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掺杂着太多环境因素，诸如经济条件和家属意愿等，是各种因素博弈与平衡后的结果。

孩子仍一遍一遍地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早点走？”“可不可以让我舒服一点？”“让我睡着好不好，睡着了我就不难受了……”

到了肿瘤晚期，身体的不适和对治疗的失望，造成病人的性格完全扭曲，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老北京有句话叫‘病拿的’。

自从转到我们科，他几乎都没清醒过，偶尔清醒一下，就是自己拔自己的管儿，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艾滋病人一旦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自己觉得这个事也不光彩，马上就不想活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还有就是有很多病人会对社会进行报复。

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我不想妈妈担心我。

她哽咽着说：“我就是想多笑会儿，别让老公和孩子一看见我就难受，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都快快乐乐的”。

面临死亡之时，最能见人心，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品格和思想境界。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我俯下身，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让我走吧……”

死是一种必然的状态，让死者走得更有尊严，痛苦更少一点，是活人应该尽的一项义务。

不知是因为多年来照顾瘫痪的母亲，让这些孩子筋疲力尽，还是ICU过于昂贵的花费使他们无法承受，2012年伊始之际，患者的大儿子便代表全家告诉我们，决定放弃对母亲的全部治疗，要求我们撤掉呼吸机，并将她转到普通病房。

我们跟患者家属讲：老太太现在正逐渐好转，不应该放弃治疗，但他们非常坚决。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让他们签了字。

ICU的高花费绝非是这种低收入家庭能承受得起的，况且现在我国对于此类患者又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患者家属也确实别无选择。

良久，这位父亲慢慢站起来，对我说：“我们不治了，拉回家了。”我并不意外，但真切地觉得心痛。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看见她在哭，无声地。

妈妈为孩子梳头、擦洗、更衣，并喃喃自语：好了以后带你上哪儿玩儿啊，给你买啥玩具啊。可能都是没来得及给真真兑现的小小愿望，真的是一些很小很小的愿望。

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儿女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遭到不孝的骂名。看到

每每看到那些求生意志很强的患者，因为家庭、经济或别的原因放弃治疗时，都会于心不忍。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如果患者清醒过来，看到自己现在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我相信他们会选择放弃这样的治疗。

有一次我劝他们说：继续治下去可能延长几个月生命，但救不了命，而且孩子后期会非常痛苦，你们的经济压力也会非常大，好好考虑一下，量力而行。过了几天，他们来找我：“想好了，我们就这一个儿子，咬牙治到底。”

宇有一天对母亲说：“化疗遭罪，也拖垮了家，姥姥的病你也顾不上，我觉得很累，不想治了。”宇的母亲恸哭：“你是妈的精神支柱，山穷水尽妈也陪你走到底……”

宇的母亲说：“我们已经辞了工，卖了房子，就算回老家也没任何依靠，没有指望，我们哪儿也不去，在这里捱一天算一天，所有抢救手段我们都不放弃。”

终于，宇的父亲对他母亲说，“孩子这么多年遭太多罪了，能平平静静地走也是件好事……”在放弃有创抢救同意书上签了字。

真正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刻，宇的母亲却突然疯狂般推翻之前的表态，不惜一切地要求转ICU全力抢救、上呼吸机、电除颤……

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见了太多“束手无策”和“人财两空”。我对很多病人家属说过“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人的生死，实际上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必须由本人决定，而非他人。

我养家糊口、工作繁忙、总是出差在外，很累很辛苦，因此在父亲最需要我安慰的时候，我经常不能把聊天的时间留给他，这也为我自己留下了无限的悔恨和遗憾，但却永远无法弥补。

“这十几年来，我年年都要陪他反复住院，从死亡线上把他拉过来，但他回家后还是得卧床，每天都需要我伺候，已经把我的精力都耗干了。”他老伴儿跟我们说。

”为了省钱，她后来都不肯去医院，她说过，别再为她花冤枉钱了。”她的爱人说，“我们哪儿也不去了，我们放弃了，算了。”

一天，病人父亲终于忍不住走到我办公室问我孩子是否有救，并告诉我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欠了一大笔债。

“医生，你们一定要全力救救我哥哥呀，他有医保，我们家里人也愿意出钱，只要能让他多活几天就好了。”

一位美国医生的墓志铭上刻着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死亡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掺杂着太多环境因素，诸如经济条件和家属意愿等，是各种因素博弈与平衡后的结果。

小男孩是从妈妈那里传染到了艾滋病，再追问病史，小男孩妈妈曾经卖过血，就一次。

一会儿，他又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找我，他问艾滋病能治好不？其实，他问这个话，我知道他是知道答案的。

无论我怎么劝他，怎么解释，孩子父亲都面无表情，淡淡地说，我们也没钱治，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要不一家人都过不下去。

感恩生命，紧握当下；重拾幸福，饱满人生。这或许正是逝者对生者的最大期待。

她见了几个重要的亲人后，很平静地跟我们说：“不要做抢救治疗，让我安静地去吧，我希望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

只有中学文化的他，为了让父亲得到更好的治疗，自己能和医生更好地沟通病情，大半年来，他除了照顾父亲，就是到省图书馆，遍阅那里关于小细胞肺癌治疗方面的书籍……

他抽烟抽了70年，死活不戒，一直到85岁才戒。最后一直受着呼吸困难的折磨，痛悔抽烟太多，见谁都劝戒烟，可惜为时已晚。

他常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一针让我过去算了，太痛苦了。我这辈子知足得很。”

我一直在给他用一种短效的麻醉剂。只要不舒服，就打开麻醉剂开关。这么大岁数了，成瘾就成呗，所以最后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以减少痛苦为主要目的。

晓慧告诉我她现在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四点起来卖报纸，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去餐馆做服务生。她说她想多攒些钱，然后给李健换一个心脏。天！

有时候，我们面对病重的病人，合理的安慰比虚假的鼓励更贴心。

孩子妈妈已经花掉了自己娘家、孩子舅舅和自己的积蓄几十万元，再治疗下去已难以为继。

孩子仍一遍一遍地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早点走？”“可不可以让我舒服一点？”“让我睡着好不好，睡着了我就不难受了……”

一般情况下，当病人死亡后，我们都会询问家属是否签署尸解同意书。在中国，出于对死者的敬畏，绝大多数家属都不同意。

很快她的肿瘤出现了多发转移，转移到肺和骨头上，她开始变得越来越愤怒，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就想到了自杀。

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对他老是不出现的女儿都颇有微词，“女儿再优秀有什么用，爸爸生病时也不能陪在身边。以后一定不能让自己的小孩出国。”

孩子也不知道陪陪她爸，成天在外面不着家，她爸每天做好了饭等她，她却老和朋友吃饭不回来。

您能不能请护士抽我的血给他？抽我自己的一些血，打到我丈夫的身体里，算是我对他的一点点报答？

“我们家里已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治病了，我没有什么再能给他。如果在他清醒之时，我能够拿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他，就成全我的一份心愿了。”

到了肿瘤晚期，身体的不适和对治疗的失望，造成病人的性格完全扭曲，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老北京有句话叫‘病拿的’。

自从转到我们科，他几乎都没清醒过，偶尔清醒一下，就是自己拔自己的管儿，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吃着他爹的俸禄，却很少在病房里陪护他爹。

老爷子这么痛苦地活着就是为了给这混蛋儿子挣退休金呀。

艾滋病人一旦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自己觉得这个事也不光彩，马上就不想活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还有就是有很多病人会对社会进行报复。

他总是向父母发火，嘴里说着“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就这样死了多好！省得在这里受罪。”

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我不想妈妈担心我。

我也哭，还闹，也想自杀。

我羡慕别的女孩可以梳好看的辫子，穿漂亮的裙子，还可以去上学。可我，我只能剃光头发，穿着病号服，待在这等死！

有一次我不禁问起：“小范，你怎么这么爱笑啊？”当我问完后就后悔了，怎么可以问这样敏感的问题呢？直到这时，小范看看空荡荡的病房，突然哭了，哭得伤心极了。

她哽咽着说：“我就是想多笑会儿，别让老公和孩子一看见我就难受，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都快快乐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