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收入人群中，想要劳有所得，必须万事俱备：一个有凝聚力的家庭里有多个雇佣劳动者，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技术，知道怎么找工作，谨慎管理金钱，而且从来不会知难而退。尽管这听起来很像英雄神话，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没有犯错或遭遇不幸的空间-不能碰毒品，酒精，不可以有家庭暴力，不可以缺乏学校教育，没有疾病伤痛，除了埋头苦干之外，什么都不可以做。

      有些人觉得劳动确实能致富，而有些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徒然无功。

如果在周而复始的失败中有那么一次例外，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美国梦的实现。

      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资产净值达到1589000美元，而最底层的25%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是4900美元。
      和其他人相比，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却更微小。

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他们的电视几乎永远是开着的，广告一直不停的播放，他们被这些广告包围着。许多美国人因此有了想要的东西，而这种想法会变成需求。

从全球或者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还算很舒适了。

      2011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而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低于22113美元，那就是一个贫困家庭。这相当于每周工作40小时，时薪10.63美元。
      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 桑迪.布拉什，十二岁
      贫穷就像一个流着血的伤口。它会削弱防御能力。它会降低抵抗力。它会引来捕食者。高利贷者的经营范围并不限于酒吧和街角，他们还能在防弹玻璃后面，以合法的形式做生意。
      据韩国移民工作者协助会领袖崔罗伊称，洛杉矶的韩国餐馆已经受到审查，因为他们变着法诈骗侍应生和厨师们的钱，受骗者几乎都是韩国人或拉丁美洲人。餐馆老板通过考勤卡造假的方式做假账，证明员工的轮班时间更短。
      在私人企业和政府同流合污的年代，美国社会会想出很多鬼点子，把穷忙族手里的那点钱给弄走。
      这已经成为全国各地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贷款机构在到处搜罗有轻微拖欠情况的信用记录，并将它们标记为“次级贷款”。如果你属于这个类别，贷款机构就会收你更高的费用和利息，但你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穷人和投资银行家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绞尽脑汁思考钱的问题。他们要尽量兼顾每一点，做出预测和计划，而且每个决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就象发行债券的企业一样：一个人的财务稳健度越低，他在借贷的时候必须付出的利息就越多。
      我曾经被一个大叔和一个家里人的朋友猥亵过。因为成长方式的原因，我有很多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找工作。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恐惧症，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各种不同的毛病。
      她用打火机点燃一支万宝路。尼古丁是一种不会让她害怕的药物。
      威利欠医药费的情况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典型。他没钱去看牙医，牙齿都坏了。而且他做的是道路建设工作。每次脓包肿起，他都会到最近的急诊室里要止痛片和抗生素。法律规定医院急诊室要给所有人看病，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医疗保险，不过急诊室可以在之后寄出医疗账单，这些账单通常都是大数目。这些收费超过了威利的承受能力，而且把他的信用等级毁了。
      寒门子弟再难发达。-尤维纳利尔，《讽刺诗》
      大部分空缺的工作又三个不理想的特点：工资低，没有福利，而且到头来一事无成。
      克里斯蒂的预算吃紧的一个原因是买了太多代价高昂，广告打得很响的零食，垃圾食品及熟食，工作繁忙的母亲-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学过做饭的人客情轻松的用熟食凑合着做顿饭。

她居然觉得自己懒，这很奇怪。她的工作很累人，而且她的工资很低，她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维持生活。

在她的生命中，每个微小的失误都会酿成巨大的结果。

      那些升职的人往往具有卡洛琳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他们有牙齿，卡洛琳没有牙齿。如果她有的话，看起来就会比现在看起来年轻几十岁。但是贫穷和没钱看牙医的日子夺取了她的牙齿。
      她的牙齿大多都烂了或者脓肿了。按她的理解，州的医疗补助有规定，如果她一颗牙齿都没有了，就能获得保险赔偿，安一副义齿，虽然有些牙齿还是能用的，但是她如果不把牙全部拔掉就安不起义齿，拔牙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非常折磨人，她的脸瘀肿了像被揍了一顿似的，但最后她很不走运，用医疗补助买来的义齿和她的口型不合，她的嘴合不上，所以没有办法戴这幅义齿，调整义齿需要250美元，她没有这笔钱。卡洛琳是穷忙族的代表，贫困导致的残疾是他们的标志。
      卡洛琳是穷忙族的代表，贫困导致的残疾是他们的标志。
      实际上，残疾和那些不那么明显的不利条件一样，都是贫困状态的反应，并使贫困局面恶化。
      贫穷是一种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东西：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结果，然后这些结果又形成了后来的原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
      抑郁常和贫穷相伴而来，它折磨着卡洛琳。
      “当一个人患有忧郁症的时候”，布兰达说，“她就会提不起劲来。”
      然而她还是很渴望有个男人能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然后再次复制原来的生活模式。这在单身母亲中很常见，她们身上都有带着男人留下的伤口。收入拮据的女人们渴望有相爱的伴侣，但他们却创造不出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在贫民阶层中占了大多数，因为她们不仅仅是单身母亲，还是单身工薪族。
      后来她注意到，不到五岁的安柏在手淫。

当她上了一年级，接受进一步的测试时，她的智商得分是59，属于微低能中的低智商范围，这种残疾在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普遍。

      如果有学士学位的话，她也是能从中受益的，事实证明，她的副学士学位是没有用的，只是一张证书。

沃尔玛管理层希望他们的低收入雇员能正直诚实，但是管理层自己却没达到相同的标准。

      和美国大部分低收入劳动者不同，卡洛琳有一台电脑，那是用西尔斯信用卡分期付款买来的。她应该是想玩游戏，发电子邮件，甚至在网上找男人，但是现在这台电脑变成了救命的工具。

薪资是由市场决定的，你不能指望市场手下留情。它是最终的仲裁者，在它面前，什么都没得商量。

      布兰达告诉她，宣告破产是一种盗窃行为。
      金钱也许不是万能灵药，但是它往往能避免一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叠加。有能力的父母可以不必举家搬迁，放弃财产来解决安柏的困难。他们可以花钱请人帮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技能来承担责任；把他们的房子、工作、生活方式保护在墙内，免受苦难侵扰。然而，在穷人的家中，这些墙壁单薄脆弱，一桩桩麻烦会相互渗透，难分难解。
      奢侈的生活是经粗人之手创造出来的。
      移民们到此追求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他们的贫穷也随之而来，在高涨的经济繁荣的浪潮中形成一座座苦难的岛屿。为了一份微不足道的薪水，尽管这薪水比他们在家乡能挣到的多得多，他们让他们想模仿的对象美国人吃饱穿暖，生活安逸。

等这些优雅的连衣裙和富有品位的女式衬衫熨烫好挂在闪闪发光的橱柜里，船在人体模特身上时，所有的苦难生活造成的压力都被抹的一干二净。

      这些劳动者没有医疗护理，小病不断，痛苦不堪，有个人因为牙周病没得到治疗，并不得以拔掉了八颗牙齿。
      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试图抵抗或者逃跑，他们在泰国的家会被烧光，他们的家人会被谋杀，而他们也会遭到殴打。
      他们觉得如果不雇佣无证件移民，在这一行就呆不下去，但他们这样做就是冒着被起诉和布料存货被充公的危险的。
      他们的作坊叫艾德丽安，大约有15名员工使用陈旧的机器把睡袍和其他服装的下摆和缝口缝好，这些精致的衣服是他们永远都买不起的。

自己做生意的关键全在于日常开支管理。而日常开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劳动力成本。

      服装行业就像食物链，每个低等生物比上一层生物更无助，最无助的人居于最底层，把奢华的衣服缝好，只为换取最低工资或最少的报酬。
      行业中居于上游和下游的公司像食肉动物一样贪婪无情，因此她在给货品定价时充满戒备，把价格提高很多。
      意见玛丽亚花60美元做出来的普通裙子卖给零售商是150美元，到了顾客哪里就是300美元以上了。
      美国式的理想提倡给人们平等的机会，但却不保证有平等的结果。
      赚钱能力的差异甚至载入了用来计算“9.11”恐怖袭击的赔偿计算公式。比如，一个31岁，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父亲在世贸中心丧生，如果他一年的薪水是25000美元，他会得到1066058美元的赔偿，如果他一年收入150000美元，那他得到的赔偿是3856694美元。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价格。
      现代美国的社会地位变动大多是经济增长所致，而非因种族或者阶级消失而产生。
      现在，当一个技术有限，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踏上海岸-或者从贫穷家庭进入职场时-它会从底层做起，最后发现，更高的级别对他来说遥不可及，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
      ”我住在韩国城，不懂英语我也还能熬下去。“她能熬下去，但是熬不出头。
      心理上的封闭让他们有种挫败感压在心里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与世隔绝，如一潭死水，娜拉只想回到韩国去，但丈夫想留下。
      在韩国的时候，我们从没吵过架。我听其他移民说，移民的头五年你和你丈夫吵架，但如果你们度过了这段时间，你们就会永不分离。
      韩国移民们已经被美国同化了：他们的离婚率大概是50%。
      他们本可以回家去，但是他们感到很挫败，没脸这么做。
      1995年，她和她的丈夫从韩国到这里来；他是拿着学生签证要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计算机科学的。“我们在韩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把房子卖了，那就有很多钱，我们就能来这里舒舒服服地上三年学。我们俩都会上学。我们从没想过我要去找工作。这不是计划内的事情。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钱很快就花光了，才一年时间。”
      “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餐馆里工作，”她哀伤地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上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纽约大学，变成医生，律师，但是-现在我的儿子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我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是说到他们将来的就业，谁知道呢？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他现在只知道工钱会比在墨西哥领的多得多，但按照美国人的标准这钱少得可怜。
      2008年，美国政府统计的非法入境移民的死亡人数为340，但墨西哥政府的数字是725。
      墨西哥非法移民大多数工人关注的似乎都是眼前，今天能挣多少美元，而不关心那虚无缥缈的职业前景。
      艾贝尔和许多其他人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在美国立足，不是融入美国社会，而只是赚足够的钱，维持家乡赤贫的家庭继续生活罢了。美国的普通生活与价值观对只看到微弱机会的他们来说太过遥不可及。
      因为你没有将自己在美国的身份合法化，美国政府和企业也会从中得利。
      对美国至关重要的这些移民游走在美国的边缘，像从一个圆上擦身而过一样触碰了美国的财富，从来没有从内向外看的机会。
      他们是一群坚强的人。他们熬过了毒瘾的折磨，无家可归和牢狱之灾，但如今他们冒险进入工作这个真正令人恐惧的世界，这是他们觉得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害怕了。
      那些不去上班又不打电话的人也许觉得自己并不重要。-陷入贫困后的安.布拉什

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害怕是一个禁止提起的话题，那时候，“坏样子”才是好的，最好的防御便是摆出侵略的威胁姿态。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必须有卑劣的表现，做出危险的行为，而且从不承认自己害怕。母亲们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哥哥们这样教育弟弟们。

      他们了解底层生活的傲慢外表似乎只是一层薄薄的伪装。在表象之下，他们和婴儿一样柔软，心灵深处极易受到伤害。他们承认自己有点害怕打电话，还怕没人回应，害怕递交申请，害怕参加面试。
      谈论恐惧需要很多勇气。
      这里和其他低收入住宅区中找工作的成年人一样陷入了一种特别的规律：他们不想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外面的文化，陌生的规则和令人恐惧的挑战似乎对他们来说都过于吓人。这些居民更愿意在公租房地区内工作，也更喜欢找公租房管理部门的工作。虽然有破败的建筑，崩溃的人，黑帮，非法商贩以及黑夜之后的枪战，但公租房这片地方让他们感到放松。“这里就像一面盾牌，他们觉得在后面很安全。”
      雇主们很少看到表面之下这些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这些怀疑侵蚀了人的意志。
      职业道德是应该在家里学会的，但很多情况下，家庭把这一职责抛给了学校。学校反过来又把这一职责丢给了雇主。雇主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底层劳动者往往被当成消耗品，贫困出身的员工很少会有支持他们的关系网，没有可用的技能，也没有将职场和个人困难分隔的后备机制。

迈克尔注意到，一般来讲，那些被他们归入“职业准备不充分人群”的人一开始时会工作热情高涨，但是那种热情通常只会持续一两个月。

      “我们找了一家公司，只要50美元，就会把他们全部的前科记录都给我们。”
      在你追我赶的市场上，人们往往只要用一次低成本的冒险，几分钟的关注和教导，就能拯救技术水平低的人们。

在布莱恩看来，这张文凭代表的并不是你有多少知识，而是你能有多努力。

      教育就像一种资本；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

那个十岁的小女孩问道“你被强奸过多少次？”这个问题问的漫不经心，仿佛只是在谈话中随便一提。

      “我说我从来没有被强奸过，她觉得很吃惊。”芭芭拉回忆说。
      在贫困边缘生存的女性中，有很多竟然都是性虐待的幸存者，这令人意想不到。她们遭受的创伤就像一大笔债务，在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把她们压垮。但和债务不同的是，他们不能通过宣告破产来讲它抹去。她们的未来因她们的过去而残缺不全，在她们解释自身情况的时候，它会不期而至。
      童年的性骚扰经历会破坏一个人成年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从而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前景。

一个受虐的孩子内心的无力感可能会让其屈服并逃避于一种逃避方式，精神病学家将这种方式称为“分离性状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心理上感受到一种抽离感，听任性侵行为在眼前发生。这种灵魂出窍的状态会给受害者一种受保护的感觉，其表现是冷淡和情感疏离，这些表现在事件发生后会持续数年，甚至于一生。

      童年时期的重复创伤能形成和扭曲人格。
      幸存者的亲密关系是在对保护和关爱的渴望，以及对抛弃或剥削挥之不去的恐惧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那个被选中的人难免达不到她幻想中的标准。当她失望的时候，她可能会激烈地毁谤那个人，而那个人正是不久前还爱慕着的对象。
      情感缺失，特别是早年情感缺失可能会是青少年倾向于通过性行为和早孕来寻求情感上的亲密感。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虐待还会将贫穷传送给下一代。
      怀孕，未婚生子，退学，和残暴的男人混在一起，围着救济金打转，在低收入工作中换来换去的青少年往往会走上贫穷的快车道。
      人们常常会发现，从性虐待中熬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有保护与，有时候保护得过了头，他们对孩子不停地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会摧毁年轻人探索和学习的创造性倾向。
      蜜桃不顾一切地寻找一丝关怀，她一再选错男人，在梦想和恐惧之间被无情的打击-她梦想着能过上田园式的家庭生活，但又唯恐创造出一个像她的寄养家庭一样的家。

由于自我意识淡漠，她自然而然地被那些喜欢控制她的男人吸引了-那些明显无法控制他们生活中其他东西的男人。

但是她得在冬天的拂晓时分和夜晚等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这让她的哮喘加重了，她因此旷工并被解雇了。

父亲和母亲的罪孽有很多种形式，不仅仅是性方面的虐待，那些施加在儿子和女儿们身上的罪孽还可能导致自虐。一个年轻人被残暴对待的经理最后会决定她养育自己孩子的方式；这种伤害可能会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

      背负着成长负担的孩子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那往往是她们的第一次失败，也是缺陷的根源。
      照顾自己是一种可怕的要求，它会另一个孩子感觉无力。
      瘾君子们说，强效可卡因甚至会抹杀最强大的母性。
      一个社区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它能决定你的邻居，朋友，娱乐活动和诱惑你的事务。因为无事可做，马奎塔天天都泡在毒贩和瘾君子的圈子里。
      第一次吸食强效可卡因的兴奋感是令人吃惊的，也是难以形容的，之后她就一直在寻找开始时的感觉。“你就是在一直追逐那种感觉，因为你从来都得不到第一次时的那种兴奋感…你尽力寻找那种兴奋感，但你从来都做不到…我会为我想要的东西做任何事，比方说，我会卖掉我孩子们的东西，圣诞节的东西，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从某人哪里弄到钱”
      “我的手在流血，腿在流血，但我还是想吸毒，不想去医院，少来这一套。”然后那辆车的主人出现了。她准备好了要被他揍一顿，结果想不到他却好心把她带到医院去了。这份善意如此强大，穿透了她心上层的茧，让她的心软化下来，开始反省。“那触动了我的心，你明白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想要把我打得屁滚尿流。”她对她自己说：“我不需要更多神迹或其他东西了-我不想死，就是这样。”
      对那些想要戒除这个习惯的人来说，脱离吸毒人群是关键的一步，但那也意味着形单影只的痛苦。
      尽管一个养尊处优的孩子可能会因父亲或母亲缺乏管教能力而受伤，但是他有接受良好教育，特殊服务，治疗和其他方面的机会，这些可能会让他比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生活在贫困中或者贫困边缘的孩子更成功地度过难关。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从未上过关于父母之道的课程。我们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是一点一滴学来的，在无意识中，从我们自己的父母身上吸收到的，有时候我们会重复他们的错误，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个错误推向它的反面，以此反抗父母-比如，过于散漫的管教方式变为过于严苛的方式。

那她们为什么要怀孕，还要把孩子保住呢？你懂的，在她们一生中一直被剥夺对生活的控制权之后，她们会享受那种被全部包裹起来的感觉，就好像‘在我的生命中有人爱我，需要我。’

      即使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还是拥有彼此。-卡拉.金，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已经在化疗中失去了她那栗色的长发，因为没钱护理牙齿，又失去了牙齿，而且还是去了精力和欢乐。她不打算再失去她的尊严。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攒到了100美元，”她伤感地说，“我连今天给卡车加油，好去看医生的5美元都没有。”最痛苦的是她没法送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们。
      缺乏亲情会令崩塌加速，有亲情就能令衰老速度减缓，就像金一家所发现的一样。

在绝望的境地中，他们最后放下了自己的骄傲，申请了救济金。

随着癌症的疼痛开始扩散，钱的问题更严重了，他记录下自己还有几天就要离开汤姆，她觉得自己死掉会让他好过一点。

      我很震惊，不肯接受现实，我不想死，我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走了太远的路，我现在不能死。

杰克丹尼威士忌不是处方药，但那是他自己的药方…

      和许多近乎赤贫的人一样，她的压力不是来自苦苦求生的当下，而是来自无所依靠的未来。然而她还是说，贫穷最灭人志气的特征是：它所带来的绝望。

“他们身上有一种绝望，好像是他们想象不出生活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样子。”她总结说贫穷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还是一种灰心丧气孤独的状态。

      寄宿学校听起来似乎是富人专享的奢侈品，事实往往也是如此。
      再一次，在这种以教会为基础的中产阶级的社交网络支持下，安找到了安身之所，而大部分贫穷的美国人是接触不到这种网络的。
      身无分文的滋味和有些钱，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的感觉相比，并没有那么糟糕。
      一家人花在食品上的支出是有弹性的，人们可以在支付那些刚性费用之后，再按剩下的金额大小来扩展或压缩食品支出。结果就是，美国出现了一大堆营养不良的孩子。
      住房支出可以占到一个贫困家庭收入的50%到75%。“如果能有更多的保障性住房，饥饿的人就会少很多。”弗兰克称。
      脸部的肉是最后瘦下去的。
      有一位刚从越南来的母亲，广告让她中毒太深，当她用完医生开出的营养配方奶粉时，她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代替。

家庭不安和知识缺乏往往是低收入群体的标志。

作为一名营养不良的孩童的父亲或母亲是一个人为贫穷付出的最痛苦的代价。

      现实的不公可能会滋生出各种奇怪的念头，非裔美国百姓中间充满了各种传说：医生们在黑人们身上做实验，医生把他们绑架起来，取走他们的器官，把他们的血抽来入药。即使这些故事不属实，它们还是为不信任和憎恨定下了基调。
      单单是那种空着肚子的饥饿感就能对童年的学习造成干扰。任何一个几天都吃不饱的人都能证明，这种感觉会令一个人的注意力范围缩小。无精打采，头晕眼花，然后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饥饿的人会把无关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
      “学习时间很随意的事情，”弗兰克说，“你要在吃饱穿暖，确保安全到位情况下想到学习。”

人口统计局每年会为农业部做一次针对“食品无保障”问题的电话调查，但是这项调查依靠的是很主观的自我报告，而且漏掉了那些因为太穷而用不上电话的家庭。

在2010年，这个国家的5.4%或者640万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减少进食。

到了入学年龄，和那些来自收入较高，压力也较高的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压力较高的家庭的孩子们表现出“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而且在校期间问题更多”。

      穷人家的孩子比富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各种小病的侵扰，其中一种就是轻微的智力障碍。

吸烟已被证实与发生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大脑损伤有关联。

      过于拥挤的环境会造成打斗和压力，而压力已被证实是哮喘的诱因。
      这个体还受大量的救济金欺诈的影响。这些欺诈情况不是有人违法获取救济金。影响更坏的救济金欺诈是那些社工和官员想方设法，天衣无缝地吓退或者拒绝符合条件的家庭。
      
      我是一个贫穷的人，
      只剩下可怜的梦想，
      我把我的梦想铺洒在你的脚下，
      请让你的步履柔和些，
      因为你正践踏在我的梦想之上。
      -威廉.巴特勒.叶芝
      

如果我们对全部人进行统计的话，有些人还是会实现他们的抱负，但大部分人做不到。很多人会在高中退学；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一直做着低收入的工作。

“他们很懒，”她说，“他们不想读书，不想写作业。做作业就像拔牙。他们很多在家里得不到关注，所以他们想在学校得到关注。”而且用调皮捣蛋的方式得到关注。

       对一些家长来说，在乱糟糟的家庭和社区中，咄咄逼人的方式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因此他们情愿把这种方式当成沟通技巧。
      很多人在生孩子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
      他们只看今天，却没有从长远来看，如果他们读了书，他们的日子会过的更好。他们看不到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家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
      对于一个没读过什么书，没时间，没钱或者没有利用体制的本事的母亲来说，她就算再怎么努力也几乎不可能像富家父母一样处理学校的问题。
      贫穷或者接近贫穷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问题。
      他的学区中大部分孩子都家境贫穷，有获得早餐和午餐补贴的资格。他知道-而批评他的人显然不知道-如果那天学校关门，很多孩子就要饿肚子。
      我一直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参观这个国家的监狱，学校和医院。
      她的脸是那种会对想记录下痛苦的摄影师和艺术家们产生吸引的脸，那脸上带着童年时期遭受虐待，成年后无家可归和卖淫为生的创伤。

他们害怕的东西有很多，那是主要的障碍。那种感觉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成功过，为什么我现在就会成功呢？没人觉得我会成功，没人希望我成功。没人在乎我成功不成功’。所以，尝试新东西，放下矜持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会让人害怕的。

      克服羞怯心理的一个方式是在早上和队员们进行例行谈话，有时候要他们根据给定的话题进行准备研究再进行谈话，有时候是即席讲话。在联系的过程中，他们进步很大。

在低收入人群中，想要劳有所得，必须万事俱备：一个有凝聚力的家庭里有多个雇佣劳动者，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技术，知道怎么找工作，谨慎管理金钱，而且从来不会知难而退。尽管这听起来很像英雄神话，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没有犯错或遭遇不幸的空间-不能碰毒品，酒精，不可以有家庭暴力，不可以缺乏学校教育，没有疾病伤痛，除了埋头苦干之外，什么都不可以做。

这样的榜样少之又少。因此它甚至算不上榜样，只能算是一个例外。

茂深知他的孩子想要在美国出人头地，需要两张门票：流利的英语和较高的教育水平。

      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收入和人教育水平越低，美国人就越不相信投票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没有靠投票吸引候选人注意的情况下，这些美国人要靠那些更有钱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
      《时代》杂志再2000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2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工薪族中那1%的顶端人群，还有20%的美国人预计未来他们会成为那1%中的一分子。
      当自欺欺人使投票行为发生扭曲时，它就会对那些低收入人群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自1980年以来，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