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

以自嘲的话来说，我这个书记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

区里拨下来的钱勉强只够发退休人员的工资，在职干部的工资完全靠我们自己找。

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搞钱发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

搞开发实质上就是卖土地，招商引资也就是要别人来圈土地。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

现在的政府是一门心思搞开发，其他的工作与开发相比较，都退而求其次了。用官话来讲，开发是关系到发展的问题，而其他工作再怎么重要也只是稳定的问题，现在首先是要讲发展。

汪所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微胖，据说因为高血压，刚住过医院，但武镇长的到来还是让他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敬烟，显得亲热异常。

你们是大老板，不在乎这几个小钱，我看黄院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今晚咱们在桃园喝酒，桃园三结义，大家就友情为重嘛。

我们黄院长平时不喝酒，今天为了把生意谈成，刚才还一口干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

一个在显摆，一个在恭维，反正正经事已经谈完，这类酒席上的话说得再过分，也没有谁会太当真。

重要的是小镇豆早已经名声远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名声就是影响，影响就是市场，市场就是效益，效益就是政绩。

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依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就能撑起乡村企业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重现了，现在兴办实业的门槛已经大为提高。

例如师资，往往并无固定人员，多是请一些退休或在任教师兼职，而这还算是好的，有的舍不得钱，就请一些在校研究生去上课。再如，图书、实验设备等，也跟不上，学校所设专业，也往往是跟着就业市场的行情走，就业市场上热什么他们就设什么，所以，与其说它们是大学，不如说更加类似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

在如今的情势下，就是想被别人宰，也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宰和自己有没有这份被宰的福气。

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以前两年京珠线土地占压的补偿为例，当时从上面拨下来的钱是每亩7000—8000元，最后到农民手上的是每亩2000元。

只要农民不闹，就可以把补偿的价格定得尽可能地低。

这是一个十足精明的商人，好像他完全是站在小镇的立场上在与叶桦讨价还价，而不是作为他的代理人为他争利。

到国家信访办去的人很多，一条巷子都是人，有上访的，也有像我们这样去拦访的。

区信访办的马主任常来这个地方，与里面的人熟。他与工作人员联系，问是否有我们那里来的17个人上访，如果有请立即通知我们，如果能不予登记最好。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朋友的一个电话，然后再经由这位书记的一个招呼，我要选择一个乡镇做调研的事情就敲定了。

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

一次交谈中，林书记就这样对我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去检查人家，只有扛着。”

一些干部说，乡镇政府一年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应对各种检查。而每一次检查，上面一布置，下面就要忙不迭地准备。

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乡镇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乡镇必须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去完成。

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

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

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父母官’；以自嘲的话来说，我这个书记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

林书记所反复强调的招商引资，其实也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这是目前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

我们镇由政府负责发工资的有90多人，包括退休的20多人，每月的工资、补贴应该是13.2万元，但每月从区里拨下来的还不到4万元，这是按每个干部前四项工资之和的60％下拨的，不足的部分，上面只给政策，钱就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去筹。

区里拨下来的钱勉强只够发退休人员的工资，在职干部的工资完全靠我们自己找。

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搞钱发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

卖土地。搞开发实质上就是卖土地，招商引资也就是要别人来圈土地。

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

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在目前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也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和村庄的利益，站在乡镇政府的角度，它甚至首先是关系到维持自身运转的利益交关的大事。

现在的政府是一门心思搞开发，其他的工作与开发相比较，都退而求其次了。用官话来讲，开发是关系到发展的问题，而其他工作再怎么重要也只是稳定的问题，现在首先是要讲发展。

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

许多干部在谈到现在做农民的工作，尤其是做“钉子户”的工作时，都提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林书记强调：目前要切实抓好的几项事关全局的工作中，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

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

“我的大哥，我的大姐，多少缴一点儿，是个意思，也让我们好走路哟。”“多少献一点儿爱心，五十、一百都行。”诸如此类的话是经常会从这位副镇长的嘴里冒出来的，有时候干脆就是：“你老人家就把我们当作讨米的，行行好，多少打发一点儿，也让我们脸上好看、心里好想哟。”

乡镇财政的递增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任务下达后，区里就按照这个任务来考核乡镇。所以，接受任务后，乡镇就要想方设法完成，并且还要适当地超额完成，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工作效率。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条件好的地方也不愿超额太多，每年的增幅都是在上一年完成任务的基数上确定的，超得太多，意味着下一年的任务更大、压力更大。所以，即使税源好的地方也只想适度超额，多的，他们也愿意让出来。

汪所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微胖，据说因为高血压，刚住过医院，但武镇长的到来还是让他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敬烟，显得亲热异常。

中午，汪带我们到H市内的望海潮大酒楼吃饭，酒菜十分丰盛、高档，汪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多喝美酒多进美食，但他的副手将我们一行陪得很好。

你们是大老板，不在乎这几个小钱，我看黄院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今晚咱们在桃园喝酒，桃园三结义，大家就友情为重嘛。

我们黄院长平时不喝酒，今天为了把生意谈成，刚才还一口干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

一个在显摆，一个在恭维，反正正经事已经谈完，这类酒席上的话说得再过分，也没有谁会太当真。

如果我们把六七百亩说成是1000亩，还是可以的，反正他们也无法丈量。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狠招：你狠杀我的价，我就给你虚报面积；你明着让我吃亏，我就暗着给你回报。

“目前这个价还是可以，但若干年后，肯定就低了，到那时候老百姓就要‘通人’的，但不租吧，村里这么穷，又没有别的出路。”范书记补充道。

范书记又告诉我，他也终于弄懂了对方搞蔬菜基地是假，圈地是真，只是因为目前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非常严格，所以，一些单位才利用手里的闲散资金，通过租地抢占先机，为日后政策环境的改变做准备。

所谓的小镇豆，严格地讲仅仅是指出产在范家坝村一个湾子土地上的黄豆。那个湾子有一块六七十亩大小的土地，属于油沙地性质，特别适宜种植黄豆，也就只有在这块地里生长的品种才具备上佳的品质，其他地里的产品其实也达不到这个质量，加上传统品种经过若干代的变异，其属性也早已有了变化，所以，现在的小镇豆是否就一定比其他的黄豆品种更好，也不太好说。只是因为小镇豆的名气大，政府遂决定打这张牌，借此做大本地的黄豆生产。

重要的是小镇豆早已经名声远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名声就是影响，影响就是市场，市场就是效益，效益就是政绩。

到了2002年11月26日，虽然暂时还未办下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厂子却已经开始生产。

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依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就能撑起乡村企业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重现了，现在兴办实业的门槛已经大为提高。

在国家严格土地资源管理却又鼓励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民营资本显然已经嗅到教育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所蕴含着的商机，他们纷纷利用国家的政策空间，先将土地圈占下来，盖上一部分楼，把学生招进来，然后再一边办学，一边发展。这种所谓大学，名头大都很响亮，许多都挂着某公立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的牌子。

例如师资，往往并无固定人员，多是请一些退休或在任教师兼职，而这还算是好的，有的舍不得钱，就请一些在校研究生去上课。再如，图书、实验设备等，也跟不上，学校所设专业，也往往是跟着就业市场的行情走，就业市场上热什么他们就设什么，所以，与其说它们是大学，不如说更加类似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以办学的名义申请土地，似乎也已经成为现时资本圈地的一种特殊方式。

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

在如今的情势下，就是想被别人宰，也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宰和自己有没有这份被宰的福气。

占领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使镇、村在这场争议中立足于政治正确与法律合法的地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小镇政府着力要证明叶桦的土地不受法律保护，与其说是准备不给补偿地依法收回土地，不如说是以进为退，让叶桦意识到不能不让出土地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再商讨可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

只要钱经过各级政府和组织，就难免不被层层截留，所以，农民最后所能拿到手的，往往就只有原来政策规定价格的几分之一。

以前两年京珠线土地占压的补偿为例，当时从上面拨下来的钱是每亩7000—8000元，最后到农民手上的是每亩2000元。

只要农民不闹，就可以把补偿的价格定得尽可能地低。

2003年“五一”节前的一天上午，在镇贤酒楼底层的一间包房内，洲头村书记汪达海、副书记汪达江和副主任叶铭烈正在对四组村民于祖文展开一场艰苦的劝说，要他按照政府定下来的条件出让土地，配合开发，签字领款。

基层社会的政治结构呈现出官强民弱的总体特点。

税改实际上是国家故意为难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强制农民缴税，另一方面却又把税费完成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工作的指标，与干部的工资相联系。

“种房”的目的是牟利，按农民的话说就是“赌开发”，即借“种房”捞取开发补偿。

孙福临告诉我，对于农户的这种“种房”行为，村干部一般是不大理会的，你要建就建，我没有同意，也没有看见，这不属于政府要他们配合的硬任务，何必非管不可？

农业不像工业，不是说你想搞就一定能搞好的，还要看老天帮不帮忙。

武镇长强调：各位干部要分头负责，务必完成任务，只要不出事，不酿成农业征收的恶性案件，就要全力以赴，一句话，不死人就行。

这是一个十足精明的商人，好像他完全是站在小镇的立场上在与叶桦讨价还价，而不是作为他的代理人为他争利。

今天我们就得个结论，至于法律，就不要扯了。

因为区里始终不答复业主的赔偿要求，并且正式封矿，业主们最终决定进京上访。政府这边知道后，也去了10个人，要尽可能把人接回来，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

到国家信访办去的人很多，一条巷子都是人，有上访的，也有像我们这样去拦访的。

区信访办的马主任常来这个地方，与里面的人熟。他与工作人员联系，问是否有我们那里来的17个人上访，如果有请立即通知我们，如果能不予登记最好。

业主那边，其实也不是非要来告状的，他们也知道上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主要还是造声势，逼政府响应。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年轻一代生育观念的变化以及子女受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农村中愿意超生者已经不多，所以，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也逐渐由对超计划生育的控制转移到对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的控制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