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出版的《为人文教育辩护》（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一书中，强调“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力、有说服力的辩论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文科所教授的技能。

“我的口袋里就有一台老虎机。”特里斯坦解释说。事实上，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也是如此。“每次我查看手机的时候，就像在玩老虎机，看看能得到什么；每次我查看电子邮件，也是在玩老虎机，看看我将收到什么；每次我滚动屏幕浏览新闻消息，我还是在玩老虎机，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文艺呆”和“科技宅”最初是分别用来描述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生（即“文艺呆”）和工程学或自然科学学生（即“科技宅”）的。

正如斯诺所强调的那样，受过文科教育的人和受过技术与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可以共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那些精通传统文科教育的人，对在未来科技主导型的经济社会中取得成功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因为他们未能掌握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STEM，“思特盟”）这些必要的职业技能。

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Hoffman）是牛津大学的哲学硕士。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Thiel）既是风险投资家，又是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学的是哲学和法律，彼得在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的合伙人、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Karp）曾获得法学学位，随后又获得了新古典主义社会理论的博士学位。

毫无疑问，虽然技术专业出身的人也拥有大量机遇，当今世界对他们的需求也很大，但是对于当今技术驱动型经济，很多人忽视的一个关键点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箱变得越发普及易得，我们的差别——我们最有利的竞争优势——变成了文科所教授的那些东西。

斯坦福大学从不阻止学生将课程表排满文科课程，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促进全面发展。教授们坚信，成功来自广泛的学科涉猎。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告诉我，毕业的时候，我不能只会一套校园里但凡学技术者皆能掌握的那种二流技能，而是要掌握一套互补的技能，且这些技能在当今技术驱动型经济中同样必不可少。

我毕业时正好赶上史蒂夫·乔布斯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他演讲中的那句“大智若愚，求知如渴”曾闻名一时。

乔布斯也曾说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创造伟大的产品至关重要，而且“光靠技术远远不够——只有将技术与文科结合，与人文科学结合，才能真正让我们内心愉悦”。

许多情况下，机器并非取代人工，而是解放了人力，好让人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只有特殊人力技能才能从事的那些机器无法执行且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非程序化作业或复杂问题，这些都是。

1970年，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从事制造业工作，而如今，这一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

在2015年出版的《为人文教育辩护》（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一书中，强调“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力、有说服力的辩论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文科所教授的技能。

攻读文科领域学位的学生尤其热衷于研究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促因。他们沉迷于探索家庭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和法律体系）如何运作，如何更好地运作；探索政府和经济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常常为社会失衡所困扰的。这些学生从他们的特殊课程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事务和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还采用多种手段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乔布斯在设计领域尤具人文学科的前瞻性眼光。苹果麦金塔电脑是第一台为用户提供漂亮字体选择的个人计算机。乔布斯在这方面的审美要归功于他在里德学院（位于俄勒冈的波特兰）上的书法课。

乔布斯评价苹果电脑的字体时说：“科学永远无法捕捉到那些美好、极具历史感和精妙艺术感的东西。”

对文科教育的批评大多基于这样的错误假设，即认为文科专业学生与那些学习“思特盟”课程的学生相比缺乏严谨性，认为文科专业学生“感性”、没学过科学方法，而那些“思特盟”领域的学生学的都是科学方法。

事实上，文科教育的一大特点便是鼓励学生学习、涉猎更广泛的学科——如果不是必要的话——要么将其作为所有学生必修核心课程的一部分，要么就以选修课的方式作为专业课的补充，后者方式更为普遍。

在“思特盟”领域，专业化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学位课程排得满满的，在这种重负下，留给更广泛追求知识的热情或单纯好奇心的空间所剩无几。

也许你会是一个成绩优异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并不算是最好的编程者。”

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对机智敏捷、创造力以及探索新领域好奇心方面的需求，更甚以往任何时候。

文科教育观念的核心是，如果不接触广泛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不去调查我们世界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发现我们最大的兴趣所在，永远无法投身我们渴望的工作。

文科教育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工作，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学习，并热爱学习。它既是一场有关知识的探险，又关乎建立基本知识技能，使学生余生能够继续追求新的兴趣，无论他们这些追求的学习是否正规。这些基本技能——批判性思维、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也为这些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了充足准备。

2015年8月，乔治亚·纽金特在写给独立学院理事会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各行各业的毕业生，不论自己学的什么专业或从事什么工作（从企业领导到犯罪预防，从外交到牙科，从医学到媒体），时常激情洋溢地谈论学习艺术、人类学、哲学、历史、世界宗教、文学、语言的价值。事实上，他们常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大学时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

2013年出版的《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有项调查指出，74%的受访者称文科教育“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揭示了“文科毕业生融入技术团队的速度比技术毕业生更快”。

2010年至2013年，进入技术行业的文科专业毕业生人数的增速，超出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人数的10%。

企业家克里斯·安德森（ChrisAnderson）是《长尾理论》的作者、《连线》杂志的前主编，他在2008年提出，如今收集的大量数据将淘汰科学方法，因为“科学方法建立在可验证的假设上。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长期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是向视网膜供应氧气的细小血管受损。当这些血管破裂时，它们会影响到视网膜，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破裂会导致失明。在发达国家，这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80%的糖尿病患者患有某种形式的视网膜疾病。

数据实际上并非客观的，因此在分析数据集时，必须考虑到其中存在的偏见。

2016年白宫曾发出警告：“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的算法系统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输入、逻辑、概率以及设计者都存在瑕疵。”

犯罪数据并不能反映所有犯罪行为；它只是反映了报告的犯罪，而犯罪事实会被报告中的许多因素扭曲。有些社区可能会倾向于报警和举报犯罪，而其他社区则不然。

谷歌是一家数据驱动型公司；它甚至可以量化出，经理在员工上班第一天跟他们打招呼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多少呢？高达15%，真是让人吃惊。）

在谷歌，影响团队表现的最大驱动力之一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即承担风险和犯错的能力。

一人独大的团队，常常会有事故发生。谷歌也证实了这点，正如它2008年研究所显示的：拥有高度“平均社会敏感度”极其重要。由话语权平等且对队友的兴致、个人经历和喜怒哀乐敏感的成员所组成的团队，表现得更为出色。

在教育方法上，文科教育与“思特盟”有一个本质区别，即不建议学生完全从未来职业的角度考虑他们的专业，而是鼓励学生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许多文科院校都是这么要求的），帮助他们认识到在其他领域努力的价值。

随着工具越来越强大，我们仍然需要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永恒品质。

创新，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创新，应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为我们增添烦扰。

正如唐纳德·诺曼所说，设计不仅仅是美化事物：“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确定了人们真实、潜在的需求后，提供帮助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它结合了对人、技术、社会和商业的理解。”

史蒂夫·乔布斯将人文学科的学者带到苹果公司授课，并由此创建起苹果大学。

根据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的数据，美国人平均每天查看手机46次。那么1.85亿的智能手机用户，每天有80多亿个分心的时刻。

所有这些中断的主要代价是压力。当你下次再听到那些一心多用的人以自己能同时完成多个惊人壮举而引以为傲时，要记住压力就是它无声的外在表现。

被打断的员工所表现出的压力、挫折感和时间压迫感要比那些没有分心的员工高出许多。

哈佛大学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通过改变强化比率，受调查者在喜欢奖励和渴望奖励之间摇摆不定。因为奖励是随机发放的，所以这种概率不固定的计划奖励很容易让人上瘾。因为被调查者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得到下一个奖励，他们会更专注于追求奖励。这就是老虎机上瘾背后的原理。

“我的口袋里就有一台老虎机。”特里斯坦解释说。事实上，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也是如此。“每次我查看手机的时候，就像在玩老虎机，看看能得到什么；每次我查看电子邮件，也是在玩老虎机，看看我将收到什么；每次我滚动屏幕浏览新闻消息，我还是在玩老虎机，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体重下降了7%的人群中，糖尿病发病率也下降了58%。

早在1992年，唐纳德·诺曼在《转向信号是汽车的面部表情》中就评论说，当时的新型摄影技术——尤其是录像设备——让人们无法全身心投入日常生活。“

硅谷的许多技术专家都把孩子送到了更“软”的学校——着重培养文科教育所关注的能力：求知欲、自信心、创造力、人际交往能力、对他人的体谅、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动手实践能力。

201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不教技术的硅谷学校》（A Silicon Valley School That Doesn’t Compute）的文章，指出易趣的主要技术人员和谷歌、苹果、雅虎、惠普等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把孩子送到了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半岛华德福学校。

研究不断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语言上存在巨大差距，且这些差距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出现。

4岁之前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听到的单词就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多出3000多万个。

1900年，大约50%的美国劳动力在农场工作，而今天这个数字只有2%。

增长最快的认知职业（经理、教师、护士和治疗师、医生、律师，甚至经济学家）都需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自1980年以来，需要很强社交技能的工作岗位占劳动力的比例增长了大约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发现相比之下，许多“思特盟”领域的就业率在同一时期下降了3%。

美国劳工部曾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天多达65%的在校学生将在未来从事尚未出现的工作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