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解释更容易导致个体丧失自尊，而外在解释则更可能使个体的自尊毫发无损。

抑郁的人们会表现出诸如被动性，犹豫不决以及自杀行为等行为和动机方面的症状。除了最为日常的任务以外，他们往往无法着手做任何事情。

抑郁的解释风格总是先于抑郁的症状出现。

现代生活似乎极大地增加了抑郁的可能性，而且这可能是由我们极端推崇个人价值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强调的是个体，控制以及享乐主义，这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多的抑郁。实际上，我们对于个人控制并不仅仅是重视而已，我们还认同并赞美它。

现代性使我们调高了我们的目标和期望，结果我们认为，无论现实状况如何，我们都能实现这些目标与期望（“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它增加了人们无助体验的绝对数量。

我们拥有的机会与选择越多，我们失败的几率就越大。

在重度抑郁的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寻求治疗。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于技术工具成瘾了，因为其他可能带来满足感的事物在回应性上无法望其项背。我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期望–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网球冠军、电影明星或者首席执行官。

当经历过不可控事件后，有机体认为它们对于未来的事件将会失去控制时，它们的动机、情绪以及学习可能会出现失调的状况。这一现象被称为习得性无助。

早晨的时候，单单爬下床并开始一天的生活这样的事情就令她非常痛苦，她总是愿意待在床上不下来。

就像习得性无助一样，也存在习得性掌握。

改变神经递质或者神经递质受体的药理学性质，会对习得性无助的状况产生影响。这同以下观点是一致的，即神经递质上的变化导致了这些效应。

和等量的可逃避电击相比，不可逃避电击会引发更多的恐惧。

在动物经受了不可逃避的电击之后，一种类似于焦虑的状态将会持续48小时-72小时。

恐惧和焦虑本身还可以带来很多行为方面的变化。例如，恐惧会引发一整套的防御性行为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并且改变诸如注意这样的认知过程。

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恐惧/焦虑，而不是习得性无助理论所提出的那些过程，直接导致了无助的效应，比如说注意转移以及逃避学习任务中糟糕的表现。

脑部和脊髓中含有特殊的针对类鸦片分子以及内源性物质的受体，这些类鸦片分子和内源性物质会结合到这些受体上并将其激活。

杏仁核被认为是调控对于恐惧和焦虑的体验以及表达方式的一个关键区域。刺激杏仁核既会导致同恐惧引发的行为相类似的行为，又会提升血浆中儿茶酚胺以及糖皮质激素的浓度，而破坏杏仁核则会起到消除条件化恐惧的作用。

性别。动物的性别、激素状态和雌性所处的发情阶段，都会对不可控应激源的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生命阶段。不可控应激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可能会有不同的效应。在某些阶段其产生的影响可能要比其他阶段深远得多。

大致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动物（应该也包括人在内）对于它们所遭遇的厌恶性事件的可控性有所认识，且这种认识继而影响到了它们体验到的恐惧的大小。

人类无助现象的某些方面是动物所不具有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人们可以因为观察另一个人经受不可控事件而习得无助。

将原因归结于努力不足给人带来的伤害要弱于将原因归结于人的能力不足带来的伤害，因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会使人推断出个体在未来的表现。

对于不可控事件的内在解释与个体无助有关，因为不可控性被归因于某些与特定个体有关的事件。相反，外在解释则与普遍无助有关，因为不可控性被归因于与情境或者环境有关的事件，此时个体会认为是这些事件影响了身处其中的人。

内在解释更容易导致个体丧失自尊，而外在解释则更可能使个体的自尊毫发无损。

在威尔逊与林威乐的一系列引人人胜的研究中，他们对大学生进行干预并由此提高了他们的成绩，而他们使用的正是这一推理方式。学生被告知他们的成绩很可能会随着大学课程的深人而有所提高。换言之，研究者鼓励这些学生用不稳定的原因来解释他们最初的考试失败。相比于未被干预的那些学生而言这些学生的成绩确实提高了。

无助的典型实例：我不愿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些事情，我将他人作为自己的心理支柱，我让别人替我做决定，我不为自己辩护，有机会我也不去争取，我做某事时中途放弃了。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因果解释的决定因素来说明解释风格的起源。多次经历某一事件会使得个体做出相同的解释并最终导致一种一贯的解释风格。同样，反复接触某种促使人们做出相同解释的因果图式也会导致一种一致的解释风格。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经历过的糟糕的生活事件与悲观的解释风格有关。请注意此处的复杂性。悲观的解释风格可能会让人陷人困境，而这进而又加强了人们用一种悲观的方式来解释负性事件的倾向。在抑郁的问题上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解释风格既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

解释风格能被用于预测人们在许多领域中的积极或消极的表现。

一个抑郁的人会感觉很难受：悲伤、不快乐、忧郁、心情低落、沮丧以及陷人绝望的泥沼，他可能常常会哭泣或难忍泪水。很普遍的情况是，快乐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以前他所喜爱的活动变得无趣，笑话也再也不能让他开怀了。

无法凭意志发起行动是抑郁障碍患者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的缺陷。

抑郁的人们会表现出诸如被动性，犹豫不决以及自杀行为等行为和动机方面的症状。除了最为日常的任务以外，他们往往无法着手做任何事情。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会轻易放弃。

修正后的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解释风格，一种对不同的负性事件做出相同类型解释的习惯倾向。

若个体倾向于认为负性事件是内在的、稳定的以及全局性的，那么当负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个体就容易变得抑郁。

抑郁的解释风格总是先于抑郁的症状出现。

现代生活似乎极大地增加了抑郁的可能性，而且这可能是由我们极端推崇个人价值所导致的结果。

如果你生于1910年前后，那么你重度抑郁发作的概率只有1.3％，尽管你有至少70年的时间可以患上重度抑郁。相反，如果你出生在1960年以后，那么你患上重度抑郁的概率已经达到了5.3％。

人们在20世纪上半叶常常用来应对心情低落的指导思想是“强调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的方面”：“当你感到忧伤的时候，为你所爱的人做些什么”、“生活不是铺满玫瑰花的温床”以及“工作会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强调的是个体，控制以及享乐主义，这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多的抑郁。实际上，我们对于个人控制并不仅仅是重视而已，我们还认同并赞美它。

现代性使我们调高了我们的目标和期望，结果我们认为，无论现实状况如何，我们都能实现这些目标与期望（“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它增加了人们无助体验的绝对数量。我们拥有的机会与选择越多，我们失败的几率就越大。

让我们感兴趣的一个与非抑郁者的乐观主义有关的事实是，与其对立的并不一定是抑郁者的悲观主义，而更可能是抑郁者的现实主义。

在重度抑郁的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寻求治疗。

朋友可以而且的确能够满足某个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这正是友谊的本质和令人获益之处。但是，从长期来看，大多数人无法一直满足这种需求。悲观的个体肯定让他的朋友觉得他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这正是关键所在。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对于技术工具成瘾了，因为其他可能带来满足感的事物在回应性上无法望其项背。我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期望–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网球冠军、电影明星或者首席执行官。