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会偏向于夸大性伴侣的数量，而女人则会倾向于隐藏。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law），即90%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废物。

根据生理学，人类的肠道很长，相对于食肉动物更近似于食草动物，而肉类在肠道中长时间发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得肠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素食国家。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就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的工作和烦恼，电话和工作会议，办公室里的文案和琐碎事，商店的购物……

我们用来消遣的东西也几乎都是废品：我们阅读的书和报纸，我们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欣赏的演出和音乐会，我们参与的运动，我们玩的游戏，我们举办的派对，我们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踏过的旅途……

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流向美国。在那里，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超过半数的科学博士均来自他国。

不可见的东西不仅存在，往往还占据了所谓真相的大部分内容。

尽管政客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长篇演讲，却鲜有自己亲手写稿的。

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在爱尔兰总理访问华盛顿时错拿了为对方准备的讲稿，其中包含对奥巴马总统也就是他本人的致谢。

女人是愚蠢的，因为她们喜欢男人。

叔本华的名言“要么思考，要么相信”。

尼采的名言“世界上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诠释”……

在希腊语中，“白痴”原本的意思是“个人”，指的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大众的世界的人。

”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便你在预期中已经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1979）中说得很对：“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更糟。”比如说到幸福，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不幸。

所谓的地狱，只是人间苦难的文学演绎。

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纳粹分子，不过是因为没有极权主义力量为我们提供机会愚蠢地顺服他们罢了。

萧伯纳则总结道，西方民主的出现，就是选举多数无能者以取代少数暴君。

由于人体过于复杂，死后无法复活，不过人的思想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经常愚蠢地自欺欺人。

正如卡尔·波普尔在《糟糕的老师：电视》（1996）中写到的，随着电视频道数量剧增，且24小时不间断地放送，制作大量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已经不太可能了。

博尔赫斯的观点，即把神学定义为“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

耶稣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真理。”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他也如此说，不过后者却问他：“什么是真理？”并且没等他回答就转身离去了。

小仲马曾说：“婚姻的枷锁太过沉重，以至于有时需要三个人来承担。”

男性会偏向于夸大性伴侣的数量，而女人则会倾向于隐藏。

不忠行为是对反自然的一夫一妻制进行的自然修正过程。

其实“保护地球”是很愚蠢的：充其量是我们自己有点儿危险罢了。早在25亿年前，光合作用就已经对地球环境的构成造成了更甚于今日的剧烈变化，即所谓的“大氧化事件”。然而，我们的地球通过一项调整成功挽救了自己：消灭厌氧生物，并养育了需氧生物，也就是人类本身。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law），即90%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废物。

连孩子们都可以看清现代艺术家们赤裸裸的傻气，常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或是双年展上哈哈大笑。可成年人却不得不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而对之视而不见。

因为害怕说出“艺术家之粪就是一堆粪”这样的话显得很愚蠢，人们在面对现代艺术时，真正成为了蠢人。

收视率是一种建立在节目受喜爱程度上来衡量电视观众愚蠢度的机制：一个节目若是越受欢迎，这个节目本身和它的观众也就越蠢。

观众一般不会欣赏除了综艺、电视问答、电影、电视剧和真人秀以外的节目，

媒体对于图书销售的影响，在电视和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恶性联系，正将后者逐渐演变为前者的附庸。

妄图用几吨重的大铁疙瘩来运输区区几十千克的肉体，尤其是还要消耗珍贵的地下石油资源并向环境排放大量有毒气体，是一件多么愚昧的事情了。

孟德斯鸠告诉我们，他人的习惯总是显得荒唐：同样的习惯，于自身都很正常，到了别人那里就怎么看怎么别扭。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他本身有多愚蠢，比他更蠢的是那些给他投票的选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政客身上。

数学告诉我们，股市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就像电影《战争游戏》得出的那个愚蠢的结论：胜利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参与游戏。

1954年，肯尼斯·阿罗与杰拉德·德布鲁两位此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经研究证明，“看不见的手”仅仅存在于只有两种商品的市场中。

《旧约·诗篇》（第104篇，第14节）中说道：“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这一节《圣经》文字中的“草”经过天才的注释，直接把沙拉菜排除在外，被牙买加塔法里教徒理解为大麻叶，并在该教派仪式中用致幻食物取代了圣餐。

根据生理学，人类的肠道很长，相对于食肉动物更近似于食草动物，而肉类在肠道中长时间发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得肠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素食国家。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就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的工作和烦恼，电话和工作会议，办公室里的文案和琐碎事，商店的购物……

我们用来消遣的东西也几乎都是废品：我们阅读的书和报纸，我们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欣赏的演出和音乐会，我们参与的运动，我们玩的游戏，我们举办的派对，我们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踏过的旅途……

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流向美国。在那里，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超过半数的科学博士均来自他国。

不可见的东西不仅存在，往往还占据了所谓真相的大部分内容。

第一，蠢人的数量永远比想象的要多；第二，一个人是否愚蠢与这个人其他任何特性无关；第三，愚蠢损人不利己，甚至同样害己；第四，蠢人潜在的危害性常常被低估；第五，在各种不同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险的一种。

准确地说，“智者”指的是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做到利人的人，“天真者”则是损己利人者，而“歹徒”或“剥削者”就是损人利己者。

亨利·戴维·梭罗曾说：“无论哪一种傻子，都会为自己创造一套规则，而傻子都会去遵守这套规则。”

领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克罗地亚词语，名字中还保留着克罗地亚语的痕迹。戴领带的时尚由路易十四引入欧洲，如今人们还在戴它仅仅是因为愚蠢的习惯。

兰尼·布鲁斯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如何说脏话及影响公众》里说，如果耶稣在20世纪中期死于美国，基督徒在脖子上戴的应该就是金银质的电椅，而不是十字架了。

《怀疑论者的漫步》（1754）则建立了一种世俗的教义。开篇写道：“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结尾则是：“假如另一个世界存在，我希望得到你的奖赏，但在现世我所做的一切都由我自己完成。”

“上帝是一种完全虚幻而无法理解之物，用于解释可见却无法理解的事情。”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小说《傀儡十四》（1981）中如是说。

尽管政客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长篇演讲，却鲜有自己亲手写稿的。

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在爱尔兰总理访问华盛顿时错拿了为对方准备的讲稿，其中包含对奥巴马总统也就是他本人的致谢。

2011年印度外交部长索玛纳哈利·克里希纳在联合国意外宣读了葡萄牙外交部长的讲稿。

在电影里，演员们不过是露露脸，然后挤眉弄眼地做出表演，而向观众传递思想的实际上却是导演和编剧。

女人是愚蠢的，因为她们喜欢男人。

卡尔·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会对信徒产生心理镇静作用。

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在《基督再临》（1920）中写下：“上焉者毫无信心，下焉者满腔是激情的狂热。”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则在散文《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1933）里再次阐明：“当今世界蠢人总是自命不凡，智者却满怀疑虑。”

虽然犹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0.2%，却拿下了20%的诺贝尔奖、25%的菲尔兹奖，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更是几乎一半都是犹太人。

叔本华的名言“要么思考，要么相信”。

萧伯纳说：“想让人印象深刻，就得夸大。”

1933年，刚刚掌权的德国纳粹政府颁布了对“精神分裂、躁郁症、癫痫病患者，聋哑人，身体畸形者和酒瘾者”实行强制绝育的法令，并在接下来的5年中执行了40万例。从1934年起患严重精神疾病者禁止结婚。

1939—1941年，有9万名精神病院病人被杀，

第一部针对“罪犯、傻瓜、强奸犯和低能”的绝育法于1907年诞生在印第安纳州，然后有30多个州纷纷如法炮制，甚至在1927年由最高法院宣布该法令入宪。30年代，有6万人因该法令被绝育。

1966年，约翰·列侬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引起了争议：“我们（摇滚）比耶稣更受欢迎，我不知道摇滚乐和耶稣哪一个会先消失。”如今，马克·扎克伯格在他发明的脸书上也可以套用这句话，甚至比摇滚乐更有资格获得新式宗教的名号。

脸书从创立到拥有15亿注册用户，只用了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2015年8月24日，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亿，基本等同于三大宗教信徒的平均数，更超越了天主教历经2000年传教史才勉强达到的2亿5000万信徒人数。

当愚蠢的用户们一边分享着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一边自鸣得意时，殊不知自己已经被暗中监视，同时不幸地被躲在他们背后赚得盆满钵满的广告大鳄们操控着。

一旦孩子们学会说话，开始问父母自己从哪里来时，就会被灌输一堆譬如从大白菜里长出来的、鹳鸟送来的之类的鬼话。上了幼儿园，他们就会学习一种神奇的世界观，老师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很多天使，充满奇迹。

尼采的名言“世界上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诠释”……

在希腊语中，“白痴”原本的意思是“个人”，指的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大众的世界的人。

死亡让所有人，无论是不是宗教的信徒都感到困惑，且双方都在寻找能将其消灭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参加葬礼，在那里，人们愚蠢的表现似乎是要说明逝者只是“以不同方式活着的人”，

在《十九世纪通用大辞典》（1865）第二册的“天赋”词条里有这样一句话：“让我感到深深羞愧的是，人类的天赋总有极限，但愚蠢却没有尽头。”这句话标注的来源是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在报纸刚刚诞生的时候，孟德斯鸠就盯上了它。他在《波斯人信札》里说：“读报纸的时候，人们的懒惰感到十分满足，能在一个小时内浏览30篇文章，确实让人十分激动。”

大型工程就是从公共资金里捞钱的好机会，这在西方是个公开的秘密。大部分钱被施工企业通过工程建设获取，另外一小部分（著名的10%）则被官员们通过贿赂揣进了腰包。

公共资金往往被一些裙带企业慷慨地用来大吃大喝。这些企业在投标成功后再对项目进行层层分包，所有源头和中间承包商都在底层承包商身上大肆搜刮。

愚蠢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有，其中之一应该就是相信战争有什么崇高的动机：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甚至道德。

好莱坞顿时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部”。在这里，无数伟大的投资家、化妆师、明星和广告用他们的电影作品席卷全球。不过，好莱坞在知识和艺术层次上并没有多少追求。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乔治·桑塔亚纳在《常识中的理性》里写下了这句名言。

帕金森定律”。它诞生于西里尔·帕金森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文章。之后出版的同名书中对这一定律进行了扩展，即“一项工作往往在需要调动所有可用的时间和资源时结束”。

”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便你在预期中已经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消息中90%都是胡扯。从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站到YouTube之类的视频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不值一提的日常生活，而他的那帮“朋友”自然会慷慨点赞。

美国人吃得非常随便，用各种垃圾食品和饮料填饱肚子。如果只是在家这么吃，那也就是他们的事情。问题是他们还把自己的野蛮、愚蠢传染给整个世界。现在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的帝国已经完成了对全世界饮食的殖民统治，分别在120个和200个国家设立了分公司。

大多数任务都是我们不能胜任的，麻烦往往来自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印刷术却将书籍的命运先后交与印刷商和出版商之手。对二者来说，书不过是赚钱工具罢了，于是它的文化内涵就渐渐无处容身了。越是市场的“逻辑”掌握风向，“产品”中所包含的智慧就越少，所以，现在到底是有阅读习惯的人蠢，还是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更蠢，还真不好说。

自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997）出版以来，出版社的威望大踏步后退，魔法的谎言却所向披靡。关于小男巫的7本书一共卖出了4亿册，被翻译成了70多种语言，改编的8部电影，总共获得了80亿美元票房，罗琳也成为了英国仅次于女王的最富有的女性。

在意大利，每年都有一群江湖骗子，从占星师到纸牌占卜师，靠着给1300万傻瓜指点迷津而大发横财。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1979）中说得很对：“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更糟。”比如说到幸福，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不幸。

在自然界动物中，一夫一妻非常罕见。共约40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5%会构成持久的伴侣关系。

卢克莱修与他的第三本著作《物性论》。腓特烈二世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当我痛苦时就会读它，我推荐它作为减轻精神病痛的一剂良药。”

所谓的地狱，只是人间苦难的文学演绎。

墨菲定律只是一个明智的建议，告诉人们在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理论上最坏的情况，应该对这种“有可能”有所提防。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用“平庸之恶”（1963）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一人性脱轨的现象：纳粹的罪犯并不是特别邪恶的人，不过是愚蠢地听从了权威的平凡人。

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纳粹分子，不过是因为没有极权主义力量为我们提供机会愚蠢地顺服他们罢了。

核裂变发电站也并没有特别危险，迄今为止只发生了两次极严重事故（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一次严重事故（1957年马亚克核泄漏事故）和四次小事故（包括1979年三里岛核泄漏事故）。这些事故的受害者数量与烟草、车祸所造成的受害人数相比微不足道。

如今与迷信联系最紧密的数字是13和17。一些拙劣的航空公司把客舱第13排和第17排的标数改为第14和第18，还有一些国家在他们的电梯层数按键上做了同样的手脚，

如今赛场上却再也见不到业余爱好者的身影，职业运动员则变成了赚钱机器。竞赛对于他们是一种极佳的宣传方式，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会把竞赛看作是体育。

像所有预言一样，西比拉在传达神谕时总会说些模糊艰涩的胡话，因为“神谕的传递者不会明言，也不缄默，而是向人们暗示”。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说道：“那么，时间是什么？如果没有人问我，我便知道。但如果我想向询问者解释，就说不清了。”

在汽油燃烧释放出的能量中只有13%转化为动力，其余部分均已随热量和轰鸣散去。

仅在意大利，每年就有3500人在车轮下丧生。并且，每个意大利人一生中花费在汽车上的开支平均达到30万欧元，我们在车上度过的时间大约是7年。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世界的走向是越来越糟的。

拿破仑曾说：“在政治上，愚蠢不是一种劣势。”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客必须取得大部分是蠢人的民众的欢迎。所以，一个不愚蠢的政客也必须装得很蠢。

萧伯纳则总结道，西方民主的出现，就是选举多数无能者以取代少数暴君。

恩尼奥·弗拉亚诺说“广告将无用与趣味性相结合”。著名编剧马塞洛·马切西则说广告是“灵魂的买卖”。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看法，比幽默更多了一丝悲观，在《理解媒介》中他写道：“广告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商品，商业的目的不再是生产商品，却变成了推广产品。”在文学领域，博尔赫斯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只写作品评论，却不写书，而这些评论无疑就是书的广告。

玫瑰配额不是伸张女权，而是性别歧视。在此规定下选择一名女性工作者不再是因为其所具备的品质，而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

由于感冒高峰往往出现在温带的冬季和热带的雨季，于是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伪科学说法，认为感冒（raffreddore）是由降温（raffreddamento）引起的，并将此名称从16世纪沿用至今。

直到1956年英国科学家才发现，引起感冒最普遍的原因是各类病毒感染，以鼻病毒感染最为多发。

寒冷与感冒关系不大，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有一定影响：第一，在寒冷季节，人们在封闭的空间中停留时间延长，增加了感染概率；第二，降温与疲劳和压力一样，会削弱人体免疫力。

宗教总教人思考“事物存在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却不问问自己，问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

借助圣物，信徒们可以充实精神，神职人员则可以充实钱包。

罗纳德·里根证明他的演员天赋并不阻碍其成为美国总统，自此之后，世界就学会了适应政客们的表演。为了能当上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学会了在船上唱歌，马泰奥·伦齐则在1994年参加了综艺节目《幸运大转盘》，在2013年参加了《朋友》节目。

由于人体过于复杂，死后无法复活，不过人的思想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经常愚蠢地自欺欺人。

在其他商店纷纷倒闭的同时，人们在餐厅的消费额依然很高，这一现象并不像贝卢斯科尼想表述的那样，意味着经济危机不存在。反之，这是经济危机使国家变得更穷的征兆，让人们不得不在第一需求上用掉收入的一大部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将美国与印度进行对比，发现一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越多，国民就越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实际上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如今，只有20%的医疗和药物介入是有效的，剩下的80%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1）里的警句，“如果有人借我的书爬了上去，必须把梯子踢掉”，

20多个世纪以前，释迦牟尼就已经将自己的教导比喻为木筏，人们渡河后，就应该把它抛弃。

创造优生学的赫尔曼·穆勒和相信灵异现象的布莱恩·约瑟夫森，尽管两者都曾是诺贝尔奖得主。

总体来看，伪科学论断常常是由愚蠢的外行得出的。化圆为方、永动机、失落的文明、外星人、占星术、读心术、通灵、驱魔……都是他们与假想敌战斗的结果。

人类的自恋情结一直存在，只不过从前无论是绘画还是早期的摄影术都具有相当的难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这一天性。如今，自拍的便捷性终于让它有了自由发泄的渠道。

不是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有答案。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答案，只是傻瓜们不相信这一点罢了。

萧伯纳在《致革命者的箴言》（1903）中写道：“在一群傻瓜中，天才会成为上帝。所有人都崇拜他，但没有人听他的话。”他还写道，“保持诚实是危险的，除非同时保持愚蠢。”

《恺撒与克娄巴特拉》（1898）中又说：“当一个蠢人做了一件事并为之羞愧，常常会说是别人逼他做的。”还有，“并不是某人太机灵，而是别人太愚蠢。”

根据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871），宗教的建立是基于“对看不见的力量，或者说精神力量的信仰”，

摩西在西奈山与耶和华面谈后带回了“十诫”，其中第二条写道：“不可制造天空、陆地和海洋中任何生物的偶像，并祭拜它们。”

爱因斯坦明确（也许）指出：“有两样东西是无穷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不过对于宇宙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

根据WHO组织统计，每年因主动或被动吸烟死亡的人数达600万，平均每天就有约1.65万人。在意大利，年均致死者数量为8万人，日均则超过200人。

一方面，女性缠足能引起男性的情欲，成为她们诱惑男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折磨。

萧伯纳曾说过，所谓的时尚，不过是一种“由广告引发的流行病”。

在意大利，骗子不用缴税，税是由诚实的愚人承担的。

而无茶论（ateismo，无神论）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在酒灵的引诱下认为人们可以在没有茶的情况下生存。

正如卡尔·波普尔在《糟糕的老师：电视》（1996）中写到的，随着电视频道数量剧增，且24小时不间断地放送，制作大量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理解媒介》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曾指出，“电视节目不过是广告的间歇，只有广告才是唯一的主角”。

收视率可以说明哪些节目能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废话爱好者。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各样愚蠢的节目：从各种真人秀，到好莱坞的电影。一切都在格雷沙姆定律无情的操控下，那些优秀的节目都被另一些毫无营养的节目驱逐了。

博尔赫斯的观点，即把神学定义为“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他分支对自己归属幻想文学全无异议。可是神学却对自己所叙述的故事深信不疑，或者说假装深信不疑。

关于存在上帝的概念从不曾有人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神学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

信仰的奥秘”，需要人们“在理解之前先深信不疑”。

意大利短语“像团团转的陀螺”被纳入了常用语的范畴，指极度活跃、永远行动、永不停歇的人。这群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到安宁，以“停下就会迷茫”为格言。这句话也指总是不断打鸡血却坚持不了多久的人。

早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就已将“团团转的陀螺”看作一种愚蠢了：“若有人感到无比压抑却又不明原因，应该停止疯狂地到处找事做。我们消磨时间，试图从自我中逃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承受痛苦，却不知为何如此。若能看清缘由，我们便会不再像我们正在活着的那样活着。”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

一旦人们可以过于简单地通过乘坐飞机去往任何目的地时，“旅行”就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廉价且省力的“旅游”。

在20世纪20年代，保尔·瓦勒里初次面见爱因斯坦时，自豪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笔记本，说：“我总把它带在身边，随时记下我突如其来的灵感，这样就不会忘了。您也这么做吗？”而爱因斯坦这样回答他：“不会！我很少有灵感，所以也不会有遗忘它们的危险。”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能至少说出一则凝聚着爱因斯坦的灵感的公式，也几乎没有人能记起瓦勒里的任何一条格言，甚至包括小说《泰斯特先生》（1926）开篇那句“愚蠢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可以想象，那些比瓦勒里更愚蠢的人每天发送的5亿条推文，在互联网信息的大浪淘沙中又能留下多少。

就像费里尼导演在《八部半》里所说：“我没有任何要说的，但我还是想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虚伪的座右铭在法庭上空回荡，人们传颂它、宣扬它，不过是为了说服天真的人去相信它。

1942年，心理医生弗雷德里克·皮尔斯在其专著《自我、饥饿与攻击》中宣称：“急躁的贪婪，是世界上存在太多愚蠢的首要原因。就像一个人没有耐心咀嚼食物一般，自然他也不会有时间咀嚼精神食粮。现代化逼着我们快速吃饭，那么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认为宇宙和愚蠢都是无尽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耶稣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真理。”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他也如此说，不过后者却问他：“什么是真理？”并且没等他回答就转身离去了。

王尔德在《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1891）一文中谈道：“世间除了愚蠢，再无其他罪。”

为了不在朋友中丢脸，年轻的叶芝复制了布莱克早期的一系列作品，然后承认：“如果没有对魔术预先进行深入研究，我是做不到这些的。”为了不在家族中丢脸，成年后的叶芝娶了一位通灵者，连他自己也认为妻子的家人“都是傻瓜”。而为了不在社会中丢脸，他与神智学者海伦娜·布拉瓦茨基来往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