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觉得生命里的很多关键性选择是呈“雾状”的，看似有明确的轮廓，其实很难说清起承转合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和事在里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生猛的不是我，是生活。

 她们一再好心地提醒我，“结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钱收了”“手里攥着他的钱，他才不会变坏”。这对于已经学习和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我来说简直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可是，我知道，那是她们基于自己生活经验的善意提醒。

 经过这些年“近距离”目睹她们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是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所想。我一直记得潘老师有一次说道：我的女儿和她们（这些小姐）没有区别，只是她比较幸运，生在一个教授家里而已。

 对每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宇宙；对社会而言，宏大之下亦是个体的欢欣和苦痛的汇聚。

 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她无意中又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小姐就给客人做口活，那个就特别恶心。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

 这是我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听到的话：“但凡什么事儿你想知道，你不能问；你得听，还得偷听。”

 有一次，她陪我去买特产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说起这些小姑娘，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婊子无情，贼无义，你和她们交往不能太实心。”

 小姐们的内裤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是说那样的纸的，而是说穿一两次，脏了就扔了。她们不愿意洗，懒。

 鸡头就是那些躲在小姐背后，控制和盘剥小姐的男人，往往是一些“小帅哥”。后来我们调查组和潘老师在一起不断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情感控制；这种运作机制基本上依托于男权社会，并强加给这些特定女性一种人格从属和人身依附。而很多女性很容易被人利用爱情乘虚而入。

 同样是谈，在办公室谈的和在酒桌上谈的可是大相径庭！后来我和明处长聊起这个细节，他大笑道：“在中国，事儿都是在酒桌上谈出来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

 正是情绪和情感，才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如此厚重。或者说，情绪和情感能够给生活加权：让其变得轻盈或沉重、清新明快或晦暗不堪。如果忽视情绪和情感的维度，意义似乎就成了一般化和纯粹抽象的方向性的东西，失去了真实生活中所浸透的人的味道。

 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所谓的“真相”，往往是某个或多个面向的建构事实，经由某种权力的操控而取得垄断性地位所造成的，其实质上是一种“垄断性真相”——会随着垄断性地位背后的权力更迭，而发生“与时俱进”甚至完全矛盾的变化（譬如，很多在“文革”中被某种“真相”所搞臭或搞死的“革命叛徒”“阶级敌人”，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又被新的“真相”所昭雪清白、史册流芳）。

 她说：“因为戴套，就会隔着一层，操不到我了。”

 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人次多达1300万，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妇女占一半以上，约有600多万，女大学生成为人流高发人群。

 根据曹泽毅主编《中华妇产科学》的数据显示，在这1300万的人流案例中，并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做的人流数字。此外，根据医药企业提供的数据推测，我国每年的人流数目实际高达4000万人次。

 ”性”的背后是生命，是我们全部人格的凝聚，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之一。
 眼睛里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
 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
 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
 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
 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为什么？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小姐们，尤其是没孩子的，最怕的就是人流。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尤其在中国这儿，给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连喊带叫的。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
 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
 酒对于小姐们来说更多的是“发廊内”的职业道具，“喝酒”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情境中的表演行为；而平时的生活情境中，打牌、逛街、聊天更为重要。
 阿凤的反应告诉我，做小姐并不阻碍你谈朋友；爱情与性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性产业内的性与性产业外的性是不同性质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此“性”非彼“性”；也可以说，对于大多数真正入了行的小姐来说，做生意那就不叫“性”。
 有个四十多岁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其实还蛮享受做生意的性感受的，但是因为这话太道德不正确了，所以一直没敢讲。
 阿凤也会跟我探讨未来规划，希望我给她出个主意。我刚认识她不久，她说过几天就回老家去，做个小买卖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她又说，最近过年生意好，我再干完这阵就回家；然后，到我走的时候，她说再过一阵再回家。
 我问她阿凤的消息，她说回老家，嫁人了，生了个儿子。
 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从医院辞职，放着好好的主任医师不做，来做吃力不讨好的小姐草根工作。张大夫自己的说法是跟她打小的经历有关，她就觉得女人在某些人生时刻，如果有人能理解或者拉一把，会很感激。
 不管学术还是生活，最受不了装腔与矫情。
 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觉得生命里的很多关键性选择是呈“雾状”的，看似有明确的轮廓，其实很难说清起承转合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和事在里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指由于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因而相互间的亲密程度也大相径庭。
 我在小姐们休息的包房坐了三天，不断跟人搭讪聊天，就是没有人理我。尤其是一个很漂亮、嗓门很大的小姐，我找她说话，她非常凶地吼道：“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你怎么不回家跟你妈聊？”
 他长相俊朗，很受场子里小姑娘的喜欢，但是他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那里的人感情都不长久。
 一天下午，一帮年纪比较大的务工人员在我们的玻璃窗前站了足足有几分钟，盯着每个人看。然后，“果断”去了旁边那家。那一瞬间，在场的姐妹们异口同声大骂起来：“老家伙们挑花眼了吧！赶紧走！那么脏还挑我们！”我也老练地、气愤地加入她们的讨论。
 只听见客人忽然拔高嗓门，冲我吼道：“什么狗屁研究生，女人下面不都长得一样吗？”
 我的世界里接触的男性，长辈都温文有礼，同辈都如谦谦君子。那些和我关系要好的男性，他们绘画、写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么柔情脉脉。忽然，遇到这么一个满嘴脏话的男人骂我，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如果在“性”的话语和实践中，女人只能是被动地迎合、羞怯地回避或者惊恐地拒绝，那么“性”永远是横在男女平等之路上最深的沟壑；如果针对女性的辱骂和讽刺终究要落在我们受之父母的肉身，并且无力回击，那么女人们读书、工作、参与社会事务都不抵最后在“性”方面的羞辱和失利。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
 生猛的不是我，是生活。
 在那个供小姐休息的不大的包房里，她是唯一拿着一本杂志看的人，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是在看电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看的是一本《读者》。
 她给我讲述了自己做小姐的“第一次”，是如何一直哭着做完，又是如何清洗身体。她给我讲了每当想家的时候，是怎么压抑哽咽的声音给家里打电话，瞒着他们自己的近况，使劲给家里人寄钱寄礼物表达愧疚之情。
 她的原话是：“雪地里是埋不了死孩子的。什么事都有可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一行说实话是见不了光的。我不想以后让我的孩子被人说他妈妈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打击太大。女人越重感情越容易说实话。”
 这次访谈的“成功”并不是由于我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我个人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只是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能将压抑很久的心路历程梳理出来，叙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我卸下心防。
 当我努力将这份“陌生”那么急切和主动地变成“熟悉”时，她当然会急切地想要跑开。如果别人给你看了她的伤痕，你陪着哭，说“你好可怜，好不容易啊”，这真的有意思吗？
 示弱”也是一种能力。尤其是面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调查，有意识的“示弱”，绝对不是欺骗，而是主动拉近彼此之间社会距离、有效促进视域重合的策略。不仅如此，“示弱”，也意味着调查者对自己生活的主动分享和呈现，是一种积极的、平等的“相处”。
 没有人愿意主动揭自己的伤疤，除非对方也是伤心人。
 一个姐姐听说我是个北京来的学生后，非常不屑地说：“大学生？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你长这么大还是花家里的钱吧？我虽然没啥学历，但我家的钱是我挣的！”
 她们一再好心地提醒我，“结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钱收了”“手里攥着他的钱，他才不会变坏”。这对于已经学习和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我来说简直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可是，我知道，那是她们基于自己生活经验的善意提醒。
 在我们穿上厚厚的衣服，走出场子，奔向一间小饭馆的路上，这位姐姐对我说，你看，我们的红色羽绒服多像啊。我穿成这样，也没人看出来我是做“鸡”的吧？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
 经过这些年“近距离”目睹她们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是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所想。我一直记得潘老师有一次说道：我的女儿和她们（这些小姐）没有区别，只是她比较幸运，生在一个教授家里而已。
 这些岁月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我”和“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从疏离走向亲密。正是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在意，才使得我更了解自己；也正是在生活的维度上，对每一个出现在我视野的人进行完整的理解，才能从“测量”或“求证”过渡到“理解”与“阐释”；才能让自己仿佛戴上了一副神奇的眼镜。
 对每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宇宙；对社会而言，宏大之下亦是个体的欢欣和苦痛的汇聚。
 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也许，越是隔绝的孩子就越渴望自由，越是家教严就越会出格叛逆的缘故吧，对于自身的深切焦虑，对于这个社会的热切渴望，充斥着我的苦闷青春。
 人扯一个谎真要十个谎来圆，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的真正所学在家人眼里仍旧是婚姻家庭社会学，这样一个温馨而无伤害的，且适合女孩子的专业。
 她憋了半天没说出来。后来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就是脏！”
 我问她：“那你每天接触的男人，岂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她想了想，说：“也是啊，反正我就觉得他们脏！”
 她无意中又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小姐就给客人做口活，那个就特别恶心。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
 回来后，丹丹赶紧让李姐帮她弄头发化妆。此时边上的女人们眼睛里放射着嫉妒、好奇、轻蔑等各种光芒，只是谁也没有在话语中表现出来。
 后来我发现，很多小姐对心理不健康的定义，其实就是“气人有，笑人无”。
 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比语言更丰富。
 这是我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听到的话：“但凡什么事儿你想知道，你不能问；你得听，还得偷听。”
 有个人让她找两个姑娘去上海，“说让我抽她们的台费，我不用坐台。结果，到了那就让我坐台。我死活不做，就打我，拿开水烫我。后来我找朋友替我把医药费打过来，才回来的。”
 有一次，她陪我去买特产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说起这些小姑娘，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婊子无情，贼无义，你和她们交往不能太实心。”
 情境性也是最朴实的生活道理，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也。这不是“表里不一”，而是生活策略和人生常态。
 很多小姐永远认为我们是来踩点的，自己早晚也要出台。
 实地调查中获得材料的真假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谎言”也并非百无一用。
 小姐们的内裤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是说那样的纸的，而是说穿一两次，脏了就扔了。她们不愿意洗，懒。
 连卡拉OK店的老板娘都会说我：“你这个小妹太天真，小姐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当她说到她最喜欢的牌子是米奇，“只要是米老鼠的都喜欢”的时候，她才嘴唇上扬，流露出少有的小女孩的一面。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她干妈进来了，一边修麦克风，一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她是一个骗子，人贩子，不要听她的；她乱讲的，已经骗了好多小姑娘了。
 干妈说：小莉昨天做生意的时候，她老公去旁边洗浴的地方了。（在那个场子里，一般这样说，就是指去浴场找小姐了。）
 干妈接着又和我聊了好些。大意就是替小莉不值。小莉挣的钱全给了这个男的打了水漂，还不如扔给火车站的小乞丐呢。他说小莉赌是吧，他才爱赌呢。赌输了就喝酒骂人。这些小莉都知道，不过她就是不听。
 谎言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自己所认为的真实和作为旁观者的研究者所感受到的真实中间，有一定的偏差（相对谎言）。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偏差，而做出了一个关于该事实的叙述。另一种则是，叙述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故意说出和事实相悖的话（绝对谎言）。
 当时在那个场子里不戴套就接客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这个小姐太“脏”，为了钱什么都做，所以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声誉”而承认自己为了向客人多加价而不戴套。
 研究中，不同的情境因素（包括研究者的性别、与被访谈者相处的时间、提问环境，等等）会导致研究者获得调查材料的真实性有所偏差。
 有一天调查完以后，我们照例围在一个饭店的二楼吃饭。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收获颇丰。于是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起调查的见闻。“哎呀，昨天我的那个小红接了三个客呢，之后还去包了个夜。”“我的那个小艳接了个大款，比包夜还多。”“唉，我家那个小王今天打胎去了。”……
 我看到的不仅是小姐的生活，更是我自己的内心。
 每个小姐都不一样。她们的故事也都各不相同，一两句话很难概括清楚。有被生活所迫的，也有自己选择的；有小姐的男朋友知道她们在做小姐，也有小姐绝不让男朋友知道的……
 现在回想起来，她们当时可能只是奉她们老板之命去好好表现。活跃气氛本来也算是她们平常工作的一部分，自然比较熟练。再加上在老板面前，她们更要好好表现，所以当时就特别卖力地逢场作戏。
 我们也明白，干她们这一行，其实是不太容易信任别人的；我们更不能因此奢望她们见我们一次面就对我们毫无芥蒂。信任是需要时间的。
 我遇到的下面两个小姐，都认为鸡头是她们的恋爱对象。
 鸡头就是那些躲在小姐背后，控制和盘剥小姐的男人，往往是一些“小帅哥”。后来我们调查组和潘老师在一起不断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情感控制；这种运作机制基本上依托于男权社会，并强加给这些特定女性一种人格从属和人身依附。而很多女性很容易被人利用爱情乘虚而入。
 红灯区”这样的特定环境中，爱情更容易成为小姐的“命门”。一旦被鸡头抓住这个“命门”，小姐几乎就会百依百顺，任劳任怨。
 跟被鸡头控制的小姐本人打交道，不算太困难。她们自身戒备心不强，比较单纯；也许正是因此才更容易被控制。
 第一次见到她，她就问我外阴瘙痒的问题，说是帮好朋友问的。虽然我觉得她其实是帮自己问的，
 在这个“红灯区”小姐们的眼里，只坐台的人比出台的人更“高贵”。她们会嫌弃总是积极出台的人，会评价说这种人太贱。
 秀秀告诉我，她挣的钱都会交给她对象以及她对象的手下，然后他们再每天给她二三十块零花钱。
 我觉得，她对象特意护着秀秀说不让她出台（如果秀秀说的是实情），可能不过是使了点小手段，逢场作戏给秀秀看，让秀秀对他更死心塌地。
 小欢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天真单纯的小孩。她说自己18岁。她玩心比较重，还惦记着下班了要去游戏厅玩“拳皇”。
 小欢的这种解释，已经被深深地内化了，以至于她自己都坚信不疑。
 也有些小姐已经看透了。她们跟我说：“我绝对不会在这个场子里找对象。那些在场子里找了对象的，都得给对象钱花，真傻。”
 别说小姐们，别的普通女孩子，也经常被爱情迷得团团转呢。男人的一点虚情假意，把女孩骗得晕头转向的，新闻报道里也是数不胜数。何况小欢和秀秀呢？
 这种状况，既不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般的命中注定，也不仅仅是少数女性的特例，可能恰恰是一种性别政治文化的必然产物。
 在小姐这样一个被社会称为“低贱”的行业中，在日日夜夜面对嫖客的具体生活情境中，这些出身普通、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一旦遇到一份看似真实温暖的情感——哪怕后来知道可能是假的，她们几乎都抵不住这份“甜蜜”爱情的诱惑，反而会越陷越深，直至全心依赖。说不定有些小姐会认为，这很值得，很天经地义。外人的说法，再客观公正，她们当时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更不一定有足够的反思能力来反抗这个运作机制。
 小慧觉得，她在幼师的同学都喜欢钩心斗角，她特别不喜欢她们，没什么朋友，在家她也觉得很空虚。但来了这个“红灯区”，能有这么多人陪着，她觉得特别好，乃至于自信满满。
 司机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干吗去JMY啊？小慧直接说：做小姐怎么啦？你们这些人有点需求不还得来找小姐？而且我又没偷又没抢，怎么就不能做小姐了？
 芳芳对小慧说：你别那么天真了！这世上还有什么好男人？来这的男人都爱他老婆，但是他们还是要来找小姐，这就是男人的本性……
 性，在实践中可能是亮丽的，但是在言谈中，它仍然是灰色的。不仅在异性之间讳莫如深，就是在同性之间，往往也难于启齿。
 “老实说，我们的材料都是写给领导看的。从最开始找‘下边’要材料，到组织加工，到润色成文，都得体现领导的意图。写哪些内容、突出哪些主题都是有套路的。简单地说，就是领导关注什么，想看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来写。您说的问题（我当时向他问起一件案件“群众举报”的具体过程），好多都不在领导的关注范围，我们到下边组织材料时就不会去弄。一些比较深层、敏感的情况，就算我们问了，别人也未必会实话实说。”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李科长这番推心置腹的大实话，最终促使我狠下决心：绝不将官方的宣传、汇报或调研材料作为研究的直接依据，最多是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的初始线索或参照。
 小姐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时被害的，普通妇女遵纪守法，没招惹任何人，如果被害，社会危害当然就要大一些。量刑时得考虑这些因素……
 同样是谈，在办公室谈的和在酒桌上谈的可是大相径庭！后来我和明处长聊起这个细节，他大笑道：“在中国，事儿都是在酒桌上谈出来的……”
 据老五自己对我说，他手下有一帮兄弟，相当于一个民间“110”，谁遇到麻烦，被欺负了，欠款要不回来，他们都能帮忙解决。通常，接的活儿本来就占理，“只要带出去的‘队伍’是那么回事儿，把话讲到位，一般都能‘谈’成，不至于动刀动枪。”
 事实上，每一个“圈子”中都可能存在一些“关键人”。找准了“关键人”，和“关键人”搞好关系，取得“关键人”的信任和支持，“入圈”就是事半功倍、水到渠成的事情。
 以前在盐浴那边做，可以不和客人发生关系，但那边一是要求手法好，更重要的是要会说，会哄客人开心。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会说，再加上胖，不讨客人喜欢，客人点得就少，月底一结账，我垫底。钱赚得少不说，脸上更是挂不住，干脆去做全套。全套那边简单些，不需要你会说，功夫好、会做就行。
 回顾这段婚姻，红姐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当初想法太简单，没看准人，别人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以身相许了。
 为治疗智障，红姐后来将珂珂送到了北京的医院。除了巨额的治疗训练费用，红姐还要给妹妹两口子“开工资”、租房子，请他们在北京照顾珂珂的饮食起居。每月一两万元的开销，成了红姐“坚守”桑拿这一边缘职业最直接、最现实的理由。
 长期干这个行当也有弊端。毕竟是边缘行业，法律上有风险，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被抓去坐牢。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好找老公。经济条件差的男人找红姐多半和以前的老公一样，大多是冲着自己的钱来的；经济条件好的男人，又有谁会愿意娶一个带着智障儿子的妈咪？
 那一刻，我突然坚定地相信，这个浴巾包裹下的女人真的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伟大、最坚韧、最美丽的女人了。世间若有公平，她应该得到她想要的那份平安与幸福。
 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领略世界的浩瀚；体验到生命的价值，才会谦卑和感恩。
 有源皆成水，无缘不为友。
 有一次轮到我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姐也在那里和大家聊天，大家有说有笑。但她走后，一个服务员坐在她刚坐过的沙发上，被另一个服务员惊呼道：“你还敢坐这儿（沙发）啊？不嫌脏？”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觉得这群人很“脏”，脏得居然连坐过的座位别人都不能再坐了。
 有一次一个小姐在客人的怂恿下，点了一首《舞女泪》。她唱得声情并茂，在追光下，泪水浸湿了她那浓妆艳抹的双眼，让我真的觉得她是“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生活”，至少，她们背后一定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2005年，我在A省参与一个高速公路沿线的艾滋病预防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小组主要负责对“艾滋病易感（容易感染）人群”的脆弱性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在A省除了注射吸毒（血液传播），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而“找小姐”就是这种途径的主要社会根源。
 当时，最流行的一个研究观点是：“即使小姐人群学会了使用安全套的知识，却仍然有不用安全套就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性行为。”这让大家觉得，小姐人群已经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那段时间，唯有自己鼓励自己。我经常想起《三国演义》中，张辽对吕布说的一句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
 从始至终，在这个回家探亲的事件里，我和小媛一直在演戏。我想，唯一真实的或许就是小媛回家探亲的真情吧。她的护士身份、她的假男友——我，甚至是她母亲的病情和之后的亲朋见面，都是一出出的“戏”，但这个“戏”或许恰恰是小媛内心真正渴望的真实。
 媛初中毕业后，到职业学校读护理专业。她很努力，一心想毕业后在城里找份体面的工作，让妈妈不再受苦。但事与愿违，毕业后没有一家医院接受小媛护理岗位的申请，她把失败归结为“家里没有（社会）关系”。但小媛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继续苦日子，就留在县城的KTV做服务员，并对妈妈谎称自己在医院当护士。
 家里贫困无援，自己又奋斗无果，社会现实对弱者没有半点怜惜，再加上年轻的她也爱慕虚荣。慢慢地，虚荣心战胜了耻辱感，小媛就这样进入了小姐的行列。
 小姐不得不跟当地的地痞流氓、黑帮打交道。这帮人从不按常理出牌，高兴不高兴都有可能来“红灯区”捣乱，嫖了还不给钱，弄不好还打人，可谓是人见人躲。小姐们自知要在这块地界生存，对地痞与黑帮要么拉拢关系，要么逃之夭夭，反正不受其伤害。
 她们偶尔不小心怀孕了、染个性病啥的，只能靠自己或相互照应。有的还要照顾家人，拿钱养家、养男人。
 以上这些我眼中无解的生活难事，对她们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处变不惊。
 我发现这个镇上的小姐因工作地点、收入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KTV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较高，每次服务200元以上，由领班管理。二是在诸如美容院、美发店、按摩院等“路边店”工作的小姐，她们收入略低，大概每次100元左右。三是在路边兜客的“站街小姐”，一般到晚上9点以后才出来，她们收入最低，也最不好接触。
 小姐们之间既是姐妹，也是竞争对手。她们往往会阶段性地组成小团体。我经常能看到团体间冷嘲热讽、打牌斗赌、争客人等情况。
 我在和其他小姐聊天时，才偶然听到真实原因。原来找我借钱的小姐吸毒，她几乎已经借遍身边所有朋友，只是我还蒙在鼓里。因此，我尽可能委婉地对她表示，自己是学生，经济有限。结果，她再也没找过我，也没有还钱，我也失去了一位愿意被访的合作者。
 有一位擅长察言观色的KTV小姐，讲述了自己遇到客人故意刁难时的策略：“看到是小痞子、喝醉酒的，麻烦，一般我不接。接了的客人如果故意找茬，我也不怕他们。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政府的人，我就大声跟他吵，一会儿就乖了……官越大越怕吵，（因为）他怕闹大了、捅出去，吃不了兜着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
 调查站街小姐的时候，她们一次服务的时间往往只会持续几分钟，最长不超过20分钟。
 很多站街的小姐并不是由鸡头控制的，而是独立经营，或者由丈夫陪伴和保护。
 正是情绪和情感，才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如此厚重。或者说，情绪和情感能够给生活加权：让其变得轻盈或沉重、清新明快或晦暗不堪。如果忽视情绪和情感的维度，意义似乎就成了一般化和纯粹抽象的方向性的东西，失去了真实生活中所浸透的人的味道。
 真相，是由无数不同面向的建构事实所构成的，是只可趋近而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
 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所谓的“真相”，往往是某个或多个面向的建构事实，经由某种权力的操控而取得垄断性地位所造成的，其实质上是一种“垄断性真相”——会随着垄断性地位背后的权力更迭，而发生“与时俱进”甚至完全矛盾的变化（譬如，很多在“文革”中被某种“真相”所搞臭或搞死的“革命叛徒”“阶级敌人”，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又被新的“真相”所昭雪清白、史册流芳）。
 常言有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女性在性活动中往往需要较多的“前戏”和甜言蜜语，才会得到性满足，产生快感或达到性高潮。可是哪个小姐会对前来买性的男客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又有哪个嫖客会为了满足小姐而来呢？至少在我们调研的小姐中，从未听闻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姐们在性服务过程中没有快感（反而恰恰有不少小姐表示常会产生厌恶感、疼痛感），甚至没有基本的性反应了。但是在与自己男朋友、爱人的性活动中，小姐们却大多表示有快感和高潮——因为对小姐来说，这才是“性”。
 她说：“因为戴套，就会隔着一层，操不到我了。”
 在性交易过程中，小姐们“放纵”吗？“过度”吗？“沉溺”吗？就我们实地调研所知，在性交易过程中，小姐们往往无比吝啬，任何额外的要求、花样都是要斤斤计较、额外收费的。她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让客人早点完事，因为性交易是按次计费的；往往收完钱就跟你尽快拜拜（bye-bye），去准备迎接下一单。何“淫”之有？
 知天命，尽人事，随风去。
 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要从人人可见的表象中去发掘那些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现象和逻辑。
 那些经历了人工流产的女性会不会也被告知“如果你不好好休息，未来可能生不了孩子”“紧张会导致宫外孕，宫外孕可能会胀破你的输卵管”“你要是流产（刮宫）不当，会导致瘢痕子宫，这种子宫可能仅仅只是在电动车上颠了一下，就会大出血”“在人流的时候，你可能打了麻药就再也醒不过来”？
 后来很多受访者都表示，人流经历确实影响了她们的月经，如流量、颜色、周期稳定、经期长短以及痛经程度等。
 通过对医务人员的访谈发现，人工流产虽然是一种“小”手术，但由于传统的人流手术大多在不能直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往往会因操作不慎而引起一些并发症。同时，由于人流手术是经过阴道操作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感染，使得经历过人流手术的女性患妇科炎症的概率，明显高于没有经历过人流的女性。这些妇科炎症通常包括：子宫内膜炎、附件炎、盆腔炎、宫腔积血等，偶尔也有月经异常、术后闭经及术后超过15天的阴道长期出血等症状。青春期人流的女生，由于各种器官没有发育成熟，后果则更为严重。
 访谈中我们还发现，人流后能按期来复查的女性比例并不高。部分未婚人流女孩甚至为了省钱，连必要的术后消炎也不做。其中原因，除了人流的损伤往往不容易引起注意和重视外，担心被发现、怕花钱、不敢请假等原因也不容忽视。许多受访者都表示，经历人流后，通常不会刻意请假休息，少数在校、在职的女孩甚至术后当天就去上课、上班。
 至于人流手术所带来的危害，则更鲜有考虑。只是多年后，在经历不易怀孕、极易流产、腰酸疲劳、月经不调后，才会隐隐想到，这些很难根治的“疑难杂症”可能与多年前的人流手术有关。
 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人次多达1300万，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妇女占一半以上，约有600多万，女大学生成为人流高发人群。
 根据曹泽毅主编《中华妇产科学》的数据显示，在这1300万的人流案例中，并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做的人流数字。此外，根据医药企业提供的数据推测，我国每年的人流数目实际高达4000万人次。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4）发布的《女性生殖健康计划》数据显示，在已有性经验的年轻人中，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或未能采取有效避孕方法的比例很高。
 陈一筠老师通过十余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同一所医院做人流手术的女性中，未成年人的比例竟达40%-50%，且近年来出现低龄化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数据显示：最小的人流者竟然只有9岁，而表示对此“负责”的则是一个13岁的男孩。
 性，不仅是一些具体的动作或者行为，更是人们的一种解释；既可以用自己的性来解释人生，也可以用人生来解释自己的性。
 人生故事是一个由对过去的重构、现在的感知、未来的期盼整合而成的内化的、发展的自我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