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卷心菜汤也许是和坠落冰山一样的伟大时刻。

听故事的欲望早已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就像占有欲一样强烈。

关于性爱，切斯菲尔德伯爵曾经说过，高潮是短暂的，过程是尴尬的，代价是可怕的。

爱情不是感情，这两者差得很远；爱情植根于性，性的欲望有时却可以脱离爱而存在。

司汤达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我看到身边所有放弃希望的人都死了。”

像世上其他女人一样，也将自己的软弱怪罪在男人身上。

人的身上充满了矛盾，似乎各个元素之间无法协调共存。

所有小说即使各有所异，也大都是从过去的小说直接发展而来。

伦敦穷苦人民的悲惨和富有阶级的虚伪做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惊。

根据托尔斯泰的日记，某次彻夜玩乐后——可能是打了一夜纸牌或沉迷女色，也可能是和吉普赛人喝酒寻欢（从小说里能发现，这是一种或曾经是一种俄国人放纵行乐的常见方式）——他感到万分懊悔；然而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旧病重犯。

有好地主，也有坏地主；有良商也有奸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为农民身上只有美德，只是这群人的幻想罢了。

契诃夫的一句话：“人们不会跑到南极，再从冰山上掉下来；他们只会去上班，和老婆吵吵架，喝点卷心菜汤。”

基督教让人以疑虑之心对待享乐，并将其视为牵绊不朽灵魂的陷阱。

正视享乐，但谨记祸常从中起，对某些特定的乐子，敬而远之才是明智的做法。

一名小说家必须以能抓住读者兴趣的方式来陈述事实。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不得已只好牺牲真实性和可靠性了。

小说家的目的不在于教育，而在娱乐。

小说主要有两种写法。每种写法各有优缺点。其一，以第一人称写作；其二，以全知者的角度写作。

第二种写法中，作者可以将一切帮助你跟随情节发展、读懂人物角色的信息娓娓道来，由内而外地描绘角色的情感和动机。

大部分小说都以全知者视角写成。

指望小说家创作一个全新的人物未免是过分的请求，他的素材来自人之天性，即便世上人人不同，论其种类也并非无限，而小说、故事、戏剧、史诗已经写了数百年，想再写出一个全新的角色是极小概率的事情。

回想我读过的所有小说，唯一一个堪称绝对原创的人物只有唐·吉诃德。

十九世纪之前，小说家不太关注景物描写，只一词一句的简单刻画就足够了；但当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学派开始引领文学潮流后，为写景而写景的现象变得越发流行。

不管景物描写多么如诗如画，如果不是必需，即有助情节发展或阐明读者理应知道的事实之外，也便毫无意义。

小说作品应满足一定的篇幅，作者的创作时间少则几周，通常多达数月，甚至偶尔要花费数年。

作者的创造力时强时弱，有时只能依靠不懈的勤奋和一贯的功力才能写下去。

在过去，阅读之人重量而不重质，他们觉得既然花了钱就要读到足够长的小说。为满足这一要求，作者只好硬着头皮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并交付给印刷商。

他们发现了一条捷径：在小说里插入其他最多看似合理甚至完全与主题无关的故事，有些故事的长度甚至可以被称作中篇小说了。

即使是个中最优秀的几位，比如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等，都把按期按时被迫交稿视作一项沉重的担子。难怪他们总是扩写！难怪他们要加上那么多无关紧要的情节！

听故事的欲望早已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就像占有欲一样强烈。

这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讲故事的人。在讲故事、塑造角色、表明态度的同时，他已经为读者提供了对生活的某种批判。

关于性爱，切斯菲尔德伯爵曾经说过，高潮是短暂的，过程是尴尬的，代价是可怕的。

假若评论家本身不写小说，就很难透彻了解小说的写作技巧，这样写出的评论要么充满了无足轻重的个人感悟（除非他们能像戴西蒙·麦卡锡一样，不仅精于文学，还通晓世故），要么只能根据那些不可变通的苛刻规则妄加批评。

爱情不是感情，这两者差得很远；爱情植根于性，性的欲望有时却可以脱离爱而存在。

否认性欲只是虚伪或无知的表现。性欲是动物的本能，和饥饿口渴一样没什么好羞愧的。

年轻人的道德观和上了年纪的人不太一样，社会地位不同，道德观也不尽相同。

估计她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是不值得交往的一家人。

对于简这段漫长的休业期最可信的解释是她找不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出版商。

1813年，《傲慢与偏见》出版了。简·奥斯汀以一百一十英镑的价格售出该书版权。

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哑然失笑：“有一条真理可谓众所周知：一个家财万贯的单身汉是必定想找位太太的。”

“这倒是真的，他写过不少糟糕透顶的文章，还自费出了一两本书，但根本没人读。”“你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贝尔。亨利·贝尔。他算不上什么人物，又没有天赋。”

它准确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亨利·贝尔——或者用一个我们现在熟知的名字——司汤达。

生活的起伏让他阅尽人生百态，这是令很多小说家求之不得的财富。他置身于巨变发生的时代，与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一同奔命，因此得以在有限的条件里最大程度地了解人性。

司汤达的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谨慎的男人，姨妈则严厉又虔诚。他恨这两个人。

司汤达说父亲太过吝啬，可每次他需要用钱的时候总能从父亲那骗到一些。

他写道，“我热爱人民，痛恨他们的压迫者，但让我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将是永久的折磨……我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同样的贵族品位。即使我愿意为人民付出一切，但要我和小商小贩住在一起，我宁可每个月都去监狱待两周。”

司汤达经常参加一些沙龙，举办这些活动的都是些贵妇人，她们的丈夫靠着大革命发了横财。

爱情和相爱是不同的。爱情可以脱离欲望而存在，性欲却是相爱的两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司汤达身上，完全看不到知恩图报这一美德。

司汤达总觉得自己身上有种寒酸劲儿，所以特别挑些贵气、时髦的衣服来穿。

司汤达写下这样一句话，“因为我看到身边所有放弃希望的人都死了。”

日记里又写：“我和她上床了……但她一直在跟我说花钱的事。一觉醒来，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些事害我一点欲望都没了，显然血液已经从下半身流回了脑袋。”

“我可笑的自尊心让我狠狠拒绝了她，”

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时保住的一点钱，他重燃旧梦，想成为一位大作家，但他写的东西既挣不着钱，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声望。《论爱情》出版于1822年，之后的十一年里只卖出了十七本。

幸福总是在你停止追求时，才悄悄降临；总是在你失之交臂时，方能被感知。

他在传记里，把自己写得比事实上更重要，并吹嘘自己做了很多并没有做过的事

在司汤达死后的遗稿里发现一张他给巴尔扎克三千法郎的借据（对巴尔扎克来说，借钱就是送钱），想必是收买他给自己写颂词的。

除非我们是傻子，否则都很清楚自己内心有多少可憎的东西。

司汤达本人并没有编故事的天赋，《红与黑》的情节来自于当时报纸报道的一场轰动的审判。

司汤达所描绘的上流阶级的画面并不可信。他从来没进过上流社会，没遇到过真正的贵族名流；最熟悉的不过是在革命和帝国时代跻身上流的资产阶级；他并不知道出身贵族的人是怎样的。

像世上其他女人一样，也将自己的软弱怪罪在男人身上。

他狡猾地潜入一个家庭，随之打破其稳定和安宁；他最大的、唯一的目的是通过佯装无私，渐渐掌控住家里的主人和财产。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眼中的世界并非真实面貌，而是色彩更丰富，且通常像其他同时代作家一样风格华丽。

有时是因为他们的写作灵感仅仅来自于某些特殊经历或性格，所以产出有限。他们把能说的全说了出来，如果再写些什么，也只是自我重复或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

巴尔扎克是个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者则从日复一日的乏味中发现生活之真谛，企图脱离现实生活，进入想象的幻地。他们追求奇遇和冒险，渴望震惊世人，哪怕实现此目的必须要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他们也在所不辞。浪漫主义者创造的角色激烈而极端。他们的欲望不受拘束，他们厌恶自我控制，并视其为资产阶级无聊的美德。

人的身上充满了矛盾，似乎各个元素之间无法协调共存；而我们所感兴趣的，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

巴尔扎克在拉丁区认识的一个靠稿费维生的穷作家上门拜访，提议他们可以合写一部小说。于是，一系列粗制滥造的小说就此诞生，巴尔扎克换了很多笔名，时而一人写作，时而由两人合写。

巴尔扎克从中学到了教训：干脆利落的行动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尽量讨论人们视为重中之重的话题——爱情、财富、荣誉和生活。

他的作品数量惊人。每年都有一两本长篇小说问世，以及十几篇中短篇小说。

他借着烛光，一杯接一杯地喝黑咖啡提神

巴尔扎克的一个出版商曾说，有次吃饭看见他吞了一百只生蚝、十二块炸肉排、一只鸭子、一对松鸡、一条鳎目鱼、一打梨子和很多糖。

巴尔扎克极擅长做笔记。不管去哪儿，都要带着笔记本，一旦遇到什么可能有用的东西，灵光一现，或者被别人的想法所吸引时，他都要立刻记下来。

巴尔扎克很无耻。他总是先拿走一本书的预付稿酬，承诺在某个日期前一定完成；随后为了挣点快钱，又中断手头的工作，拿匆匆完成的小说来应付其他编辑或出版商。

他欠的钱越来越多，但还在继续消费——珠宝、瓷器、陈列柜、镶嵌家具、绘画、雕塑；他的书用摩洛哥皮革包得严严实实，众多手杖之中还有一根镶着绿宝石。

通常情况下，女人总不情愿借钱给别人，但巴尔扎克却发现她们容易上当。他脸皮很厚，从不觉得向女人借钱是件难为情的事。

她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可惜，现在就是这最后一刻……

巴尔扎克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虚伪做作的人。

为了还债，他像狗一样拼命工作。

只有在欠债的压力之下，他才能强迫自己写作。他写到脸色苍白，精疲力竭。

有时候“奇迹”出现，债主不上门打扰，编辑和出版商也不打官司了，一身轻松的他反而写不出东西，沉不下心来创作。

当一个女人被男人的名气所吸引，她最关心的不过是这段韵事能否为自己脸上添光，而忽略了那种发自真爱的无私感情。

和伊莲·德·瓦莱特的恋情维持了四五年。奇怪的是，巴尔扎克之所以和她分手，是因为发现她在上流阶级并没有像她所吹嘘的那般吃香。

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过上奢华的生活，拥有华丽的房子和一群仆人，买下许多套马车，包养无数情妇，再娶一房有钱的太太。

愿意取悦大众，并时刻关注着读者对月刊上他发表的作品的反应。

在英国，讲话的口音往往能“定位”一个人的等级地位

美国报纸形容他“一点都不像个绅士，反而是个追求蝇头小利的无赖”。

狄更斯的生活方式支出太大，很快他就债台高筑，苦不堪言。于是他决定举家搬迁到意大利（当然带上了乔治娅），那里的生活便宜一些，方便控制开销。

实在编不出故事，没什么好写的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

一位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福楼拜前往巴黎学习法律，他并不想当律师，只是不得已要有个职业。

他鄙视身边同学的平庸、做作和资产阶级的品位。

杜坎写道：“作家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视文学为方法，另一类视文学为目的。

找不到更轻松的事业了：评论书籍，或成为文学杂志的编辑；给已逝作家的选集写序言，为显赫伟人作传记，或写些文学相关的文章等等

绝对客观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

《包法利夫人》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我认为这不仅因为福楼拜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还因为他能极其准确地刻画细节。

晚年的福楼拜形单影只，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克罗瓦塞。他烟抽得很凶，暴饮暴食，从不运动。

所有小说即使各有所异，也大都是从过去的小说直接发展而来。

小说最直接的目的，是借一系列从自然中采集描绘的情景和一连串的抒情叙事来取悦读者。

“任何困难都打不倒坚韧不屈的艾米莉；她这一辈子从来没屈服过。”

艾米莉情绪不定，姐妹们都挺怕她。

美丽并不是女人唯一的魅力，事实上，真正的大美人往往令人敬而远之：你爱慕她，却不会被她打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对家族地位非常看重，所以在其头衔被剥夺时，显得格外郁闷；一经获释，他就立刻向有权有势的朋友施压，请他们帮自己复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不过是有一技之长的穷人中的白领阶层而已。

年轻气盛、性格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过度炫耀作为一名作家的身份，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傲慢和自负。

在初涉文坛、反响平平的年轻作家面前，总有一种藏不住的胜利感。

牢狱生活遏止了他的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他出狱时已放弃革命，转而坚决地拥护王权和既定的秩序。

刑期将满，他被送去西伯利亚的一个驻防小镇当列兵。这段日子极其艰苦，但他却把痛苦作为自己犯了错后应得的惩罚，他已经深信过去参与的改革运动是一场罪行；他给哥哥写信道：“我没有怨言；这是我应有的下场。”

他重获自由的方式非常可鄙。“他写爱国诗歌，其中有一首庆祝亚历山德拉皇后诞辰，另一首庆祝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是为尼古拉斯一世写的挽歌。他写信恳求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甚至恳求新上任的沙皇。在信中表示自己热爱年轻的沙皇，将之比作普照众生的太阳；他说愿为沙皇牺牲一切。他对过去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坚称自己一直在忏悔，曾经的言论也让他倍感痛苦。”

巴黎人眼里只有钱，气量小得很。伦敦穷苦人民的悲惨和富有阶级的虚伪做作让他震惊。

他还在继续赌博。当他把养活妻儿必需的那笔钱输掉时，一度非常悔恨，可只要口袋里有了几个法郎，就又立刻冲回赌场开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到处流离，居无定所。

欧洲文明在他眼里是贪图物质、颓废腐败的，已经将要走到终点了。

虚荣是艺术家的通病，无论作家、画家、音乐家或演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虚荣得有些过分了。他似乎从没想过，别人已经听够了他对自己和自己作品的大谈特谈。

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卡拉马佐夫兄弟》已久。自第一本小说面世后，他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允许他在一本书上耗费这么大的心血了。

他学习不好，在两所大学没拿到一个学位，但贵族出身让他顺利走进了喀山、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圈子，流连在上流社会的活动中。

他嗜酒如命，疯狂赌博，手气却很不好；有次为了还赌债，不得不把亚斯纳亚·保里亚纳庄园的房子卖了，那是家里给他分的遗产。他的性欲异常旺盛，还感染了梅毒。

根据托尔斯泰的日记，某次彻夜玩乐后——可能是打了一夜纸牌或沉迷女色，也可能是和吉普赛人喝酒寻欢（从小说里能发现，这是一种或曾经是一种俄国人放纵行乐的常见方式）——他感到万分懊悔；然而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旧病重犯。

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保里亚纳庄园，尽管对奢侈的生活——其实只是适当奢侈罢了——感到羞耻，却仍然受益其中。

托尔斯泰已经离家出走，开始了那段以死亡收尾、悲惨又闻名的旅程；走出这一步的原因，并非因为他最终决定按照内心良知和信众愿望而生活，只是为了摆脱他的妻子。

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离开后，试图自杀。她之前自杀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闹得满城风雨，以闹剧而非悲剧的方式收场。

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见识过贵族生活的空虚轻浮，和商人阶级的无知狭隘。

有好地主，也有坏地主；有良商也有奸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为农民身上只有美德，只是这群人的幻想罢了。

皮埃尔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身上学到了“人的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于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不幸并非源于贫困，而是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

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类，现实派和奇情派。

契诃夫的一句话，这句话更好切题，所以此处再冒险引用一次：“人们不会跑到南极，再从冰山上掉下来；他们只会去上班，和老婆吵吵架，喝点卷心菜汤。”

普通人的确会上班、和老婆吵架、喝卷心菜汤，但现实主义作家的工作就是描写普通人身上的不普通。

喝卷心菜汤也许是和坠落冰山一样的伟大时刻。

出于可靠的直觉，他们特意回避开时效短暂的话题，选择了人类长期关注的主题：上帝、爱恨、死亡、金钱、野心、嫉妒、骄傲和善恶

归根到底，作家呈现给我们的，还是他们自己。

除托尔斯泰一人出身贵族之外，其他人皆来自中等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