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看管者异口同声的复诵官方新闻媒体的夸大辞藻。（“感谢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他们对话时总是突兀而固定的插进这句话。）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总是将目光别开，我怀疑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只有成为劳动党党员才能享受轻松高薪的工作。

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

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南韩的正面消息（例如南韩在一九八八年举办夏季奥运会）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北韩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导。

中国境内有数千名朝鲜族为了躲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因而逃到了北韩。

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几乎所有粮食都由集体农场生产的国家。

民众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政府正在储备粮食，准备在两韩统一那天发给挨饿的南韩人民。

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在转瞬间产生的，它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人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观。

她请求老师允许她参加大学资格考试。只要有机会考试，就算考不上，她也没有遗憾。

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学校主要是为了餐厅提供的免费午餐。

饥饿的目标往往是最无辜的人，也就是从不偷窃食物、不说谎、不欺骗、不犯法或不背叛朋友的人。

普里莫.雷维（Primo Levi）逃出奥斯维茨（Auschwitz）后所描述的，他写道，他与其他幸存者从没想过战后能再重逢，因为他们全做过让自己羞耻的事。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

典狱长说：“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去中国，下回不要再被抓到。”

在首尔，西装革履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期待从女孩身上得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犷，却很天真。

金赫的个性在北韩是个障碍，到了南韩也是一样。

北韩陷入黑暗是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事。随着苏联解体，原以廉价燃油支撑老共党盟友的措施也跟着中断，于是北韩摇摇欲坠的无效经济开始崩溃。发电厂 一件件地关闭。灯光熄灭。饥饿的人民偷偷刮取电线杆上的铜线以换取粮食。

而北韩并非未开发国家，而是一个陷入停摆的已开发世界。你可以看到北韩曾经开发的证据。

中年以上的北韩人还清楚记得，过去他们拥有的电力（与粮食）远多于他们在南韩的亲美亲戚。

黑暗也有好处。特别是对于想偷偷与某人约会的青少年来说。

两名看管者异口同声的复诵官方新闻媒体的夸大辞藻。（“感谢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正日”，他们对话时总是突兀而固定的插进这句话。）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总是将目光别开，我怀疑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她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而她只能教导他们身为北韩人是幸福的。

她从未告诉他，她的家人正计划逃离北韩。不是她不相信他，而是在北韩这种国家，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在描绘金日成的图像时，北韩特别使用了鲜艳的海报色彩，并且呈现出社会主义写实的画风。伟大的领袖坐在长登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线：他就是太阳。

坚持党的领导！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由于外界所有的出版品、电影与广播都被禁止，所以美兰一直以为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生活得并不比他们好，而且绝大多数可能过得比他们还苦。美兰不止一次从收音机与电视里得知，南韩人在亲美傀儡朴正熙及其继承者全斗焕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北韩每座城镇，无论多小，都有电影院，这是因为金正日深信电影是灌输群众忠党爱国不可缺的工具。一九七一年，金正日三十岁，他主掌党的宣传煽动部，负责国家的电影制播。

每部电影的主题千篇一律：通往幸福的道路是自我牺牲压抑个人为全体谋福利。资本主义是纯粹的堕落。

好莱坞电影当然不许在北韩播映，其他外国电影亦然，偶尔会例外放映俄国电影。美兰特别喜欢俄国电影，因为俄国电影比北韩电影少了点宣传而多了点浪漫。

到了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议时，已有近三百万人死亡，整个半岛也被战火夷为平地。

许宰锡从战俘营里逃了出来，他在回忆录中写着，他们被关在肮脏的战俘营里，不准洗澡也不许刷牙。头发长满虱子，未受治疗的伤口爬满了蛆。他们一天只吃一餐米饭与盐水。

过去，韩国人受制于几乎与印度种姓制度一样严谨的等级制度。贵族身穿白衣，头戴黑色马毛高帽，奴隶则脖子上套着木箍。昔日的阶级结构受中国哲学家孔子学说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人必须恪守社会等级的金字塔。

只有成为劳动党党员才能享受轻松高薪的工作。

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

在官方历史上（北韩也只有官方版的历史），侵略者是听命于美国的南韩，而不是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的北韩。

当孩子们进入青少年时期，父亲的背景造成的阻碍逐渐明显。到了十五岁，义务教育结束，学生开始申请进入高中就读。无法进入高中的孩子就被分配到工作单位、工厂、煤矿坑等诸如此类的地方。

俊相生活在恐怖之中，这种惧怕已经内化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他虽然无法言语，却总是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会知觉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整个体制亏待了她，宋太太却坚信不疑。“我只为金日成元帅与祖国而活。别无他念”

清津市中心的街道与广场采取了莫斯科与其他共产国家城市常有的国度宽阔的浮夸风格，以彰显政府的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

他脸上的酒窝使他看起来比其他的独裁者更容易亲近。他被塑造成父亲的形象，在儒家传统中，父亲应该受到尊敬与爱戴。金日成想讨好每个北韩家庭，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从史达林的苏联到毛泽东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独裁政权都使用相同的伎俩：将自己的同乡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就连手表的表盘上也放上独裁者的脸孔。

金日成进一步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境界。金日成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独裁者肖像馆中脱颖而出，在于他掌握了信仰的力量。金日成了解宗教的力量。他的舅舅在共产党统治前的时代曾是一名新教牧师，当时的平壤有着极具活力的基督教社群，为平壤赢得“东方耶路撒冷”的称号。金日成掌权之后，关闭教堂、查禁圣经、将基督徒流放到内陆地区，并且挪用基督教的图像与教义作为自我提升的工具。

北韩报纸报道了各种超自然现象。船员紧抓着载沉载浮的船只，唱歌赞颂金日成，狂风巨浪突然间平息了。金日成到非武装地区巡视时，一阵神秘气雾笼罩着他，使潜伏的南韩的狙击手无法下手。金日成让草木繁荣，让冰雪融化。

金正日的诞生与耶稣基督一样，天空出现明亮的星星与美丽的双虹预示他的降临。燕子从天而降高耸赞颂“未来将统治这个世界的将军”诞生了。

北韩报纸喜欢报导“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例如有英勇的民众为了拯救领袖肖像免于水火之灾，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北韩的电视机与收音机已经预先设定，只能接收政府的频道。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南韩的正面消息（例如南韩在一九八八年举办夏季奥运会）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北韩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导。

以《劳动新闻》来说，该报认为其他共产集团国家的问题起因于民族的先天缺陷。（北韩的新闻媒体总喜欢暗示韩国人在基因上的优越。）东欧人与中国人在本质上不够坚强或有纪律。

在北韩，如果旷职的话，就拿不到可以换取粮食的粮票。如果你无故旷职一个星期，可能会被监禁起来。

照理北韩人是不用购物的，因为理论上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都会以金日成的恩惠为名义由政府提供给民众。他们每年会分到两套衣服，夏衣和冬衣。新衣服由工作单位和学校发放，通常会在金日成生日那天，用来加强民众的印象：这些都是金日成的恩惠。

北韩不仅没有商业买卖，实际上也没有金钱。北韩的薪资非常微博，与其说是薪资，不如说更像是零用钱。

到了国定假日，例如金氏父子的生日，可能会配给猪肉或鱼干。

泡菜失窃在清津是常有的事。

在一九四五年半岛分裂后的前二十年，北韩要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南韩富有。事实上，一九六○年代，当韩国学者提到“经济奇迹”一词时，他们指的是北韩。

中国境内有数千名朝鲜族为了躲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饥荒，因而逃到了北韩。

各级督导例行性地捏造农业生产与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敢告诉长官实情。为了圆谎，只好说更多的谎，从基层传达到高层的讯息没有一件是真的，所以可以想见金日成本人恐怕完全不知道经济的状况有多糟。

金氏父子精通一切事物，无论是地质学还是农业都难不倒他们。朝鲜中央通讯社在金日成金正日参观清津附近的山羊养殖场之后表示：“金正日的莅临指导与循循善诱，大量增加了山羊繁殖与乳制品的产量。”

北韩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挥霍在军队上。

金正日根本不在乎国内的赤贫，他认为飞弹与核武是保住政权的唯一方式。

金正日虽然了解冷战已经结束，但似乎没有看出他的共产党老靠山已将兴趣转移到赚钱上面，无心资助这么一位具有核子野心的过时独裁者。

中国与苏联完全不顾念共产国家情谊，它们只想与南韩的现代和三星这类公司打交道，而不愿与北韩未能准时付款的国营企业做生意。一九九○年，苏联在崩解的前一年与南韩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北韩的世界地位造成严重打击。两年后，中国也与南韩建交。

北韩陷入死亡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的燃油与原料，北韩无法让工厂维持运转，这意味着北韩没有货物可以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强势货币，没有强势货币，就无法进口燃料，没有燃料，就无法发电。煤矿没有电力无法开采，因为矿坑需要电力帮浦抽出坑内积水。煤的缺乏让电力缺乏更加恶化，而电力缺乏进一步使农业减产。就连集体农场也无法在停电的状况下正常生产。

北韩开始缺粮，挨饿的民众没有力气工作，产出又进一步下降。北韩经济开始象自由落体般直线下降。

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几乎所有粮食都由集体农场生产的国家。国家没收所有的收成，然后再将一部分返还给农民。

开车经过北韩乡野，你可以清楚看到死人菜园与集体农场的对比。前者种满蔬菜，高耸的豆架，垂下的藤蔓覆盖着南瓜；后者则是一排排杂乱无章发育不良的玉米，全是由所谓的爱国志工种植的。

民众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政府正在储备粮食，准备在两韩统一那天发给挨饿的南韩人民。

北韩人民经常认为自己很强悍——事实上确是如此。宣传机器发动新的造势活动，它虚构了一则故事来唤起北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北韩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

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在转瞬间产生的，它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人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观。

她请求老师允许她参加大学资格考试。只要有机会考试，就算考不上，她也没有遗憾。

政府优先提供粮食与医疗给最菁英的学生，希望这些未来的科学家能让北韩脱离贫困。俊相还是一样，每日三餐跟着队伍踏步走向学生餐厅。他们的宿舍夜间提供暖气，电力也持续供应一边天黑之后他们能继续念书。

平壤方面的谈判者甚至提出依据恶名昭彰的威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

这场哭戏逐渐演变成一场竞赛。谁哭得最大声？谁悲伤到精神错乱？电视新闻更是助长了哀悼者的气势，媒体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民众痛哭的画面，满脸泪水的成年人一头撞向树干，船员用头敲着船桅，飞行员在机舱里哭泣等等。

“我们的国家陷入朝鲜民族五千年来最深沉的悲痛之中”，平壤电视播报员以庄重而平缓的语调表示。

在她班上有一名五岁小女孩，她哭的十分用力，充分证明她的哀痛，美兰却担心她会体力不支。但之后美兰发现这名女孩偷偷把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脸上一抹。原来那不是真的泪水。

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眼泪必须随传随到。

歇斯底里是会传染的。处于哭泣的群众之中，唯一自然的人性反应就是跟着哭泣。

“他们才不像南韩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师说。

北韩几乎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师巡回看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单，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共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取得药品。

她主动申请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男人不会喜欢女人赚的钱比他们多。

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塑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稻米成为主食，但人们不仅吃玉米，还吃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轴来充饥。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

他们的母亲自己也营养不良，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在这里，婴儿的配方奶根部不存在，连牛奶也很罕见。过去，奶水不够的母亲会用稀释的粥来喂孩子，现在她们连米也买不起。

虽然医院仍然有能力制造静脉输液，但它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使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乐园”啤酒的空瓶。

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韩经济的缺乏效率。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韩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一样静止如石。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

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学校主要是为了餐厅提供的免费午餐，但也只有加了盐与菜叶煮出来的清汤。

美兰喜爱这份工作，她对于教导的课程内容，从未停下来思索到底是对是错。她从未想过教育还有别的可能。

在一九七七年的《论社会主义教育》（Theses on Socialist Education）中，金日成写道：“只有以健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为基础，人民的科学与科技教育以及体格锻炼才能成功。”

从北韩的角度来看，金日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将日本人击败。官方历史省略了他在苏联的时期以及史达林扶植他成为北韩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这些日子以来大家都吃不饱，就连政府也承认去年夏天之后出现了粮荒，但她从未听过北韩有人饿死。这种事只会发生在非洲或中国。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千人的死是统计数据。

自己的冷漠其实是环境养成的求生技能。一九九○年代的北韩，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狠下心来不跟别人分享食物。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必须装作漠不关心。在那个时期，美兰必须学着在街上绕过尸体，假装没有看见。她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地看着五岁的孩子死去。

煮玉米时，玉米的壳、穗轴、叶子与茎不可丢弃，这些可以一起磨成粉。即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但可以产生饱足感。煮面至少要煮一个钟头，让面条看起来大一点。在汤里加一点草叶，看起来就像加了蔬菜。把松树树皮磨成粉，可以做成糕饼。

金日成去世后的一年间，宋太太唯一吃过的肉类是青蛙。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韩所有的青蛙都在过渡捕捉下消失无踪。

跟北韩的其他灾害一样，这场意外绝不会被加以报导。

在饥荒中，民众不一定会饿死。通常疾病会更早上门夺走他们的性命。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对身体的免疫力造成伤害，而饥饿也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结核病与伤寒。即使能取得抗生素，但饥饿的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代谢抗生素。

饥饿的目标往往是最无辜的人，也就是从不偷窃食物、不说谎、不欺骗、不犯法或不背叛朋友的人。这种现象正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雷维（Primo Levi）逃出奥斯维茨（Auschwitz）后所描述的，他写道，他与其他幸存者从没想过战后能再重逢，因为他们全做过让自己羞耻的事。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

到了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六十万到两百万的北韩人死于这场饥荒，大约占了总人口的一成。

到了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不一定是因为情况改善，也可能如宋太太日后猜想的，是因为少了几张嘴吃饭。

如果你拿不出任何可卖的东西，那就出卖自己吧。

即使金日成关闭了所有妓生房，卖淫还是未曾绝迹，只不过是以最谨慎的方式，在个人安排下在民众家里进行。饥荒不只让卖淫重返街头，也早就新一批妓女阶级——通常是一些急欲为孩子寻找食物的年轻已婚妇女。她们要的不过是一袋面条或几颗甜马铃薯。

在北韩，无论提供性服务还是修理脚踏车，只要你收取报酬，就是犯罪。但是谁在乎呢？每个人都需要欺骗才能活下去。

私人农地得到最好的照顾，成畦的菜园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整齐 ，竹桩与格子架上爬满豆苗与南瓜，与此相对，集体农场则是乏人问津。

这些是人道捐助白米，但军方却在市场卖出牟利。

妇女就算肚子饿，也会把手上最后一分钱拿来理容烫发。

自始至终，金赫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宁可饿肚子也不能偷东西。”金赫想象自己与父亲的对话，他反驳说：“人死了还充什么英雄。”

面对粮食短缺，许多北韩家庭做了残酷的决定——父母与祖父母绝食，让孩子活下去。这种做法造成大量的孤儿，因为孩子通常是一个家庭最后死亡的成员。

孩子几乎都没有鞋穿。就算有，也会马上拿去换取食物，然后把塑料袋套在脚上。他们的脚因此经常冻伤。

唯一犯人允许停止工作时间是用餐、睡觉与意识形态课程。

北韩军方设立各种贸易公司，出口各种物品，从松茸、鱿鱼干，到安非他命、海洛因——毒品称为北韩政权获取强势货币的主要途径。

一名军官于一九九八年叛逃到南韩，他向调查员表示，第六军的军官在清津郊区的集体农场种植鸦片罂粟出售牟利。

清津附近的士兵看起来就像贫民一样，他们瘦弱的身躯撑不起原先穿的制服，只能勒紧裤带。

等到俊相来到平壤念书时，他已准备好接受更现代的观念。在大学图书馆员的书桌后面，有一小柜被翻成韩文的西方书籍。一般大众不许阅读这些作品，只有最顶尖的学生才能接触。

俊相同样感到惊讶的是，他读到一篇在中国共产党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里面针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

“他们知道！他们全知道！”俊相非常确定，只差没叫出声来。这些人是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凡是脑袋正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事情不对劲。”

北韩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共产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没有布拉格之春或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

“许多人觉得，反正只是一条命，不如豁出去逃离这个恐怖政权，但受惩罚的不只是你，你的家人都会跟着下地狱”，一名脱北者跟我说。

俊相提醒自己，只要身在北韩，绝不要谈政治。无论是你的好朋友、老师或父母，当然也包括你的女朋友，都不是你讨论政治的对象。

她当初这么努力考进大学，成为一名老师，挤进主流社会。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是。

从韩战结束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美兰逃出北韩为止，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九百二十三名北韩人逃到南韩。如果考虑每年平均有两万一千名东德人爬过柏林墙逃往西德，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数字的微小。

绝大多数叛逃的北韩人是驻外的外交人员或官员。

北韩人因公出国时，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以确保他们回国。

脱北者的数量呈指数成长。到了二○○一年，估计有十万名北韩人偷渡到中国，其中一小部分最后逃往南韩。

北韩境内的资讯传布并不是靠书籍、报纸或电影，而是仰赖口耳相传。没有 DVD 放映机无法观看外国影片的民众，多半是从人的口中得知讯息。

一九九○年代中期，一名北韩海上官员乘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这是无线电意外接收到南韩广播。这个节目是一出情景喜剧，描述两名年轻女子为了争抢大楼停车位而大打出手。他不理解车子多到没地方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几年后，这名官员叛逃了。

“谁照着党的话做，谁就是笨蛋。有钱才能使鬼推磨”，永秀对玉熙说。

数万名北韩妇女被卖给了中国男人。

玉熙怀孕两次，但两次都堕了胎。虽然敏园很想有个孩子，但玉熙告诉他，孩子生下来的命运会非常坎坷。

我们居然成了如此卑贱的女人，是饥饿让我们沦落到这种地步，玉熙想着。

典狱长说：“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去中国，下回不要再被抓到。”

“你还看不出来吗？你们的将军已经把大家变成了傻子”，玉熙生气地说。

南韩人人均所的大约是两万美元，是北韩的十四到十五倍。（相较之下，柏林墙倒塌时，西德人的人均所得是东德的二到三倍）

在首尔，西装革履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期待从女孩身上得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犷，却很天真。

金赫的个性在北韩是个障碍，到了南韩也是一样。

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二○○三年的研究指出，北韩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儿童身体因发育不良而受损。

美兰身上的血统污点，使她在北韩注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一旦跨越国界，血统反而成为她最大的资产。与南韩亲戚的纽带关系最终证明是无价的。

二○○八年夏天针对两百五十个北韩家庭所做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以在乡野采集野草来补充粮食，大多数成年人因为缺乏食物而不吃午餐。

清津也有严重的毒品问题，这里很容易取得甲基安非他命，又称“冰毒”。这些毒品通常在小工厂里制造，贩售到城内或中国边境。它的价格低廉，刻意减轻饥饿感，很符合北韩的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