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艺术
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曾说,他的雕塑作品原本就已经藏在石头里,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凿去多余的部分。
绝境之下的选择是必需的,而非机会。
做出选择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几乎在会表达之前就已经具有了选择行为。在对仅4个月大的婴儿所做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琴弦放在婴儿的手指上,并让婴儿知道只要用力拉动琴弦,就会产生美妙的音乐。随后,研究人员将琴弦与音乐的连接断开,只是随机间歇性地播放音乐,婴儿们开始变得悲伤、愤怒,尽管他们听到的音乐和之前他们通过自己拉动琴弦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这些婴儿不仅想听音乐,他们更想要的是选择自己所听的音乐的权利。
对控制权的渴求是这些事例出现的有力的主导因素,即使控制可能带来伤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实施控制权让人感觉良好,更主要的是不能实施控制权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难过和压抑。
由于囚禁对身心的伤害,虽然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动物的寿命通常都比较短。野生非洲象的平均寿命为56岁,而动物园饲养的非洲象的平均寿命仅为17岁。
强韧的利爪迈着柔软的步伐,在这狭窄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在中心昏眩。
当一个人丧失控制权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有失去控制权的痛苦。
“认为奴隶被完全占有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的内心是不能被奴役的。尽管身体被奴役,但一个人的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它是自由的、奔放的,身体的奴役并不能阻碍思想的自由。”
人类是多么需要掌控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实施控制时,便会感觉无助、失去理智、无法正常思考。
正统基督教的信徒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面对生活的多样化也更为乐观,而且更不易患上精神压抑等疾病。事实上,反而是自由派基督教的信徒,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生活态度更为悲观,也更容易抑郁。虽然烦琐的宗教教义剥夺了信徒的很多自主权利,但它同时赋予了信徒力量,使他们对生活控制权的感知更为强烈。
在集体主义思想突出的国家,如日本,人们自小被教育在做选择的时候要以“我们”为先,人们首先以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看待自己的身份,如家庭、同事、村庄或国家。
自由恋爱婚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观念的行为,而包办婚姻则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典范。
最终的快乐不在于做出了选择,而在于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体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化,人们已经拥有独立支撑家庭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依赖亲属。人们可以在婚姻中找到个人幸福,而爱情则不再与婚姻水火不容。
人类几千年来为了适应群体生活的需要,产生并延续了包办婚姻.
英裔孩子在能够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做得更好,也更乐意花时间.
对于亚裔孩子而言,由他们的母亲做出选择甚至比由他们自己做选择让他们更有动力,因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身份。
与第一家工厂的英裔员工欢迎工厂提供表达他们想法的机会不同,第二家工厂的亚裔员工则为他们的经理并未实施管理权而备感疑惑。
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你能否克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而是在于你准备如何克服它们。
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倾向于让个人承担责任,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则将后果视为社会体制及环境的结果。
在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是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克劳斯悲伤地说道:“过去我唯一能去度假的地方是匈牙利,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拥有假期。现在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却支付不了昂贵的费用。”赫尔曼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以前虽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但至少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两个频道。但现在完全变了,有些人可以享受上百个频道,而有些人却连一个频道的费用也负担不了。”
“美国梦”的确促使一部分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同时,对于无数普通人,“美国梦”仅仅是一场梦。美国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国土,它曾经也确实如此。但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美国已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并无两样。
在我们遵从有多个条条框框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恒定、独特而真实的自我。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称,美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间族”现象,一些年轻人已经过了青春期,但在心理上却没有完全步入成人阶段。
生活上仍需依靠父母,不停地换工作、换伴侣。他们并不是懒……只是不想长大”。
在塑造我们今天认为的人人享有自由选择的环境的过程中,工业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教伦理强调节俭,这在人们手头不宽裕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二战”之后,普通工人的收入逐步提高,节俭的观念就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此外,当某种产品供大于求时,生产者就会在包装设计和广告宣传上进行创新以期提高市场需求,于是购买从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表达个性的方式。比如,当你购买了一辆汽车时,你不仅仅在满足自己的出行需求,也在向周围的人宣告你的身份和你关注的重点。
人们彼此间比想象得更相像。
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大抵相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会把自己看作特殊的个体并不奇怪,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因此,我们宁愿相信那个穿着天鹅绒袍子、戴着头巾的女巫的确有着超自然的能力,能看到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并能预言我们的未来,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其实跟她的其他顾客很像,她对我们每个人的说辞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我们是多么与众不同。
我们当中90%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智力、能力出众的那10%的人。
即使当我们跟随大多数人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的决定经过了特别的考虑而不是简单从众。换句话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较少受到一般情况的影响——我们是有独立意识的。
另外一项研究调查了人们为什么会购买十分流行的iPod(苹果公司生产的音乐播放器)产品。结果也是一样,人们都认为自己的购买决定不像其他用户那样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强调自己的选择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比如这款产品体形小或者存储量大,还有人说喜欢它光滑的外形设计。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保;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角,是整体的一部分。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白色更易脏,而且黑色的更酷。”我说道。丈夫回答:“但是每个人都要黑色的。我可不想拿着一个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
尽管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张三、李四、王五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但实际结果是你将更深入地了解张三、李四、王五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
在工作场所,那些越是努力彰显自己、试图提高自己地位及声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害群之马”,并且实际的最终表现都较差。
无论是抵制额外的棉花糖诱惑,还是克制自己不沉溺于新型科技产品,时间越长,你脑海中两股力量的斗争也将越发激烈。一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屈服于诱惑经常是使自己解脱的最快方法,虽然你可能很快就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你就会试图声明那是无奈之选:亲爱的,你要相信我,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这么做。当然,即使这些借口真的有效,也仅此而已。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脑海里马上就会想到如果能立即拥有这100美元,你要怎样利用或花费这100美元?这不是很好吗?不比你等上一个月多拿20美元更令你开心吗?这就是自动系统发挥作用了。
人们通常对于那些能够刺激其感官或激发其情感的事物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的决定也会因选择结果的生动性、有形性而受到影响。你是否注意到相对于现金消费,自己在刷卡消费时会更大手大脚?
一直以来,那些所谓的专家都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将黑说成白,他们坚持己见,而不是根据事实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们会高估情绪的持续时间。
只有一件事,她们的意见是相同的,那就是“相信我们,如果你能看到,你会分辨出其中的差异的”。
时尚是最能反复的过程,人们操纵选择,然后将其呈现给大众。
法国依云矿泉水相比,75%的参与者更喜欢自来水的口感。
以雀巢的“波兰春天”为例,其取水井为人工水井。其中一口井位于停车场的下方,还有一口位于垃圾场和废弃的非法污水处理厂之间。
你是否发现圣诞老人袍子的颜色和可口可乐标志的红色完全相同?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可口可乐公司对这种颜色享有专利权。圣诞老人绝对代表了可口可乐公司。
没有人会说外表会影响其选择。当然,很少有人承认自己不公正的一面。
“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一扇门将向我们打开。”这句话常常用于慰藉错失心爱之物的人们。从长远看,这条谚语是对的。但是在错失的那一刻,这样的安慰通常是不起作用的,正如谚语的下半句所说,“可我们常常盯着那扇关了的门后悔不已,尽管另一扇门已为我们打开,我们却没有看见”。
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敏锐地记录了早期的美国社会,他在170多年前就对选项不断增加的后果进行了描述:在美国,我见过生活在世界上最优越环境里的人,他们不受约束,受过最良好的教育。可是在我看来,他们总是眉头紧锁,即便在开心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神色忧郁……他们总是贪得过多而不自珍,见异思迁而弃之随意。
美国,如果你不幸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你不会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遇到家长式的医疗方式。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选择继续朱莉的治疗还是终止治疗时,我们不会感到高兴,也不会有感激之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让家长做出决定比让医生做出决定更让人痛苦。
烟民和潜在的烟民知道自己不应该吸烟。从健康和金钱的角度来说,吸烟是不好的。但是,戒烟的动机并不足够强,也许是碍于同龄人的压力或“吸烟很酷”等诱惑,也许他们已经上瘾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吸烟的诱惑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烟草价格上涨的话,戒烟的动机就会增强,这是一件好事。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会简单地认为自己不能负担这一喜好了。对于已经不抽烟的人来说,他可能以后也不会抽烟了;对于抽烟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会戒烟了。对于那些想戒烟的人来说,这可能使戒烟变得更加容易了:价格上涨的话,相同的香烟的诱惑力就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