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来的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而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

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人偏低的所谓“驴活“。

“短缺”只是业界炮制出来的一种假象，其目的是要进口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诺姆·马特洛夫教授（Norm Matloff,1998）曾经在他的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指出，雇主在招聘工人们时对技术专门化程度过于挑剔，以至于在美国软件工作的所有应聘申请中，平均只有2％的人成功。在悉尼，大型的IT职业中介机构也向我坦言，在他们受理职位申请时，90％以上的淘汰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IT业界在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发展，即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人来不断试错，而不是通过对开发过程本身的“理性化”来克服不确定性。“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赖于大量的无偿劳动力，以克服软件生产过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颈”。换句话说，IT业靠的是毛泽东式的人海战术。不可避免，这种发展策略使得IT产业对于技术工人的短缺格外敏感。

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更多的供给反倒可能产生更大的短缺。因此，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当今那些通过猎身而在全球流动的IT人才主要不来自这些公立大学或精英机构，他们多数出自于私立学院。

一所与著名的马德拉斯（Madras）大学合作的私立学院在2001年毕业了40名计算机应用硕士，结果只有八人能够在两个月之内找到工作；而八个中的七个在私立学院里找到工作–为生产更多的IT毕业生而贡献力量！

悉尼的大部分劳力行经营者通常是从其他行业（尤其是工程）转行到IT的。他们办公司的最初目的一般是要从事软件开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澳大利亚开拓软件产品市场非常困难，从而被迫转向猎身生意。

在悉尼的很多劳力行经营者脱离他们本身的行业，是因为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里面临着“玻璃天花板”和“玻璃门”的问题。

印度的IT工作人员被窝在了中层技术员岗位上，“无处可去”：“市场营销决定一切。如果你不懂市场营销，你就升不上去。“

来自喀拉拉邦(Kerala)的克里什纳（Khnshna）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十多年，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前途，感到非常苦闷：“什么叫销售和业务？全都是在骗人！这些根本和真才实学无关。毫无意义！”

令很多被访者郁闷的是，他们珍惜万分的硕士或博士学历对他们的老板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好多人，包括我的印度籍被访者自己，也包括他们的澳大利亚同事，都把印度人在向上流动中面临的困难归结为他们对人际交流技巧的缺乏。IT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的平面化和网络化意味着随时的人际交流要比循规蹈矩更重要。

在IT行业中，高尔夫球场、咖啡馆或酒吧，是彼此交换各类敏感信息和达成公司政治中的利害交易的重要场所，经常比办公室还要重要。

大部分印度人的IT公司停留在它们创建时期的规模。

“销售和开发完全是两码事”

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费用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

我的被访者的社会圈子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主要和其他搞IT技术的印度人来往，很少人有意识地去接触或者打人商业圈子，以主动搜索潜在客户目标。

谁也不可能在（面试过程中的）一个小时内测量出你的技术到底有多好。你一定要体现出来，你是自信的，态度是积极的。你要有能力把事情说明白。人际沟通的技巧是这些人一来（澳大利亚）我就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

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低头挖煤、还是仰头放歌，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在印度村庄里调查看到村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你不加人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

如果牛津要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

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少，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

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其他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

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人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

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一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

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

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论文”，我确实可能崩溃。

在那一年，我想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也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人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

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中的诸多细节。

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来的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而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

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IT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

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再就业的一个跳板。

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四99年的资料，在19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职业人士中，有23％来自该邦。

我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我的视角。这个身份认同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

在2001年的前8个月，35万名高科技工人被解雇,到11月份，解雇人数达到60万。与此相呼应，从1998年到2000年，至少20个国家组团专程远赴印度招收IT工人；但是在2001年5月，有五万多名印度计算机人才在美国失业。

猎身可以说是一个印度独有的特别现象。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 shops，本书称它们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

与我们通常设想的大大相反，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人偏低的所谓“驴活“。

猎身被称为猎身：身（而非“头”）者，简单劳动也，“猎”者，迅捷寻找和购买也。这与针对高级IT职位和其他专业的“猎头“一词相对应。

尽管我的调查对象从来管他们自己叫IT专业人才，但我认为”IT工人”一词更能反映出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

劳力行在猎身中很少单独行动，而总是和不同规模的职业代理公司合作，从而形成“中介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公司客户现在将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一个或少数几个大规模的职业中介公司，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几乎不可能和大公司客户挂上钩，因此不得不通过与大型职业中介公司、甚至和与这些中介公司有关的小型公司合作，来获得工作空缺。

劳力行（特别是在目的地国家）通常经营多种业务，它们同时是劳务中介机构、软件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工作室，有时还是IT培训机构。

归根结底，这两种形式都是在向西方国家提供廉价、灵活的劳动力。

从1998至1999年，在美国持H一1B签证的计算机相关行业人员中，印度人占了74％（INS，2000）；在2002年进人英国的外国IT专业人士中，也有78％是印度人（Clarke和Salt，2003，572）。H—1B签证也因此获得了“印度人签证”的绰号。

位调查对象曾告诉我，当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申请一份会计工作时，却被安排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当她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你是印度人，你能干这个”。

有着强烈企业家抱负的IT工人之所以委曲求全，愿意接受猎身的条件，不仅仅因为他们要靠猎身进人世界劳动力市场，而且他们在稍后可以通过做劳力行的次级代理人、或者干脆建立他们自己的劳力行，开始积累他们的原始资本。

“短缺”只是业界炮制出来的一种假象，其目的是要进口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诺姆·马特洛夫教授（Norm Matloff,1998）曾经在他的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指出，雇主在招聘工人们时对技术专门化程度过于挑剔，以至于在美国软件工作的所有应聘申请中，平均只有2％的人成功。在悉尼，大型的IT职业中介机构也向我坦言，在他们受理职位申请时，90％以上的淘汰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本人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家职业中介机构要求应聘者有两年到三年的使用某一技术的经验，而这项技术本身出炉才不到一年！而且，叫喊工人短缺的报告多来自大型的劳动力中介公司。

不必多说，IT业中介公司和雇主自然希望看到劳动力的紧缺；他们作出关于对IT专业人员迫切、持久的需求的预测也就不足为奇了。

IT业界在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发展，即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人来不断试错，而不是通过对开发过程本身的“理性化”来克服不确定性。“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赖于大量的无偿劳动力，以克服软件生产过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颈”。换句话说，IT业靠的是毛泽东式的人海战术。不可避免，这种发展策略使得IT产业对于技术工人的短缺格外敏感。

与真实的短缺不同，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更多的供给反倒可能产生更大的短缺。因此，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当今那些通过猎身而在全球流动的IT人才主要不来自这些公立大学或精英机构，他们多数出自于私立学院。

所有的私人IT培训机构都必须满足这样一个市场需求：学员一毕业，马上就去西方国家立即投人工作。

81.8％的软件专业人员出身“先进”种姓，只有9％来自“落后”种姓，这与“落后’种姓占印度总人口52％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安得拉邦有80％的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50％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已经嫁人了！

一个出身卡马或热地种姓、在海得拉巴的大公司工作的IT新郎，在2000年的时候能获得80一200万卢比的嫁妆，这是非IT业工程师的身价的两倍还多。

一所与著名的马德拉斯（Madras）大学合作的私立学院在2001年毕业了40名计算机应用硕士，结果只有八人能够在两个月之内找到工作；而八个中的七个在私立学院里找到工作–为生产更多的IT毕业生而贡献力量！

根据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2001c）的统计，从2000到2001年，有半数左右的IT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毕业之后的）第一周，邻居们就会问你为什么待在家里；第二周，人家问你能在家里待多久；第三周，人家甚至问你，干吗还在这个世界上浪费爹妈的粮食！

很多我所认识的IT人士都坚信：只要你负担得起旅费，在西方国家找到IT工作要比在印度国内容易得多。

一些劳力行老板为了撑过萧条期，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劳力行公司内部创造出比如“实习生”和“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卖给失业的IT人。在海得拉巴，要成为一个实习六个月的实习生，工人要给公司10万卢比，而工人们的月实习工资只有2500一3000卢比。

印度的IT课程不仅费用低·，一，学习同样的一门课程在海得拉巴只需要花费300澳元，而在悉尼则需要支付超过2000澳元更重要的是质量过硬，课程设计上紧跟美国，从而被视为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悉尼的大部分劳力行经营者通常是从其他行业（尤其是工程）转行到IT的。他们办公司的最初目的一般是要从事软件开发，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澳大利亚开拓软件产品市场非常困难，从而被迫转向猎身生意。

在悉尼的很多劳力行经营者脱离他们本身的行业，是因为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里面临着“玻璃天花板”和“玻璃门”的问题。“玻璃天花板”是指等他们晋升到一定层级之后，就升不上去了的现象“玻璃门”则指他们很难从技术岗位进人管理性岗位。 我所访问的绝大多数IT业永久移民也即大部分劳力行老板们所属的群体一都曾经处于中层岗位，譬如项目负责人、高级程序员、首席程序员/设计人/分析师等。

卡迪克（Karthik）是供职于澳大利亚最大的通讯公司澳信公司（Ozmail）的一位 泰米尔IT专家，他抱怨说印度的IT工作人员被窝在了中层技术员岗位上，“无处可去”：“市场营销决定一切。如果你不懂市场营销，你就升不上去。

来自喀拉拉邦(Kerala)的克里什纳（Khnshna）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十多年，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前途，感到非常苦闷：“什么叫销售和业务？全都是在骗人！这些根本和真才实学无关。毫无意义！”

令很多被访者郁闷的是，他们珍惜万分的硕士或博士学历对他们的老板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好多人，包括我的印度籍被访者自己，也包括他们的澳大利亚同事，都把印度人在向上流动中面临的困难归结为他们对人际交流技巧的缺乏。IT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的平面化和网络化意味着随时的人际交流要比循规蹈矩更重要，这对印度专业人员更加不利。

史蒂芬·洛伊（Stephen Loe）这样评论道：在澳大利亚，组织结构是很平面化的。你可能随时都会碰到自己的上司。你可能就在董事长办公室的隔壁办公。澳大利亚的老板可能会问：“嗨，飚，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你的妻子还好吗？”印度人不知道如何风趣地回答这些问题。而接下来老板就可能说：“顺便说一下，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就是机会！而印度人有欠圆滑，遇事不够灵活（抓不住这些机会）。

在IT行业中，高尔夫球场、咖啡馆或酒吧，是彼此交换各类敏感信息和达成公司政治中的利害交易的重要场所，经常比办公室还要重要。

很多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被访者都认为，印度的IT人士之所以在软件设计方面做得很好，正是由于这个领域不需要什么人际沟通。

买房子的一个额外用处是，购房者可以拿房子当抵押，向银行申请高达房价90％的贷款。贷款很重要，是因为大多数印度籍IT企业家很难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

回顾印度人IT企业的发展过程，业主的妻子们的收人对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大部分印度人的IT公司停留在它们创建时期的规模。

“销售和开发完全是两码事”

市场销和程序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打包销售需要巨大的投资。你必须要把一大笔利润让给交易商。比如微软Windows2000在市场上的售价是120澳元，但微软卖给我的华人供应商是85澳元，他再用115澳元的价卖给我。软件包的銷必须要依靠这样的销售链。我们怎么可能去培养这样的销售链呢？

一般而言，要成功营销一种软件程序，其费用可能要比开发这一程序高出四倍。

我的被访者的社会圈子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主要和其他搞IT技术的印度人来往，很少人有意识地去接触或者打人商业圈子，以主动搜索潜在客户目标。

IT职业中介一般认为印度人基本技能强，又特别擅长主机技术；菲律宾人擅长c语言；而中国人更适合做程序工程师。

劳力行也会针对印度工人的特点尽力帮助他们去适应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特别是反复向他们灌输，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沟通技巧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皮拉纳万向我强调，印度工人在初选时一般没有问题，但是经常在面试中被淘汰，就是因为他们缺少沟通技巧。

谁也不可能在（面试过程中的）一个小时内测量出你的技术到底有多好。你一定要体现出来，你是自信的，态度是积极的。你要有能力把事情说明白。人际沟通的技巧是这些人一来（澳大利亚）我就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他们一开始力图成为大型IT公司的劳动力供应商，但在投标中屡战屡败；他们于是把国家政府部门作为客户目标。为政府部门招募IT工人利润会比较少，但是竞争也相对较小。

悉尼的猎身生意的运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IT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特别大型职介公司的垄断性地位。在澳大利亚，五到七家最大的职业中介机构掌控了40％一60％的IT业劳动力招聘业务（2001年）。

1998年左右，由于Y2K突发事件导致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一些大型公司完全取消了人力资源部门，而把所有的员工管理工作–包括薪酬和晋升，都全权外包给一家职业中介一即所谓的“总外包公司“。

大型中介公司几乎垄断了与大企业客户全部的联系途径；所以那些稍小的机构，即便是他们具备完备的信息、知道那些大公司想要什么样的人、并且手里有非常匹配的人选，也不得不通过首选供应商或者主外包公司来获取实际业务。

IT公司需要大量的储备工人。但是要如果一家中介公司养这么多工人，成本太高。所以这些劳力行应运而生。每个劳力行都带几个工人，这样大家的都能应付过来。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相当多的印度IT专业人士通过猎身移居到加勒比海国家，尤其是牙买加。这源自一些美国IT公司所谓“近岸”（nearshore）外包的商业模式．一他们将任务外包到就近的地区。

去牙买加的人通常广而告之，自己要去美国的公司工作，只是这些公司的所在地恰巧在牙买加而已。

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

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