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搬出种种理由鄙视传统，他如此评论道：“绝大多数人都是别人的傀儡。他们脑中装着别人的想法，过着亦步亦趋的生活，体验着引述而来的激情。”（《狱中记》）

我们赋予目标价值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幸福几乎仅仅存在于我们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论是什么目标，其本身都没有价值。

闲散是某种情境下的自由，对我们应如何生活的倡议持一种了然的淡泊、含蓄的抵御态度。这些倡议包括渴望凭工作获得自我认同感，如进取、名望、成功，等等。闲散也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当我们拥有摆脱这些期待的自由时会体会到。

对这个排挤闲散的世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保持警惕。那种由争夺较高社会地位而引起的强烈焦虑感，不仅有损健康，还会使人丧失幸福感。

在社会空间里，如果人的价值感来源于可见的事业和物质的成功，那么这个社会空间就存在某种特殊的脆弱性。一旦获得事业成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早期可利用的资源逐渐减少，或曾经拥有的资源突然消失），那么羞耻感与痛苦就会如影随形。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自杀率上升、家庭破裂、后代受苦。一个更加稳定、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体系，也许会让我们从一些现代生活常见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闲散让我们从一系列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我们为了活得更好，依循着这些价值观将自己塑造成“理应成为”的样子。

闲散不需要任何目标的指引，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因为没有目标牵制，所以让人感到平静、愉悦。

闲散只应为自己服务，它是一门“神圣的慵懒艺术”，是“自由的无虑无为”。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道：“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在那边一事不做，就连脑子也不动一下。而我所喜爱的闲逸是像孩子那样，不停地动来动去，却什么事也不干，抑或像年迈的遐想者，任凭思绪翩跹，却并不动手。我喜欢忙些不要紧的事，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却一件也不做完……一切看心情。”

正如学者大卫·詹姆斯所说，卢梭创造了一种理念：自由包含“被动地遵从一系列想法”，而非常见的“保持进取心”，全力以赴地“自我引导”。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对“什么是体面生活”的普遍看法，对其所做的工作起到了激励、塑造、正当化的作用。

一切形式的劳动，都是以赢得“只有他人才能给予的东西”为名而进行的：比如得到社会地位、获得名望声誉等。没能取得这些“商品”的人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这类消耗生命的努力，已经经过精密的编排，被当成通过扮演“社会角色”而获得“身份地位”的通途。也就是说，唯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成为一个为大家所认可的、于社会有用的人。

笼罩在人类生活之上的社会压力使人如鲠在喉。即便不时会担心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其实毫无价值，人们依然不会停下追寻的脚步。

伯顿的担忧与闲散带来的后果有关，并由以下观点支撑：人类闲散时总是容易堕落。

伯顿提醒道，“过度学习”也可能带来毁灭性后果。学习若是过了头就会沦为一种孤独，从而导致忧郁。

亚当·弗格森就曾提出，只有当可供选择的工作不够吸引人时，闲散才会乘虚而入。

康德写道：“哪怕自然早已让人类从对外界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却仍有诸多人甘愿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原因便是懒惰与怯懦。”

康德写道：“看来人的天性根本没有让人类安享生活，反倒迫使他们努力奋斗，依凭自身的行为实现生活安康。”

在康德看来，人类是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好逸恶劳，另一方面又受理性天性的驱使“摆脱怠惰和自满无为，投身到劳动和艰难中去，从而驾轻就熟地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

在鄙视无忧无虑的闲散的观点中，有一种称闲散为封建时代的余毒。从该观点来看，闲散从原则上来说是少数人享有的自由，是一种类似纨绔子弟享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他人的劳作之上的。

这种生活方式被托斯丹·凡勃伦称为“惹人注目的悠闲”，它炫耀般地“暗示……生产工作的无价值，以及……证明拥有能够承担闲散生活的经济实力”1。

当今关于公平的普遍观点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都果断地或至少原则上倾向于抨击封建特权以及维护它的价值体系。

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对争斗、野心、声望，以及外界对效率的要求统统弃之不顾。这样的闲散所需的只不过是放弃现代社会的根本机制：不必要的劳动、利益、竞争、对财富的崇尚。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反对通过遁世获得快乐的大人物，他们认为必须遏制脱离社会期待的渴望：要么将之斥为个人的失败，要么将之视为社会结构的缺陷——使得社会无法提供让人获得尊敬的环境。

人类这一物种受了诅咒，不仅因为我们必须用辛勤的汗水换来果腹的食物，而且因为我们的道德天性不允许我们对闲散安然处之。一旦闲下来，我们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这是错的。如果人们可以找到一种觉得闲散是完成使命的状态，他便算是找到了上帝最初的恩典。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带给他们具有深刻意义的成就感，而闲散则无法实现这一点。脱离工作本身就可能引起令人不安的焦虑，而且人们通常都会害怕一旦退休，就会和工作以及依附其上的成就感彻底告别。

积极，就是以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方式生活。其表现形式便是不惜一切寻求别人的尊敬或赢得“名声”。

成功的自我主宰，看起来就像一种自我奴役的过程。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非奴役状态的自由（也就是闲散）被大规模地剥夺了。

奴隶之所以会自律，仅仅因为被奴隶主彻底控制。

如果自主就是满足职业期待的目标，那么它是很残酷的，而且自相矛盾，仿佛在说：通过自我掌控而获得的自由，取决于他人对我们如何运用自己力量的看法。

自我主宰和自我奴役指代的是同一种现象：诚惶诚恐地工作。

奥斯卡·王尔德搬出种种理由鄙视传统，他如此评论道：“绝大多数人都是别人的傀儡。他们脑中装着别人的想法，过着亦步亦趋的生活，体验着引述而来的激情。”（《狱中记》）

渴望成功会带来可怕的焦虑，而且这里所说的成功，并不一定属于我们自己。

亚当·斯密等人默认的《圣经》中的诅咒：“你必满头大汗才得糊口！”这种忧郁的观点认为工作是平静、“自由”和“幸福”的绊脚石。

对闲散最普遍的担忧是它会很快让人陷入无聊。根据这种看法，人在任一持续时间段中被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想法所吸引，都是臆想出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毫无目标的懒散必定让人心神不宁。

我们偏爱“百无聊赖的无所作为”，但这一状态终究会让我们焦头烂额，因为过不了多久，无聊就会袭来。最终，我们会想方设法打发时间，避免无聊，但这样我们就不再处于真正闲散的状态。

无聊是种心理或情感状态，而闲散则是种行为方式。另外，无聊并非闲散的必然结果。

叔本华主张，正是对无聊的刻意抑制给了我们行动的明确目的。这些行动给人短暂的满足，以此让人感到宽慰。

人类机体会自动调节整体健康。根据这种方式，那么无聊具备一种功能：它富有教育价值，因为它使我们洞悉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无聊是对痛苦的存在空虚感的直接体会。它让我们难受，迫使我们行动起来，但我们之所以行动，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以赋予生活意义为目的。相反，我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

叔本华认为生活的基本状态就是痛苦。这个观点显然与他的另一个观点紧密相关，即生活的本质是空虚的。引起痛苦的，既不是个人不幸或选择失误，也不是历史力量。造成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的本性。

据叔本华的说法，无聊成于无目标的欲求。我们占有了渴求之物后，欲望并不会偃旗息鼓。我们会继续欲取欲求，但有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种空虚的欲求带来的创巨痛深。

他解释道：“确实，即便到了最后，所有希求都已餍足，但希求本身的压迫会持续存在，即便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压迫会让人陷入一种凄惨空虚的恐怖之中。”

叔本华言之凿凿地提出，循环的第一阶段是欲求，紧接着是追逐，随后是满足，最后是新的欲求。然而，若得到满足后没有出现新的欲求，我们就会陷入无聊。

叔本华深知欲求不满的痛苦。他写道：“欲求由需要、缺乏、痛苦而生。”

用他的话来说，欲求“只不过是改变了痛苦作用于我们”的“形式”罢了。

目标一旦实现，其价值也就烟消云散了：“目标的达成会迅速引发餍足感；目标只是表象，一旦被占有，便会失去魅力。”

我们赋予目标价值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幸福几乎仅仅存在于我们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论是什么目标，其本身都没有价值。

满足的体验并不一定让人厌腻。亲密的关系、拥有美好事物而感到的纯粹愉悦都属于恒久的快乐。

尼采与叔本华都持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是闲不下来的。

需求迫使我们工作，在工作中，需求得以缓和，而我们也因需求不断涌现而习惯了工作。但在需求缓和、近乎休眠之际，无聊降临了。

从根本上来讲，只有男性才可能凭借非家庭活动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其实是尊严。相反，只有女性才能够凭借家庭活动而获得尊严。

另一个阻碍女性出去找工作的因素是丈夫的声誉，人们认为成功的丈夫有能力养得起不在外工作的妻子。

马尔库塞主张，我们原本有能力建立具有变革性的、有益的人际关系，而取而代之的是纯粹交易性的、竞争的态度。

闲散者有种“宽容”精神，他不受业绩指标或既定任务的束缚，也不为官方社会的秩序所逼迫。

或许他认为最伟大的自由，就是摆脱他人看法的自由。从他人的期待中解脱，就使我们获得了史蒂文森所谓的“强烈的个人身份感”。

闲散把我们逼向无事可做的痛苦深渊。由于无聊的纠缠不清，因此对深受其扰的人来说，脱离闲散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

闲散是某种情境下的自由，对我们应如何生活的倡议持一种了然的淡泊、含蓄的抵御态度。这些倡议包括渴望凭工作获得自我认同感，如进取、名望、成功，等等。闲散也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当我们拥有摆脱这些期待的自由时会体会到。

闲散通常被领会为一种脱离了压力的自由，这种压力似乎使我们成为某种独特类型的人——以一种看似空洞却假设正当的方式，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和他人的相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