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伦理与权力
性具有颠覆性,它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之中,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来,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男性性器官被认为是不该让女性看见的,尤其是不应该让那些被预设为不谙性事的年轻女孩看见。然而受访的女孩告诉我们,她们有很多接触到男性性器官的途径,包括家人、邻居、裸露癖者、色情作品、亲密伴侣等。在87名学生中,只有4个女孩在参加“人类的‘性’”课程之前从未看见过男性性器官或其照片。
即使对于那些有过性高潮经历的女性来说,美好的性爱也仅仅是幸福生活的极小部分,而幸福生活比美好的性爱更为重要。虽然愉悦的性爱——至少从幻想层面看——是幸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不是她们婚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不是她们现实体验的一部分。
在个人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中,我不断提醒自己,不需要对背弃过去曾拥护的立场和想法感到恐惧。我们今天是在修正甚至摒弃过往的观点,而今天所信所讲也未必是我们未来定然会坚持的观点。
性具有颠覆性,它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之中,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来,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性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受到的压抑和歧视太多,在这个世界上“被禁止”的部分太多。耐人寻味的是,性给身份、关系、思想等带来的细微裂缝,足以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与悸动以及人性的坚韧与脆弱。
性和欲望被社会的各种规条、规范、规则刻意隐藏。
生活的真相远比它展现给我们看的表面复杂得多。许多人无法诚实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真实生活,因为社会本身不允许他们那样做。
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西方人士在香港同性恋社群里的失势状况非常明显。华人同性恋者也开始发现,香港的回归与中国大陆的崛起,使他们发现自己不必继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由此可见,性也是受制于政治的,我们个人的性偏好也是与政治有关的。
人群之间(包括少数人群之间)常常存在的立场和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相互排斥,其实正是对身份认同及其背后相应利益的执著,反映的是一种身份上的不安全感,而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人们用排他的方式来肯定自己。这种排他的身份建立模式通常都带有暴力性,以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
没有谁甘愿成为完全被驯服的个体;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不同的抵抗策略,尝试挑战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规范。
Sex指的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与性别。gender则涉及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身份认同、性别意识、性别政治等,是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性与性别的生物学意义进行的重新建构。
大部分人大概都在性压抑的环境里成长,世界上在性和情欲问题上真正解放的社会没几个,对情欲的压抑造成人性的扭曲,个人和社会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学者与专业人士的意见在社会中一直都享有特权(Foucault,1976,1977)。
由于医学语言在传播上的优势,大部分香港年轻女性都了解恰当的医学—解剖学标签。可是,她们中的大多数反而会选择使用其他词语。例如,她们会使用“下体”、“私处”、“嗰度/那里”、“下面”、“唇唇”、“小唇”、“BB”、“妹妹”、“髀罅”(双脚中间)和“鸡鸡”等字眼。
“师奶”(从字面上说是“师傅的妻子”的意思)曾经是一个尊称,在今日的香港,却已经沦为一个贬义词,专门用来称呼中年的、已婚的而且通常是无知的、超重的、贪小便宜却未必精明的妇女。
当香港的华人妇女依照传统的人生剧本活出自己的人生时,她们便会成为“师奶”。
当被问及她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时,这些中年已婚女性只是不断地在说,她们追求的并不是性本身,而是温柔与浪漫(Ho,2003a;Hoetal.,2005)。
尽管存在种种尝试限制香港年轻女性接触到男性性器官的社会企图,现实情况是,她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轻易地接触到男性性器官。
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她们对男性性器官感到恶心讨厌的“标准”反应,而这些反应原本就被预期是“恰当的女性气质”的一部分,但仍有部分受访者说出了她们的正面体验:主动、熟练、成就感。
男性性器官被认为是不该让女性看见的,尤其是不应该让那些被预设为不谙性事的年轻女孩看见。然而受访的女孩告诉我们,她们有很多接触到男性性器官的途径,包括家人、邻居、裸露癖者、色情作品、亲密伴侣等。在87名学生中,只有4个女孩在参加“人类的‘性’”课程之前从未看见过男性性器官或其照片。
我过去和爸爸睡一张床。我爸在家总爱穿着内衣,他喜欢张大着腿睡觉,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当爸爸睡着时,我就一直盯着它看。有一天,这被我妈妈发现了,她叫我爸爸以后在家都要穿上裤子。
为了保护女孩和年轻女性免遭这种因为暴露在男性性器官之前而导致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潜在伤害,她们往往被限制在“安全的”或“适当的”社会空间里(Chesney-Lind&Shelden,1992;Niranjana,1997)。
我们没有电视机,所以我都是到客厅看电视。我一般会坐在我们房间外面的凳子上看电视,我妈妈在别的地方忙着她的事。有一次,我看见房东拉开他的裤子拉链,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上下动。以前我喜欢吃熏肠,那时我还奇怪房东怎么把熏肠放在那里,后来我就到厨房里去查看;我还跟我妈讲了房东把熏肠藏在裤裆下面,从那以后,我妈就不让我走到自己房间外面去了。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过去常在一起玩。当我读中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经常玩他的“小弟弟”。他老是把手放到裤子里,我觉得他这个姿势很难看。我觉得他真是恶心。
色情作品一般总是从男性的视角进行想象。某些女性主义者抨击道,色情作品其实是家长制支配统治的延续(DWorkin,1981;MacKinnon,1993);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翻看我哥哥的色情录像带时。我哥哥比我大5岁,我在他抽屉里看到带子,我感到好奇。我对自己为什么没有阴茎而感到困惑。但我觉得它没什么特别的,我也不讨厌它。
我让他给我看看那个东西长什么样,他照办了。我继续要求他给我看勃起以后的样子,他说如果我摸摸它会有作用的,但我拒绝了,我不想碰它。于是他要我给他几分钟酝酿情绪,接着他真的想办法勃起了。真是神奇啊。
尽管小时候见过我爸爸的阴茎,但我没有看清楚。我第一次地仔细看是从我男朋友那里。起初,我感觉不太好,看起来很怪。但是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杰作。我爱他,我也会把他的身体当成艺术品。
加诸女性身上的强制的沉默,强化了女性的被动性和顺从性。总而言之,这些规限女性不去面对男性性器官的各式各样的努力,都可以被认为是“恰当的女性气质”议程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社会制定出的关于“如何做好一个女人”的标准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例如儒家和道家体系——都洋溢着明显的父权主义思想(Tsang,1987),因此我们的抚养与教育都强调女子的贞洁,年轻女子在婚前是不应该发生性行为的。
对于女性来说,性快感产生的最主要器官并非阴道,而是阴蒂。
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对她们的容貌、形体、肤色、生殖器的味道乃至阴毛都表示了厌恶。包括经血在内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常常和负面的厌恶情绪和感受联系在一起。
阿芳在第一次认真观察了自己的生殖器后忍不住叫道:“噢,好恶心啊!”这种厌恶感与“恰当的女性气质”的另一层表征相关,那就是干净和纯洁。另一个受访者塔丽说:“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生殖器)是肮脏的。我想是因为它的颜色吧。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因为我没把它洗干净。”多娜补充道:“气味很难闻。有时候我觉得挺尴尬的。”而卡瑞把阴毛形容为“肮脏、潮湿、乱七八糟、气味难闻”,小时候她还试图把阴毛剪掉,希望自己“看起来能更整洁”。
女性对月经的反应则更为强烈和明显。瓦拉形容月经为“分泌物、难闻、陈腐”和“麻烦”。兰西把月经看做是身为女人的一个负面之处:“我很喜欢做一个女孩子,但如果能把月经移到男孩子身上那就更好了。”这两个女孩子和很多其他受访者一样,都说她们的经期是不舒服的,而且觉得经血“很令人恶心”。温蒂说经血“会让周围都变得肮脏”。她还觉得经血颜色棕红,看起来就不是“新鲜”血液。
多娜说当她和男朋友“做”的时候,“是关乎爱和性的,但当你自己做的时候,就只是关乎性了”。这里面蕴含的意思,也是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就是没有爱的性无论是道德层面上还是审美观念上都是低层次的。
很多人都说,自慰更让她们体会到孤独,因为她们似乎没有别人,只有自己。
社会规范下的异性伴侣制度确保她的“优雅”和“无私”,她必须为满足她的男人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监管和自我监管是女性主体性的主流特质:她们必须自持、谦恭、兼顾他人的情绪和需要”(Frost,2001:195)。
有一位受访者格拉斯曾被母亲发现她在自慰,她回忆道:“我妈妈并没有当面责备我,但我听到她对我阿姨还有表姐们说她很担心我。她开始留意我,也会在我上厕所过久的时候来敲我的门。”尽管有如此严格的监管,格拉斯还是教会了她的两个妹妹如何自慰。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强调,她们渴求的是整个身体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性器官。弗罗伦斯说:“人们都说如果你达到高潮,有好几秒的时间你都会感觉一片空白。如果这是真的,我想我最多只有过一到两次。做爱并不只是关乎高潮。其实不一定非要高潮才能带来安适和愉快感。”劳拉觉得在性爱之前应该有些别的什么。“我觉得他关心我是很重要的。而性可能和这个毫无关系。”看来女性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令自己享受性爱。
实际上,许多香港女性更想要“阿姐”、“阿妹”、“靓女”、“靓姐”或“太太”的身份,而不是“师奶”。香港已婚女性对被嘲笑为“只是家庭主妇”的恐惧显然要比勒白朗(Leblanc,1999)所描述的日本主妇更为强烈。
女性不应该太以家庭为重。如果她们有工作,丈夫会更关注她们,因为他们会担心或许哪一天自己的妻子跟在工作上认识的男人私奔了。(阿丝)
在家庭以外找点事干,对师奶来说很重要,哪怕只是松松土,插插花。(常太太)
在华人的情境中,培养小孩从来都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最为典型的情况是,祖父母通常也深深地牵涉到这一过程中,因为孩子对家庭生命的延续来说至关重要。如今,这种状况依然存在(Loganetal.,1998)。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鼓励女性外出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女性开始为自己在工作上的角色而非身为全职母亲的角色感到骄傲(Shortetal.,2002)。人们逐渐接受让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陌生人全职照看自己孩子这一做法,而父母和孩子的亲子交流却越来越少(Laietal.,2000)。
70%以上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她们羡慕那些在工作上获得社会承认的成功女性。她们都同意,自己不想被看做典型的师奶:肥胖、老土、生活中除了操持家务以外没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她们希望能摆脱这样的污名,成为“健康”、“美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时髦”和“有用”的女性。
但我们万万不可把抑郁症误解为只是一种个体的病态或社会的病态,而应该视之为患者与社会现实协调的某种尝试。
在对女性抑郁症诱因的研究中,医学及精神病学将研究重点放在雌激素和黄体激素的作用上,并断定经前和来经的症状与轻微临床忧郁症相似。但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荷尔蒙水平的改变与抑郁症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Nolen-Hoeksema,1995)。
虽然多数人将自己视为中产阶层,但香港中产阶层的定义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尽管梅琳承认,她因为得不到家庭和朋友的理解而被边缘化,但她仍然坚持应该诚实地将欲望呈现在自己、自己喜欢的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面前。她相信正是诚实让她显得与众不同。但她的朋友却常常抱怨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些什么”。
在1607位受访女性中,只有28%表示对自己的性生活既有兴趣又感到满意。在1147位受访男性中,有52%表示对自己的性生活既有兴趣又感到满意(Chow,2003,第3-4段)。
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与本地年轻女性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与内地的二奶(小老婆)之间也可能存在竞争。
我的人妻生活应该到此为止了。如果我还把自己看做是某人的妻子,那我就完蛋了。每当我环顾四周时,都会看到比我漂亮的女人。……我知道我丈夫想要什么,我会努力把我自己打扮得年轻漂亮。
那些在表面上获得社会尊重的人群并不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欣赏与重视。对于拥有不同阶层背景和社会资本的中年已婚女性而言,为了维系或提高她们所获得的社会尊重、心理健康以及鲁宾(Rubin)认为她们应当享有的各种好处/特权,她们还需要加倍努力。
在被问及自己的性高潮体验时,80%的受访者说自己是在30—40岁这一年龄段首次达到性高潮的,大约是在婚后10年。在被问及自己是如何达到性高潮时,大多数受访者说自己达到性高潮“纯属意外”;性高潮既不是什么重大发现,也不是什么难忘事件。
我总是能得到性高潮,但我并不是性饥渴之类的。一个长达5分钟的热吻就可以让我湿透。我的问题在于自己的丈夫就像是一匹老马,懒得主动进攻。
即使对于那些有过性高潮经历的女性来说,美好的性爱也仅仅是幸福生活的极小部分,而幸福生活比美好的性爱更为重要。虽然愉悦的性爱——至少从幻想层面看——是幸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不是她们婚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不是她们现实体验的一部分。
性高潮是一种脑力劳动。你需要考虑如何激发自己。你必须幻想一些可以引起性欲的东西。(琳达)
如果丈夫出差回来不想做爱,那么我知道我可能会有麻烦了。(阿明)
我丈夫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内地料理工厂的事,每次我去看他时,都一定会在离开的前夜跟他做爱。如果在我去看他期间我们连一次性爱都没有的话,那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还需要我吗?(艾斯特)
女性能感受到美好性爱的原因可能是:①她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那样她们才会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②她们获得了性高潮或身体感官上的愉悦(常常与其他心理满足感有关);③她们从包括兴趣爱好、娱乐活动或其他亲密关系在内的不同追求中获得了情色满足,而非性高潮或肉体愉悦等层面上的性满足;④她们可以实现在自己的生活境况中很重要的其他心理目标与社会目标(可能与婚姻的维系或家庭的和睦有关)。
她们多相信一个人早晚会遇上高潮的,不必刻意寻找。我问那是不是一个女人应该有的知识,李太太补充说:“这不是你要教女儿那样子的事。你要教她月经呀、怀孕呀的事情,其余的她自己会学。没有人能教你的,你渐渐便会学到了。”
我想中国女人就是这样。男人应该多亲他们的女人,不要一下子就做。就像你关心一个孩子那样子亲她。两个身体接触越多,性的享受越好。
我现在三分之一为我丈夫,三分之一为我女儿,另一分为自己,现在我要致力发展为自己那部分!我跟丈夫说我现在不当自己是他老婆了,我要学做二奶,我要扮靓、要撒娇。(阿美)
性可以直接使家庭生活更美好和谐,让师奶进一步确认老公外面没有别个女人;当老公表示对家庭感到满意和对孩子爱护有加,师奶便能放下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换言之,师奶看性是看在婚姻关系的分上,而绝非着重高潮的次数或随之而来的性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