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冲击

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主要是对“领土国家”时代霸权更替规律的总结，其“霸权更替史就是战争史”的论断并不适用于二战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大国崛起的过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储备而实现的，它们都是依靠债务包括外债的可持续性支撑而崛起的。债务、国家信用与大国崛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金融发展中的信用对国家制度安排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否则崛起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出现“崛起中断”。

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

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在2021年6月16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18位官员中有13人支持在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一次加息操作，有11位官员预计到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两次加息操作，还有7位官员预计在2022年开始加息，这反映出美联储官员对加息操作的支持有了明显增加。

经济学家喜欢待在自己狭小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中不断深挖，不仅忽略了经济学研究是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统一，更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逻辑，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故，便无力摆脱自己狭隘的专业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仅有悖于现实，甚至会出现重大的误判。

健全法制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所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效益上有明显的不同。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尚无单凭政府全力推动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先例。货币地位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框架。

中国的崛起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一场“金融革命”。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曾预计，在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间，许多产品在中国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仅比在美国某些地区的生产成本低10%～15%，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等因素考虑在内，中美两国的生产成本差别将微乎其微。

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劳动力价格因素在它们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下降，同时伴随着产品技术密集度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对所有权的重视程度也在大大提升，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生产选址策略的调整。

2017年，中国自产大豆1528.25万吨，总进口是9553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8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18亿亩。

在我看来，“美国衰落”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真的是衰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

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左右。也就是说，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

耶鲁大学的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鲁教育的失败。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头戴王冠的脑袋总是感到不安。

总体上看，二战后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波有关美国霸权衰退的讨论。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后，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让美国霸权衰退论再次浮出水面。

肇始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没有动摇美国的霸权根基。通过向各国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美联储充当了国际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美元在危机中的地位不降反升。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霸权是“一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做”的情形。

美国在全球大棋局的各个战略要点都有军事存在，部署的内容包括换防、永久驻军、军事基地及确保海外存在的军事协定；部署的军事人员遍布169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达164253人，活动涵盖与盟国一起训练、保障航海自由、执行作战活动等方方面面。从军事开支看，美国每年的军事开支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

2012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682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开支总额的38.8%；其他10个军事开支大国（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德国、意大利、巴西、中国）的军事开支共计6520亿美元，占比37.1%。

美元是世界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各国已分配的外汇储备中占比61.9%，且地位稳定。排名第二的欧元自2009年的最高值（27.7%）一路走弱，已降至23.8%的水平。处在第三的日元仅占比3.8%。

美元是主要的“锚”货币。1995年以来，把本币和美元建立联系的国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截至2010年，有8个国家采用美元化或挂靠美元的货币局制，90个国家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9个国家维持以美元为参考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美元是主要的国际交易货币，截至2013年10月，美元是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支付货币，占比为38.12%；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列第二、三、四位，占比分别为34.69%、9.92%、2.56%；人民币则位居第十二位，占比仅为0.84%。

美元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为81.08%，人民币、欧元和日元分列第二、三、四位，占比分别为8.66%、6.64%、1.36%。

美元是关键的救市（世）货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早期、货币互换协议未扩展之前，国际市场上能获取和使用的美元少于700亿；到2008年年初，随着央行间美元互换协议的展开及美国境外融资需求的激增，各国央行的可用流动性达到5600亿美元。

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股票市场看，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市场能在规模、流动性和选择性方面接近美国。

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主要是对“领土国家”时代霸权更替规律的总结，其“霸权更替史就是战争史”的论断并不适用于二战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领土国家”时代，大国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型的，是不同殖民地体系间的竞争。一个大国侵占的殖民地越多，控制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就越大，掌控的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传统权力资源就越丰富，给该国带来的竞争优势就越突出。

现有的大国兴衰理论强调传统权力资源对于大国的意义，忽视了权力性质的变化和各种权力资源的协同效应。

作为后崛起的国家，新兴大国既面临着传统文化观念和制度的约束，又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高增长高消耗、高总量低人均及贫富差距过大等难题。

尽管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远未达到优化的程度，中国对美国财政部证券的持有超过日本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恰恰证明中国是“美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元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没有实质性变化。

迄今为止，在美元体系下有关大国间贸易争端的唯一经验，来自美日贸易摩擦。其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教训，不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崩溃，而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对对手货币的操控或打击能力，这幕戏剧的高潮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货币稳定非常重要。1870～1914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是决定其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此间，美国物价水平平稳下降，每单位GNP的货币数量减少，而经济增长速度却达到3%～4%，这是生产力提升的结果，即通货紧缩只是导致价格下跌而价值并未改变。所以，美国是在货币稳定甚至是紧缩的条件下成为强国的。

大国崛起的过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储备而实现的，它们都是依靠债务包括外债的可持续性支撑而崛起的。债务、国家信用与大国崛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金融发展中的信用对国家制度安排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否则崛起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出现“崛起中断”。

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证明，不同时代的现代金融业的发育、发展均严重依赖于制度安排的演进与现代化：严格的产权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否则，在信用缺失，加之国家在本币无法国际化或者顺利对外发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内部税收的强化获得一时的增长，结果是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所谓崛起也只是昙花一现。

西方崛起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军事-金融综合体”，使得国家在长期、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得以获得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支持。

美国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也是众多思想、理念和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出来的国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欧洲大陆封建王权的桎梏下无法实现的思想、理念，在美国建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虽惊心动魄，但却谈出来或者说妥协出来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与靠武力建立的国家是不同的。

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

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存在四个误区，可以将其称为“全球化幻想”：一是把经济全球化当作全球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进程；三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推广的过程；四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线性发展过程。

当地时间2021年6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5月份CPI。数据显示，当月美国CPI同比大涨5%，超过市场预期的4.7%，增速创2008年8月以来新高；核心CPI达3.8%，超过市场预期的3.5%，增速创1992年以来新高。

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已累计出台总额达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加之美联储“无上限QE”政策，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增加，就业情况却仍然不容乐观。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5月份就业情况数据显示，当月美国失业率从6.1%下降0.3个百分点，至5.8%；失业人数下降49.6万，至930万；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5.9万。与2020年4月的近期高点相比，美国失业率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水平（2020年2月分别为3.5%和570万）。

在2021年6月16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18位官员中有13人支持在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一次加息操作，有11位官员预计到2023年年底前至少有两次加息操作，还有7位官员预计在2022年开始加息，这反映出美联储官员对加息操作的支持有了明显增加。

在进入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大概要比对外负债的成本低3%～4%，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廉价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依靠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共同进行的，但目前国内学术界相互之间的状态用本杰明·科恩的说法就是“聋子间的对话”——经济学不考虑政治，政治学不考虑经济。各学科之间都在搞专业性的圈地运动。

经济学家喜欢待在自己狭小的专业化分工领域中不断深挖，不仅忽略了经济学研究是理论逻辑、数据（量化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统一，更无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及其逻辑，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故，便无力摆脱自己狭隘的专业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仅有悖于现实，甚至会出现重大的误判。

2019年8月5日，人民币汇率破7，同一天美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竞争力一定很强，发展或者崛起的可持续性也同样很高，这背后是政府信誉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持久确立的问题，恰恰也是每一个时代现代金融市场建立的核心要素之一。

健全法制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所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效益上有明显的不同。

15世纪尤其是17世纪以来那些成功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在其增长过程中无一不是债务国，无论内债还是外债，都是在利用他人的资金或者资源实现自己的崛起，历史上尚没有仅仅依靠自己的储蓄或储备成功崛起的案例。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市场自发搜寻的结果，尚无单凭政府全力推动就可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先例。货币地位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框架。

四十多年来，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的，而且是从沿海地区开始，再逐渐走向内地，主要是为了规避外部经济循环对当时国内经济体制、政策的冲击。

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以来，中国累计成立21个省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共67个片区）。中国自贸港有两个（香港、海南）。但实事求是地讲，它们大多数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即在国内传统体制内进行边际调整，在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欠缺。

中国的崛起是否可以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一场“金融革命”。我认为，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