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
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
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
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
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
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
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
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
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
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
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
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
政府正通过不竞标、延迟付款的方式把香港岛上最后一块主要住宅开发用地交给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建成一个所谓的“数码港”。但是结果，这儿成了高档住宅区。
2001年4月，由里昂证券市场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只有5%的上市公司有独立的董事长，拥有真正独立的“独立董事”的公司不到20%，而且，在4/5的商业机构中，其内部董事会和主管部门的人员，实际上大部分是同一批人。
他信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一个虚假的形象——一个靠自己努力奋斗而成功的穷孩子。
小额投资者只有购买教父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公司股票，才不会吃亏，因为他必须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收益承担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父公司不多。
20世纪80年代起，泰国经济精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开始越过政治程序，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融合进了统一的寡头政治体制。
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
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地方。
稳定安宁的新加坡的死刑比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高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教父观察到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
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
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香港首个内幕交易法庭指控为李嘉诚工作的他，在大亨宣布收购公司控股权之前不久，大量买入了和记的股票——17万股。阿伦·约翰森·希尔说，他是在李嘉诚告诉他收购消息前几小时买入了这些股票。
1986年，李嘉诚、乔治·马格努斯和长江实业集团的其他董事被香港第二内幕交易法庭指控“涉嫌参与非法的内部交易”。
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地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
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
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
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
陈弼臣在战后的泰国建立了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商贸公司，而盘谷银行是最核心的。
1947年军事政变之后，他增选了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警察总长炮·是耶暖等领导人家族为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并重组了盘谷银行，使政府成了银行最大的股东。
政府向盘谷银行注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本，授予他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力——几乎是垄断权，让他承担所有华裔工人的汇款业务，并且还保护他免于竞争，使他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
1980年，盘谷银行董事会出了三个泰国副总理和两个泰国议会议长。
1973年的国际货币基金报告说，盘谷银行的特权地位使它的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00%（该消息由陈弼臣的副手提供）。
大亨们对陈弼臣的印象很好：“他绝对是个有魅力的人——大概有六个情妇。”
陈弼臣也是一个典型的非道德的大亨。通过向瘾君子炮·是耶暖以及其他涉足毒品交易的政客提供资金，他与泰国海洛因交易有密切的联系；据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他的私人投资里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妓院经营。
而他去世后，盘谷银行的管理权落到了他的孩子而不是他所培养的管理者手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建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在这之前汇丰银行一直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扮演着票据交易所的角色、无息使用银行系统中的盈余资金、替政府理财、了解其他银行的事务。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汇丰银行一直享有延期偿付权；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受到利率卡特尔的保护。
香港战后的两个主要的大亨，一个是逝于1991年的包玉刚，另一个是李嘉诚，他们都是通过汇丰银行一下子从普通大亨变成了有杰出成就的大亨。
菲律宾虚弱的官僚体系无法约束商人出身的政客。
一开始，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就带有政治倾向，贷款被有政治庇护的农业家族所获得。银行的董事和他们的合伙人，也在最大的贷款者之列。
1921年，权力下放5年后，当地的大亨不仅减少了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财产，使它濒临破产，而且还逐渐损害了菲律宾的货币，使中央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
保罗·胡奇罗夫特，研究菲律宾经济体制的一流学者，评论道：“几乎每个主要家族都进入了银行业。”
那些操纵银行的家族却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借给他们自己的公司和朋友的公司。
1978年，前任中央银行总裁格雷戈里奥·利卡罗斯告诉《远东经济评论》：“一般的菲律宾银行家从事银行业不为银行本身的利益，他们利用银行从事相关联的生意。”
有政治背景的银行的贷款业务量能不断快速增长，是因为它的一半储蓄是政府的资金。大额贷款在没有充足或根本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被扩大，而约一半的大额贷款人是银行理事会成员。
伊梅尔达·马科斯大表姐的丈夫赫米尼奥·帝斯尼也被授权管理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的资金使得他从1969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送信者，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由50家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核能等。
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样，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也有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银行在教父和腐败的政客操纵下，向并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
政府中的治国专家坚持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撤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引入更多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银行。但不幸的是，撤销监管是在没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制定出来的制度常常得不到执行。
从198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120家新银行开业。这些银行根本不是设法给予股东最大的回报，而是成为控制他们的教父的廉价资金来源。
印度尼西亚第二富商谢建隆的长子谢汉石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使他的银行成为印尼十大银行之一。他把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款给他自己，挥霍在东南亚各投资项目中。
在菲律宾，有银行的教父的银行，特别是有大银行的教父，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政府不敢让他们破产。
随着1997年11月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大亨银行家们要求并得到了中央银行的贷款，以应对出现的提款热浪。至少有2/3的贷款给了四位教父的银行：林绍良、林德祥、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审计员随后发现，中央银行的贷款总额共达45万亿印尼卢比（约140亿美元），大约是那段时间他们银行支付提款的三倍。
“我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源于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
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
东南亚的经济贵族从银行弄钱实在太容易了。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都存在着很多问题。
邱德拔始终尽力展示他崇尚简单的品位——穿便宜的衣服，在小摊那里买中饭，但是同时却拥有一队劳斯莱斯、马自达和宝马轿车。
1959年他离开华侨银行，在吉隆坡创办了马来亚银行。
大部分资金都被邱德拔借去，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包括他在新加坡的大旅馆投资项目。
1986年苏丹奥玛尔逝世。苏丹奥玛尔的儿子雇佣了美国的调查人员，查国家银行的账。邱德拔公司的贷款大得惊人，新任苏丹因此关闭了这家银行。
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
在东南亚，大量的私人储蓄都集中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极其缺乏监管，这样资本市场便没有什么压力让投资者得到像样的收益。
当你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银行里获得所需的资本，同时实际利率几乎为零时，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人家分红？
每个股东至多允许拥有1%的汇丰银行的产权，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汇丰银行是唯一的来自东南亚的世界性银行。
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
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出口业都被跨国公司控制着，而这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同样，从该地区低廉的制造成本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全球性零售商也没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
东南亚的市场被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少数大玩家，即我们的教父主宰着。
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
在东南亚买股票，基本上就是买教父的股票，投资者是不可能接触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贸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的。这是东南亚股市总是令投资者失望的另一个原因。
消息闭塞的公众、教父和道德败坏的外国人的组合，很明显对小额投资者是很不利的。
典型的东南亚的故事——教父操纵一切，普通百姓丧失全部财产，而鬼佬走狗干着可耻的事情。
香港股市大崩盘后，1973年初上市的许多著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都跌到了他们首次公开发行价的1/10或者更少，如香港长江集团和新世纪集团。
那时引导香港股票市场活动的伦敦交易所的三个高级官员后来都因与交易有关，成了被告，
外国经纪业和投资银行业的团体也常因道德问题而垮掉。
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
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
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
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
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
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
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
更大的问题是，股市规则好像不适用于大教父，甚至在香港。
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已牢固确立，在殖民地时代，汇丰银行董事长的权力据说比总督还大。
东南亚并不是纽约，他们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小额投资者和公众，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从而得以逃脱惩罚。
真正的斗牛士会有上百种方法欺骗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者，而不被察觉，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完美收场，把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以其资产价值的零头收购到私人手中。
最近几年，李兆基尝试了三次折扣在资产净值40%左右的私有化。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尝试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的星期日移动手机公司私有化。
摩根士坦利在亚洲的前任总经理邱吉浩，评论这些商人们：“他们使投资银行家看起来像小学生。”
李嘉诚的母公司长江实业集团只持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49.9%的股份，而不是更多，是因为这样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合资企业无须进行常规报告。
投资者一次次看到的是许多好的交易都被老板的私人公司占去了，只有剩下的留给圈外人士。
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
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
即使现在，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只有不到15%的成年人直接拥有股票；社会拥有股票领先的是香港，有28%的人拥有股票。
国际货币基金和信贷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一直批评新加坡不愿提供有关公款运作的详细资料。
“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香港大亨陈启宗。
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处在一个美好的时期——劳动者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因为劳动力太多了，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增加的力度，真是舒服极了。
在危机前，东南亚似乎有种心理优越感，人们可以从早期的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观察到这一点。这种现象可以被描述成“发展的蜜月”。那时，人们特别愿意相信政府及领导们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
东南亚人被告知，自由的劳动者协会与发展是对立的——这一奇谈怪论使人们不愿加入工会，从而阻止了像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那样的工会的出现——而对个人和媒体自由的压制是亚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时，他们也默认了。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如何促使他的国家在25年里达到发达国家地位的梦想上；他称这为“2020年远景规划”。
李光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宣扬他的“亚洲价值”和华人促进增长的理论。
有1/4华裔血统的阿基诺，在会见李光耀之后就给他贴上了“傲慢的家伙”的标签。
英国女王那痴迷马术的女儿安妮公主，听了李光耀的遗传理论之后，直截了当地评论说：“这在马身上不适用。”
东南亚总是爆发银行危机，而以前政府是秘密地处理这些危机。
危机前，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记录并不好。
苏哈托的子女和密友用最不透明、最腐败的方式瓜分了整个电信业。
泰国官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却在1995年和1996年厚颜无耻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所有人虚报了他们的外汇储备情况。
金融系统的弊病和腐败程度。这些国家和地区从差到好依次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
出口加工经济仍然是广大东南亚经济唯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部分，但是它再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补偿一连串国内虚弱的企业。
在该地区的大规模资本外逃是由当地富豪策划的，但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保密制度是不可能让人得到具体数据的。
1月底，85万亿印尼卢比注入了银行体系，后来上升到145万亿印尼卢比。但市民只提取了其中的50万亿印尼卢比，剩下的大部分都被教父用来囤积外汇（并因而破坏了印尼卢比）。
1998年初，苏哈托的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好朋友马利穆杜·西尼华善，也就是德克土玛科纺织业集团的董事长，从中央银行越来越少的外汇储备中贷到了9亿美元的巨款。苏哈托对中央银行说他的朋友需要这笔钱。
在三天的时间里，印尼黑帮组织的暴徒和其他抢劫者，抢杀掳掠，无恶不作，死亡人数超过了1200人，雅加达北部地区的华人住所成了施暴的主要对象。
同其他最有效的独裁主义者一样，苏哈托的离任留下了政治和机构上的真空，在这样的真空中，很少有人能够取代他。
马哈蒂尔的副总理，巫统成员安瓦尔·易卜拉欣（在学生时代曾是活跃分子）被免去了职务，不久就因为收受贿赂罪和随后的鸡奸罪被捕，而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和他的上司意见不一。
吉隆坡长期以来对同性恋持一种相对开放及宽容的态度，但是当马哈蒂尔想找一个理由毁灭他的副总理时，他就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曾荫权宣布，政府正通过不竞标、延迟付款的方式把香港岛上最后一块主要住宅开发用地交给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建成一个所谓的“数码港”。但是结果，这儿成了高档住宅区。
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扮演着政治财富储藏所的角色——储藏与马来西亚的巫统和印度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以及从业集团党相关联的资产和资金。
马来西亚为哈林·萨德举债筹资，却不拥有菲律宾国家钢铁公司实物资产的所有权，因为这些资产已经抵押给当地的债权人了；1999年11月，国家钢铁公司暂停生产后，马来西亚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
每一次汤米或他的哥哥班邦被政府传唤时，总有一颗炸弹在雅加达某个地方爆炸。
汤米被判刑18个月，可以住特殊的、豪华的单人牢房，可是他拒绝了，逃跑了。
7月，参与审判汤米的最高法院三人陪审员的首席陪审员被人谋杀。
雅加达警察局局长可能是忘了这个场景正被电视台现场直播，他拥抱并问候了汤米。
就金融危机时的不良贷款这一项而言，国立银行比教父私人银行表现更差。
香港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提高了银行披露财务状况的要求，而新加坡在2000年起诉大华银行旗下一个非核心的子公司的明细表有矛盾之处，以此给予了那些越来越敢于冒商业风险的私有银行一次严重的警告。
2001年4月，由里昂证券市场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只有5%的上市公司有独立的董事长，拥有真正独立的“独立董事”的公司不到20%，而且，在4/5的商业机构中，其内部董事会和主管部门的人员，实际上大部分是同一批人。
这种颠覆性的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大卫·韦柏，他是前投资银行家、当地教父吴光正的雇员。他创立了香港小股东协会（HAM）。
就像韦柏所说的：“这里是可以改变的，在香港我还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但我不会在雅加达或者马尼拉作这方面的尝试。”
一向以道德说教闻名的李氏家族不顾“亚洲价值”的重要性，决定批建并招标两个巨型赌场，认为这对发展和就业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政界名流阿基诺和拉莫斯时代之后的199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把在媒体上讨好的目标锁定在都市和乡村的穷人，赢得了选举。他的真实背景如下：他属于中产阶级，是一个政府承包商的儿子，在动乱中的马尼拉长大，年轻时行为不良。但他把自己描述成穷人，而且专门在二级片中饰演穷人英雄的演艺生涯帮助他走进了政界。
他信被吸引进入国家政治是因为他的财富来源于电信和无线电广播特许经营权，而这些特许经营权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通过政治斗争从国家那里得来的，泰国的其他电信公司也独立支持各个政党，寻求庇护。
他信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一个虚假的形象——一个靠自己努力奋斗而成功的穷孩子。
既聪明又无耻的他信把他自己和泰爱泰党宣传成有冒险精神的小企业与农村穷人的政治代表，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但非种族主义的）色彩。
虚假的白手起家的故事：“兄弟姐妹们，我来自农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咖啡店老板的儿子，我帮助父亲管理果园、投递报纸、经营移动电影院……今天，我的朋友下至受雇的摩托车驾驶员，上至伟大国家的总统。”[
他信在两个地方失算：他没能使他同时代的教父满意，而且忽视了曼谷的中产阶级反对派。这使得军队有机可乘，闯了进来。
他信当选后，马上就忘记了曾经支持他的大亨。
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教父谢国民曾经为他信提供竞选资金，向他信推荐内阁成员，但是后来发现他信只支持他自己的公司，根本无意在政治上支持正大集团旗下的电信公司。
2004年，东京一桥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位列30强的家族集团公司在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占有率与金融危机前一样。
赛莫达也知道如何讨好总理。他在吉隆坡建了一座伊斯兰教艺术中心，充满了洋葱状的圆屋顶、喷泉和白色大理石。马哈蒂尔经常出现在工地上查看工程的进度。
一位在苏哈托时代获利优厚的最高层教父沉痛地说：“你真的不知道谁拥有什么。”
苏哈托垮台后，印度尼西亚进入了全民腐败时期，这可能会让苏哈托这位老人都觉得脸红。
印尼政府没有积极打击教父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与教父合作可以让他们把在金融危机中的外逃资本遣返回国。
认为国家和教父之间的谈判可以代替法治是很危险的。但是，爪哇的政治文化却一直是这样运行的。
黄氏家族擅长对上市公司进行金字塔式控股，也擅长暗中使私人公司与上市公司相互利用。
黄氏家族在公众面前说，他们要还清债务，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与那些既得不到利息也得不到本金的债权人进行严肃认真的商议。
亚洲浆纸业旗下的两个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启动了法律程序，在法庭上宣称他们发行的债券在当地法律下是非法的，是几家国际投资银行虚报的结果。
债权人仔细审视金光集团的资产后注意到，公司的纸浆生产线基本上都抵押给了黄奕聪私人拥有的印度尼西亚林业特许经营权；即使扣押纸浆厂和造纸厂，他们也拿不到原材料。
黄氏家族是碰不得的。记者和环境组织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在印尼的伐木业是非法的，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正如吉恩·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他们像土匪般行事。”
在新加坡，李氏家族掌权的政府在调整政策方面比香港政府更富有成效，因为绝大多数政策都与当地教父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
2007年的《雅加达邮报》宣称，在新加坡居住的55000名超级富翁中，大概有18000名是印度尼西亚人。
1998年8月，政府把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入股票，以支持证券市场；大部分钱买了大亨公司的股票。
郭氏兄弟的新鸿基地产和郑裕彤新世纪集团曾配合政府新房屋政策建造了2000多套由政府资助的公寓。2004年，低档次的房地产市场毫无生气，而高档房地产市场已开始恢复，他们竟然申请拆毁这些公寓，在原地建立豪华的住宅。
政府没有通过立法委员会的批准就试图将在公共住宅区的购物和停车设施私有化，这引起了更大的公愤。
董建华自己并不是掌权后的财政大赢家，但是他的大亨好友们很快就因他偏爱某位教父而神经过敏、气愤不已。
1999年，李泽楷获得了数码港经营特权，这导致了教父们史无前例的公开谴责。陈启宗、黄志祥、胡应湘都谴责了这种未公开竞标的行为。
董建华任第二届行政长官时，已不受多数教父的欢迎。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收购了香港电讯，但电讯盈科却使小额投资者遭受了也许是香港历史上最残酷的打击；从高峰到谷底，电讯盈科的股价跌了97%。这还不够，年轻的李泽楷继而将电讯盈科房地产“借壳”上市（通过后门上市），但这个股票的价格也是飙升后猛跌。
前摩根士丹利的亚洲总裁邱吉浩对李嘉诚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评论说：“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剥削市民的做法。市民们敬慕他，但却不了解他。”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保留了18.6%的上市股份，和记拥有10.4%的股份。这就意味着老板自己只愿意拥有他所卖出的10%，这充分表明了资产定价过高。
小额投资者只有购买教父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公司股票，才不会吃亏，因为他必须与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收益承担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父公司不多。
李嘉诚几乎不可能离开他在房地产、电力、零售以及港口卡特尔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
20世纪90年代末欧美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欧美大富豪超过了他们，
从宏观经济来看，最近几年东南亚经济的恢复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出口和中国2003年开始的繁荣。
东南亚的工业出口商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跨国公司外包加工、当地的高效率小承包商和亚洲工人无声的勤劳所推动的；
专业性更强的工作，或者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因中国不可能给予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继续在东南亚发展。
马来西亚的天然气、泰国的橡胶、印度尼西亚的木材等。与制造业不同，这些都是教父们活跃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都需要政治特许。
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澳门，该地区自1999年起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洗钱机，向中国大众提供了高档的娱乐消遣，还把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非法所得洗干净了。
2006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博彩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2007年年初的东南亚人还不如1995年富有，尽管经济确实增长了不少。
那些为金融危机买单的人，并非导致危机的人，而是最无力买单的人。
在新加坡，在政府自己的资料里，人口中40%最穷的人的实际收入在2000年和2005年这段时间内都有所下降，即使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损失最大的是那些50岁以上的人，他们连报酬很低的工作都找不到，而且尽管新加坡很富有，但国家并不提供失业救济。
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对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口施行降低收入税的政策——从2000年的28%的最高点减少到今天的20%；公司利润税也降低了。
2007年增加了每人要付的间接税——地方的增值税从5%上升到了7%。
李光耀，对税收作出解释，并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无情的、竞争激烈的世界。”
对只出入中心商务区的因公出差人员来说，很难想象在新加坡还存在着贫困和下层阶级。但只要乘坐出租车在城里的廉价住宅区开上一小会儿，就会明白确有其事。
在香港，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广大普通百姓买单。尽管在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管理下，福利有所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这座城市的相对贫困化趋势已是十分明显，而危机更加剧了这种贫困，因为许多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香港的贫困基点是指家庭月收入不到中等人家收入一半的家庭，而香港中等人家的月收入本身是非常低的，只有1290美元。根据这个标准，穷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91年的11.2%增加到1996年的15%，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达到了18.3%。
世界银行2006年度主题为“公平与发展”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日生活费介于1美元以上2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为：印尼是52%，泰国是32%，而阿根廷是14%，巴西是22%。
根据200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15%的菲律宾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中，47%的人日生活费在1—2美元之间。
20世纪80年代起，泰国经济精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开始越过政治程序，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融合进了统一的寡头政治体制。他信·西那瓦政府使这一体制发展到了极点。
这个殖民烙印最少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菲律宾的一样黑暗。白人不应为这里的一切错误负责。
流亡中的他信带着他那未受损的百亿元钱周游世界，接受采访，表现出一副救星的样子，好像出身卑微的他能把百姓从凶残的将军手里救出来。
有一个事情证明了泰国政治的虚伪性：新飞机场的飞机跑道上出现巨大裂缝，这是他信旗舰公司建造的基础设施工程。
民主有许多种特点，它只是运行中的自由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有独立有效的司法部、警力、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
菲律宾和泰国精英们能聚集大量的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投票，继续操纵政治人员变动很少的联盟，为所欲为，无须担心警察、法官或者中央银行的干涉。
2006年，由于得到67%的选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连续第10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人民行动党有效地利用它庞大的政治机器，像以往一样，向支持它的工人阶级选民承诺额外的住房基金，而对那些没有支持它的选民，则威胁说他们将得不到额外的住房基金，国有媒体也为其提供可靠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的律师们也展开了对反对派政客的传统诽谤诉讼，只要反对派政客所讲的事被认为是诽谤，都会被提起诉讼，而这些反对派政客中大部分人宁可快速地卑躬屈膝，也不愿面对新加坡传统的特大赔偿金额。
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同样，外国人驱动下的高档房地产市场的繁华，与地方抵押仅仅2%多一点的增长也形成了对比。
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大的地方。
稳定安宁的新加坡的死刑比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高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李光耀不退出历史舞台，新加坡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旦制造业达到了一定规模，实业家就会把他们的股份全部卖掉，把钱投向被动的产业，如房地产，这也表明了在香港哪里最好赚钱。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确保了他们享受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金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东北亚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要挑选经济赢家时——发展中国家常这样做——它们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
东南亚的企业集团，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磨炼，一旦获得特许经营权，它就把技术要求和绝大部分的工作包给跨国公司。“
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义原国雄20年前给出的术语）的长期含义，总是被高增长率、城市里霓虹闪烁的摩天大厦以及东南亚的大规模出口能力正在由外国投资者创造出来所掩盖。
东南亚的出口型工业从根本上削弱了东南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政策的压力。
韩国和中国台湾——就像日本，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公司；但东南亚几乎一个也没有。
东北亚模式的第三个差异，是那里的人们总是比东南亚更严肃地把政治体制看做发展的促进者。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然而，20世纪80年代，集权主义领导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和机构调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痛苦但坚决地转向了民主。
在后危机年代里，马来西亚这个特富有的小国，虽然人口只有2700万，却阻挡了人口20倍于它的地区自由贸易，为的是要保护无效率的小型汽车制造业和棕榈油的既得利益集团。
那些教父只是整个东南亚政治环境的产物，归根到底，环境本身才是该地区的大问题。
在教父的世界里，永远忙忙碌碌。
他们的生活确有些不同寻常——适应殖民、战争、独立，现在就像他们中的有些人说的，还有网络。
教父观察到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