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本质
我们与孩子的交流强化了这些性别分化。母亲们倾向于更多地和女儿而不是儿子讨论情感问题。在参观自然博物馆时，家长向男孩解释展品的次数是女孩的3倍。
仅仅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生活，便能够让它变得更容易忍受。正是这个原因，莉兹·默里“风雨哈佛路”的故事给了很多人巨大的希望。
默里斯指出，许多身为企业高管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是个骗子。
最强大的错觉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即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自我。我们的自我认为，我们占据着身体。在智力层面，我们都认为我们需要大脑，却鲜有人想过这些决定我们是谁的、一切的本初，不过是一块身体组织。大多数人认为，仅仅大脑这一个器官是不能代表自己的，但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也就是我即我脑。大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加工的世界，环境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就像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尼奥一样，你和现实世界也没有直接联系。所有的体验，都是经过不同的神经活动加工后形成的精神生活。
更大的大脑会促进更多社会性行为的产生。
如果你生在一个群居的种族中，那么你将面临如何延续你的基因的艰难决定。为了保证你获得给自己和子孙的资源，你必须变得卑鄙一些。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它们确实会使用一些欺骗和联盟的手段，或者说是人们所知的马基雅维利智慧（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它以书写了如何通过狡诈和战略来进行统治的中世纪意大利学者之名命名。
如另一个著名的意大利人唐·柯里昂（Don Corleone）所说，为了成为一个成功而狡猾的灵长类，“你不但要接近朋友，更要接近敌人”。换句话说，你必须警惕那些想从你身上获取利益的人。
即使让一个人横着咬住一根铅笔迫使其微笑，他们也会比让他们撅起嘴吸住一根铅笔时更快乐。
当婴儿6个月大时，他们会对着生气的脸哭泣，对看上去悲伤的脸皱眉。婴儿们希望而且喜欢成年人对他们微笑。
人们发现，我们会发出笑声是缘于缺乏自我控制。无论何时我们触摸自己时，我们的大脑都会持续追踪自己的动作。我们需要这种自我控制来指挥行为，也需要知道感受的变化是出于自己的动作还是外部世界。
那些在婴儿时期没有机会建立起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最终会成长为对环境适应不当的成人。
在生命早期与父母分离的孩子无法正常发展，他们会在青春期出现很多反社会行为。
与他人交流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一种需求，它能促进社会心理发展，这是我们健康成长的根本。
孩子不仅需要爱和关注，他们同样需要秩序和组织。他们会寻找有预测能力的成年人。矛盾的是，他们会与喜欢虐待的家长建立更深的依恋，仿佛他们的虐待是可依赖的。这是因为虐待会让孩子焦虑，这种焦虑反过来会让他们更加需要依恋。这构成了爱与恨交织的恶毒而失调的循环，为成人之后的虐待关系做了准备。
他人的情绪表达，能够激活我们在创伤经历中激活的相同情绪回路。这是催人泪下的影视作品受欢迎的原因，它们能够直入当我们感到悲伤时激活的同一脑区。
当我们的紧张感增加时，我们就失去了对冲动和欲望的控制能力。
随着年龄增长，脑死亡可以逐渐摧毁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功能，也包括制造身份意识的那些。
记忆并非是对过去事件的精确复制，而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故事一样。与传声筒游戏相似，故事每被讲一次，就会有所变化。实际上，只需通过问一些有导向性的问题就可以建立起完全错误的记忆。
一个研究显示，让一半成年人看伪造的他们小时候乘热气球的照片，他们可以回忆起这个虚构的事件并且能讲得很详细。
人们倾向于对记忆的精确性、完整性和生动性寄予比实际更大的信任。
孤独症患者不能简单地推断别人在想什么，而且通常会缩在不需要其他人参与的活动中。也许这就是为何很多孤独症个体一般不喜欢眼神交流，他们从不模仿，不打哈欠、不呕吐、不笑，也不使用与我们这个物种所共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信号。
尴尬的感觉和自我觉察都是镜中自我的关键成分。如果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那么就不会觉得尴尬了。
蓝色与男孩是近年才有的联系，100年以前男孩穿粉色而女孩则穿蓝色。
到6岁时，孩子对性别的理解变得更深刻，也超越了外貌层次。他们明白换衣服和发型不会将一个男孩变成女孩，反之亦然。他们已经获得了对男孩和女孩本质意义的理解。当他们将性别视为自我的核心部分，他们会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定义自己和他人是谁的基础。
性别定式对自我幻象既有支持也有破坏。一方面，大多数人遵守性别定式是由于这是我们所属的物种所期望的，而多数人都不想被孤立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既承认性别定式，又认为我们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个体。
自我的幻象让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就能表现得与众不同。然后就出现了那些因为觉得自己很独特而从不遵守定式的人。但是，在一个需要他人在场来评价他们是相同还是不同的物种里，谁又是真正独特的呢？
即使那些走向自残极端的人，也在无意地根据他人来调整自己个人特征的程度。自我幻象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非常狡猾的观点。
男性最终会变得更具攻击性，虽然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并非如此。研究显示，1岁大的男孩和女孩有着同等的生理攻击性，但到两岁时，男孩比女孩有更多攻击行为，而且这一差异是在发展中持续的。相反，女孩越来越少地在冲突中运用肢体暴力，而是更倾向于在欺凌行为中使用嘲弄和排挤的方式。男性和女性可能只是简单地在表达攻击的方式上有所不同。
在他准备自杀的笔记中，惠特曼写下了他所体验到的冲动性暴力行为和内心的混乱。他有爆发攻击行为的历史和糟糕的家庭生活，但在接近奥斯汀暴行的几个月中，惠特曼认为事情在变得更糟。他写道：“我希望死后可以验尸，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生理问题。”他还要求在还清债务之后，所有剩余的资产都要投入到解释他行为的研究中。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且很不幸，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在他大脑深处的杏仁核区域有一个相当大的肿瘤。
杏仁核是大脑回路中负责情绪性行为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损伤可能导致在暴躁和气愤情绪中过度的摇摆不定。对杏仁核的过度刺激可以同样地导致动物和人的暴力进攻。
当你是个孩子时，你需要前额叶皮层来克服想吃棉花糖的冲动；当你是一个成人时，你同样需要它来帮助你抑制打架、逃跑和发生性关系的冲动。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自由意志也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它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
引用丹尼尔·丹尼特的一句话：“当我们思考自由意志是幻想还是现实时，我们是在俯瞰深渊。我们面临的可能是突然陷入虚无主义与深深的绝望。”
当我们认为自己在有意识地做决定时，这个决定已经在无意识中做出了。实际上，我们的意识一直活在过去中。
被催眠的人并非失去意识。大多数被催眠过的人报告，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不觉得是自己在控制它们。
其实不需要极端的恐怖情节，即使在看《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这类催泪电影时，如果我们试图抑制情绪，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到诱惑。
每当我们运用自控力的时候都是有代价的，即让我们更易受到诱惑。这也许就是人们总是做出有自我挫败感的行为的一个原因。
与喝了一杯添加人造甜味的饮料的人相比，那些喝了真正的含糖饮料的人更能应对压力。
减少卡路里的摄入会使我们的血糖降低，让我们之后更易受自我耗损事件的影响。这是一个邪恶的循环。即使你尝试少吃了一顿饭，却可能发现自己用酒或烟或其他什么填满了自己。节制也是需要适度的。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失去自由意志等同于决定论，这听上去有点儿像宿命论：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能改变任何事。这是一种很让人泄气的对生活的看法，不免会削弱一个人做事的动力。也许这解释了为何相信自由意志的人不仅有更好的工作表现，而且会取得职业上的成功。
即使自由意志不存在，那么或许最好的面对方法是忽视神经科学家或哲学家所说的。有时候无知是福。相信自由意志意味着你可以改变做事方式，使之向更有利于你的方向发展。
某些事物不存在并不意味着相信它们是无意义的。幻象也是虚无的，但没了故事的世界将会多么无趣和贫瘠。
面对一个决策时，我们会立刻让它变得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它显得更像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方面，人们相信自己总是能够成功地达成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达成某些目标的过程中失败了，因而它是一种冲突。这是我们理性中失调的一面，不愉快的心情会让经历也变得不那么愉悦。为了避免这种失调制造的矛盾，我们便重新对失败经历加以解释，使之变为成就。我们告诉自己，我原本对目标也没那么有兴趣。要做的都完成了，不必有任何遗憾。
可能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却对别人有了坏的思想。这是与善良的我不相符的，所以我会启动防御机制。我可能会为了使自己的想法合理化而说那个人就是一个坏人，这时我证明了自己对他人的负面态度是合理的。
我们以为自己在能够掌控命运的时候是更安全的，比如自己开车；而坐在别人驾驶的车上，或是坐在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这样更糟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9·11”事件之后的3个月，前往纽约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增长一直持续到圣诞节，超出了往年同一时期。实际上，这段时期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9·11”事件当天的死亡人数。
从统计数据上看，抑郁症在贫穷和低教育水平的人群中更普遍。一种理论认为贫穷不一定是抑郁症的根源问题，而是贫穷反映了缺乏价值的处境，即个体缺乏为生活做出努力的能力。就像施加在狗身上的不能逃避的电击，人类的习得性无助导向了认为处境不会变得更好的消极宿命论。
如果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不能对生活造成任何变化，人便有了绝望的基础。对于控制感的需求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选择的悖论”，它是指当我们面对越多选择时，选择自由度就越小，因为我们会一直拖着试图找到最好的选择。
正如英国诗人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所说：“拖延是时间的盗贼。”因为面对着多种可行的选项和其他近在眼前的诱惑，我们总是将现在该做的事情推迟到不做就晚了的时候才去做。
人类不会用绝对价值进行判断，而是使用比较的方法。
“金发女孩效应”。人们对于中档价格的偏好让零售商们总是提供一个昂贵的选择，来增加顾客选择稍微便宜些但又不是最便宜的产品的可能性。决策中的相对论说明，我们没有一个内部的价值衡量标准来提醒自己物品的价值，相反，我们的决定总是由外部环境塑造。
实际上，快乐感和成就感也源于你自己与他人的比较。艾瑞里引用了美国讽刺作家H. L.门肯（H. L. Mencken）的评论：当一个男人挣得比他的小舅子多时，他就满意了。
威廉·詹姆斯是最初把所有物作为一种映射物，来研究它对人类自我概念的重要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写道：“一个人的自我是所有属于他的东西的综合，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还有他的服装、居所，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工作，他的土地和马，他的快艇和银行存款。”
一个人搬到新的住所后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将标志自己身份的东西带到新家。相反，有时人们会通过损坏个人物品来表明与过去一刀两断，尤其当他们是情侣或家庭中被抛弃或欺骗的那一个时。
禀赋效应：自己的东西更值钱，一旦某件物品成了我们的所属物，相比于完全相同的物品，我们会高估自己物品的价值。
对于禀赋效应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我们没那么珍惜拥有的每件物品，我们更害怕可能失去某件物品。这一偏好被称为损失厌恶依据这一理论，相比于潜在的获益，人们更注重损失。（loss aversion）
我们不仅会高估自我所属物的价值，而且还会贪求他人关注的东西。有人发现，当我们看到别人对着某件东西微笑的时候，比起没被注意过的东西，我们会不自觉地更喜欢这些被看过的东西。
当我们处于群体中时，自以为保有的那个“自我”已经被他人的意志所压制了，所谓独立只是一种错觉。
一项对美国1966年至1976年间的166起自杀行为的分析表明，现场通常有大约人围观，其中的半数人都在怂恿受害者自杀，或是对他们进行讥讽嘲笑。与引诱自杀相关的因素通常包括围观群体的数量、群体与自杀者之间的距离，以及发生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可以说，所有能够让围观者藏匿起自我的因素都与这种行为有关。
对群体外人员的匿名程度似乎是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可以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就可能发生。群体暴乱、动用私刑和流氓行为都被认为是从众心理的表现，而从众心理则正是来源于去个性化。反之，匿名程度越低，我们的表现就会越好。
那些被同伴排斥的人更容易暴饮暴食，尤其是食用那些会令人迅速发胖的垃圾食品。
在许多其他的社会性种群中，受到排斥通常意味着死亡。这就能解释人类为什么对社会排斥如此敏感了。
许多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均有被排斥的经历。在一项对15个枪击案凶手的日记的分析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其中有13人曾遭到过社会排斥。
如果社会排斥不停止，被排斥的人最终会产生疏离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常会远离人群，日渐抑郁，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毕竟，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归属感。
在成为独立个体的意愿与对归属感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妙且易被打破的平衡，我们必须要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状态。
只要拥有一名同盟者，坚持己见的难度就会降低。
历史证明，独裁政府总是能成功地以高压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镇压异见也需要有大批人来执行统治者的意图，否则便孤掌难鸣。由此可见，群体的影响力可以被操控着改变人性，本性善良的普通人有时也会在这种情境中化身魔鬼。
对从众的需求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塑造自我，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津巴多认为，在去个性化的过程中，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魔鬼随时可能会挣脱束缚。
权威人物甚至不必与被试处于同一空间，后者也会自动服从。
在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很容易屈服于来自上级的压力，即使他们明知这些要求是错误的。
东方人倾向于以一种整体或集体主义的方式对世界进行观察和理解，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可能存在的模式；而西方人则更加注重个体。
东方整体论的一大特点便是对秩序、共鸣与和谐等信念的哲学性偏好，比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选择更佳的居住与工作环境的理念。相反，对西方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相对来说更可能会持有一种对独立自我与个人主义的积极态度。
美国这个国家是崇尚个人主义的。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批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来到此地的移民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这个国度。其他的国家基本是在漫长的时间中以战争吞并的方式逐渐发展壮大，但美国却依靠移民成功地迅速崛起了。早期的北美洲移民之中，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而迁徙至此，而这种目的再一次强化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型集体，在陌生的环境中挣扎求生，与土著居民进行对抗。无所事事者在此无立锥之地，人们必须要依靠自身的奋斗才能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如此容易受到群体压力、启动效应、刻板印象及文化线索的影响，或是自我时常屈服于环境中的风吹草动，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真实的、威武不屈的自我。
多数人都坚信自己是体贴周到、通情达理且处事公平的，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其实满怀偏见、盲目和种族歧视。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接受各种刻板印象与失真信息，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我们显然也比自己想象中更容易为他人所左右。
自我叙事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歪曲事实，以达到我们追求的效果，这被称为“整体自尊”。在这种自尊中，我们会压抑、扭曲或忽略生活中与理想自我叙事不符的负面部分。
你渴望被喜爱、被崇拜，同时也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拥有很多未被开发的潜能，这些能力尚未以优点的形式发挥出来。虽然有一些性格缺陷，但大体而言，你都能有效地进行弥补。你外表严肃自律，内心却焦虑不安。有时候你会质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对的事情。你追求多变的生活，当被困在重重束缚中时，会对现状十分不满。你以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傲，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对方是正确的，你不会轻易采纳他人的观点。你认为对别人过度坦率是一件不明智的事。你时而外向、友善、合群，时而内向、谨慎、缄默。你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就是安全感。
福勒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现象，并巧妙地嘲弄说：“我们身上总有一些东西是大众化的。”随后，它被命名为“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巴纳姆效应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故事也许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独特。当描述中包含了较多的正面特质、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内在偏向时，这种效应尤其强烈。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幽默、聪明、漂亮、和善，但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些人在这些方面低于平均值。
巴纳姆效应表明，我们都沉醉在独特自我的幻象之中，即使这种独特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高。
积极错觉通常意味着，我们更容易认为好的结果是由自己的努力带来的，而坏的结果则由他人的过错导致。这使得我们盲目乐观，但同时也更加坚韧不拔。
在性行为中，人们呈现出的自我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在异类性行为期间，受访者都会体验到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情绪，这就像是他们在公众生活里丢失了一些东西，为了整体的满足感，必须将其找回。为此，他们必须在私下重新整合那些丢失的部分，并将其作为性仪式的一部分。
异类性行为同时也能让人们暂时丢掉已有的身份，以扮演另一个人的方式获得性满足。比起我们在公众生活中的行为，性活动通常都是私密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在卧室里做一个不同于通常情况下的自己的人，就如同我们的大众形象只是一层挡住真实自我的假面具。
许多西方国家的青少年都认为，除非保持在线，否则他们就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埃利和他的朋友几乎都支持左派，但他为了拓宽视野也会在Facebook上关注一些右派人士的账号。可不久之后他便注意到，因为这些账号与他的交际圈关联性不高，Facebook就将它们所发布的信息自动过滤掉了。过滤软件将他密封进了一个气泡，与异见彻底隔离开来，这就是所谓的“过滤泡沫”。
认为我们能和网络上的每一个人产生联系并拓宽视野的观点是错误的。软件在搜索过程中必须使用过滤器，以去除数据山中的冗余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它展现给我们的结果只是它认为我们想看到的。
在过去，某些男性常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官，以获得性满足，而随着社交网站的风靡，这种行为由线下迁移至线上，并且变得更加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