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较之昨天的发展，这就足矣。

我不会让个人情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就算再喜欢这家酒店，也得等到它的出价对我有利，才会出手。

我在派对里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不喜欢跟人闲谈。可是，闲谈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会逼着自己多聊一些，然后争取早点回家。

第一，不管外界条件多么诱人，一定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第二，人应该坚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第三，有时候，不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这次他又要跟我合作，我在电话里不便直接拒绝他，就让他先把合同发来看看。

永利先生为人圆滑，又有点无厘头。几周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唐纳德先生，我跟我妻子要离婚了。”我说：“史蒂芬，想开点儿。”他说：“没什么的，我们还爱着彼此，只不过不做夫妻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想跟她打个招呼吗？”我婉言谢绝了。

我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我知道，登上报纸、杂志可以扩大我生意的影响力，所以我从不介意在记者面前谈论生意方面的事情。

现代艺术充满了欺骗。最成功的画家倒不是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反而是因为他们销售和吹捧自己的“画作”有方。

现在电视上到处充斥着所谓房产生意的传经布道者，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也不能保证我的书可以助你一夜暴富。

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很多人期望快速致富，反而落得个倾家荡产。

我会一直问，一直问到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可以问的时候，才做决定。

你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营销手段，让对方知道，这笔生意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好处。

你应该激发别人的兴趣，让他们为你着迷。

据我所知，媒体总是喜欢“大事件”，越轰动越好，这是他们的职业天性。所以，如果你稍微有些与众不同，或者令人难以容忍，做事情十分大胆或饱受争议，媒体都会关注到你。

当记者向我提问尖锐的问题时，我一般只回答这一问题的积极方面，或者是转移话题。

巧妙营销，还要学会虚张声势，我会想办法激起别人的好奇心。

没有资金，说了也是白说。

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即使成功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成功还可能让生命更不堪一击。

也许是因为始终得不到家人理解，弗雷迪变得灰心丧气，他开始酗酒，情况急转直下。在他43岁那年，弗雷迪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许他曾经找到过，但是家里人却没有给他追寻的机会。

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我想得那么迷人。我从沃顿毕业满怀希望的步入社会，却发现这个世界只有最坏，没有最好。

很多经营信托投资公司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信托投资，公司也经营得不怎么样。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经过实地考察，就把钱投资在波多黎各的一项工程上，最后却发现，自己买的楼盘根本不存在。

成为俱乐部会员，无论从职业上还是社交方面，都对我的人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现在很多衣冠楚楚自诩诚实正直的人，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忠诚度可言。他们只想着什么对自己最有好处。

亚伯拉罕·必姆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但是计划公开后，他却从未表过态，直到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城市规划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会和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都审核通过了之后，他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政界人士，风往那边吹，他就往哪边倒。

有时候，为了做成一笔生意，你必须贬低自己的竞争对手。

政治家是不会在乎花费的，反正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公司最有权的人只有一位，其他人说白了都在给他打工，员工是不会为了别人的生意尽全力争取的，他们尽力争取的只是自己的工资和圣诞节福利，其他时候则是能不烦老板就不烦。

新的经理很圆滑，他每周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把酒店所有琐事交代一遍。比如：“唐纳德先生，我们想把14层的墙纸换掉，您有什么意见？”或是：“我们打算给一家餐厅换新菜单了。”或者：“我们打算更新洗熨服务的方式。”除此之外，所有与管理有关的会议他也邀我参加。他这样事无巨细，把我牵扯到酒店管理中，让我实在受不了。最后，我告诉他：“别问我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事情不用让我知道。”

作为一名商人，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好名声比坏名声强，不过，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说白了，争议也能促进销售。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政策就是：欲擒故纵。

我们从不急于跟客户签合同，每当有人进来，我们总是先给他们看房子模型，然后坐下来跟他们好好聊聊。如果对方对房子感兴趣，我们就告诉他们，已经有很多人排队等着您看中的好房子了。房子越是不可及，人们越是想得到它。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赌场，它跟一般赌场的唯一区别，就是“玩家”都穿着蓝色条纹礼服，手里拎一只皮包。证券交易市场里资金流动比世界上所有赌场的总和还要多，交易市场的员工跟赌场里那些赌21点、掷骰子、轮盘赌的人本来就毫无区别。

做生意是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把它当做我钟爱的一门艺术。

我喜欢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较之昨天的发展，这就足矣。

通常，6点就早早起床，花1个小时的时间读早报，9点之前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即使我6点半下班回家，也常常要为工作打电话到深夜，有时还要牺牲自己的周末。

只有专注现在，努力当下，我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正是我工作的乐趣之所在。

没有乐趣，又谈何工作的意义呢？

想到酒店糟糕的管理者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并且美其名曰维护企业的独立自主权，我就觉得好笑！

我在看汤姆·布罗考的国内新闻报道时，注意到了来自佐治亚州柔弱的希尔女士，她费劲周折想要赎回因贷款抵押出去的农场。为了保住家族世代相传的农场，她的丈夫，67岁的希尔先生几周前自杀了，希望以此得到的保险金赎回农场。可是这笔钱根本不够。这件事情令人痛心，让我感触很深。有的人辛辛苦苦操劳一生，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打电话过去，一位副行长接了电话。我跟他说自己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商人，很乐意帮助希尔女士收回抵押出去的农场。他说虽然这件事他也感到难过，但是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银行已经决定拍卖农场，“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阻力。”

我告诉他：“你听好了，如果你们敢取消农场的赎回权，我就以个人的名义起诉你和你们银行犯有谋杀罪，因为是你们的侵扰，导致了希尔先生的死。”

我十分讨厌法律诉讼、出庭作证一类的事情，可是我也承认，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就只能任人欺负。

下午3:00 我让助理诺玛·福德勒给我拿一瓶番茄汁，作为自己的午饭。诺玛负责我每天的日程，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很少亲自处理，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向全国广播公司“献殷勤”，希望他们能将总部搬到我们公司在曼哈顿西城区（ West Side ）的地段。

我钟情于洛杉矶这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我经常去洛杉矶度周末，就住在比弗利山酒店。当然，我不会让个人情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就算再喜欢这家酒店，也得等到它的出价对我有利，才会出手。

下午1：30 我叫诺玛致电密苏里州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约翰·丹弗斯。我并不认识丹弗斯，但他是强烈反对新税法为数不多的几个议员之一，所以我要跟他联系。

丹弗斯没在办公室。他秘书说，丹弗斯会再与我联络的。

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受邀担任主持或在仪式上讲话。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邀请我参加慈善活动的人知道，我有一帮富人朋友，我的出席可以带动他们出钱买宴会桌位。

大概还有六个派对的邀请，诺玛问我去不去，我选了其中两个。

我在派对里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不喜欢跟人闲谈。可是，闲谈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会逼着自己多聊一些，然后争取早点回家。

如果你熟知自己涉足的生意，并且善于运作，就能够从中谋利。

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我有时难免“当坏人”。

伊万娜无论做什么都能出类拔萃，天生就是个管理者坯子。

伊万娜的商业抱负不亚于我，她坚持认为我们的赌场经营并不占优势。她让我建更多的套房，却没考虑到建这些套房需要花费4000万美元。她只考虑到没有套房就会影响生意，特朗普城堡就不会是最好的赌场。我当然不会当面驳斥她。

下午4:00 德崇证券（ Drexel Burnham Lambert ）的赌场分析员，丹尼尔·李和同事前来拜访，希望在一笔收购酒店的生意中，做我的投资银行家。

虽然今天还不能浇筑混凝土，但是我们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几个工人用独轮车推来一些湿混凝土，把小车立在我和亨利面前，我们俩各用铁铲挖了一些，浇在管道上，摄影记者则在旁边忙着拍照。

尽管这种“我做你拍”的事情我已做过不少，每每碰到，还是觉得滑稽可笑。想想看，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拿着铁铲挖混凝土，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但是，我会投记者所好的，说白了，一个愿买，一个愿卖。

事实上，出多少价，我都不愿意卖出这块地产。在我眼里，这一百英亩紧挨哈得孙河的地产，是世界上未开发的最好地段。不过，规则是人订的，我不会把事情说死。

1982年我在棕榈海滩度假时，第一次参观了玛尔拉格别墅。我当即开价1500万美元，后来，基金会又跟多个买家洽谈，他们出价比我高，但都没有谈成。每次看他们交易谈崩，我都会向基金会再开个价，而且开价一次比一次低。

1985年年底，我终于将别墅收入囊中。我出500万美元现金购房，另加300万购买室内家具。基金会可能再也不愿意为这笔买卖操心了，于是答应了我的出价。一个月后，我们的交易顺利完成。

交易成功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棕榈海滩《每日新闻》（ Daily News ）就在头版头条的大篇幅报道了此事，新闻取名为《跳楼价卖出玛尔拉格豪华别墅》。

做生意也讲究一个好时机，时机一到，立刻出手。

他想召集一批有钱人，组建一家石油公司。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多尼，我希望你能出资5000万。这笔生意没有亏本一说，我敢保证，你的钱在一个月后就能翻两到三番。”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第一，不管外界条件多么诱人，一定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第二，人应该坚持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第三，有时候，不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这次他又要跟我合作，我在电话里不便直接拒绝他，就让他先把合同发来看看。

虽然我不会改行当演员，但在电视剧露面，不失为一个提高特朗普大厦知名度的好办法。

永利先生为人圆滑，又有点无厘头。几周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唐纳德先生，我跟我妻子要离婚了。”我说：“史蒂芬，想开点儿。”他说：“没什么的，我们还爱着彼此，只不过不做夫妻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想跟她打个招呼吗？”我婉言谢绝了。

我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我知道，登上报纸、杂志可以扩大我生意的影响力，所以我从不介意在记者面前谈论生意方面的事情。

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要有所选择，诺玛每星期都会替我推掉20几个世界各地的采访邀请。

下午2:45 一位知名的画家朋友，来电邀我参加一场开幕仪式。

他拎起一只颜料桶，往平铺在地上的油画布泼了一些颜料。然后又拎起一只，跟上一次颜色不同，泼了一些倒在油画布上。这样一共泼了4次，每次换一种颜色。不到两分钟，“作品”完成了。他跟我说：“看吧，25000美元到手了，咱们吃午饭去。”

他是想告诉我，现在一些所谓的收藏家，并不能辨别收藏作品的真正价值，他们可能只认画家的名字。

我也有同感，总觉得很多的现代艺术充满了欺骗。最成功的画家倒不是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反而是因为他们销售和吹捧自己的“画作”有方。

如果那些收藏爱好者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会作何感想呢？如果我朋友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他的画作有可能被炒作得更加值钱——艺术圈就是这么荒唐。

我并不理会，继续说：“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把活儿给我干好，立马走人。你听着，你提的这些额外报酬简直就是在宰我。有事不用找安德鲁，直接联系我，如果你再敢玩花样，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做生意的方式简单又直接。我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然后为此不断付出，直到成功。

我要强调一点，一个人做生意是需要天赋的，也就是说要有做生意的基因。这话并不是自以为是，做生意不是只要聪明就够了，虽然聪明是必要条件之一。

比方说，一个沃顿商学院最聪明学生，他的所有成绩都满分，智商170，如果他缺少生意人的直觉，也当不了成功的企业家。

很多人有这种直觉，却没能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因为他们缺乏勇气，或是不够幸运。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男人，他们的高尔夫球可以打得比杰克·尼克劳斯更为出色，却没有握过球杆；也一定有这种女人，她们的网球技术可以超过克里斯·埃弗特和玛蒂娜·纳芙拉蒂诺娃，却从未挥过球拍。因此，他们永远也发现不了自己的潜力，于是满足于坐在电视机前，看球星们的精彩表现。

现在电视上到处充斥着所谓房产生意的传经布道者，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也不能保证我的书可以助你一夜暴富。

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很多人期望快速致富，反而落得个倾家荡产。

我并不满足于挣钱解决温饱，我想要万众瞩目，我要花大力气建出不朽的工程。

心怀大事，核心就是全神贯注 。这种全神贯注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很多以致富成名天下的人，都具备这一品质。为了一笔生意，他们忘我、着迷、一心一意，有时近乎疯狂。

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我从不做投机取巧的事情。投机者是那些玩老虎机并且期望碰巧赚一把的人，我要做的是经营老虎机生意的人。

我是生意场上的保守派，每笔生意，我的原则都是：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你凡事做最坏的打算，并且提前想好应对措施，那么好事就会不请自来。

我做生意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选择，我不会只寄希望于一笔交易或一种方法。

我认为自己也有这种敏锐力，所以不会聘用统计员，也不看那些天花乱坠的市场分析报告，我自己观察，自己做结论。我始终坚持做决定前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这是一种本能反应。

如果打算买一块地产，我会先向住在附近的人咨询那里的教育、治安、购物环境怎么样。

我会一直问，一直问到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可以问的时候，才做决定。

自己的随机调查能给我更有价值的信息，这比最好的咨询公司强。

一类我不爱打交道的就是商业评论家——当然，只要他们别妨碍我做生意就行。我认为，他们写评论只不过是为了同行之间相互炫耀，而且流行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这个周他们把闲置的玻璃大厦捧上天，下个周他们发现自己跟不上形势了，就开始赞美大厦的局部和装修。

你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营销手段，让对方知道，这笔生意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好处。

早在1974年，我打算购买位于42号大街的康莫得酒店，于是为了得到政府批准而积极奔走。我说服了酒店老板，让他们对外宣布酒店即将停业。等他们照做之后，我转脸对外宣称，这样一家酒店在中央车站关门停业，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当初，我在大西洋城建赌场的地段吸引了假日酒店的董事们，他们认为我的赌场工程进度比其他经营者快。事实并非如此，我很少亲自过问工地的事情，但是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相信，赌场已经基本建好了。我所做的，只是将他们脑中预设的情景进行了确认，从而成功地牵制了对方。

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大力地宣传了特朗普大厦，把它说成了人生中至高无上的东西。

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但是如果别人不知道，你还是不能利用它创造价值。

世界上有很多人拥有比法兰克·辛纳屈更好的嗓子，却只能在自家车库里一展歌喉，因为别人没听过他唱歌。

你应该激发别人的兴趣，让他们为你着迷。

一种方法是高价聘用公关人员，让他们推销你的一切产品。这么做对我而言，就像从别处聘用市场分析师一样，远不如自己调查的可靠。

据我所知，媒体总是喜欢“大事件”，越轰动越好，这是他们的职业天性。所以，如果你稍微有些与众不同，或者令人难以容忍，做事情十分大胆或饱受争议，媒体都会关注到你。

有时媒体从正面报道我，有时相反。单纯从生意角度讲，能经常上报是利大于弊的。

在《纽约时报》用一个版面为新项目做广告，可能要花费4万美元，还不能保证公众对这则广告的认可度。但是，如果《纽约时报》用即使不太正面的语言写一篇关于我生意的报道，不仅不用我花费一分钱，还有可能给我带来远大于4万美元的宣传效果。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一篇反面报道，虽然从个人角度讲很受伤害，却可能对生意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985年我买下西区地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一些住在西区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块的存在。然后我对外宣称，将在这个地块建造世界第一高楼。

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第一高楼的计划，但重点是我们得到了高度关注，单这一项就是一笔财富。

当记者向我提问尖锐的问题时，我一般只回答这一问题的积极方面，或者是转移话题。

巧妙营销，还要学会虚张声势，我会想办法激起别人的好奇心。

适度的夸大可以接受，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些“最大型、最重要、最气派”的东西。

如果有人对我态度恶劣，或者不公平，甚至想利用我，我的原则就是：有力反击。

即使我不犯人，也总有那么一些人想置我于死地。要知道，当你成功之后，很多别人的羡慕和嫉妒就会接踵而至。这种人认为阻止别人成功就是本事，我称他们为生活的失败者。如果他们真的有本事，应该去积极构建自己的人生才对，而不是处处给别人下绊。

吉米·卡特曾来我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他想筹款建立吉米·卡特图书馆（ Jimmy Carter Library ）。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唐纳德，如果你能捐给我500万美元，我将十分高兴。”我听得目瞪口呆，根本就没回答这个问题。

罗纳德·里根与吉米·卡特相反，他圆滑又会逢场作戏，很讨美国人民的欢心。即使今天，他已经不做总统七年了，人们才开始思考他的笑容背后是否隐藏了什么。

没有资金，说了也是白说。

我从不乱花钱，从父亲那儿我学到了积少成多的道理，每一分钱都是有价值的，它们积聚起来就是财富。

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即使成功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成功还可能让生命更不堪一击。

我总是想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钱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只是衡量我成功的一个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赚钱的过程 。

我从不去想如果那件事换一种方式做会怎样，也不会为明天发生什么而忧虑。

如果你问我做这些生意是为了什么，我可能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每笔生意，我都乐在其中。

从父亲那里我学会：棘手的生意要强硬，激励别人很重要。我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四个步骤：进入、动工、做好、退出，每一步都要讲方法、讲效率。

我不希望别人提到我时，只会说：“那是弗瑞德·特朗普的儿子。”我要走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创造自己的知名度。

父亲是个专注而且很有理想的人。很多工友只满足有个工作，父亲却要把工作做精做好，期望得到提升。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跟我说：“ 人最重要的是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因为这是唯一一件你能做出成就的事情。 ”

对于一直住在又小又挤的公寓房里的工薪阶层来说，父亲建的砖房价格公道，又有别墅风格，向住户传达了新的生活理念。房子卖得非常好，几乎供不应求了。

经济大萧条时，房价下跌，父亲转而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买了一家破产的贷款公司，一年之后将其卖出，赚了一些钱。父亲还在伍德黑文建了一家自助超市，成为比较早开始做超市生意的人。

在父亲的资助下，我的叔叔，约翰·特朗普不仅上了大学，还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现在他是一名物理系教授，也是全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也许因为没上过大学的缘故，父亲总带着一种敬畏感去看那些上过大学的人。其实很多情况下，那些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父亲根本就不比那些大学教授差，如果有机会上大学，父亲一定是个优秀的学生。

我们兄妹几个从不自诩为富家子弟。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钱来之不易，还让我们懂得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我的父母从不爱慕虚荣，父亲一直在布鲁克林羊头湾（ Sheepshead Bay ）Z大道（ Avenue Z ）一座办公楼里办公，那座楼是父亲1948年建的，而且从没想过搬离那里。

我的姐姐玛丽安从蒙特霍利约克学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 ）毕业后，跟母亲一样，先做了一段时间家庭主妇，照顾儿子，操持家务。但她遗传了父亲的干劲和雄心，于是，等儿子大卫13岁了，姐姐重回学校念起了法律。她的毕业成绩很优秀，毕业后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做了五年联邦检察官。四年前，她成了一名联邦大法官。

我比弗雷迪小八岁，有一次，我居然对他说：“弗雷迪，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虚度你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始终得不到家人理解，弗雷迪变得灰心丧气，他开始酗酒，情况急转直下。在他43岁那年，弗雷迪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许他曾经找到过，但是家里人却没有给他追寻的机会。

小学二年级时，我居然给音乐老师来了个“熊猫眼”，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音乐。

从八年级开始，我开始在纽约军校（ 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 ）念书，一直读完高中。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严以律己，还学会了要把好胜心用在取得成绩上。

像杜比安斯这样强势的人，如果你跟他对着干，一旦他发现你的弱点，就能轻而易举击败你。但是，如果你也很强势，但是你尊重他，他就会真诚对你。

学校教育只不过是为人的终身发展起到打基础的作用。

大概我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去建筑工地了。我和罗伯特总会在工地拣很多饮料瓶，回家攒起来卖掉。

少年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跟父亲学做生意，学着跟承包商周旋，参观楼盘，讨价还价，等等。

无论面对拖把和地板蜡供应商，还是大项目承包商，父亲都会狠狠讲价。父亲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这是他的一大优势，没人骗得了他。

父亲讲价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很实在。比如，虽然把价格讲的比较低，但是父亲会告诉承包商：“你看，跟我干活，你可以按时得到全部报酬，别人谁能这么跟你保证？”父亲还会告诉承包商，跟他干活效率很高，不会耽误他们接下一份活。

父亲对承包商催得很紧，向供应商砍价也很凶，所以他能提前完工，还省下100万美元预算。可能“暴利”就是像父亲这样高强度工作的开发商赚出来的吧，不过，这种行为后来被禁止了。

哈佛大学商学院确实培养了很多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但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几乎都是从沃顿走出来的，像索尔·斯坦伯格、伦纳德·兰黛以及罗恩·佩雷曼，这些名家数不胜数。

沃顿让我明白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成绩不代表一切。上学后，我很快发现我的同学根本没那么独一无二或令人敬畏，我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

我得到了沃顿的一纸文凭。虽然这张文凭在我眼里没什么，可很多跟我做生意的人把它看得很重，认为它是权威的象征。

初涉职场时我经常跟收租者到处讨租，干这个活没有好体格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有人赖账不还，你就得拿大块头吓唬他们。

父亲给了我很大的自我空间，可是我却发现，这个世界没我想得那么迷人。我从沃顿毕业满怀希望的步入社会，却发现这个世界只有最坏，没有最好。

用红砖盖房子并不是因为人们喜欢红色，只是因为它便宜。

母亲是苏格兰人，有一次，她坐在电视机前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一看就是一天，她完全被盛大华贵的场面吸引住了。父亲在旁边不耐烦地踱来踱去，对母亲说：“天啊，玛丽，把电视关了吧，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只不过在作秀罢了。”

一般情况下，政府都很想尽快摆脱这些没收的地产，他们不善经营，因此这些地产几乎无人问津。

我们买下小区时，很多原来的房客把这里搞得破烂不堪，他们多数来自肯塔基州的山区，家境贫穷，还要养活七八个孩子。他们没有财产，没住过复合式公寓，一家人挤在一两间小房子里，孩子也管教不好。

这些房客不仅不爱惜房子，还不按时交租。如果你催他们交房租，他们可能会一走了之。我们发现，为了逃租，他们会租一辆卡车，凌晨一两点开到房子前面，把所有家产拖上车，然后远走高飞。他们走不要紧，但是得交了房租再走。为此，我们安排了“卡车巡视员”，昼夜不停地巡视，防止租客逃跑。

我是一个对清洁有很高要求的人，而且我相信花在保洁上的钱不是浪费。比如，你打算卖车，只要稍花点力气，先用5美元把车打蜡清洗，卖的时候就能多要400块。

保养的好的房子总是受欢迎。

65岁的欧文确实是个厉害角色，我从没见过他这么能胡吹海侃的人，但是，他口齿灵敏，头脑精明，而且谙于销售。即使他一天只工作1小时，也顶得上过去那些经理工作12个小时的成绩。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点： 重要的不是你工作了几小时，而是在每个小时你都干了些什么。

如果我抓到他偷钱，一定会炒他鱿鱼。不过，真碰上了，我却没那么做。我知道，每年除了工资他都能捞到5万美元油水，即使这样，他还是帮我赚了不少钱。

很多经营信托投资公司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信托投资，公司也经营得不怎么样。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经过实地考察，就把钱投资在波多黎各的一项工程上，最后却发现，自己买的楼盘根本不存在。

1971年，情况有了好转，当时我决定在曼哈顿租一间公寓。15年后，我搬进特朗普大厦位置最优的3层公寓，窗外能看到中央公园的景色，当时那种心情，也不如我搬进这间小公寓激动。

来曼哈顿之后，我先加入了曼哈顿最著名但是入会条件也最苛刻的Le俱乐部（Le Club），跟54俱乐部是一种类型。它位于东区54号大街，里面的会员基本上是商界最成功的人士和社交界最有姿色的女人。在这家俱乐部，如果你看到一个75岁的富人左拥右抱着三个瑞典金发美女，一定不要觉得奇怪。

第三天，我继续打，我对接电话的人说：“我要跟俱乐部老板联系，我有重要东西给他。”这话终于起了作用。

他同意收我做会员，但是有一个顾虑，俱乐部好多会员都是老夫少妻，老板担心我长的这么年轻英俊，会勾引那些年轻貌美的贵妇人。他让我保证不干那种事。

成为俱乐部会员，无论从职业上还是社交方面，都对我的人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在这家俱乐部，我认识了很多漂亮的单身女性，几乎每晚都出去应酬。实际上，我没有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真正交往过。她们虽然容貌姣好，可是从来不跟你说一件正经事。她们爱慕虚荣、疯疯癫癫、放荡不羁，好多人甚至满口胡言。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能带这类女孩儿回公寓，在她们眼里，我的住处简直不堪入目，她们过分关注外在的东西。

每天晚上我去俱乐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学到了纽约房地产行业的运作方式，还认识了很多今后会合作的商人。就是这些富人朋友，特别是来自欧洲和南美洲的商人，后来购买了特朗普大厦和特朗普广场里最贵的地方。

现在很多衣冠楚楚自诩诚实正直的人，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忠诚度可言。他们只想着什么对自己最有好处。

最大的问题来自纽约这座城市自身，巨额负债弄得人心惶惶，人们第一次开始感到城市要“破产”了。这种恐惧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对城市发展的信心指数大跌，大家普遍为城市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一直觉得在曼哈顿生活是最棒的，它是世界的中心。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向维克多和他的团队推销我自己。我没有丰富的建设经验和成果，但是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十足的干劲和饱满的热情。

我只有27岁，无论是父亲还是我，我们都没在曼哈顿开发过楼盘。尽管维克多很看好我，可是，如果不是我把自己的公司说的庞大又资历雄厚，他也不会这么信任我。我们的公司其实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字，但是我告诉维克多，它叫“特朗普集团”（ Trump Organization ），可能“集团”这个词听起来很气派吧。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特朗普集团”只不过是布鲁克林区Z大道上的几间小办公室而已。

我跟维克多提到我们在政界也有熟人，比如亚伯拉罕·必姆，他是1973年11月当选的纽约市长。

在纽约，开发商给政治人士捐款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跟维克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我就能为他工作，而不只是他的一个买家。这对我来说十分有利，比如，我们制定了协议，使我在购买60号街区和30号街区的地块上享有特权，虽然我还要得到政府批准，也要得到负责宾州中央铁路破产案的法院许可——该有的手续都得办，但是我可以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宾州中央铁路方面甚至提出为我出所有的开发资金。

维克多还帮我在媒体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美国知名经济杂志《巴朗》的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了特朗普。他说：“这个项目存在很多未知的风险，像黑洞一样，一旦涉足，很难抽身。我们跟很多人交涉，但是他们没有闯劲，准备不周，缺乏想象力，不是我们期待的人选。特朗普就不同了，他身上有19世纪开发商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他是时代的英雄。”

如果我在曼哈顿没有成功完成第一个开发项目，如果政府没有批准我建会展中心，没有同意我来建设君悦大酒店，我可能今天还在布鲁克林，做房屋出租生意。而恰恰是有了这一切，才有了我的现在。

1974年，7月29日，我们正式宣布，特朗普集团以6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宾州中央铁路沿河的两处地块，分别是59号大街到72号大街的地段和34号大街到39号大街的地段，不需要付押金。

亚伯拉罕·必姆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但是计划公开后，他却从未表过态，直到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城市规划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会和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都审核通过了之后，他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政界人士，风往那边吹，他就往哪边倒。

有时候，为了做成一笔生意，你必须贬低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段时间，每早起床，你都能在早报头条读到关于经济危机的报道。每当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忍不住为城市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打算跟政府公开叫板，可我只是无名之辈，要想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先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为此，我决定先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很多人表示怀疑，各媒体也一片哗然，但是政治家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那之后我发现，政治家是不会在乎花费的，反正花的不是他们的钱。

很多公司看到销售业绩下滑，就开始减少广告开支。可是，正是因为人们都不买东西了，你才更要做广告。

政府决定花1200万美元从宾州中央铁路买下这里。由于我跟宾州中央铁路已经谈妥，政府答应赔偿我83.3万美元。不过，我跟政府商量说，如果他们同意会展中心以我的姓氏命名，我可以放弃这笔赔偿。

我跟政府保证，整个承包工程花费不会超过2亿元，超出部分我自己负责。这个条件其实对我很不利，很少有承包商干这种傻事。

贝聿铭名声很大，但在我看来，他处理问题总爱用特别大的手笔，而且毫不节制。

购买康莫得酒店，其实是要耍一些“花招”的，不过这些花招比我预想的多。首先，我得让庞万力团队的人相信，我是购买酒店的最佳人选，但是洽谈中尽量不涉及钱的问题。同时，我请到一位经验丰富的酒店管理人员，有他做担保，我向银行寻求贷款会容易一些。这还不够，我还要说服政府官员最大限度减免我的税费。

我最有力的武器是拿纽约城糟糕的经济环境做挡箭牌。我跟庞万力说，在纽约经济岌岌可危的时候，我可能是唯一一位愿意在破败街区购买濒临倒闭酒店的人。对银行方面，我跟他们说，给新项目提供贷款是他们振兴纽约经济的职责所在。对政府官员，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给我减免税费是一项双赢之举，我的酒店肯定会带动与之相关的建筑项目和服务业的发展，繁荣区域经济，最终能给城市贡献大量的税金。

朋友说，普利兹克才是集团的掌门人。我一下子明白了：如果你要做大生意，就得跟最有权的人直接谈。

公司最有权的人只有一位，其他人说白了都在给他打工，员工是不会为了别人的生意尽全力争取的，他们尽力争取的只是自己的工资和圣诞节福利，其他时候则是能不烦老板就不烦。

在我面前，他会对我的生意表现得很感兴趣，可是在老板面前，他至多会说：“纽约有个叫特朗普的打算跟咱们做生意，这笔生意对我们有利有弊，您有什么意见？”如果老板感兴趣，员工自然随声附和，如果老板不满意，员工马上见风使舵，说：“我也觉得您不同意，但又觉得应该给您汇报一下。”

亨利·皮尔斯是皮尔斯，梅尔，格里尔公司（ Pearce, Mayer, Greer ）的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虽已将近70岁，但是看起来比20几岁的年轻人还有干劲，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他总是尽职尽责，不屈不挠。

这个主管简直是个机器，对工作毫无感情。工作对他而言就是耗时间，他只要每天下午5点按时回家，就万事大吉。这种态度，还不如一个对事业充满激情的杀手。如果一个杀手跟你说“不行”，你还有机会说服他，也许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能跟他达成协议。可要是一台机器说“不行”，这可就难办了。

预算委员会投票表决之前，三位委员在康莫得酒店前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我跟政府的协议。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这只是政客的一种惯用伎俩罢了，他们听到反对我的风声，便见风使舵，借机吸引选民和媒体的眼球。

担心归担心可是我在公众面前毫不示弱，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一次一个记者问为什么我能得到40年的税费减免，我回答他：“那是因为我没跟政府申请50年税费减免。”

新的经理很圆滑，他每周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把酒店所有琐事交代一遍。比如：“唐纳德先生，我们想把14层的墙纸换掉，您有什么意见？”或是：“我们打算给一家餐厅换新菜单了。”或者：“我们打算更新洗熨服务的方式。”除此之外，所有与管理有关的会议他也邀我参加。他这样事无巨细，把我牵扯到酒店管理中，让我实在受不了。最后，我告诉他：“别问我了，你看着办吧，这些事情不用让我知道。”

我担心自己去世后，凯悦集团会派出诡计多端又和蔼可亲的人，对我的继承人说：“我们打算在肯尼迪机场（ Kennedy Airport ）建一家对君悦酒店不具竞争性的酒店，你一定不会介意吧？”

每当听到他这么说，我都会故意转移话题，他人这么好，我实在不忍心直接拒绝他。

我见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教养的房产开发商，跟他们握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不签合同，什么都不算数。

我借鉴了沃尔特·霍文的方式，所以现在雇了几个专门人员在特朗普大厦所在的大街执勤，保证大厦附近区域卫生整洁，没有小商小贩。

以前沃尔特·霍文每次看到小贩，都会找到自己的下属，虽生气却礼貌地问：“怎么能让小贩出现在这里？”

任何一座新建筑的高度都由容积率决定，即楼层建筑面积和与项目总占地面积的比值。

城郊商场一般都一尘不染、管理有序、陈设简单，这种氛围让多数人感到舒服自在。纽约市民则不同，他们更享受去街上淘货的乐趣。

我的妻子伊万娜也是位出色的经理，她对下属亲切又不失威严，凡事要求他们做到最好。她的员工都很敬重她，因为她对自己和对别人一样严格。

作为一名商人，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好名声比坏名声强，不过，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说白了，争议也能促进销售。

当时人们在纽约其他大厦购房前，要先买下与大厦的合作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从董事会里获得批准。董事会拥有的权力可谓荒唐透顶，他们要求住户提供财政信息、社会关系并且参加面试。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拒绝你的购房申请，简直就是一种歧视政策。最糟的是，董事会喜欢的都是那些爱吹嘘的人，这是很荒唐，甚至是不合法的。

很多富有的外国人并没有符合要求的社会关系，他们又不愿意把隐私透露给陌生人，所以他们干脆来特朗普大厦了。

一位记者打来电话，问我查尔斯王子是不是在特朗普大厦买公寓了。那时候正赶上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大婚，他们自然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一对新人。我对记者说：“我们不方便透露任何交易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对外界谣言做出肯定或否定答复。于是，记者又打到白金汉宫求证。其实，当时这对夫妇正在大不列颠号皇家游轮度蜜月，所以白金汉宫发言人对记者的答复也是“无可奉告”。

其实媒体就喜欢这种回答。因为没有得到否定的答案，他们就把“皇家夫妇打算在特朗普大厦购买公寓”的新闻刊登到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虽然特朗普大厦是个顶尖的公寓楼，不过对从小在白金汉宫长大的查尔斯来说，恐怕任何公寓都住不惯。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政策就是：欲擒故纵。

我们从不急于跟客户签合同，每当有人进来，我们总是先给他们看房子模型，然后坐下来跟他们好好聊聊。如果对方对房子感兴趣，我们就告诉他们，已经有很多人排队等着您看中的好房子了。房子越是不可及，人们越是想得到它。

特朗普大厦买主的更替简直可以看做国际经济的晴雨表。早先，阿拉伯人是大买家，因为当时的油价居高不下。后来油价下跌，阿拉伯人就回老家了。1981年，大买主变成了法国人。

弗朗西斯·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当选了法国总统。所有聪明的富人都认为密特朗的当选对法国经济不利，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把企业国有化，还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继欧洲人之后，我们又迎来南美洲和墨西哥人。当时美元贬值，他们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说来滑稽，一个股票经纪人，年龄大概25岁光景，一年却能赚60万美元。赚钱过程是：从未谋面的客户会打来电话说：“我想买通用汽车公司的5万只股票。” 股票经纪人只需点击电脑上的一个按钮，大笔的佣金就到手了。

股票市场是个循环市场，有涨必有跌。只要市场一转为熊市，这些股票经纪人就得满大街去找工作。

看到特朗普大厦的263间公寓卖得这么好，我决定留出十几间不卖，以备不时之需，很多开发商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对自己留有余地的办法。

特朗普大厦顶层有三处三层式的豪华公寓，起初，我打算将其中之一留作家用，面积大概12000平方英尺，我们全家1983年底搬入这处公寓。

1985年年中，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亿万富翁阿德南·哈肖吉邀我到他在奥林匹克大厦的公寓做客。我如约前往，还没进门，我就被他家的大房子给镇住了。尤其是客厅，是我见过最大的客厅了。我的三层式公寓已经非常大，比起他的，还是小巫见大巫。

1981年4月，我根据第78条条款（ Article 78 ），向州最高法院提交了诉讼，希望他们重判政府给我的不公结果。最高法院倾向于为我谋利，但是最高法院上诉庭不同意判决结果，于是我只能将案子交给最高一级的上诉法院。1982年12月份，距我提出申请过了将近两年，上诉法院的法官以7比0投票判决政府的拒绝是不合适的，但是法院并没有让政府尽快给我减免税费，而是让政府重新审理我的申请。结果，申请还是没批下来。

签完合同后，乔治·皮科克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说的：“生活就是这样，世事难料，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不管怎样，能在建设特朗普大厦的过程中出一份力是我终生引以为荣的事情，而且，我永远会记得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光。”

希尔顿集团在世界上拥有150家酒店，不过它在拉斯维加斯的两家赌场占集团总收益的40%。

即使酒店建好，并且在纽约这座国际大都市取得成功，到头来，可能还不如西南地区一座沙漠小城里的赌场酒店利润高。

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赌场，它跟一般赌场的唯一区别，就是“玩家”都穿着蓝色条纹礼服，手里拎一只皮包。证券交易市场里资金流动比世界上所有赌场的总和还要多，交易市场的员工跟赌场里那些赌21点、掷骰子、轮盘赌的人本来就毫无区别。

我对复杂的生意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处理它们让我感到乐趣，另一方面复杂的交易都能谈个好价钱。

我们有一点优势：团体内没有官僚主义。在很多大公司里，为了得到一个答案，下属得先通过各个主管的“层层选拔”，而且，这些主管多半都敷衍了事。我的公司不一样，所有下属都可以直接把问题上报到我这里，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答复他们。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做生意时比竞争者出手更快。

省钱的第二大法宝，是制订出无懈可击的计划，让承包商没法钻空子。如果计划不够完备，精于算计的承包商为了得到项目，开始会以相对低价接手工程。他们知道，只要我们后期对计划做任何调整，他们都能趁机要上一笔。

折旧可以减少纳税。举个例子，如果我在大西洋城开赌场的花费是4亿美元，每年的折旧率是0.04，那么每年我要从税后收入中减去1600万美元折旧费。如果税前利润刚好是1600万美元，折旧之后我们的收入就上报为零。

多数股东和华尔街商人仅关注企业除去折旧费之后的利润，所以很多公司老板都不喜欢折旧，这让他们觉得没有成就感。我就不同了，我不必取悦华尔街上的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最后上报了多少收入，而是我实际赚了多少钱。

在经营管理上，我有一条最简单的原则：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

巴伦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从小就被娇养着，他不需要取悦别人，因此从不刻意用风格或衣着去引人注意。

一笔生意中，谈价钱并不难，难的是完工担保、过失承担，还有从合同签订到交易结束的费用分摊问题，这些问题最容易把生意搅黄。

我想，唯一能拿下这笔生意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廉耻心。我站起来，字正腔圆地问他们，怎么能跟我握手成交后却不信守诺言？怎么能跟我连连谈判了三天，却想一走了之？怎么能逼我在花了几十万元律师费之后，却不闻不问？我告诉他们，这些行为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有时候，在一场战役里，输是为了更好的赢。

即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让那些享受房租管制优惠的租客搬走也是不可能的，总有租客在拒绝搬迁。时间是最有力的武器，我会一直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说起房租管制条例，真是政府又一个失败的政策。它除了让少数人享有特权之外，对多数人都是个灾难。而且，正是这项政策导致纽约城过去20年来房产市场不景气。

不能否认，房租管制条例提出的初衷是好的，可惜效果跟期望背道而驰。

1962年纽约市也推行了房租管制条例，内容是1947年建的住房全部享受住房管制条例的优惠。也就是说，市政府给500万纽约人赋予了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享受低价住房的权利。这个政策听起来很妙，可是政府却不愿负责到底，却责令房东给租客提供优惠。后来，油价、劳动力价格和房屋保养费都涨了，政府却不让房东提高租价，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也不例外。

我实在不愿干劝租客搬出的事情，于是雇用了一家公司替我处理，他们对劝解租客很在行。

“反房东”的律师比房东的代理律师好混多了，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法庭上拖延时间，从房东那得到的好处越多越好。

有的房东买楼时不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后来为了赶走租客，或是雇用一些恶棍，带着斧头大锤到住宅楼里破坏锅炉，拆毁楼梯，把下水管道戳出窟窿，制造“水灾”；或是拉来一卡车的瘾君子、妓女或盗贼，让他们住在搬空了的公寓里，吓唬那些不肯搬的人。

我们刚买下这里的时候，大厅里有一台免费电话，主要是应急时用。结果，很多租客都用它打给远在瑞士的格施塔德和圣莫利兹的朋友。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没收了门卫的制服，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干洗费。而且，我们宣布，为了大楼的安全，以后门卫不得出门迎接租客并帮他们拎行李。另外，我们还把走廊里的灯换成了低瓦数的。

租客们把这种高效节能的管理方式，说成一种侵扰，说我们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对那种在乐太阳（ Le Cirque ）餐厅30分钟等不到桌位就叫苦连天的人，或许这真是一种侵扰吧。通过这件事我明白，富人无法忍受一丁点的不舒服。

宣称“被侵扰”确实是一计妙招。在纽约，“侵扰”是个时髦词，让人立刻联想到邪恶的房东和无辜的租客形象。

因为一直计划拆毁这座建筑，我没有接收新住户。我想把这些空房临时提供给无家可归者。一方面，让富人和穷人同住一所建筑让我感到困扰，可是，想到街上那么多流浪汉，我却有很多闲置的房子，又让我感到不安。

我是个务实的人，人们喜欢什么，我就建什么，我不会一意孤行，只建自己喜欢的类型，到头来却卖不出去。

跟购买价格相比，1000万美元确实让我大赚了一把。不过，我没有同意。我不愿意戴着租客给我的“侵扰”罪名，让他们买到比市场价低得多的楼盘，不能让他们发这笔横财。

政府宁愿花大量财力人力在一件已经解决的事情上大做文章，却不把这些资源用在该用的地方上，真是可惜。我认为，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长爱德·科赫对我不满，我曾在特朗普大厦申请免税一事和筹建沃尔曼溜冰场时让他难堪。

咨询公司名为麦肯锡顾问公司，算同行里做的最好的一家。不过它比长期规划委员会更令我讨厌，每次该做决定的时候，那些自恃才高的委员会成员和享受高额报酬的咨询师总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而且不敢放手一搏。

我不知道巴西特的病是否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总之，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凯斯·杰克逊采访时，表现不佳。在全国观众面前，当记者问他对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现状有何见解时，他恶狠狠地批评了将赛季移至秋季的想法。他说，联盟最大的敌人来自内部，还说联盟会为自己的管理不善付出惨痛的代价，他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恶语全都说了出来。我想巴西特一定自知人生失败，借此机会宣泄。

我从来都不制订什么总体规划。我只是每天吃饱喝足，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

媒体喜欢极端的新闻素材，不管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重的失败。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就是一桩极端事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记者们只想充当为消费者伸张正义的角色。

过去几年跟政客打交道，唯一的收获就是了解到媒体报道是政府采取行动的关键制约，或者更具体一点，就是政府对媒体报道的畏惧之情。

负面新闻会导致失掉选票，甚至落选。如果真的落选，政客们不得不重操朝九晚五的旧业，这是政客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这些政府官员选择了仕途而没有从商，这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所建议的交易是我经历的最糟糕的。

根据我的经验，能让即使最好的承包人按时、按预算完成工程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定得要努力盯住进度。只要意志坚定，任何任务都是可以完成，前提是你得了解项目。

承包人向市政府官员请示：“不好意思，工程期间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再申请100万或200万的资金才能完成项目。”没有人反驳，因为市政府根本没有官员真正了解工程建设。

恰恰有一批人，因为市政府的无作为而真正获益，他们就是工程的承包商。当地铁工程或者新高速路、桥梁工程建设超出预算几百万美元的时候，那么市政府会来承担超支费用。

几年的时间，曼哈顿地区房地产价格涨了五倍。

马克利解释道这个项目简直是在要他的命，但是他仍然不顾一切地想要做最后的努力，争取拿到贷款，使项目向前推进。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而且我很欣赏他的坦率。

如果建高于50层的建筑，建设成本就会成倍增长。如果利益最大化是你的唯一动机，不如建造三座50层的建筑，而放弃150层的摩天大楼。

我发现大部分记者对于开发项目的细节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喜欢哗众取宠的视角。

打开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希望听到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米凯尔·格鲁巴乔夫的高层峰会。但是记者丹并没有在日内瓦报道这档节目，而是突然报道说：“今天，在纽约市，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建设世界第一高楼的消息。”这完全证明了，我挖掘的“第一高楼”的符号是多么地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唯一遗憾的是在城市规划委员会中没有乔治·维尔的席位。

如果一旦听到任何关于朋友有难的风声，科赫立刻调转风向比谁都跑得快。例如，当他的好友皇后区主席唐纳德·摩尼在接受调查、想要自杀的时候，科赫却掉头称他是“恶棍”，即使当时摩尼还没有定罪。那时摩尼正在医院恢复，几周之后，他还是自杀了。

在我看来，比起创造福利项目，提供工作机会是解决失业问题更为有效的方式。

我不知道下一步棋如何走，因为如果我知道的话，事情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知道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在我的生命中，我发现自己擅长两点：克服困难和鼓励优秀的人尽力做到最好。直到现在，对我而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些技巧应用在其他方面，如之前我所从事的那样成功。

我还计划着继续做生意，做大的生意，一直做下去。

The Trump Family Business (2019) 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