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

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江泽民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

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江泽民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胡锦涛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

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在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的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

江泽民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

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

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月，他格外地谨慎。”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的4个副主席之一。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略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参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

“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外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

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

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毛泽东、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这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痛批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

名为《关于新闻管理的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国外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

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官员的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守诺言。即便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统也能够当面扯谎。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客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

江泽民的政府有着克林顿政府所没有的绝对权威。国会在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允许李赴美访问的提案，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依然是美国总统作出了一个他不能履行的诺言。

江泽民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我不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

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江泽民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