”，所以客人们很喜欢。
 她说自己对新人总是强调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认识的那些人可能会给你怎样的帮助，有时候可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有时候就走了大运”，但是一定要积累经验，看准人，不要随便相信人，以免上当受骗。
 她说，中国社会就是讲究关系的，在这一点上，小姐和研究生一样，无论你干什么都好，认识人总比不认识好。
 她们只有在“表面上”做功夫——她们实现现代化、都市化主体的欲望是通过生活中微小的表达来实现的，即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外表管理和都市生活方式使自己成为年轻、性感、漂亮、独立、聪明的全新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抓住一些城市生活的表征来重塑自己的性别形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正面的感受，因此这些表征物对于她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
 第一套表征物关乎身体与外表的健美，比如化妆品、潮流服饰、高跟鞋、时尚杂志等。小姐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和样貌，特别是在夜总会、酒店和KTV工作的小姐，她们花费在这些物品上的钱占到日常收入的1/3左右。
 第二套表征物关乎社会网络与信息的建立，包括手机、电脑、网络、电视媒体等，小姐借此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广的人际关系网，同时也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三套表征物关乎日常生活方式，比如住有物管的小区楼房、在超市购物、去健身房、游泳、吃麦当劳、上网等。
 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言行举止上改变自己，打造一套新的性别、阶层和权力形象，即使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也是这群身无资源、身披污名的女人们作为社会微小的一分子在面对歧视的社会环境时所能作出的一种挣扎与反抗。她们只是想要分享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果实，不想被遗忘在现代化的边缘，而这些微小的日常行为帮助她们在重重困难与不可能之中找到了着力点，成为可努力的方向。
 消费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以形形色色的形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假日经济、信用卡消费、房地产发展、电子商务等。近年来出现的“双十一”、“双十二”、“购物大趴”等各种购物节、消费热说明，大大小小的日子都被装点成适宜消费的日子；各类电商、网站的流行带动了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低廉的价格刺激了钱袋子不甚充实的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支付方式的完善更使消费成了在手心中点击就能完成的茶余饭后之事。这个浩大的整体工程中唯一需要的就是有消费欲望的个人：人们通过消费带出和增加他们的价值，成为消费公民（Pun，2003：474）。
 对于小红来说，目前这种“玩”的状态是没有生活目标时一种暂时的迷惘状态，她不知道自己将要怎么过下去，而身为外地人和一个小姐，没有资源和关系，她只能“玩玩再说”。
 对佳佳来说，“玩”更能形容她现在的状态——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夜总会的玩乐性质、药物带来的虚幻，工作、玩和日常生活没有了界限，一切都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呈现着。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在演戏。跟那些客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猜他们想要什么，我就把自己装成那个样子，说话啊、走路啊什么的。
 她觉得装扮自己、让自己过得舒适是她挣钱的必要条件，是一种对自己的投资，只有在必要之处舍得花钱，才能赚钱。
 “性工作”意味着“以性为中心”，是多数从业女性情感上拒绝的词语。
 她的朋友坐在我身边，本来他们是要走的了，可是黑衣女孩嗑药嗑大了，如果不留在这里伴着音乐跳舞，她回去会非常难受。她已站立不稳，但还是跟着音乐不停摇摆，摇得太累的时候只能稍事休息，喝口酒、抽口烟再继续。反反复复，她已经累得站都站不住，可是还要摇着晃着，似乎头都会被摇下来。
 沙发上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明显是嗑药嗑大了，被男人抱着，怀里还抱了一个枕头，头发遮住了整个脸，蜷缩在那里浑身抖动。
 音乐一般被调至较大音量，除了音响效果较好的原因之外，也为了掩盖包房的谈话声和其他声音，而小姐们喜欢这样做还因为大声可以提神，不会太快感到困倦。超大的音乐声能制造出一种扭曲、高亢的力量，人在其中整个身心都颤抖起来，似乎能脱离现实世界。而这对于嗑药者来说确实有实质的帮助，他们总喜欢找最靠近音箱的地方，甚至张开双臂环抱音箱狂舞，让音乐的震动传递到全身，满足自己药后动作和幻觉的需求。
 小姐们初次尝试嗑药，往往只是因为听人说吃了后跳舞会更爽，在夜总会那样的环境里也能感觉愉快、轻松、活跃，即便整夜不休息，也不会过于疲惫。如果要出台，药物也是一种“性奋”剂，陈妹和佳佳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嗑药以后整个人兴奋些，感觉好点，否则有时候根本不想出去，也不想别人碰自己。
 我认识的小姐几乎个个都抽烟，因为干这一行抽烟是基本功，如果不会，就像不会喝酒一样，客人会认为你装模作样、什么都不懂，不讨喜。
 阿娟感叹说她最讨厌的是在包房里客人点名的时候排成一排，让客人评论身形外表，让自己很没尊严。
 在闲言碎语里，过往的事情可以被重塑再现，记忆可以被修改，权力关系可以被改变甚至颠覆，在她们步出候客室的一刻，她们就成了不同的人，赋予了她们已做或将做的事情新的意义，加入了新的思维和活力，小姐们的个人空间也随着这些对语言的掌控而重建。这些间隙便成了自我赋权的时刻。
 外表和身材直接影响到小姐的生计，因此，身体对于她们来说就是一个竞争场所，她们都尽其所能让自己漂亮一些。
 身体于是成了竞争的场所，让小姐们体会到年龄、样貌残酷的一面——她们不能决定自己天生的外表和身材，也无法左右因此而产生的待遇和境遇差异。夜总会的铁律就是年轻和瘦。那里是20多岁人的天下，肥胖体圆的人很难有市场。
 年纪大了则要靠经验与技巧，就像阿静的夜总会里传开的那句，“留得熟客在，不怕没房开”。
 进门的时候先在门口停一停，捂住自己的包包，低一下头，稍向里张望一下再进去。进去也不要着急坐下，要显得有点紧张、有点害羞，说话也不要太多，人家问一句答一句，声音低一点。人家要摸你，你就笑笑，害羞一点……
 我一般跟客人说我是来按摩的，问他要放松哪里，然后他们都会问除了按摩有没有特殊服务。如果我犹豫一会，装得害羞一点，不直接说有，他们就会对我更有兴趣，会继续试探。如果告诉他我刚出来不久啦，什么都不懂啦，他们会更……就是会问我多大啦、出来多久啦什么的，就会说多很多，然后也心软点，然后再谈价钱就好谈些。有些人还会说如果有什么事就可以找他之类的。
 年轻小姐们在他人面前常表现得非常成熟，虽然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有20岁出头，但她们讲话、做事都很老练，给人的感觉远老成于跟她们同龄的女孩子。这种年少老成是经历所致，她们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以一种比较“激烈”或“浓缩”的方式体验到了其他人可能在比较长时间内才会体验到的经验，看到了现实的状况。
 农村生活培养出来的韧劲就像另一只脚支撑着她们寻找立足之地。那些劳碌、艰难、贫穷的过去并没有从此被她们从生活中抹去，而是转化成了可为外人道的个人品质。
 “破罐子破摔”的人一般都是没有自尊自信、没有改变意愿、无可救药的，贩毒吸毒者、差生、罪犯、小姐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都常被形容为此。这里面包含着被形容者的自暴自弃和形容者的贬损之意。我的受访者们却利用这个贬义词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反扑的空间，大有“既然你说我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给你看”的意图和快感。
 有时候小姐会故意显示出暴力的一面，塑造出强大、无所畏惧的形象，来应对一些客人的挑衅与嘲弄，或赢取客人的敬重。
 2004年6月18日

• 今天碰到一个客人，他叫我跟他聊天，他说熟悉点，做起来有感觉。我就很来气了，我说又不是谈恋爱，你出来发泄，我出来挣钱，那么多废话干吗？我就很不习惯，不愿意陪他浪费时间。我觉得我挣钱，你一个嫖客，做完就走，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不愿意跟别人聊天，又不是谈恋爱，又不是找老婆。

 2004年7月23日

• 我觉得我最大的悲剧就是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想做的事情。
  这样活着真是很累。
  真的做够了，做够了，我真的是在混日子才会是现在的样子。如果我现在有100块钱，真的晚上我就不出去了。真的做够了，我觉得受够了，很恶心、很恶心！
  如果我再做下去的话，可能就不敢找老公、不敢找男朋友了。
  想到做爱就恶心。觉得很肮脏。那些男的很脏。真的受够了……

 2004年8月6日

• 到了下午这样安安静静的时候，泡上一杯茶水，写写日记，竟然让我找到了片刻安宁。我没有朋友，他也不在，没有人跟我说话。只有你，我的日记本，能装得下我的心思。我的生活没有意思，没有人会愿意听我说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我没我都一样。如果你，我的日记本，能在我不在了的时候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能看到？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写日记是有意义的，我能留下一点东西，证明我曾经活过。

 2004年9月9日

•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生活过一样。如果我突然消失，没有人会知道有我存在过。只有在写日记的时候，我好像才会想一想自己的状态。毕竟要写下来的文字是不会凭空消失的，所以还是要认真对待。我写下来，自己读自己看，将来老了，再回头看这一段，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这样想着觉得真可怕！

 2004年8月19日

• 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真正喜欢自己的人呢？只要对我好就行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没有说要长得多帅啊、要多有钱啊，只要合得来，对我好，我喜欢，就好。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呢？我才20多岁，还年轻，不很老，还有时间可以等等。

 看着一行行不那么整齐甚至有一些错别字的文字，我仿佛感受到她们对生活的热切，有热切就有失望，有失望就有痛苦，痛苦中又生出凤凰涅槃般的勇气，兜兜转转，大概就是这些女子的人生际遇吧。
 性资本就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关系。身份、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也会找寻性资本水平较高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也就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性资本水平，这样的代际传递又会使性资本逐渐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具有阶级意味。
 除了经济因素外，小姐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与性主体的欲望是其进入性产业的重要驱动力
 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日常消费和夜场战术与技巧，是小姐满足欲望的主要途径
 通过直接性交换获取报酬在性产业中已不太可能，性货币的积累产生的性资本才是小姐“工作”与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要换到其他资本，必须积累性货币，包括外貌与身体的美，性价值观、性知识、性实践与技巧，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性和情感的成熟。
 认知的能动性在小姐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认知的能动性强调的就是欲望、想象力、情感等带来的模糊、不明、无计划性却巨大的影响，虽不一定产生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行动，却能在人的生活中形成无形的动力，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