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罗曼·罗兰

夫妻关系如今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因此，每个人都对这种归属关系寄予厚望。

在这种冷淡背后，隐藏着对存在感的极度渴望。为了抵抗存在感的消散，为了抬升自己，获得优越感，才会如此突出自己与社会有何不同，但他们的最大收获很明显不过是想象中的尊严。

人类自古就有一种幻想，希望有一种神药能够治愈厌世、治愈对存在的焦虑。

我们要明白生命是有限的，存在不过是一些建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命运。

      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罗曼·罗兰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作者，无论他是选择成为一名原创者还是剽窃者，都无法逃脱这个选择……他被判了自由之刑。——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OrtegayGasset）
      我们往往是在存在感缺乏时才意识到它。感知自我存在不是一种生理本能，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在巴洛克时期，人类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那时的绘画中常常出现头盖骨，旨在提醒画的主人时间流逝之快。

任何欢愉都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是生理不易兴奋期，也就意味着一段不满足时期。

      欢愉的理由会渐渐被我们用尽。因此我们总是在寻求新的刺激感。
      存在之虚无不是一种疾病。“面对存在之虚无，我们不能躲避，要记住这并非疾病，而是我们人性的证明。”
      孩子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得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孩子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与身边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家族或社会群体建立的关系，等等。
      关系就像是一个交换：我在他人眼中存在，他人在我眼中存在。而当我在他人眼中不再存在，仿佛透明的一样时，痛苦便随之而至。
      这是一个身份的世界。每个人的存在都建立在双重网络之上——人际关系网和群体网。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一面是个人对群体的投入。
      某种程度上，人际关系就像证券投资，如果我们不投入，不去爱，便不可能赢；如果投入了，倾注了感情，却有可能输。
      哺乳关系的建构是新生儿不仅仅作为活着的生物，同时是其作为人类存在迈出的第一步。
      这种原生关系以哺乳为象征，被人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升华，并影响着人们日后终其一生追求的关系模式。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依赖关系，而且这种依赖在一些成年人的行为中还能找到痕迹。
      权威关系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不对等关系，身为家长的一方拥有权威，同时也需要履行教育职责，借此获得社会认可；身为子女的一方则需要学会尊重与服从。
      信任，是一种信用，掌握在权贵手中。权贵可以将它赐予平民以换取其忠诚：“吾降汝以信任，汝还吾以忠诚。”
      几乎所有人都会爱上对方的爱。拉康曾说过：“爱在本质上是希望被爱。”加缪（Camus）也曾表达过相似观点：“他如此频繁地让她感到她对于他而言是存在的，以至于让她真正地存在了。”
      有人钟情于哺乳关系。一些看重哺乳关系的人在工作中常常会处于依赖者的境地。另一些人则喜欢扮演喂养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教师、厨师、咨询师等。
      但对人类而言，有一种现象是独有的，即关系的类型并不完全取决于建立关系的对象：有的人可能跟一位兄弟建立恋爱关系，或是与其父亲建立哺乳关系，甚至还可以将所有的关系都倾注到一个人身上。
      夫妻伴侣之间可能建立多种类型的关系：有时可能是恋爱关系，日常生活中则可能体现为兄弟关系，而另外一些时候，还可能是哺乳关系或是权威关系。
      有些人感觉不到家族的认可，这种家族归属关系对他们而言不是明摆着的事。因此，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家庭、工作或政治环境中寻求认可和继承关系。

夫妻关系如今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因此，每个人都对这种归属关系寄予厚望。

      如今，夫妻关系已不再是追求物质保障的途径，人们更多地是为了寻找归属感才投身于冒险的恋爱旅程中去。
      夫妻双方是如何参与到存在感的建设中的？通过一种非常特别的、被低估甚至被忽视的方式，即通过加强我们的性别认同感，让我们得以作为一名男性或一名女性而存在。
      意识形态群体所带来的存在感需要成员放弃一部分自主性，放弃一部分自由思考的权利（因为那是多变而不稳定的）以期融入可靠的、令人安心的、持久存在的、有组织的大群体中。
      如今的年轻一代早已识破他们与雇主之间联系的脆弱性。
      群体中的个人已经不是独立的个人。
      群体提供的存在感是“表面化”的，亢奋、疯狂、歇斯底里，而这会压制、削弱个体的真实感受，侵蚀真正的存在感。也就是说，过于强化的关系会剥夺个人的真实生命体验，侵蚀真正的存在感。
      存在感绝不是一种完全内在化的情感，而是跟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保持的联系息息相关，与我们对自主的需求和对归属的需求相结合。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做到遗世独立。
      人类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拥有选择各种依托的权利，即编织与他人的关系网络以及融入一些可以为其提供归属感的群体。自相矛盾的是，一个人的依附关系越多，他就越自由！
      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生活形态都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能够完全摆脱人类生活，独立生存的个人从未出现过。
      我们往往会用理想化形象作为标准，为具体的个人做出评价——无论这个评价来自他人、社会，还是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多重不同的归属关系，归属于一个国家、一段夫妻关系、一个家庭、一个职业、一些运动俱乐部或其他方面的俱乐部、一些行业协会、一些宗教组织，等等。每一种归属关系，都对应着相应的尊严。
      人类这个大群体。这份尊严与生俱来，死而不灭。
      似乎所有的社会在各个时代都存在群体尊严与个体尊严的较量。
      如果过于倾向群体意义的尊严，社会运行的逻辑就有可能从推选值得尊重的人转变成淘汰没有资格的人。
      倘若意识形态过于注重个人自尊，如主张自由选择、自由意志的意识形态，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会导致一些对他人漠不关心甚至不人道的行为出现。
      我感觉不到自己存在，我徘徊于时间之外，抑或深陷枯燥的重复中，又或者沉浸于对过去的追忆之中。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方面在于我们存在的依托，即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投入感情的、对我们重要的关系）或我们对群体的归属感受到了质疑、打击或有缺失；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遭受了更直接的打击，即对我们本人的攻击，摧毁了我们的自我建构，动摇了我们通过人际关系和归属关系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侵犯了我们的个人尊严和隐私。
      要想拥有存在感，首先得在出生时获得过爱，曾经被接纳过，尤其是被家族接纳过。然后，要学会将自己投身于一些人际关系和归属关系中去。
      要想在集中营中活下去，就绝不能建立情感关系：“我们在里面学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绝对不要与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们从不知道明天躺在自己身边的会是谁。我们睡在三层床铺上，从来不确定同铺的人明天是否还会活着。
      超生儿、不该被生下来的孩子、出生时机不对的孩子、绝望的母亲、母子分离的双方、孤儿等。我们发现这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获得他们自知永远也得不到的那份认可。
      就我的经验而言，（在出生或童年时）没能获得这种认可的痛苦将伴随这些缺爱的人一生，以至于他们很难放弃力图获得他们显然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的想法。想要放弃从未得到的东西尤其困难，甚至绝无可能。
      当主要目的变成‘安全’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他觉得其他都不重要，包括思想感情。他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已经被压制得不能辨认。他的感情和意愿已经决定不了什么了，他从一个支配者沦为被支配者。总体来说，这种自我分割把他变得怯懦，增加了他的恐惧感，加剧了他的精神混乱。他是谁？身处何地？他自己也不清楚。”
      在有所投入的归属关系中遭到排斥往往会造成长期抑郁。失去某个工作职位的结果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仅是失去收入来源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身份认同，后者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创伤。
      弗洛伊德自杀的决定与他的狗不无关系。这只玛丽·波拿巴公主（laprincesseMarieBonaparte）赠送的柯利犬（coolie），曾经一直与他寸步不离，即使在问诊的时候也伴随他左右，但是自从他病情严重之后，这只狗却再也不肯进入他的房间。这段联系的切断夺走了他全部的求生欲望。
      当一个人触及绝望，他便很可能离崇高不远了，因为后者是绝望所隐藏的另一面。
      采用逆反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未被摧毁、坚定且不可撼动。遗憾的是，以此获得的存在感是虚妄的，事实上还是在削弱存在感。
      跟社会保持距离的人不爱讲话，不习惯直视他人，不喜欢聆听他人，他人说话时也无法集中精力去听。他们习惯于在一切社会交往中展现高高在上的冷淡。

在这种冷淡背后，隐藏着对存在感的极度渴望。为了抵抗存在感的消散，为了抬升自己，获得优越感，才会如此突出自己与社会有何不同，但他们的最大收获很明显不过是想象中的尊严。

既然不能通过他人的认同而获得尊重，那么不如通过对他人的拒斥、贬低而自得意满。

他们尝试夺走他人的尊严，以彰显自身优越感，消除内心不安，但此举却会不断拉大他们跟其余人的距离，不断加剧他们的孤独，最后使他们沦为“孤家寡人”，存在感有名无实。

有些孩子成年后也会有类似举动，他们通过不文明的表现，掩盖内心的虚弱和焦虑，以夸张和令人厌恶的方式张扬自己，强调自己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此举并不会带来人们的真正关注，更不会带来尊严。适得其反，他们会被人们更加忽略。

      对存在感的追求，在本质上是对爱的追求，这种爱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想通过让他们痛苦或厌恶的方式去获得爱，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连本来拥有的爱也会失去。
      “事实上，写作、绘画、雕刻、塑造、建筑、发明，都不过是为了逃离地狱。”崇高是一种从高处的逃离，通过一个创造、一部作品重新赋予自己存在感，是一种逃避现实痛苦的方式。
      艺术就是试图通过美、韵律、仪式来诱惑他人，使他们着迷，攫住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
      除了创造艺术品之外，也可以养育一个孩子、建造一栋房屋、种一棵树、留下一笔财富……这就是为何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书籍、回忆录、博客，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的原因，其作用就是让我们在他人眼中实现存在，为我们在社会中赢得一席被认可的地位。
      创作者的悲剧：其作品只能暂时解除其痛苦，因为它并不是为创作者准备的。作品一旦完成，创作者只能重新再来。
      很多危险行为在青少年人群中，可能是解决一些生活烦恼的尝试，这些苦恼往往与青少年感觉在家庭中不被认可、倾听和理解有关。
      在美国，占总人口约0.75%的人群曾有过自残行为，相当于两百多万人。在英国，针对年龄在14到18岁之间的少女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其中大约10%的人曾在某个时期有过自残行为。
      80%的自残者都是女性，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残行为的频率增加，直到20岁之后才会显著下降。因此，自残行为似乎与青春期向后青春期的过渡相关。
      我们发现这些女孩都有过身体遭受侵犯的先例：数据显示，这些病人中大约一半曾经遭遇过性侵。
      为了在性侵中生存下去，她们会躲藏到内心世界中去，也就是说在放弃身体、任人蹂躏的时候保护自己精神上的私密性。
      毒品对瘾君子而言是一种身份的支撑，因此也是存在感的来源。所以，他们将毒品拟人化的行为绝非出于偶然，他们将毒品命名为：白天使（吗啡）、兰博（海洛因）、玛丽·让娜（印度大麻）、怀特霍斯（可卡因）。当我们见到一个瘾君子或是一个酗酒者，其实面对的是一对搭档，因此，让他们重新独立才会变得如此困难。
      帕斯卡尔·基尼亚尔在《秘密生活》中写道：“所有的激情都存在一个饱和点，这是十分可怕的。当我们到达这个点时，会突然了悟已经无力提升我们正在感受的这份狂热，甚至无法将其持续下去，这份激情便即将消逝。”
      人们有时通过不同的方式试图避免这种“激情衰弱”，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再次体会到一种空虚的痛苦，内心的空虚、周身的空虚、强烈的孤独感，以及存在感的丧失。

自伤、自残、沉迷毒品、疯狂地寻找激情、犯罪等所有凸显自身存在感的行为，其结果都适得其反——存在感愈发薄弱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失去了对社会的兴趣，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安全感、归属感，无法获得活着的意义。

一个人只有跟其他人建立关联，生活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不至于时而陷入空虚和迷茫，即丧失存在感。个体眼中的所谓意义只是种想象，不能带来真正的温暖，无法为人生提供真正的营养。我们的一切行为和部分目标也是一样，只存在一种意义，就是对其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很多人都走错了路，一心想把自己变成重要的人，却不知道一定要为其他人的生活做贡献，才能实现该目标。

      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Thomasd’Aquin）说过：“绝望是一种罪。……这是灵魂的消亡；绝望，就是堕入地狱。……绝望的原因有两种，淫乱和懒惰。”

人类自古就有一种幻想，希望有一种神药能够治愈厌世、治愈对存在的焦虑。

弗洛伊德就曾被这种幻象所迷惑。他以为在一种叫可卡因的产品中找到了治愈的良方，认为它为他打开了寻求认可和荣耀的大门。

      这种古老的幻想在那些竭力推荐这种或那种“抗抑郁药剂”的医生身上依然延续着，同样也存在于那些以为可以借此避免深层次质疑自我的病人身上。

我们要明白生命是有限的，存在不过是一些建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命运。

      生命是建构自我存在的、仅有一次的尝试，尽管有些人会失败。也正因如此，每一个人在遭受绝望的威胁时，他所经历的独特且特别的痛苦都有权被聆听。再也没有比存在感更脆弱、更私密，也更人性的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