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从总体看来，对冲基金所掌握的资产组合会呈现出很高的换手率。
巴菲特为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3.8%的复合年回报率，并保持了13年。如果不扣除巴菲特的激励薪酬，该公司的复合年回报率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9.5%。
巴菲特以及当时的整个商业界都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而且会成为笼罩在投资者头上的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天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一举击碎了猖獗的高通货膨胀率。
巴菲特还错判了企业税率的走向，他认为其“不太可能”下降。不过事实上，自1979年起，随着一系列减税政策的出台，美国的边际税率从当时的48%降到如今的35%。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通常很难以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购买到股票。
对未来的预测通常更多地反映的是有关预测者的信息，而不是关于未来的。
帕斯卡尔（Pascal）的观察一语中的：“人们遭受厄运，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房间里。“
“市场，就像上天，”巴菲特写道，“天助自助者。不过，和上天不一样的是，市场不会给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任何机会。”
巴菲特的计策就是将仓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等待市场出现暴跌的局面。只有在大熊市里股价才会接近或低于其真实价值。
管理者以投资者为本位的最佳标志就是，当股价被低估时，实施回购。
“不受追捧的东西，就没有可取之处？”巴菲特咯咯地笑着说，“其实这才是钓大鱼的地方。在华尔街，让人非常愉快的市场共识，通常会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令我们非常骄傲的是，奥马哈总部没有电脑，我们的分析不依赖于电子数据，而是靠阅读，仅此而已。”
巴菲特说，他第一任妻子苏珊在2004年去世时，在遗嘱中留给每个子女1000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最近也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每个子女将能够继承1500万美元。
对超过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的事，我们是决不会干的。
巴菲特眼中的“好企业”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特许经营权；高于平均值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小的资金投入；释放现金流的能力。
有一次他向朋友大吐苦水说，他刚刚读完一份荒谬至极的年报，其内容充斥着管理层的欺骗误导和自私自利，“足以让你恶心得想吐”。这位朋友说：“可你还持有他们的股票呢。”他回答说：“是的，我看中这家企业是因为它太好了，连笨蛋都能赚到钱。”
在最后一学年，巴菲特希望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而且不图回报，巴菲特说：“然而，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了价值计算之后，对我说了不。”
现在，鲜有股票能够满足格雷厄姆的要求了，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则不一样。
“如果没有得到每月的数据，巴菲特就感到焦躁难耐。”芒格说。
巴菲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直拿得都是底薪：每年10万美元。
算上他本人，总部也只有11个人。即使这样，巴菲特仍觉得公司的人手有些多了。
阿吉斯公司当时正计划重组，巴菲特因此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短线套利。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的年薪只有1美元。
“我只是在做这辈子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这种状态从20岁起就开始了。”
巴菲特说过，他只会投资给同时经营自己母亲资产的投资经理人。
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是平庸公司的敌人。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绝佳投资机会，但它们处于你的个人能力范围之外，你错过它们并不是什么罪过。
他对长期投资的偏爱印证了他的另一句格言：“你应该投资一家连笨蛋都能经营的企业，因为说不定有一天真的会由笨蛋来经营。”
很多时候，习惯的链条太过轻盈，以致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如果它太重反而容易被截断。
根据我们的标准，很难在目前的市场上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我还是对每周进行收购的人表示怀疑。如果你观察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沃尔玛公司，它们的增长完全是内部的。
我死后大约5年内，我都将一直工作。而且，我已经给了董事们一块“灵应牌”，因此，他们能与我保持联系。
我还准备了另一封到时将发出的信，这封信以“昨天我死了”开头，接着会说明公司的计划。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们通常只专注于分析个别公司的价值，很少去谈论整个股市的情况，至于预测股市下周、下个月或是明年的走势，那更是想都不敢想。
1999年7月份，由佩因韦伯证券公司（Paine Webber）和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公布的调查显示，投资经验不到5年的“菜鸟”投资者认为未来10年的复合年回报率竟高达22.6%，而即使是有20年以上投资经验的“老鸟”，也认为应该是12.9%。
人们很容易体会到汽车产业的重要性，却很难挑选出能为自己赚钱的企业。
如果当初莱特兄弟的小鹰号（Kitty Hawk）第一次起飞时，我在现场，我很可能会极具远见地、充满公益心地（这点是为了未来的资本家）设法将它打下来。我的意思是，莱特兄弟对投资者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投资的要旨不在于评估这个产业对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或是它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该看某家公司有多大的竞争优势，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拥有广阔而持久的“护城河”的产品或服务才能真正为投资者带来甜美的果实。
在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47年间，公司股票曾在4个不同的时间段惨跌了40%～50%。
巴菲特经常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年增长率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增长率做比较，以此来评估自己的表现。
沃伦·巴菲特曾经调侃说，如果让他给商学院的学生上一堂课，他会要求每一位学生都来计算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价值，然后对于有答案的学生，他会给个大大的不及格。
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却如黄河一般浑浊不见底。
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盖茨：巴菲特和我的赌注从来都只限于1美元。
盖茨：对于风险资本而言，小额投资往往能获得高回报；而大额投资的回报却少得可怜。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
我们的生产率每年都在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投资者惨败的唯一可能就是，被高昂的手续费压垮或者因试图跑赢市场而精疲力竭。
王传福说，“假如把我们的员工放到日本或者美国，我们可付不起他们的薪水。”
比亚迪目前向非洲、南美和中东出口汽油驱动的汽车，但他们的竞争优势是售价而非质量。
无论股票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对冲理念都能保证琼斯拥有获利的空间。而且，即便他对股市的走向判断失误，对冲也能给予他一定的庇护。
大多数投资者会持有现金或是债券来应对突发情况，但琼斯则通过卖空来保护自己。
对冲概念的最大优势在于，投资者的空头头寸使得他能够集中火力最大化地操作多头。
琼斯在吸纳资金的同时也告诫这些新合伙人，他们可以从合伙公司取走资金，亦可投入新资金，但这只能在每个财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进行。这个协议至今有效。
琼斯和其他负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要从负有限责任的合伙人赚取的净利润中，收取20%的提成。如今这已成为所有私募基金的常规做法。
奥马哈的巴菲特（此处少拼写一个“t”）合伙公司是一家具有私募性质的公司，它专精于长线投资，并且颇为成功。
从总体看来，对冲基金所掌握的资产组合会呈现出很高的换手率。
39岁的巴菲特还是对股市的现状充满了忧虑。他认为，1968年的过度投机是一种很疯狂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不了解的市场。”他说。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依靠投资股票来获取回报将会变得越来越难。
1969年，即创办该公司的15年之后，他宣布将在年底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
巴菲特为他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3.8%的复合年回报率，并保持了13年。如果不扣除巴菲特的激励薪酬，该公司的复合年回报率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9.5%
巴菲特本人也因成功经营合伙公司而积累了2500万美元的资产。
按照他不同寻常的分配方式，回报率低于6%时，有限合伙人保留全部年收益；回报率高于6%时，他对超过的部分抽成25%。
他的公司和一般的私募对冲基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长线的“价值”投资。
巴菲特以及当时的整个商业界都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而且会成为笼罩在投资者头上的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天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一举击碎了猖獗的高通货膨胀率。
巴菲特还错判了企业税率的走向，他认为其“不太可能”下降。不过事实上，自1979年起，随着一系列减税政策的出台，美国的边际税率从当时的48%降到如今的35%。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通常很难以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购买到股票。
从本质上来说，买入股票，就相当于获得了拥有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这跟购买债券没有什么区别。
不论股票的回报率是多少，溢价使得投资者不可能完整地获得这个回报率。
成长股正是此类证券的代表，它们通常会保留大部分利润进行再投资。
债券投资者认识到，再高的利息都不保险，无论是6%、8%还是10%，都无法阻止债券价格的崩溃。
要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企业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其中一点：●提高周转率，即销售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更便宜的杠杆●更高的杠杆率●降低企业所得税●更高的营业利润率
1956—1975年的20年里，500强企业的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从63%降到了50%以下。
企业在不负债的情况下获得12%的净资产收益率，要远远好于债台高筑的企业获得同样的净资产收益率。
近期的统计数据表明，在通货膨胀时营业利润率很难被大幅提高。
1975年之前的10年间，制造业企业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为8%。换句话说，尽管通货膨胀率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营业利润率却下降了。
我们的政治制度鼓励那些为了赢得竞选胜利而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尽管这最终会招致长期的痛苦。
多数政客都强烈反对通货膨胀，但他们都坚定支持制造通货膨胀的政策。
对未来的预测通常更多地反映的是有关预测者的信息，而不是关于未来的。
我的结论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和税收之前，会获得12%的净资产收益率；扣除税收但不扣除通货膨胀，股票的回报率还有7%；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率之后，股票的回报率为零。
通货膨胀率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税收，远超于我们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税种。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通过买卖股票来击败通货膨胀税，我很乐意做你的经纪人，而不是合伙人。
如果我假设的7%的通货膨胀率是正确的，那么每年7%的回报率仅仅只能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在通货膨胀率为7%的水平下，如果回报率为8%，那么，那些自以为免税的机构实际上是被征收了87.5%的“所得税”。
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股票或许也是‘迫不得已’的最佳选择了，但前提要以比较合适的价格买进。
对于很多收购案来说，经营智慧被“肾上腺素”给打败了。一种追逐的狂热蒙蔽了购买者的双眼，他们的脑袋里只有“捕获”。
帕斯卡尔（Pascal）的观察一语中的：“人们遭受厄运，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房间里。“
巴菲特口中的世界总部在奥马哈，除了巴菲特，还有5个人。“一个紧凑型的结构可以让我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中，而不是管理其他人上。”
“收购方不顾一切地使用估值偏低的货币，即他的股票，去支付一个被高估的财产……满含笑意的投资银行家们总是会一再给收购方吃定心丸。所以，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应该修剪头发了。”
鉴于购买整家公司要支付的巨大溢价，巴菲特的策略一直是参股。
“市场，就像上天，”巴菲特写道，“天助自助者。不过，和上天不一样的是，市场不会给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任何机会。”
巴菲特的计策就是将仓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等待市场出现暴跌的局面。只有在大熊市里股价才会接近或低于其真实价值。
格雷厄姆的核心观点是：寻找因某种原因而被市场低估的企业，然后耐心持有，等待市场最终认可其价值。
1962—1975年，芒格经营着他的合伙公司惠勒·芒格合伙公司（Wheeler, Munger&Co.）。公司的年回报率达19.8%，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只有5.3%。
当迪士尼公司经历了一系列管理危机之后，也就是在弗兰克·威尔斯（Frank Wells）离世、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管理失当之后，巴菲特转而将大拇指朝下，到199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与迪士尼公司完全脱离了关系。
巴菲特常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企业回购股票才是合理的，那就是自身价值被低估了。”
管理者以投资者为本位的最佳标志就是，当股价被低估时，实施回购。
“不受追捧的东西，就没有可取之处？”巴菲特咯咯地笑着说，“其实这才是钓大鱼的地方。在华尔街，让人非常愉快的市场共识，通常会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令我们非常骄傲的是，奥马哈总部没有电脑，我们的分析不依赖于电子数据，而是靠阅读，仅此而已。”
巴菲特说，他第一任妻子苏珊在2004年去世时，在遗嘱中留给每个子女1000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最近也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每个子女将能够继承1500万美元。
“就是因为子女们投对了胎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饭碗，一辈子享用不尽的饭票”，巴菲特相信，这种观念是会“误人子弟”的，也很可能会“危害社会”。
巴菲特主张，大多数公司的所有人应该放弃将挚爱的公司留给家族内部经营的想法。
巴菲特说：“难道有人说过，组建能赢得奥运会冠军的队伍，其人员就得从那些20年前的冠军的子女中选择吗？给予某人一个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仅仅是因为他老爸的成就，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于一个社会的竞争环境无疑是种残酷的打击。”
要想准确预测投资或投机市场是如何变化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面对任何声称“准确”的言论，你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会在广告中大肆宣扬你会赢得多么不菲的赌金，而国家彩票中心也会把头奖金额做成大标题。在证券市场上，那些笨脑袋就会被类似的伎俩吸引住
仙股”，即低价股票“penny stocks”，这些东西之所以被推出来，就是为了蒙骗那些容易上当而又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最后，当然会以一场又一场灾难收尾。
我们不需要股指期货，它就是基于美国股市的一种赌博工具，证券经纪人也不应该鼓励人们参与此类投资。
在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声称找不到定价合理的股票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方向。
对超过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的事，我们是决不会干的。
经营和投资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没有必要为了不同寻常的结果去做不同寻常的事。
巴菲特眼中的“好企业”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特许经营权；高于平均值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小的资金投入；释放现金流的能力。
有一次他向朋友大吐苦水说，他刚刚读完一份荒谬至极的年报，其内容充斥着管理层的欺骗误导和自私自利，“足以让你恶心得想吐”。这位朋友说：“可你还持有他们的股票呢。”他回答说：“是的，我看中这家企业是因为它太好了，连笨蛋都能赚到钱。”
自然，好企业的价钱不会低，尤其是在当今，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
“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亏损，第二条规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条规则。”
哈佛大学的拒绝刺痛了巴菲特。然而，他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遭遇，却认为被拒绝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因为他回到奥马哈之后，偶然得知本杰明·格雷厄姆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书，于是他马上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次终于成功了。
在最后一学年，巴菲特希望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而且不图回报，巴菲特说：“然而，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了价值计算之后，对我说了不。”
现在，鲜有股票能够满足格雷厄姆的要求了，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则不一样。
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募集了10.5万美元之后，他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运营模式相对很简单：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可以先获得6%的回报，超过这部分的收益，他们还能再拿走75%，而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巴菲特，拿走剩下的25%。
在1987年年报上，巴菲特非常感慨地说自己曾经浪费了20年，其中包括了经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苦苦追求“便宜货”，“有些时候也误入歧途”。“农具生产商、位居第三的百货公司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公司让我交了学费”，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巴菲特最终还是于1985年告别了纺织业务，因为他不愿再追加投资去勉强维持这桩让人沮丧的生意了。
1962—1975年，在公司存续的13年里，芒格取得了19.8%的复合年回报率。
“芒格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巴菲特说，“如果当初我只按照格雷厄姆的理论行事，那我现在估计没有这么富有。”
“如果没有得到每月的数据，巴菲特就感到焦躁难耐。”芒格说。
巴菲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直拿得都是底薪：每年10万美元。
算上他本人，总部也只有11个人。即使这样，巴菲特仍觉得公司的人手有些多了。
阿吉斯公司当时正计划重组，巴菲特因此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短线套利。
巴菲特曾警告华盛顿，如果公司倒闭，混乱局面将会接踵而至。
在1982年年报中，他曾嘲笑投资银行家们过分自私，只为了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而向投资者提供建议。
他告诫人们说：“这些投资银行家就如同理发师，所以，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应该修剪头发了。”
如果一个公司过于依赖“信用”，那么它将无力承受负面评价的打击，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的年薪只有1美元。
巴菲特对自己的减持行为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曾与布伦德塞尔多次会面，发现他只是一味追求“两位数”的利润率，比如，15%。对于金融公司来说，这样的利润率并不正常。因此，巴菲特说，管理层想要这样出色的业绩，只能“开始对数字造假”。
“我只是在做这辈子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这种状态从20岁起就开始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借4亿美元现金去购买美国国债时，他回答说：“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就是投资的最佳时刻。”
凡是能在早期就为自己的资产找到可靠管理者的投资者，总能顺利晋级富豪阶层。
巴菲特自己曾把“很高的道德标准”放在首位。他说：“投资经理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
投资经理人应该将自己的资产与客户统一，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
巴菲特说过，他只会投资给同时经营自己母亲资产的投资经理人。
如果你以足够低的价格购买了一只股票，通常这家公司的命运会有所起伏，然而，只要你能抓住合适的机会脱手就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即使从长远来看，该公司业绩可能很糟糕也无所谓。我称这种投资理念为“烟屁股”法。
在街上发现的烟头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口，无法让你过足瘾，但“足够的廉价”却使得这一口满满都是利润。
以这种方法购买企业并不是明智的行为，除非你是公司资产清理人。
初始的“低廉”价格可能最终被证实并没有那么便宜。
你最初的价格优势很快会被企业的低利润所削弱。
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是平庸公司的敌人。
我是经过惨疼教训之后才领悟到得，而且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优质的公司，远比以颇具诱惑力的价格买入一家表现平平的公司要好得多。
如同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组织会抵制与它目前方向不一致的任何变化；毫无意义的工作会不断膨胀以致填满人们的可用时间，企业的项目或者并购会不断发生并吸走可用资金；任何领导者的扩张欲望不管有多愚蠢，都会很快得到下属准备的详细的回报率和战略研究的支持；同行企业的行为，无论是扩张、收购、制定管理层的薪资标准还是其他方面的措施，都会被盲目模仿。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绝佳投资机会，但它们处于你的个人能力范围之外，你错过它们并不是什么罪过。
相比于结果，我们更享受这个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学会了承担结果。
几乎所有亿万富翁的子女都真的想要工作，因为他们明白，拥有自己的职业或者生意才能为自己赢得自尊和独立。
凡是父母以资金大力支持的，结局总是很难让人满意。
1989—2007年期间，巴菲特一直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他曾使用手中的权力罢免过一位首席执行官，还否决过他认为会对公司不利的管理决策。
通常风险低的股票，是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企业，而且在购买时，我们内心不会存在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在这里我们按照字典里的解释给风险下个定义：系指受到损失或伤害的可能性。
然而在学术界，却喜欢给投资风险下不同的定义，坚持把它当作是股票价格或投资组合相对波动的程度，也即个别股票相较于大盘的波动幅度。
他们渴望找出可以衡量风险的单一统计值，却忘了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宁愿“可能对”，也不要“一定错”。
事实上，真正的投资人喜欢波动都还来不及……这是因为市场波动的幅度越大，就更有机会出现一些好公司的价格低廉的情况。
正如巴菲特曾在致股东的信中谈到的那样：“这是我们投资策略的基石：别指望靠卖得好赚钱，而是要让买入的价格足够有吸引力，以至于卖价一般也可以获得良好的收益。”
人生只需挥棒数次，只要好好做准备，就能让你个个击中。
他对长期投资的偏爱印证了他的另一句格言：“你应该投资一家连笨蛋都能经营的企业，因为说不定有一天真的会由笨蛋来经营。”
他投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机会已经相当成熟，此时他才会挥起手中的棒球棒。
他在股东大会期间也不忘推销其公司生产的糖果、鞋和其他各种产品，他说：“虽然我们都期待股东大会带给大家的是更偏重精神层面的体验，但也务必记住，即便圣洁如宗教，也会将捐献盘作为仪式的一部分。”
在不断购进某只股票时，巴菲特不希望该公司知情。当消息最终被爆料时——通常是因为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留档，他还是会继续购进该只股票，但不愿过多透露自己为何对这只股票这么感兴趣。
巴菲特在其中写到，现在所有企业的价值“都可通过计算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来评估，包含流进与流出，并以现行的利率予以折现。不管是马鞭的制造者还是移动电话的经营者，都可以在同等的地位上，据此评估其经济价值”。
很多时候，习惯的链条太过轻盈，以致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如果它太重反而容易被截断。
盖茨：我非常赞同巴菲特刚才对于习惯的一番高论。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计算机，这大概就是我成功的缘由及秘密所在。
我个人的看法是，成功就是快乐，快乐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我庆幸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欣赏的人一起工作，我也没必要和令我作呕的人合作。我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总觉得自己如同躺在沙发上绘制着天花板。
有人说，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快乐是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
我一直为这些人担忧，他们总会这么说：“我准备先去干10年，尽管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我就去干这个……”这有点像储存你的性能力留待年老色衰之时，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盖茨：当年创立微软时，我太兴奋了，以至于没有考虑任何相关的风险。这是事实，我有可能倒闭，但我具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技能，即便公司倒闭，我也会很容易找到工作。而我父母当时仍希望我回哈佛大学完成学业。
虽然每年在中国售出大约300万台计算机，可人们并不为软件付钱。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此买单的。
如果他们想使用盗版软件，我们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在他们变得有点上瘾之后，在今后1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将设法解决如何收钱的问题。
我只有两项职责：一项是分配资金，我很喜欢做这件事；另一项是帮助15或20名高级管理者，使他们在没有任何经济顾虑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
巴菲特：仔细想想，在15年以前，这个国家甚至对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有一种自卑情结。
盖茨：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日本人如何垄断了民用电子产品，接下来将是计算机产业。此外，他们勤奋工作的制度不明缘由地竟是那么优秀。
我关注的中心是不变的东西。比如，我看待因特网的方式是，尽力确定一个行业或一个公司会受到因特网怎样的损害，或者如何被因特网改变。然后，我就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以箭牌口香糖为例。我不认为因特网将改变人们咀嚼口香糖的方式，盖茨或许会这么认为。而且我认为，因特网不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可口可乐将会是人们最偏爱的饮料之一，而世界各地的人均消费量都将上升。
根据我们的标准，很难在目前的市场上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
我曾经营了大约13年的合伙公司，并于1969年将其关闭。关闭公司是因为我得不到任何东西。在当时，我并没有丧失评价公司的能力，只是因为不再有足够便宜的股票值得购买。
你目前寻求的市盈率是否比您在1969年时所寻求的更高？巴菲特：这种比率会受到利率的影响。
目前的市场水平只有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才能形成安全边际，因此，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还是对每周进行收购的人表示怀疑。如果你观察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沃尔玛公司，它们的增长完全是内部的。
如果你们从这儿的商学院毕业时，每人获得一张有20个孔的穿孔卡片，每做出一项投资决定，就用掉一个孔，这个孔就是你们将获得的全部东西。如果你们能做出20项很好的投资决定，就能变得非常富裕，而且根本不需要50个好主意。
我们只是因为贪图便宜而卷入了一家可怕的企业。这就是我常说的“烟屁股”投资法。
你看到地上的烟头，虽然脏兮兮的不堪入目，但它还有一息尚存，而且是免费的。这就是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的真实情况：其售价低于营运资本，但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错误。
我从不遗憾没有收购微软公司，因为我不了解这家企业，我也不了解英特尔公司。
我死后大约5年内，我都将一直工作。而且，我已经给了董事们一块“灵应牌”，因此，他们能与我保持联系。
我还准备了另一封到时将发出的信，这封信以“昨天我死了”开头，接着会说明公司的计划。
在被问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经历时，巴菲特说，至今令他难以置信的是，以才华出众闻名的公司管理者，却让自己陷入了可能丧失全部资产的境况。
关键是要在审计人员头上悬起“货币性惩罚”的警示。这能够驱使他们真正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成为唯管理层是从的马屁精。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们通常只专注于分析个别公司的价值，很少去谈论整个股市的情况，至于预测股市下周、下个月或是明年的走势，那更是想都不敢想。
股市通常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偏离其实际的价值，虽然总有一天一切还是会回归基本面。
利率之于投资就好比地心引力之于物体：利率越高，向下牵引的力量也就越大。这是因为投资的回报率与能从国债赚得的无风险利率直接相关联。因此，如果无风险利率提高了，其他所有投资品种的价格都必须相应下调，只有提升回报率，才能保证投资者不会转而去投资国债。
如果无风险利率下跌，就会推动其他投资品种的价格上涨。
每天下午他就待在家里，当时还没有电视，所以……1929年11月30日前后，就有了我（9个月之后的1930年8月30日出生）。因此，大崩盘时常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
利率和企业税后利润，这两个投资者最在乎的要素的变化，虽然不是全部，但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第二个17年美国股市的涨势超过10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875一路攀升到9181）。
大牛市也与市场心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一旦牛市开始启动，人们会在某个时期发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能赚大钱。因此，所有人蜂拥而至，不论利率如何，回报怎样，都不做考虑。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大狂欢”的心理已经超越所有基本因素，成为主导市场的重要动因。大家早已变成俄国著名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实验下的那条狗，只要听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早上9：30的钟响就知道有东西可以吃。
1999年7月份，由佩因韦伯证券公司（Paine Webber）和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公布的调查显示，投资经验不到5年的“菜鸟”投资者认为未来10年的复合年回报率竟高达22.6%，而即使是有20年以上投资经验的“老鸟”，也认为应该是12.9%。
如果投资者想在未来的10年、17年甚至20年获得丰厚的回报，我预计的三件事中至少将发生一件。
利率必定会继续下跌。
企业利润所占GDP的比重必定会大幅增长。
美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每年要支付超过1000亿美元，准确一点是1300亿美元，来改变自己的投资去向，或者向咨询机构购买建议。
1998年，《财富》500强企业辛辛苦苦为投资者赚了3340亿美元，投资者却拱手将其中的1/3送给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和“帮助”机构。
人们很容易体会到汽车产业的重要性，却很难挑选出能为自己赚钱的企业。
1919—1939年，大约有300多家公司，但现今可能只剩下几家还在苟延残喘。
最近20年宣告破产的航空公司有129家，大陆航空（Continental Air）甚是“明智”，名列该名单两次。
自从航空业陷入不景气以来，所有航空公司加起来的净利润是零，也就是说连一毛钱也没赚过。
如果当初莱特兄弟的小鹰号（Kitty Hawk）第一次起飞时，我在现场，我很可能会极具远见地、充满公益心地（这点是为了未来的资本家）设法将它打下来。我的意思是，莱特兄弟对投资者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投资的要旨不在于评估这个产业对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或是它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该看某家公司有多大的竞争优势，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拥有广阔而持久的“护城河”的产品或服务才能真正为投资者带来甜美的果实。
20世纪的经验证明，股市非理性现象的爆发是周期性的。
如果投资者要以超越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增加财富，该比重必须不断持续上升再上升。如果GNP每年增加5%，而你想要股市总市值增加10%，那么，这条曲线需要直线上升，直至超出图表的范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比重降至70%或80%附近，购买股票就会是很好的选择。如果这个数字接近200%，就像1999年和2000年部分时间段的情况那样，那你就是在玩火。
我曾大胆提出，美国的股票投资者在未来10～20年的预期回报率应该约为7%（包括股息和假定的2%通货膨胀率）。这只是一个粗略数字，还没算上交易费用，比如佣金和各种其他开支。我想，净回报应该可能在6%左右。
在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47年间，公司股票曾在4个不同的时间段惨跌了40%～50%。
巴菲特又如何看待如今的股市呢？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泡沫已经破裂，但股价依旧不便宜。”
“这60年以来，大约有50只普通股曾经吸引过我。而近10年以来，我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只值得购买的股票。”他所说的这10年主要是指近几年。
巴菲特转而开始收购整个公司，通常是传统经济领域的非上市公司。
巴菲特经常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年增长率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增长率做比较，以此来评估自己的表现。
“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这是巴菲特给衍生品起的绰号。
尽管股价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下跌，投资股票的吸引力大大提升了，但我们还是很难找到哪怕能引起我们一点儿兴趣的投资目标。
沃伦·巴菲特曾经调侃说，如果让他给商学院的学生上一堂课，他会要求每一位学生都来计算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价值，然后对于有答案的学生，他会给个大大的不及格。
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却如黄河一般浑浊不见底。
巴菲特说：“我们觉察到石油生意在中国发展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不会对中国本身下什么大结论。”
200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出售了手中的中石油股票。
随后2007年年底，中石油的股票价格如高台跳水般跌至谷底，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牛市时的水平
格雷厄姆和我父亲给我烂建议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起步的时机不好。他们一直介怀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年都持续在200点以上，而它此前每年都出现过低于200点的情况。所以两人都说：“你肯定会很出色，只是现在的时机不够好。”
无论如何，我都不以为意。我直接回到奥马哈，在我父亲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开始了股票销售员的工作。
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到了1956年初，格雷厄姆打算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我也决定重返奥马哈。
1950年年底，我有差不多9800美元，而到1956年，我已经有15万美元了。
我不知道回奥马哈后究竟该做些什么，也许去念法学院，我毫无计划，当然也没想过要创建投资合伙公司。不过，几个月之后，有7个人找上门来，希望我帮他们管理资金，而且是通过合伙公司的方式。这就是后来一切的发端。
盖茨：巴菲特和我的赌注从来都只限于1美元。
在GDP年增长率只有5%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年回报率高达10%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盖茨：对于风险资本而言，小额投资往往能获得高回报；而大额投资的回报却少得可怜。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对于投资者整体而言，运动的增加导致了回报的减少。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巴菲特和我不会做别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儿，如果你不知道优势在哪儿，就称不上真正有实力。”
他每天上下班也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
该报告给出低分的依据是，巴菲特从汇丰银行（HSBC）内华达分行申请了一笔294美元的分期付款，但他有23期断供了，而巴菲特说自己从来没有在这家分行开立过账户
如果你不看好经济形势，那就别买任何股票。
我们的生产率每年都在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投资者惨败的唯一可能就是，被高昂的手续费压垮或者因试图跑赢市场而精疲力竭。
赌局的一方是门徒合伙企业（Protégé Partners LLC），这是一家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他们精心挑选的5家对冲基金的平均业绩（扣除所有费用之后）胜过巴菲特所挑选的基金，即可赢得赌注。
赌局的是另一方巴菲特，他认为一只低成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即领航集团的标普500 Admiral基金（S&P 500 Admiral fund），将会在业绩上胜出。
巴菲特相信各家组合型基金和对冲基金收取的管理费及提成，通常会使投资者的回报低于市场指数型基金的水平。
巴菲特一分钱的管理费也不收，资本收益的第一个“6%”也全部给予他的有限合伙人。之后，他才会从收益中拿25%的提成。
在他决定关闭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之前13年里，公司一直保持连续盈利的状态，为其有限合伙人赢得的年回报率（在支付过巴菲特25%的提成之后）达23.8%。
巴菲特表示愿意接受10年期限、价值100万美元的条件，打赌除去所有费用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表现会打败任意选择的10家对冲基金的业绩
门徒合伙企业管理着35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大部分属于37岁的塞德斯；另外两人分别是52岁的杰弗瑞·塔伦特（Jeffrey Tarrant）以及45岁的斯科特·本森特（Scott Bessent），这二人都拥有着非常资深的从业经历。
这个“金三角”中的两人曾与著名的市场专家共事过：塞德斯曾在耶鲁大学师从戴维·史文森（David F.Swensen）学习另类的投资理念；本森特则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以及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创始人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一起工作过。
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禁止对冲组合型基金的大范围推广。
自从2002年7月开始营业起一直到2007年底，门徒基金的总回报率达到95%（除去所有费用之后），以毫无争议的优势打败了领航500指数基金64%的总回报率。
门徒合伙企业的出色表现绝大部分得益于2006年中期看空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包括CDO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比亚迪2.3亿美元的投资发生于2008年年底，当时其正处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水深火热之中，该公司的股价大约为1美元，也就是8港元。
芒格认为，比亚迪的长期前景非常好，因为“公司拥有大型且非常现代化的设施和优秀的员工，产品缺陷率很低，而且其运营的成本也很低”。
芒格对《财富》杂志的记者说：“这家伙仿佛是托马斯·爱迪生和杰克·韦尔奇的合体，他解决技术问题时像爱迪生，而其强烈的目标感则像韦尔奇。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人。”
巴菲特还邀请他信得过的另一位搭档戴维·索科尔，即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专程去中国，对比亚迪进行更近距离的考察。
在购买比亚迪股份这件事上，巴菲特打破了他自定的好几条准则。他承认说：“我对手机或电池行业一无所知，汽车原理我也不懂。”他又说：“但芒格和索科尔都是聪明人，他们懂这些。况且毫无疑问的是，比亚迪自1995年成立以来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还有一件事令他倍感舒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初打算买下比亚迪25%的股份，但被王传福拒绝了。
“那人不愿意卖掉自己的公司，这是个好迹象。”巴菲特说。
“他们基本上每周7天，全天24小时吃、住、工作都在公司，连喘气和思考都在公司。”一位研究过比亚迪的美国管理人员说。
这一“人力资源优势”是比亚迪经营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王传福说。
王传福说，“假如把我们的员工放到日本或者美国，我们可付不起他们的薪水。”
对成本问题的高度关注，是比亚迪持续盈利的原因之一，对于新拓展业务也不例外。
比亚迪目前向非洲、南美和中东出口汽油驱动的汽车，但他们的竞争优势是售价而非质量。
金子本身不会繁育出新的价值；债券也很少回馈投资者；而精挑细选出来的普通股票和土地则是具有生产性的资产，很有可能会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在他有生之年，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把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带到了世界500强的前10名。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金是重中之重，且永远不会有丝毫减少，不管利息有多低。
我们主要持有美国国债，这也是在经济环境最动荡之际，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流动性投资。
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和房地产股票的崩盘已经证明，最初理性的投资题材与大肆炒作、股价飙升相结合，导致了大量的剩余
2008年年底时，我们听到“现金为王”的呼喊，但事实上，当时人们本应该积极投资，而非持币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