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比如三和青年经常提及的被黑中介、黑工厂“坑”的问题，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实质上可能意味着社会歧视和欺凌。

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

刚来三和的人都把找工作看作一件不太难的事情，都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人力市场。

120平方米左右的楼层被二房东改造成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单床房和双床房。

对于三和青年来说，即便是最少的房费——15元，也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生活在房价每平方米以数万元计的深圳，但生活费还得按元来计算。

一部分青年已经习惯了没有手机的生活，或者说根本不再需要手机，因为他们不再与其他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想被认识的人联系到。

小超市里有五六个青年整日“招工”，他们刚开始直接在纸板上写“做法人，一星期300块”。一些挂逼又不情愿工作或急需资金还款的三和青年虽然知道做法人的风险，但仍会主动去做。

办的手机卡可以立刻转手卖掉。有青年一次性办理了5张卡，刚拿到卡就以50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收卡的青年，一次性就赚了几百元。

衣服对三和青年而言是一次性商品，没几个人会穿脏之后自己洗，都是实在脏得忍不下去了就直接扔掉。

当一个人在生存线上挣扎，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候，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总”曾经5天内只吃了一顿饭，还自嘲道：“几天就吃一顿饭，仅依靠一瓶挂逼水活着，也没感觉饿，精神状态还行。”

他们说：“有了钱的第一选择是买烟，之后才是吃饭，最后才考虑住宿。宁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吸烟。”

三和青年的选题决定了我们基本上拿不到任何科研基金的资助，只有白手起家、贴钱科研，通过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筹集经费。没有科研基金资助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需要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不需要拿出一个八股文式的研究报告或论文。

随着对三和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网络传播的信息并不准确，三和青年是一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而网络上的信息往往竭尽所能地从极端视角看待他们。

对于三和青年而言，他们虽然多处于落魄的生活境地，但对外来研究者仍带有强烈的戒备和警觉心理，对任何外来者的接触、对话或访谈都非常抵触，毕竟他们也不想让三和之外的人知道自己的窘境，尤其是这些信息有可能传播到熟悉自己的家人、朋友那里。

目前三和可能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接近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

深圳与其他大城市有着巨大不同，其人口结构在最夸张的时候达到了二八倒挂，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只有两个户籍人口，却有八个流动人口，连那两个户籍人口中，土生土长的深圳本地人也凤毛麟角。

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比如三和青年经常提及的被黑中介、黑工厂“坑”的问题，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实质上可能意味着社会歧视和欺凌。

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很多三和青年并不是一来到深圳就直接成为三和的一员，他们来到三和之前都经历过一些艰难往事。

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融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但大城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把他们作为“替换品”。

在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的情况下，“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

他们最大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相当难以实现。

中国的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是脱节的，尤其是本应伴随着城市化的市民化进程更是极其缓慢，并非是今日的中国没有经济能力解决市民化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

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

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车停稳后短短几分钟内，一辆七座面包车就挤进去十几人，后车轮出现了明显的下沉，最后几乎是把人硬塞进去。

快递、工地、保安是日结工作选择最多的三种类型。

快递日结以工资低、劳动量大和连续劳动时间长而被很多人嫌弃。

保安工作既轻松又可以偷懒，深得三和青年喜爱。

三和青年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挂逼了”，这意味着已经没钱吃饭、睡觉；即使赚到了钱也会这样说，其目的是掩饰和伪装自己，既可避免钱财被他人所借，又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他人的帮助。

很少看到有人扫码骑车，被破坏的共享单车倒是很多，废铜烂铁般堆在一起。

7点半之后几个三和市场的主要“配角”也出来活动：买卖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买卖微信号的、代办公司的（做法人）等。

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导致每个人力公司都有自己的地盘，在“拉人”过程中互不干扰，只能在自己地盘范围内活动。有穿着带“三和”字样衣服的员工去招日结，到其他人力公司门外招的话，就会受到其他公司员工的言语提醒，“这里是某某公司的地方，不允许在这里招”，他们也只能灰溜溜地走开。

二楼和三楼作为工作人员办公地点可以咨询相关的工作问题，并在招聘信息栏中张贴各类招聘信息，针对人群有一定门槛，一般对年龄、学历、经验和技术有一定要求，且招聘人数较少。三和青年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基本上被排斥在二楼、三楼之外，丧失参与机会，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三和青年的境遇——虽然距离三和市场很近，却难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无法获得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只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海心新人力资源市场的一楼也不属于其内部经营范围，早就把摊位租赁给了二中介，可以用一种方式表述：务工者——二中介——中介（人力公司）——工厂。

在出现纠纷时，人力市场管理方会倾向于保护人力公司的利益，对人力公司的一些违规行为可能会视而不见。同时，漠视应聘者的应有权益导致了应聘者在招聘过程出现纠纷时成为被宰割的一方。

产生违约和纠纷之后，应聘者往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曾经交过身份证或曾与人力公司达成口头契约。

有的人从心理上攻破，打感情牌，先是和你套老乡、聊家常拉近关系，再介绍工厂和岗位的好处。

介绍费和提成是三和青年最鄙夷的，也是他们解释的自己不愿意进厂工作的重要理由：坚决不接受中介的盘剥。

人力公司工厂直招——中间人——工厂的运作模式，按照三和青年的话来说是“又被卖给了其他人”。

在三和附近的劳务市场里，务工者确确实实像商品一样被转手倒卖，没人顾及务工者怎么想。

正如“黑妹”所说，“出来就是赚钱的”，只要能赚到钱，似乎什么样的过程和行为都可以被忽略。在赚钱至上的想法驱使下，没有人会考虑应该如何保护作为“商品”的务工者。

恰恰因为数量充足，才导致中介和人力公司有恃无恐地做出一些违规的事情来，毕竟务工者作为商品在早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供大于求的，进而形成了诸如押身份证之类约定俗成的规则。

工期越短，务工者的工资越低、保障越差；而三和青年们最喜欢的日结则是工期最短、工资最低、保障最差的那种。

招工者拿着这么多身份证是为了制造一种错觉，让你认为已经有很多人报了名，进而因害怕错失工作岗位而急于报名。另外，手里拿着一沓身份证也是区别招工者身份的工具，让务工者知道他们的身份与其他人不同。同时，这也向务工者表明交身份证是一种“规矩”。

晚上的明星人物“海新四大金刚”登场了，很多青年都会围在他们身边，因为只有他们招通宵的快递日结。饥肠辘辘时也不再过度挑剔工作的环境。

快递公司给务工者的工资是一小时十七八块钱，而“四大金刚”招的是一小时11～13块钱，一个人一小时的工作他们就赚五六块钱。

时间推到晚上8点之后，人力市场一天的招聘基本结束。三和这不大的一片区域又增添了白天猫在各处的新主角，那些买卖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人和那些收微信的青年开始登场。他们穿梭在人群中，不停叫喊着：“兄弟，有没有手机要卖？买个挂逼机自己用？有没有微信卖？短期的也要。”

协警也是务工者，并非经由正规考试选拔，但都接受过培训。该工作相对轻松，工资每月不足4000元，工作内容为在所负责区域内巡逻。协警对三和青年具有一定威慑作用，但三和青年认为他们不过是换上制服的“挂逼仔”，常与协警对着干。

“百家乐外围”是令三和青年最快、最彻底挂逼的途径。

日结成为中介和招工企业规避和降低权利侵害风险的最有效的手段。

刚来三和的人都把找工作看作一件不太难的事情，都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人力市场。

各个小旅馆之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不能在地域上逾越，只能在自己所出租房子的楼下招揽住客，更不能打乱住宿市场价格，只能按照单间的不同配置适当调整价格。

二房东大多数是较早一批来深圳的务工者，或是儿女已定居深圳，来这里帮助孩子照看家庭的老人。他们大多来自河南、湖南、江西等省份，而真正的房东是深圳土著居民，大多已定居香港。

每年过年后，是三和单间最为紧张、供不应求的时间段，因为刚来三和找工作的人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从老家带来的钱，都喜欢选择单间。经过一段时间找工作失败之后，兜里余钱不多了，慢慢就换成了床位。

根据二房东推算，一层楼面的租价是每月3000余元，每层设置16个床位、四五间35元的单间、两三间30元的单间和一间20元的单间。扣除给原房东的租金，每层楼每月净收入约万元。

老板娘把青年安置好，扭头就沿着窄窄的楼梯一溜小跑，仿佛这里是人间地狱似的逃窜而去。

虽然大房间里横七竖八躺着人，却鲜有人说话聊天，都是各自躺在床板上玩手机，或看各种类型的小说，或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或刷最流行的视频，相互间甚至连最简单的眼神交流都没有。

几乎所有青年都侧着身子睡觉，以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还会把手机装到内侧的裤兜里，穿着裤子睡觉。

偶尔对面楼上一闪一亮的红点，是同样睡不着的青年在抽烟，在寂寥的夜里，那更像是在问自己路在何方。

“单间好点，可以放包。带阳台的可以自己晾晒衣服，要是晒在公共阳台上会有人偷的。”二房东经常对新来的三和青年们说。

有个三和青年说：“就带了一双鞋，本来打算去干活的时候穿，晚上回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了，一双鞋也不值得去找房东调监控。”

120平方米左右的楼层被二房东改造成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单床房和双床房。

刚从外地来三和找工作的青年首选一般都是单间，实在没有单间才会迫不得已地住床位，因为他们都带着行李，害怕随身财物被盗，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三和混迹一段时间后，首选变成了床位，毕竟处于挂逼状态的三和青年基本上身无分文，行李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35元一晚的单间有一台老式电视机，但只是一种摆设，不能使用。

初到三和是为了找工作，带着梦想去睡席梦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挫折之后意志消磨殆尽，只能勉强生活，就降低了各种消费支出标准，其中住宿是开支的大项之一，有钱的时候住30元一晚的单间，没钱睡大街都无所谓。

三和青年选择了一家小旅馆之后几乎不会再换，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二房东对于欠钱青年的态度很简单：只要三和青年别在自己地盘做出格的事，如偷盗、打架并被逮到，通常都不会被驱赶。

二房东为了招揽住户，每天都收拾房间，但仅限大房间的床位和小旅馆的公共场所，大房间里的地板通常都能保持干净。

为了吸引住户多住几天，二房东对于租客多是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询问青年是否需要换床单、枕套，更多的时候是三和青年主动要求。

二房东们并不在旅馆里面住，他们居住在三和之外的楼房里，收完房租之后也很少上来查看。

一个青年问：“可以用花呗吧？支付宝里没钱了，只能借花呗。”接着用花呗付了一天的房租。

二房东也不会较真，他们知道，遇到这样真没钱的，怎么威逼都没用。

虽然有优惠，三和青年也不会选择一次性交一个月的房租。“要是一下能拿出400块钱，我早就离开了。再说一下交一个月的房租，人会更懒，天天待在床位上就好了。”

对于三和青年来说，即便是最少的房费——15元，也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生活在房价每平方米以数万元计的深圳，但生活费还得按元来计算。

刚来三和的青年为了寻找一定的安全感，就会选择属于同一省份的二房东。有时候，看在老乡的情面上，住宿时也不需要查验身份证，这对于那些卖了身份证还想住宿的青年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说是睡大街，但“床位”往往供不应求，晚上9点多，就开始陆续有人占位置，虽然还没到睡觉时间，却已有人坐在那里了，就是担心再晚过来就抢不到一“席”之地。

一些身上有些钱的人也会选择免费的住宿。这些人有自己的解释：“床位都有几百人睡过，你敢睡啊？”

“谁要凉席，5元一张。”一位老太婆拎着几张破凉席大声叫卖，却无人问津，兜里要有5块钱，就不用睡“大酒店”了。

睡在外面的人大多囊空如洗，唯一的财物可能就是一张身份证或一个手机，充其量还有出去做日结后拿到手的当日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小偷“关照”。

“老板，你们的摄像头可以拍到这里的图像吗？昨天睡觉的时候手机被偷了，还把手机放到头下面这样都被偷！”“那天我刚买了一瓶水放在那里，就到外面撒尿，回来时水就没了。”“一晚上都没睡着，一会儿醒一下，一会儿醒一下，就怕身份证被偷，放到内衣里面都害怕。”你经常可以听到睡“大酒店”的三和青年吐槽被偷。

有一个青年把钱放在内衣里，小偷看见了，晚上把他的衣服全部剪掉，把钱偷走。

只要露财，必定会引起身边人的注意。

三和的彩票店与其他地方的没有显著不同，但这里寄托着三和青年的“希望”，或许还是某一个运气爆棚的三和青年“翻身”的最佳选择。

电脑几乎从未被使用过，因为三和青年买彩票主要靠感觉，并不依赖电脑获取信息。

彩票店里张贴着一张手写的、不太工整的毛笔字横幅——“你有多少胆量就有多少财富”，这条横幅“激励”着三和青年，也被他们用来互相调侃，不敢买彩票的青年往往被讥笑为胆小鬼。

有青年曾这样说：“就剩几元钱了，就这一把，赢了就去吃饭，输了就去找日结。”

买彩票的想法也就在三和青年中广泛传播，那些从没接触过彩票的青年听闻其他人中奖的传言，也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落在自己头上，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会来试试运气。

所谓的中大奖，是以日结工资和一天的消费额为参照，只要中奖数额能达到一天或几天的日结工资水平，就算是非常幸运的大奖。

老板的态度极其冷漠，很少与他们交流，偶尔有人想向老板借东西，基本都无功而返。

如果晚上遇到下雨天，彩票店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雨处，定会爆满，特别是一些“无家可归者”，只有彩票店可以暂时“收留”他们。

网吧的摄像头几乎就是一种摆设，因为网管不会过问丢失财物的事情。即使报警，丢失的财物也根本达不到立案金额，所以几乎每家网吧墙壁上都会贴着“注意保管自身财物，丢失后果自负”的提示语。

面对不配合管理的摊主，巡警会一直站在摊位前，让其他的三和青年不敢靠近，自然摊贩也就无法售卖东西。直到摊贩把售卖的物品收拾起来，起身假装离开，巡警们也借机走开，很少返回来再次巡查。

摊贩们在熟悉了巡警的套路后，面对巡警的要求非常配合，把所有东西收起来，等着巡警在人群中拍张照片离开，又迅速回到电子一条街，再次把所售卖的物品摆好，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三和电子一条街也继续热闹起来。

“收手机就收手机，非要问从哪里得来的干吗？大家都明白。”这样一来，电子一条街的摊主就知道这部手机一定来路不正，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

有时戏子还会直接说出听起来比较有诱惑力的价格，不过这个价格在检查完手机之后往往会被他压得很低。拒绝戏子纠缠最好的办法也是用价格，当有人报出一个他所不能接受的价格，戏子就冷笑一下，不屑地走开。

有些知道套路的青年拿到钱之后，立刻通过其他人的手机登录微信并注销账号，所以微信收购者也面临着风险。即使把微信号卖给了背后老板，有些人的微信也是不能用的，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损失只能由收号者承担。

一部分青年已经习惯了没有手机的生活，或者说根本不再需要手机，因为他们不再与其他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想被认识的人联系到。

零点之后，没有了巡警的管理，玩“百家乐外围”的三和青年更加肆无忌惮。一个买卖手机的摊贩一直待在边上等着，有人好奇地过去问：“为什么还不走？”摊贩说等打“百家乐外围”的人输光钱，该有押手机的或是卖手机的了，他在等待收手机的机会。

旁观者对于那些输钱的三和青年只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别人一次性输得越多带给他们的快乐也就越多。

酒鬼每次做出反常行为，第二天都会成为三和青年的谈资，大家走过他身旁，脸上都会露出讥笑的神情。把他人的无奈和痛苦当作自己摆脱无聊的谈资和乐趣，在三和青年心里已经习以为常。

由于赌博，酒鬼和家里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手机也早已卖掉，几乎和家人没有联系。

按照三和青年的消费水平，喝酒是一种奢侈的习惯。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和青年与小超市老板间的关系，经济互惠的消失必然导致关系断裂。

小超市里有五六个青年整日“招工”，他们刚开始直接在纸板上写“做法人，一星期300块”。一些挂逼又不情愿工作或急需资金还款的三和青年虽然知道做法人的风险，但仍会主动去做。

为了招到更多的人，做法人的广告语被改为“代领执照，一个月3500元”。

代领执照的路数又不太灵了，聚集在小超市里的青年索性把“日结”贴到纸板上：“日结，一天300，10天工期，住酒店，每天借支100。”

并不明白何为代领执照的青年会误以为找到了赚钱门路，在周边几个业务青年“没有任何风险”的忽悠下，交出了身份证。

做法人是一种套路，业务青年借用你的身份信息、照片和指纹等可以开数家公司，而你只知道其中一家，且只能拿到做一次法人的钱。

被骗走身份证之后，如果不选择逃离三和，仍然沉浸在三和亚文化环境中，工作意愿通常会逐渐降低，精神状态更是每况愈下。

办的手机卡可以立刻转手卖掉。有青年一次性办理了5张卡，刚拿到卡就以50元一张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收卡的青年，一次性就赚了几百元。

办卡人员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偷偷办理多张卡，而办卡青年只得到一张，其他都成了对方的“利润”。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城中村房屋的所有者都已移居他处，甚至连作为经营者的二房东也不在此地居住了。

没有规划中的未来，只为当下而工作；不求累进式的成长，只求即刻的满足；维持着近乎底线的生存，安于低欲望的生活状态。

瘦老太婆卖衣服的时候通常不许人胡乱翻看，她说：“有好多小偷，都是偷我的鞋子、衣服。”

衣服对三和青年而言是一次性商品，没几个人会穿脏之后自己洗，都是实在脏得忍不下去了就直接扔掉。

一些青年用现金结账，老板收钱找钱并没有洗手，手上也没有戴手套，食品卫生远不如价格那样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大风面馆并没有什么卫生可言，使用的碗筷也只是简单刷洗，没有经过任何消毒处理，食用油也是从外面送过来的，没有任何标识的一大桶油直接倒进餐馆的油桶里。

三和水果的售卖方式也是其他地方不常见的。几乎所有水果都可以以个、片、块为单位售卖，原因有二：一是大部分三和青年都是单身，且不会与其他人分享水果；二是他们往往买不起论斤称重的水果，只能购买单价很低的一小份。

早上6点，三和市场外就能听到夹杂在招工者吆喝声中的叫卖声：“西瓜，西瓜，1块钱一片，香蕉1块钱三根，苹果和梨都是1块钱一个！”

挂逼商品一方面满足了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使其被牢牢禁锢在三和，当我们感叹挂逼商品的价格相较于其他地方极低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三和大神”们已无法承受外界的生活水平。

混迹在三和的时间越长，出去做工、做日结的动力就越小，毕竟身边那么多人都混吃等死，正是得过且过的心理致使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更深层次的挂逼状态。

拥有1000块钱的人在三和青年中已经属于“有钱人”。

之所以“有钱人”较多选择单间住宿，也是为了保护“财产”，避免睡觉时被盗。此外，住单间还可以洗澡、换洗衣服，这些都是“有钱人”才会考虑的高级问题。

一位三和大叔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条流浪狗，在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下买了几根香肠，一不留神却被“专业小偷”青年摸走一根。

如果看到一个青年手上戴着手表、拿着充电宝给手机充电，那就是“有钱人”。

在彩票店里的表现，一些青年只坐在里面睡觉，或者指点他人，到处吹牛却只说不买，说明他们基本丧失了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

一些人是受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在深圳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工厂。比如，有一个青年说自己也去了几家工厂，每次体检都通不过。常见的还有学历不够，无法通过笔试。有一个青年选择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工厂，笔试中要求写出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可他根本写不出来。

一些青年对自己不进厂工作还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进厂也学不到技术，只能干体力活，过着完全机械化的生活。

三和青年对待疾病的方式是拖和忍，尽可能不花钱。

经常能见到青年在处理身上的伤口，简单的只是用纸巾擦拭伤口分泌物，复杂一点也就是买瓶药水涂抹，除此之外，就只能坐在台阶上休息。

外伤大多是在做搬运日结时被砸伤或剐伤的，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保护，向雇主讨要治疗费几乎不可能，只能找警察或是劳动局立案处理。可是三和青年在深圳周边的社会名声已经“发臭”，即使找到相关部门，也多是不了了之。

尽管在三和发展比较顺利，“业务青少年”却并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他说现在所做的“业务”毕竟是存在风险的，为了规避风险，他计划再做一段时间就收手。

工厂工作很无聊，没有乐趣可言。再加上工厂内部有种种制度规范，像“业务青少年”这样在外面闯荡惯了的人显然无法忍受。当然，重要的是他家境不差，不需要玩命挣钱。

刚到三和的人身份证被偷甚至成了正常的事，因为他们不懂骗取身份证的套路，一不留心就被顺走了证件。比如，有的青年为了找工作，把身份证交给招工者，可是有些招工者是假的，就是为了拿到身份证之后一走了之。

很多冒牌中介手里都会拿着一些身份证或其他证件，装模作样地忽悠务工者，以获取信任，其真正目的并非招工，而是骗取身份证。

“受害青年”选择了报警。而警务人员调取事发当天的监控，没有发现他把身份证押给黑中介的一幕，就没办法处理。

“受害青年”用“已经没有想联系的人了”来解释卖掉手机的行为。

当一个人在生存线上挣扎，连基本尊严都难以保全的时候，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从外面来的人常说：“三和根本不能待，偷东西的太多。特别是床位，晚上你睡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被偷。”还有人补充道：“在网吧睡一晚可能被偷得连衣服都不剩。偷衣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里有市场，破衣烂衫也能卖几块钱。“

一无所有之后，“三和小鬼”也就不用担心东西被偷，但他总说晚上基本睡不安稳，时不时地醒来，有时候还会被“基佬”摸醒。

他们之间普遍相互看不起，有时候只是为了突出自己比其他挂逼仔强，即使所处的现状相似，也总想着调侃他人，以喊他人“挂逼仔”“大神”为乐。

三和则不同，大部分三和青年与家庭只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一次，广西“酒鬼”在和一个老乡做完搭舞台的日结后在租住的单间洗漱，洗漱完就发现老乡不见了踪影，自己的钱包被偷走，里面有身份证和刚结的工资，手机也被拿走了。

广西“酒鬼”清醒的时候常说，并不是自己多喜欢喝酒，只是心里难受、压抑，他也并不想发酒疯，只是心里的苦无从宣泄，只能借酒浇愁。

由于欠债，河南“酒鬼”和家里人存在较大的矛盾，身上的财物、手机、身份证早已卖掉，和家里人几乎没有联系。

河南“酒鬼”两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已经是比较走运的了，所以他从来不对食物有任何挑剔。

河南“酒鬼”曾说过现在只有一条命了，对未来丧失了希望，早就不想活了，还询问他人有没有一起去死、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河南“酒鬼”求助他人帮忙买酒：“兄弟，在三和有人欺负你吗？你给我买瓶酒，我帮你摆平。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

“福建佬”手臂上还留着当年受伤落下的疤痕，是在做电焊时伤到的；手上也有很多小裂口，都是安装电线或修理电器时留下的。

虽然“福建佬”不愿意再吃苦受累去工厂做电工，却经常鼓励身边的人考电工证，并不断强调有一门手艺混饭吃不难，不过绝口不提他本人的选择。

如今，随着倒卖电子产品的摊贩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薄。

三和一旁的小土丘上有一些坟墓，清明节前后有祭奠亡人的贡品，很多青年就去偷贡品吃。

“吹牛哥”第一次来到三和就被一项业务所吸引——利用身份信息做法人，不用干活、有吃有住，还有3000多元的收入。他主动找到做业务的几个青年去挣快钱，甚至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计划，说：“一个月做一次法人就赚3000，还不用干活。一年12个月每个月在不同城市做法人，一年轻轻松松赚他个3万多。”

他并不知道在主动找上业务青年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骗了，不可能取回身份证，也不可能拿到一分钱。果不其然，现实情况按着套路发展下去，几天过后，业务青年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手机号码已变作空号。

有时候，他会在快餐店外伫立很久，想进去却没有钱。

“三和大神”：用来形容一批不进厂做正式工作、偶尔做日结、沉迷网吧、食不果腹、露宿街头、没有身份却可能身背债务、热衷赌博的三和青年。

现在三和甚至还发展出“大神”的升级版——“大仙”，有的青年用“得道成仙，看空一切”形容“三和大仙”。

白色的上衣长久没有清洗或者替换，早已变为另外的颜色，甚至背后还印有“收驾照分”的模糊字迹，这并非为广告宣传特意制作的衣服，而是躺在地上睡觉时把他人贴在地上的广告印在了衣服上。

“三和大神”的生存之道：

第一个生存手段是靠别人救济，他们会博取他人的同情，获得一点点物质上的救济，这种救济极为有限，并带有屈辱性。

第二个生存手段就是偷盗。

第三是靠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也仅限于寺庙斋饭等，他们会到寺庙里吃斋饭，或者偷拿贡品。

“宋总”曾经5天内只吃了一顿饭，还自嘲道：“几天就吃一顿饭，仅依靠一瓶挂逼水活着，也没感觉饿，精神状态还行。”

“光头哥”说三和的床位不能长待，有些人一天到晚拿着手机玩，常和他们在一起也就不想工作了。

“我是谁”在他人诱惑下做了法人，被骗走了身份证，还曾经被骗进传销组织。

他们怀揣梦想奔赴三和，在与招工企业、市场中介的三方博弈中，历经争抢日结、繁重劳动、微薄收入以及证件被骗、博彩失利等大大小小的挫折后，陷入了失望、怠惰、沉沦的恶性循环。

他们很难真正有什么手段和中介较劲，更多时候只停留在“口诛”阶段。

底层社会群体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有限的话语权使得三和青年表达自身经济利益和权利诉求的渠道极为有限，因而他们的声音被隐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跳楼青年坐在一扇窗户外面，做出要跳楼的姿势以吸引市场管理者、中介和务工者的注意，目的显然是期待着有利于自己的处理结果出现。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他们对人对事的惯常态度，“唯恐天下不乱”又是他们热衷选择的行为方式。

三和青年对于跳楼事件的看法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有一种自知之明，反正除了跳楼之外，他们能够发出声音的渠道实在有限。

龙华街道的办公人员到三和青年跳楼的地点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尽快给能进入楼层的通道、走向跳楼窗户的道路设置障碍物，封死出口，并没有想到如何通过治理“黑中介”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和青年的问题。

他们调侃说，如果连续几天没做日结没钱吃饭，就可以上演跳楼的戏码，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警察还给买饭吃。即使被拘留几天也挺好，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吃饭。

三和青年这样评价跳楼的真相：“我们只能靠跳楼活着。”

有协警值班巡逻，却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据说，协警在等二人真打起来，之后就可以把打架的人带回警务室，从中获得一定奖赏。

他们说：“有了钱的第一选择是买烟，之后才是吃饭，最后才考虑住宿。宁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吸烟。”

三和青年挂逼一个月的生活成本真的也就在1200元左右，低收入工作和低成本生活之间近乎完全匹配。

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描述的场景，他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仅身体受到伤害，个体精神也不断被侵蚀。

为避免被持续“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工厂，出现一种“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